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就是被纳入龙山文化的范围之内加以考察的。梁思永曾经把龙山文化划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个地区。随着田野资料的积累，父亲又把这三个地区扩大为沿海地区、中原地区和江浙地区，同时根据文化特征的分析，对各区内部进行了划分。比如中原区就被细分为豫东、豫北、豫西和陕西地区。
长江下游虽然暂时仍被列入龙山文化，但通过分析，父亲认为可能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遗存，可能代表不同的时代。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可能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既不是仰韶文化，也不是龙山文化。后者虽可能受龙山文化影响，但并不属于龙山文化，而可能是由前者发展出来的。父亲敏锐地觉察出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的特殊性和土著性。
同理，通过对文化因素的分析，父亲又指出黄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虽然近于陕西龙山文化，但也具有它自己的特点”，尽管他觉得这种区别的性质（究竟是文化之间的区别还是文化内部的区别）还有待于研究。实际上，尽管当时因为发现上的局限性，还不可能对各地史前文化的脉络做出更明确的分析，但是父亲通过类型学的考察，已经充分认识到各地史前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这一点从他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特别是甘青地区远古文化的分析上，已经充分表现出来。
因为安阳后冈三叠层的发现，一般认为商文化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两者之间毕竟还有不少差别。父亲不仅详细指出两者的异同，更明确指出“殷代文化与山东、河南龙山文化之间，未必有直接承袭之关 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郑州发现“洛达庙层”以后，父亲率先指出以“洛达庙层”为代表的、广泛分布在豫中、豫西一带的叠压在二里岗下层之下的这种文化遗存，介乎龙山文化和二里岗商文化之间，虽把它列入“商代早期文化”中，但又明确认为寻找传说中的“夏”文化，这种遗存“便是今后值得注意的一个对象”。所谓以“洛达庙层”为代表的文化，就是后来学术界熟知的二里头文化。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明确指出，西周文化很可能是继承陕西龙山文化而发展的，因此他说“大体上可以这样假设：古代史上的夏、商、周的产生与发展都与龙山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说法，多数为学术界所接受。
无论就田野工作的数量和发掘面积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要考古工作都可以说集中在黄河流域，这些工作逐渐在考古学上建立起仰韶—龙山—商文化的连续发展脉络。20世纪70年代后期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为仰韶文化找到了源头，无形中更强化了中原地区古代文化的土著性和连续发展性。因此，父亲成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发祥地”学说的主要建构者和坚定支持者。
如上所述，他虽然承认周围地区古代文化渊源有自，即不少地区有所谓“地方性文化”的存在，但直到晚年，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20世纪50年代，他说：“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我们的祖先在这块肥沃黄土原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里不仅是从旧石器时代以迄于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中心，甚至如传说中的‘夏代’，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统治王朝，也是在石器时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连续不断的发展与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的。”在总结新中国前30年新石器考古成就的论文里，父亲又说，“总之，把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心，并不排斥其他地区也有古老的遗存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以及它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积极贡献，不过由于黄河流域先进文化的影响和推动，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以中原为核心，特别是进入阶级国家以后，则表现得更加突出。”1996年，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的《中国后期新石器文化》一文中，他这样说：“黄河流域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心之一，特别是以中游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尤为重要的地位。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经济在这里经过长期的繁荣和发展，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龙山文化，又进一步奠定了商、周国家出现的基础。至少这一系列继承发展，脉络清楚，同时也不断同周围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和影响，在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当然也吸收了中原地区以外的许多文化因素。从而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已成为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古代文化，始终对周围地区起着推动和影响的作用，特别是进入阶级国家以后，这种核心作用就变得更加突出，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果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强调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核心作用，还主要是基于该地区考古工作多、文化脉络相对清楚、文化的连续性比较显著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就跟当时出现的“满天星斗”等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某些矫枉过正有很大关系。在这一点上，父亲从不讳言他是一个“保守”的考古学家。在“文明”的定性上，他信奉有关经典作家的定义，认为“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标志着国家的出现，因此他认为二里头文化显然不同于还处在氏族公社的龙山文化，它有巍峨的宫殿建筑，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以及陶器、铸铜作坊的存在，甚至还有了文字，表明这个时期国家已经出现了。但他又指出：“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把上述的遗存同传说中的夏代或者夏文化连接起来，因而夏文化的探索还是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反对在二里头文化和夏文化之间或龙山晚期文化之间画等号，表现了一个严谨的考古学家一以贯之的学风。这些看法，不仅广泛流行于国际学术界，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影响深远。
2011年11月，在渑池县召开了“纪念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充分讨论了仰韶文化的学术影响，并比较一致地认为1921年仰韶文化的发现，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同年，仰韶村中建成的“仰韶文化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博物馆广场上竖立着对仰韶文化做出贡献的四位科学家的铜像，他们是安特生、袁复礼、夏鼐、安志敏。村庄中大面积种植着白菊花和薰衣草，清风徐来，花草摇曳，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七千年的古老故事。
在《仰韶文化》再版之际，回顾仰韶文化发现发掘的历史以及父亲对仰韶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学术观点，有助于年轻学者和普通读者对这段考古学历史的了解，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仰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