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总是从奇奇怪怪的念头开始，比如这篇，就是从“救命时说的话算不算数？”开始。
对于“说话”，我有几个小说曾经涉及，它们是《反义词大楼》、《我和我的机器》、《我们的感情》以及《没有语言的生活》——有一幢大楼，进去之后必须正话反说；有一种摄像机，听到坏话时会自动关闭；有一种感情，如果没有身体的实质性接触，多少表达都是梦语……不是我有意要对“说话”进行重点攻击，这一串小说的产生全都是无意，抑或是潜意识？
也许潜意识就是所谓的写作悟性。大凡及格的写作者，都晓得小说藏在什么地方？并且掌握获取它的方法。这种天然的直觉，是把写字变成写作的根本。但是，写作者不是千篇一律，他们各有各的兴趣，各有各的角度和方法。有人发现生活中的诗意，有人穿越，有人玄幻，有人专揭伤疤，有人誓死重复生活……而我，则喜欢描写生活中的悖论。在悖论处，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它像一道难题，是我们内心的尴尬。当我被这样的难题折磨时，小说就产生了。
在这个小说里，我的第一兴奋点是“救命”时该不该说假话？结论是必须说，否则对方就跳下去了。接着的问题是：我说过的话要不要兑现？如果不兑现，我说的就是假话；如果兑现了，我的话就是真的。为了这个“真的”，我们不知道要伤及多少无辜？其次，为了让这个人活着，我要为她寻找种种活着的理由。这是我写作的第二个兴奋点。今天，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追问活着的意义？或许我们在狂欢中，已经把这个烦人的念头给彻底地遗忘。但是，我会经常想起，即使醉了，这个念头也挥之不去。结果，我发现所有的理由都和我年轻时的想法背道而驰。不是那时幼稚，就是现在过熟。
然后就是爱情。《红楼梦》把一切看空，什么功名、权力和财富都是假的，只有“情”字最真。而今天之社会，恐怕许多东西我们不看空都不行。所以，麦可可才会把活着的全部意义寄托在爱情上。爱情，已经成为生活的麻醉剂。麦可可同时也是试金石。我不爱她，但必须救她，这是人生而有之的“恻隐之心”。正是因为孙畅和小玲的这“一救”，才证明了我们还有做人的资格。但是，以这种方式获取爱情或者婚姻，残酷得让我心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