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9年8月里一个温和多云的日子，沿着这个南部岛屿最外侧的一条小径，在花园、巉岩、田野和林间空地之间，在许多小陡坡上上下下，经过了突如其来的急转弯——时而被路段两侧的树木夹裹掩映如陷入谷底，时而大海又在眼前展开——一辆公交车开了过来。这辆车属于阿伦达尔船运公司，跟这家公司所有的公共汽车一样，是两种深浅不一的棕色。车驶过了一座桥，顺着一道细长的峡湾，车的右指示灯闪烁着，停下了。车门打开，一个小家庭从车上走下来。父亲，一个穿着白衬衣和浅色涤纶裤的瘦高男人，手里提着两口箱子。母亲，身着米色大衣，长发外面罩着一条浅蓝色的头巾，她一只手推着一辆童车，另一只手牵领着一个小男孩。车继续往前开了，瞬间在马路上扬起一大股从车尾排放出的灰色废气。
“还要走一段路。”父亲说。
“你行吗，英韦？”母亲说，往下看着男孩，他点点头。
“我行的。”他说。
他四岁半，一头浅黄的、淡得几乎接近白色的头发，在漫长夏天的太阳下晒成褐色的皮肤。他的弟弟，一个还不到八个月的婴儿，躺在童车里注视着头上的天空，既不知道他们身处何地，也不知道他们将去往何方。
他们开始缓慢地朝坡路走去。这是一条砾石路，雨水冲刷后的路面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碎石堆。路的两侧是田野。在草地的尽头，大约五百米远的地方，一片森林展开，朝着铺着鹅卵石的海滩逶迤而下，林子里树木低矮，仿佛是海洋上吹过来的风压制胁迫所致。
一栋新建的房子坐落在右面。除此之外，这里看不见任何建筑物。
童车的大弹簧支架摩擦出尖锐的声响。婴儿不知不觉地闭上了眼睛，在这极为舒服愉悦的摇晃当中，慢慢进入睡梦。父亲，剪得很短的深色头发，黑色浓密的胡须，放下手里的一个箱子，用手擦掉额上的汗水。
“这天可真闷热。”他说。
“是啊，”她说，“但或许到了比较靠海的地方会凉爽些。”
“但愿如此。”他说，然后又拎起箱子。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这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年轻的父母，像那个时代里几乎所有的父母一样；家里有两个孩子，也像那个时代里几乎所有的家庭一样。他们刚刚从奥斯陆搬来，那时他们已经在紧挨着比斯勒特体育场旁边的特雷瑟斯街住了五年，然后来到特罗姆岛，在那儿有一栋正在为他们建造的房子。等待房子最后完工期间，他们在旧时的霍弗军营（Hove leir）驻地外租赁了另一栋老房子。在奥斯陆时，白天他学习英语和挪威语，晚上值夜班；与此同时她在乌勒沃医院的护士学校（Ullev?l Nursing College）上学。虽然还没有完成学业，但他已经在罗利赫登一所初级中学申请并得到了教书的工作，而她就在库克普拉森疗养院（Kokkeplassen）当护理。他们是在克里斯蒂安桑相遇的，那时候他们只有十七岁，十九岁时她怀孕了，二十岁时他们俩结了婚，在西挪威的一个小农场，她在那里长大。没有他的任何一个亲属、家人前来参加婚礼，虽然拍下的所有照片中他都是一脸笑容，但有一道孤独环绕着他，看得出他并不完全属于她的那些兄弟姐妹、叔叔舅舅、姑姑姨妈、堂兄弟表姐妹的社交圈。
现在他们二十四岁，他们自己的生活就在眼前。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孩子。这两个人，以及将会与他们相遇的未来，全都属于他们自己。
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们俩在同一年出生，1944年，属于战后的第一代人，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一代人代表着一些新兴的事物，尤其是在他们的人生中，首先要在一个已有了大规模发展计划的社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五十年代是个百废待兴的时期——教育部门、卫生部门、社会系统、交通系统都开始发展，各类商社和工厂也在惊人的短暂时期得以高度集中，在提高人民生存条件上取得了成效。她的父亲出生于二十世纪初期，来自外松恩南伯沃格地区的一个农场，她是在那儿长大成人的。她的祖父来自大海外的其中一个小岛，他的父亲和他父亲的父亲可能也是。她的母亲来自约尔斯特的一个农场，在一百公里外的地方，她也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而她的家族在那个地方的生活轨迹可以回溯到十六世纪。而说到他的那些亲属，都属于较高的那个社会阶层，这就是说，他的父亲和父亲的兄弟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也都跟自己的父母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克里斯蒂安桑。他的母亲没有受过教育，来自奥斯高斯特兰（?sg?rdstrand），她的父亲是船长，在她的亲属里还有一位当警察的。当她遇到了自己的男人，就跟随着他去了他的故乡。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里发生的这个变化，是一种革命，只是没有流行革命中的暴力和毫无理智的疯狂。那些渔民和小农场主的孩子，工厂工人和商店售货员的孩子，不仅开始在大学里接受教育，成为了老师和心理学家，成为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同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居住在远离家庭的地方。他们做这一切，怀着最大程度的天经地义，称其为时代精神使然。时代的精神来自外界，而发生的变化则源于内里。时代精神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但每个人对时代精神却有不同的解读。因为对六十年代的一位年轻母亲来说，要是同邻近农场中的一个人结了婚，并且自己余下的一生都要在那地方度过，将是个十分荒唐的念头。她想要出去！她想有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生活！她的兄弟姐妹也抱有同样的想法，在全国的这些家庭里都是这样的。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这坚定的信念又是出自何处？是的，这新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在她的家庭里没有这样的传统，唯一离家出走在外寻生活的，是她父亲的兄弟芒努斯，由于家庭的贫困，他去了美国，在那儿待了很长的时间，他在异国所过的生活同他以往在西部地区的生活区别甚微。但对于六十年代的这位年轻父亲，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他的家庭期望他接受教育，而不是去娶一个西部地区小农场主的女儿做老婆，并且在一个南方小城镇外的住宅区安家。
也就是在1969年一个炎热多云的日子里，他们正走在去往新家的路上，他吃力地拽着两口沉重的箱子，里面塞得满满的，全是六十年代的衣物，她推着一个六十年代的童车，里面躺着一个穿着六十年代衣服的婴儿，这就是说，白色的衣服，装饰着许多蕾丝花边；在父母亲之间到处跑来跑去的，是他们的大儿子英韦，他快活、好奇，非常的兴奋，对未来充满了希冀。他们走过脚下的草地，穿过一小片长条形的树林，来到这敞开的院墙门前，走进了这片面积宽阔的出租房区。里面的右侧有一个汽修站，主人是某个叫作弗罗尔森的人，左面是一片被裸露的砾石地环绕着的大红色军营房，再往后就是松树林了。
往东一公里远的地方是特罗姆岛教堂（Trom?ya Church），一座建于1150年的石头建筑物，它还有些部分年代更老，大概是国内最古老的教堂之一。教堂所处的地势较高，自古以来，它就被来往这里的船只作为陆地的标志，被标记在所有的航海地图上。在群岛外的一个小岛——梅尔德岛上，有个古老的船主庄园，它是这个地区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这段辉煌、伟大时期的见证，那时候该地区同世界各地贸易往来，商品以建材和鲜花为主。到东阿格德尔郡博物馆（Aust-Agdermuseet）游览参观时，学校的学生们会在那里看到陈列着那个时期以及追溯到更遥远年代的荷兰和中国部落里的古老物件。在特罗姆岛上能看见许多异国的奇花异草，船只在清空压舱水时将它们带到了那里，还有，人们从学校里知道，特罗姆岛是全国首个栽种土豆的地方。《斯诺里国王传奇》[1]多次提到特罗姆岛，在草甸底下和泥土里，可以找到石器时代的箭头兵器，在长长的鹅卵石海滩上圆溜溜的石头间，埋藏着化石。
但当这个搬迁中的小家庭带着他们所有一切大大小小、杂七杂八的包裹、行李在这个开阔地带缓慢穿行时，所看到的不是十世纪或十三世纪，不是十七世纪或十九世纪在这方土地上留下的印记。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一切留下的印记。战争时这个地区被德国人使用：排排营房和许多房屋都是他们修建起来的。树林里立着的那个低矮的砖石地堡掩体，相当完整，在海滩上方悬崖峭壁的最高处，设置了数门炮台。在这地方甚至还发现了一个小型机场。
他们未来一年要住的这所房屋，独立于树林的中央。房子刷着红色的油漆，窗框是白色的。从那里看不到大海，但其实它就在下面不过几百米远的地方，能听到海浪有节律的低微声响，闻到树林和海盐的气味。
父亲放下手里的箱子，找出钥匙，把房子的门打开。里面有门厅、厨房、带柴炉的客厅、并在一起的浴室和卫生间，二楼是三间卧室。房子的墙壁没装保温层，厨房的设备简单。没有电话，没有洗碗机，没有洗衣机，没有电视。
“我们到了。”父亲说，他把箱子搬进睡房，与此同时英韦从一个窗口跑到另一个窗口，朝着外面张望，母亲把睡着婴儿的童车停放在门外的石阶前。
我自然对这段时期毫无记忆。仅凭着我父母拍下的这些婴儿照片想确认这一切，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对，很难，以至于在这里使用“我”这个字眼，几乎是荒唐的，比如，那张照片上躺在尿布台上的小婴儿，不同寻常的红皮肤，胳膊和腿儿一直扑打乱蹬，因尖叫——没人能记得他为何会发出这尖叫声——而扭歪的脸，或者在另一张照片上，在地板的一块羊皮地毯上，穿着白色睡衣，脸蛋仍然是红扑扑的，大而黑的眼睛微微有点斜视。这么个小不点儿和坐在马尔默写下这些文字的是同一个人吗？这个小东西将成为一个四十岁的人，在9月里一个多云的日子，坐在马尔默的一个房间里写下这些文字，伴着窗外往来车辆的嗡鸣和从老式通风管道呼啸而入的秋风？这小东西和那个须发斑白、身体萎缩的糟老头子是同一个人吗——若从此时算起，或许还有四十年的岁月，那时他可能会在瑞典森林中某地的一个老人院里，坐在那儿抖抖索索，嘴里流着涎？就更别说有朝一日会躺在停尸房床位上的那具僵硬的身体了。人们会继续把它叫作“卡尔·奥韦”。实际上，这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吗，一个简单的名字把这一切通通概括？包括这腹中的胎儿，换尿布台上的婴儿，坐在电脑前四十岁的人，坐在一把椅子上的老头子，还有这铺板上的尸体？使用不同的名字来运作这一切岂不更自然、更合乎常理，既然他们的个人身份和自我认同是那样的迥然不同？比如，胎儿时可叫作彦斯·奥韦，婴儿时叫作尼尔斯·奥韦，五岁到十岁叫佩尔·奥韦，十岁到十二岁叫盖尔·奥韦，十三岁到十七岁叫库尔特·奥韦，十七岁到二十三岁叫约翰·奥韦，二十三岁到三十二岁叫托尔·奥韦，三十二岁到四十六岁叫卡尔·奥韦——然后这么继续，再继续？于是第一个名字代表着不同的年龄段，中间的名字就代表这是同一个人的延续，而最后的姓则是属于家庭的。
不，我对这段时期毫无印象，我甚至不知道我们在那里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虽然爸爸曾指给我看过一次。我所知道的那个时期的一切，是父母告诉我的，是从我见过的那些照片里看到的。那个冬天落在地上的雪有好几米深，南部地区的雪就是这样的，通往房子的道路看上去有点像是一条沟壑。那是英韦推着坐在童车里的我过来了，那是英韦站在那里，脚下是短小的滑雪板，正对着相机镜头微笑。在室内，他站在那里，用手指向我，一脸的笑容，或者是我独自一人站着，手紧紧地抓住婴儿床。我叫他“奥吾”，这是我发出的第一个音。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也是那个唯一能理解我说话的人，他会把我的话解释给我们的妈妈和爸爸听。我也知道，有一次英韦绕着这些房子，挨家挨户地去问那里有没有小孩子，从那以后祖母一再讲这个故事。“你们这里住着小孩子吗？”她学着孩子的声音说，然后哈哈笑。我也知道，我从外面的那个阶梯上摔了下去，受了很大惊吓，喘不过气来，妈妈把我搂在双臂中，飞跑到离得最近的、有电话的邻居家。她以为这是癫痫发作，但不是，什么也不是。我也知道爸爸喜欢他的教书工作，他是个很有才华的心理学者，在当老师的那些年月里，有一次他跟着班上的学生爬到了大山的顶峰。在那儿拍的所有照片里，他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年轻和快乐，周围那群十来岁的青少年的穿着一点也不张扬花哨，是那种典型的七十年代初期式样。手织毛衣，宽大的裤子，橡胶靴子。他们的头发吹得蓬松，但不是六十年代那样高高扬起，还把头发盘在头顶上的蓬松，而只是蓬松柔软而已，柔顺的头发披散在他们柔和的面颊上。妈妈曾说过，那时候或许是他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期。祖母那里也有照片——英韦和我，在结冰的水跟前拍的，我们两个穿着宽大的针织毛衣，都是祖母织的，我的那件是芥末黄和棕色的，还有在克里斯蒂安桑他们家房子的阳台上拍的，在一张照片中，她的脸紧贴着我的脸颊，那是在秋天，湛蓝的天空，低低的太阳，我们凝视着远处的城市，我可能就两三岁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