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这里来的家庭来自全国各地，他们都有孩子。在道路的另一边住着古斯塔夫森，是个消防员，妻子是家庭妇女，他们来自洪宁斯沃格，孩子叫罗尔夫和莱夫·托雷。我们上方的那幢房子里住着普雷斯巴克莫，他是初级中学的老师，他太太是护理，他们来自特罗姆斯，孩子叫格罗和盖尔。再往上住着卡内斯特伦，他在邮局工作，妻子是家庭妇女，他们来自克里斯蒂安桑，孩子叫斯泰纳尔、英格丽·安妮、达格·洛塔尔和温妮。另一边住着卡尔森，他是个海员，太太是商店售货员，他们是南部地区的人，孩子叫肯特·阿尔内和安妮·莱娜。在他们家上面住着克里斯滕森，海员，他太太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孩子叫玛丽安娜和埃娃。他家对面住着雅各布森，他是印刷工人，太太在家里，两人都是卑尔根人，孩子叫盖尔、特隆和文克。他们的上方是林德兰德，南部地区人，孩子叫盖尔·哈康和莫滕。到这里，我开始失去了记忆，至少记不太清他们父母的名字和干的工作了。本特，托内·伊丽莎白，托内，丽芙·贝丽特，斯泰纳尔，科勒，鲁内，扬·阿特勒，奥德劳格，哈尔沃，是这一群孩子的名字。他们绝大多数与我年龄相仿，最大的比我大七岁，最小的比我小四岁。其中的五个将是我的同班同学。
1970年夏天我们搬到了那里。那时候这片地区大多数的房子还在建设中。炸药爆破前发出的尖锐刺耳的警报声，是我成长时期里很普通的一种声音，当由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穿过地基，使得房子里的地板发出震颤时，那仿佛世界末日到来的特殊感觉也很平常。那些与土地相联系的，在地面上自然是道路、电线、森林和海洋，但在地面下的则容易唤起人的不安。我们驻足的土地，不应当是绝对坚不可摧和毫不动摇的吗？与此同时，在土地上挖开的所有那些豁口，对我和一起长大的孩子们都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当要安装下水管道或电缆，或要浇筑地窖的地基时，我们就会围在邻居的建筑工地被挖掘出的洞窟旁，往那深处望去，那下面黄色的是沙子，黑色、棕色或褐红色的是泥土，灰色的是黏土，最底部迟早会被灰黄色的、混浊不清的水层盖住，或许也会有一两块大石头露出水面。一辆黄色或是橘黄色的挖掘机在洞口上方俯视着，像一只鸟，伸出的抓斗就像鸟的长脖子末端的硬喙，旁边停着一台重型货车，车灯像眼睛似的，车头的散热器网罩像张开的嘴，遮盖车身的篷布就是脊梁。假如有大工程的话，那里也会有推土机和自卸车，最常见的是黄色的，巨大的车轮在地上压下的胎痕有我们的手掌那么宽。要是走运的话，我们会在洞口附近找到缠绕在一起的引线，我们会把它们拿走，那可是好东西，在交换和使用上都很有价值。另外，在周围地区总是可以发现电缆线轴圈，跟人一般高，还有木结构的轴筒，电缆线就是从那上面被拉出来使用的，光滑的、棕红色的塑料管，它的直径差不多有我们的一截手臂那么长。还有成堆的水泥管和预制水泥井，粗砺，但又是那么美好，比我们稍高一点，是再好不过的攀登场所；切割下来的旧轮胎被固定成长条状，供人们在爆炸时使用；成堆的木制电话线杆由于在防腐材料中浸泡过而变成了绿色；成箱的炸药；工人们换班或吃东西用的棚子。要是他们在那里，我们就与他们保持着适当的距离，看他们工作。要是他们不在，我们就爬到洞坑下面，爬到自卸拖车的车轮上，在堆着的管道上走，测试自己的平衡，到棚子的门那里去东摸摸西摸摸，从窗口往里面张望，爬到水泥井里去，推电缆的轴圈，试着让它滚动，搜集一截半截的电线、塑料手把和引线，再把它们塞进衣服的口袋里。在我们的那个世界里，没有任何人能比这些工人更伟大，没有任何工作能比他们的工作更富有意义。对其中那些技术方面的细节，我没有兴趣，对如何制造建筑机械，我也不太在意。对我来说，最最引起我注意的，除了这些活动给自然景物带来的变化外，还有他们的私人生活。比如，当他们穿着橘黄色的连体工作服，或是肥大松垮、几乎没有形状的蓝色工作裤时，会从裤袋里掏出一把梳子，梳几下头发，他们会把头盔夹在胳膊下，在机械的轰鸣声和震动中出现在那些建筑机械中间，但是，下午，那真是神奇的、几乎令人难以理解的一瞬间，从工房里出来时，他们穿的又完全是普通人的衣服，他们坐进自己的车里，像普通人一样把车开走了。
我们也关注着其他的一些工人，毫无倦意。在附近地区出现了一些电信公司的工人，这个消息像燎原之火般立刻在孩子们当中传遍了。那里停着一辆汽车，那里站着一个工人，一个电信公司的工程师，他那双爬电线杆的鞋是那么的神奇！他把它们穿在脚上，把一个工具袋套在腰间，摁下绳带的安全扣，把自己和电线杆固定在一块儿，然后用缓慢的，很有把握的——对我们来讲完全是极其复杂且难以理解的——动作，开始往上攀登。这怎么可能？他挺直腰杆，看不出有丝毫的压力，看不出花费了什么力气，就这么噌噌地爬到了顶部。当他在电线杆上工作时，我们睁大了眼睛盯着他。别担心什么从那里下来的事，因为他很快地就从上面爬了下来，一样的轻松自如，毫不费力，一样的难以理解。就想想他穿着那样的一双鞋，带着那像鼻子般弯曲着的金属杆，绕着这电线杆子这么上上下下地嗅呀闻的，那他还有什么不能干的事啊？
还有就是那些在地下水管道干活的人。他们把车停在有许多地下水管道口的那条路边上——另外，地下水管道口不是在人行道旁，就是在一些高出地面的地方，是用水泥砌抹了的那种——或者在其他的什么地方，车停好后，他们穿上靴子——那是什么样的靴子啊，一直高到齐腰处！——再用铁杆把那巨大而沉重无比的地下水管道口的圆形铁盖撬开，然后开始顺着那个洞口爬下去。首先，他们的脚消失在洞口，接着是大腿，然后是肚子，再是胸部，最后是头部……在那底下是什么，是一条隧道吗？那水怎么流动，人怎么走？啊，真是太妙不可言了。或许他现在到达的那个地方，就在肯特·阿尔内扔在人行道上的那辆自行车那儿，大约有二十米远的距离，只是在地下而已！要不，这些地下水通道口就像是某种站台，失火时人可以控制管子，从那里取水上来？这一点无人知晓。他们爬下洞去工作的时候，总是叫我们离他们远些。谁也没这个胆儿问问他们。没有人强壮到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把那无比沉重的、钱币形状的下水道铁盖提起来，因此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答，而像这样保持神秘的事情，在那个时期里还有好多好多。
开始上学以前，我们很自由，爱上哪儿上哪儿，但有两个例外。第一是大马路，从桥那边下来，直到菲纳加油站的这条路。第二是湖边。绝不能一个人独自到湖那儿去！大人们这样强调。但实际上，为什么不能呀，他们觉得我们会掉进水里去吗？不，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在那边的小草坪上踢足球，当我们坐在草坪旁的山上，深深地望着那下面的湖水时，有人讲了：在山崖陡直插进水面的那里，或许在我们身下三十米深的地方，水精灵在那里。它会捉住孩子。
“谁说的？”
“妈妈和爸爸。”
“在这儿吗？”
“对。”
我们瞅着下方于贝湾灰色的水面。看上去真像是有这么回事，那水下像有什么东西。
“只在这里？”其中一个说，“那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比如提耶纳？”
“或者小夏威夷？”
“那里有另外的水精灵。它们很危险。这是真的。妈妈和爸爸说的。它们捉住孩子，把他们拽到水里淹死。”
“它可能上到这里来？”
“不知道。不，我想不会。不。太远了。只有在水边时才有危险。”
从那以后我开始怕水精灵了，但没有像我怕狐狸那样怕，一想到狐狸就让我感到恐怖万分，要是我看见灌木丛里摇晃了一下，听到有什么东西经过的一阵簌簌声，我就开始朝安全区域跑，也就是往树林里的开阔地带，或者往建筑地区上方跑，那是狐狸绝不敢现身的地方。我是那样地害怕狐狸，英韦只要这么说一句：我是一只狐狸，现在我就要来抓住你——那时候他睡在上铺，我就会害怕得大叫起来。不，你不是狐狸，我说。是的，我就是，他说，从上铺床边弯下身，用手抓扯我。即使他时不时地会像这样吓唬吓唬我，但当我们各自有了自己的房间，突然间我得单独一个人睡觉时，我还是很想念他。一切都不错，毕竟这是在房子里，还是新房间，但不如他和我在一起，睡在我上铺的那会儿好。那时我可以问他问题，比如说，英韦，你现在害怕吗？他可能回答说，不，为什么我会害怕？这儿没什么好害怕的哟。我知道他是对的，心也就静了下来。
七岁时，我对狐狸的恐惧消除了。但这留下的空间立刻被对另外事情的恐惧所填满了。一天上午我经过电视机跟前，那时没人看电视，它就这么开着，正在播放一部午后场的恐怖片，在那里，啊，不，不，一个没有脑袋的人正走上楼梯！啊呀呀！我飞跑进房间，但一点用也没有，我仍旧是一个人，毫无招架之力，于是我四处寻找妈妈，或是英韦，要是他们在家的话。这个无头人的画面追随着我，它不仅在黑暗里——像我看过的其他恐怖故事一样——追随我。不，这无头人在大白天里也追随着我。如果我是一个人，太阳照耀着，鸟儿歌唱着，这全都没有用，心会剧烈地狂跳，恐惧在每一段最最细微的神经里飞速流窜。最糟糕的恐怕是在光亮中的黑暗。对，要是有一些我真正害怕的东西，那就是光亮中的黑暗。最令人可怕的是，你对它毫无办法。呼唤救命没有用，站在一片开阔的空间中央没有用，奔跑也无济于事。然后就是爸爸曾给我看过的一本侦探杂志的封面，那是他小时候看过的东西，上面是个骷髅架子，那个骷髅的脑袋已经掉转过来，用它那空洞的、兔子一样的红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于是我开始害怕骷髅架子了，它会完全没来由地出现在眼前。我还害怕浴室里的热水管子。当有人把热水龙头扭开，整个水管就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要是你不立刻关掉它，接着的就是管子里一阵猛烈的敲打声。这些声响又高又刺耳，让我惊恐不安。一种避免它们的方法是，你得先打开冷水龙头，然后再把热水引出来。妈妈、爸爸和英韦是这么做的。我试过了，但这穿透了整堵墙的尖锐、刺耳的声音，和紧跟着的频率迅速增加的敲打声响，让人觉得在那下面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发狂，我尽快把水龙头关上，拔腿奔了出去，我完全被恐惧攫住了。于是早上我要不就用冷水，要不就接着用英韦用过的水，不干净，但至少是温和的水。
狗、狐狸和水管，它们是一种具体的、实在的威胁，对我来说它们有自己的所在之处，或者在那里，或者不在那里。但无头人和狞笑着的骷髅架子，它们属于死去的东西，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来显示它们的所在，它们可能是无所不在的，在黑暗中你打开的柜子里，在你正走着的楼梯上，在树林里，对，还有你的床底下或浴室里。我把自己在玻璃窗上的映像同这些另一个世界的创造物捆绑在了一起，或许因为它们只在外面黑暗时才出现，但这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念头：看着在黑色玻璃窗上自己的镜像，想到这个人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世界的幽灵，正注视着我。
开始上学的那一年，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再相信水精灵、树精或者山妖的存在，相信那些的人被我们嘲笑，但关于鬼魂和幽灵的想法依然存在着，或许因为我们没法不去想它们，死人是存在的，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有另一个想法，同样来自一个复杂的领域，这就是神话传说，它更光明、更纯洁，比如在彩虹的尽头埋藏着宝物。在上一年级的那个深秋，我们对它依旧深信不疑，于是决定出发去外头寻宝。那应该是9月的一个星期六，整个上午雨水连绵不断，我们在盖尔·哈康住的房子下面玩耍，确切地说，是在泥沙沟里，那里积满了雨水。道路在这里经过爆炸后辟出的山崖壁，水流从被苔藓、青草和泥土覆盖的山头涓涓流下，滴滴答答。我们穿着橡皮靴，很厚的防雨布裤子，不同颜色的雨衣，把雨帽翻过来盖住脑袋，这样一来，周围所有的声音都变化了；自己的呼吸声，自己的脑袋移动时，耳轮摩擦雨帽内里的声音，这些声音那么大、那么清楚，与此同时把所有其他的声响淡化了，它们好像变得遥远。在道路对面的树木之间，在我们头上方的山峰顶部，浓雾弥漫。路两边下方的那些橘黄色屋顶在灰蒙蒙的晨光中有着淡淡的光泽。山坡底下的树林上方，天空像肿胀起来的肚皮，而从那里连续不断下渗的雨水一直轻声地在雨帽上滴滴答答，给敏感的耳朵提供了一个体验的机会。
我们造了一个堤坝，但我们用铲子堆起来的沙子一直不断地滑落下去，那时候，我们瞅见雅各布森的汽车朝山坡上驶来，我们毫不犹豫，扔下手里的铲子就往下面他们的房子那儿跑，他们的车也在同一时刻停下。就在车后面的排气管那儿，一小股蓝色的烟雾升到空中。他的父亲从车的一边走下来，瘦得像根钉子，嘴里叼着一截烟屁股，他弯下身，把座位下方的一个拉杆拽起来，把座椅往前一推，好让他的两个儿子，大盖尔和特隆从车里出来，这时他们的母亲，一个瘦小的、脸色苍白的红头发女人，把坐在她身旁的女儿文克放在座位上。
“嘿。”我们打招呼。
“嘿。”盖尔和特隆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