安家瑶 安家瑗
父亲安志敏先生于2005年去世，之后，他的一些论著还在陆续发表或再版。例如《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一百年》《从东中国海看日本的吉野ケ里遗址》发表于2006年；《中国早期的黄金研究》和译作《考古学导论》于2008年问世；2015年再版裴文中先生的《旧石器时代之艺术》中，有父亲撰写的《裴文中教授和中国史前考古学》；2016年出版梁柏有编著的《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思文永在》中，有父亲撰写的《梁思永先生和中国现代考古学》。在父亲去世十余年后，他的《仰韶文化》又要再版……
这让我们想起了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父亲一生勤奋，著述颇丰，正像他学生所说的那样，父亲是考古学界的常青树，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父亲的学术生命之火，依然引领我们前行，这让我们倍感欣慰。
仰韶文化是距今约7000～5000年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彩陶文化。1921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刘长山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称之为仰韶文化。它是中国发现最早、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它揭开了中国新石器考古事业第一页，书写了中国田野考古史新篇章，具有里程碑意义。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了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发现大量的彩陶，当时考古工作在中国开展得很少，没有其他遗址或器物可以参考。他认为这些彩陶不可能是中国本土的，提出中国彩陶西来说，当时这一学说被西方广泛认同。后来又在黄河中上游调查发现了若干类似的文化遗址。1926年起，中国学者李济、梁思永、尹达等先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万泉（今万荣）荆村、河南安阳后冈、浚县大赉店等遗址。1931年，梁思永在后冈第一次发现了商代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从而明确了仰韶文化的相对年代，有力地驳斥了仰韶文化西来说。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了小规模发掘，发现这里有4层文化层相叠压，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1951年6月，还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父亲跟随夏鼐来到豫西，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初步认定这里是一种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1953年11月，父亲率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考古队再次来到豫西进行考古调查。1955年，在三门峡发掘了庙底沟遗址，共开方280个，发掘面积达4480平方米。这次发掘确立了庙底沟二期文化，揭示了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发展、继承关系。
1954年至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陕西西安半坡这一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揭露遗址面积达10000平方米，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科学资料。共发现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处、窖穴200多处、陶窑6座、各类墓葬250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10000 件。
1961年3月，国务院将仰韶文化遗址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多个仰韶文化遗址被发掘。自1921年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后，到2000年为止，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5213处。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以河南西部、山西西南的狭长地带为中心，东至河北中部，南达汉水中、上游，西及甘肃洮河流域，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
通过对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以及对陕县庙底沟与三里桥遗址、洛阳王湾遗址和孟津妯娌遗址等的发掘，结合陕西半坡遗址等大面积发掘，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明确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基本面貌。仰韶文化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村落；原始农业为主要经济形式，同时兼营畜牧、渔猎和采集，主要的生产工具是磨制石器，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反映人们意识形态的埋葬制度已经初步形成。
庙底沟遗址的发现，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分期，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而证明，中华民族的祖先从远古时代起经过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至商周，在黄河流域不断地发展并创造了高度的文明，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父亲1964年初次发表的《仰韶文化》，是一本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书中以通俗的语言介绍了什么叫“仰韶文化”以及仰韶文化的村落和建筑、生产活动、手工业的发展、文化艺术和墓葬习俗。父亲写这本书是基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考古学资料，但现在看来仍不失为一本严谨、详细、全面介绍仰韶文化的读物。
一般能把通俗读物写好的都是大家。父亲能把这本通俗读物写好是与他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深度分不开的。1948年，父亲毕业于中国大学史学系。他还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开始撰写论文。1945年，父亲在《天津国民日报》的《史地》副刊上发表论文《爵形原始及其演变》。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到2005年他离世之前，共发表专著10余种，论文近400篇。许多论著被译成英、日、俄、德等多种文字。晚年还用日文发表文章，为宣传中国的古代文化、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做出了贡献。父亲的论文目录，只有1966年至1971年和1977年是空白，其他则年年不缺，皆有创获。父亲主持和参加发掘过数十处遗址和墓地，主编和参与编辑过多部著名发掘报告，为新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的发展贡献了自己全部的才智。
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方面，父亲着力最多，取得的成就也最大。自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发现以来，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中国考古学界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截至20世纪40年代的主流看法是，仰韶文化自西而东，龙山文化自东而西的东西二元说。但是，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尽管尹达早在抗战前夕就怀疑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包含着不同时期的堆积，但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夏鼐率队再次赴仰韶村发掘时，还曾提出所谓“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的看法。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是通过父亲主持的庙底沟遗址的发掘完成的。
父亲在庙底沟等遗址发掘时发现，仰韶和龙山文化不仅有层次上的区别，在文化内容上也互不相同，并不见所谓“混合”的痕迹。庙底沟遗址发现的晚于仰韶文化的遗存，在面貌上既不同于仰韶文化，也与所谓“河南龙山文化”不同，而介乎两者之间。由此父亲提出“庙底沟第二期文化”的概念，认为它属于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具有由仰韶到龙山的过渡性质，最起码说明了豫、晋、陕一带的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中发展来的，对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上提供了有力的线索”。
这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它对于厘清仰韶文化的概念和内涵，全面审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进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中国最早发现的两个史前文化。与讨论二者关系密不可分的，是二者各自的分期和分区研究。父亲根据新的考古材料，最先明确提出两种文化的分期和分区研究。考古学界所熟知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的概念和“典型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的概念，都是由他率先提出的。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论文中，不仅对这些不同地区的龙山文化给予不同的命名，而且分析其异同，辨析其源流，将龙山文化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
经过类型学的比较分析，他明确指出，河南、陕西和山西的龙山文化，是继承了仰韶文化而继续发展的，至于“山东等地区的龙山文化则可能另有来源”，但又特别提出“至于最近所发现的许多缺乏黑陶或具有彩陶的遗存可能是它的前身”，这也就是认为山东龙山文化另有来源，以新沂花厅村、滕州岗上村和宁阳堡头等为代表的遗存（即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大汶口文化），当可能是它的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