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很多北漂一族来说不管是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家庭在北京生活都不易。心雨住的小区门口有位陕西大姐的凉皮滩，那位大姐每次见心雨都很亲切，而原因只因几个月前她把每份凉皮的价格由二块五长到三块时，刚开始附近的顾客们都很不满，正好有一次一位阿姨和大姐争论起来，大姐说做凉皮的原料都在涨价，她不长点价怎么行。那位买凉皮的阿姨说如果这样卖凉皮的大姐就应该增加份量，她要求卖凉皮的大姐再给她那份多加一些面筋。卖凉皮的大姐说已经给她加了比两份的还多些，这人怎么可以这样！最后两个女人是不欢而散，那位阿姨嘴里嘟囔着“再也不吃你的凉皮了”，直到走出很远，那声音依晰可以听的见。轮到心雨买，心雨感叹现在做什么都不容易，卖凉皮的大姐不长价也确实是很难维持原来的利润，大姐长五角钱也是应该的。也许是因为刚刚和那位买凉皮的阿姨吵过，卖凉皮的大姐听了心雨的话格外受用，她给心雨的凉皮从那时起就格外比普通的一份要多一些。心雨倒不是刻意要如此做，只是确实觉得卖凉皮的大姐也挺不容易，和她聊起来时才知道，她每天都是四点就起来做凉皮，她和老公有两个孩，老大是女儿已经十六岁，老二是儿子也已八岁。他们是因为超生才从家乡跑出来，一家四口带着没有了老伴的婆婆到北京后，一家人的生计都靠大姐一个人卖凉皮的钱生活。心雨见过大姐的家人们，大姐的丈夫是那种特别纯朴的农民，每次见了人来买凉皮，他说话都会点发颤音；大姐的婆婆是个不错的老人，每逢周末都会来帮忙收拾人们吃过后的碗筷；大姐的孩子们学习也很用功，天还暖和的时候，经常看到他们就在凉皮滩附近的小凳上写作业，看到有人来了坐下，那孩子会马上去拿筷子和餐巾纸，很懂事的样子，正应了那句老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有次和大姐聊，说起现在人的生存来，大姐说她一月去除成本，一家五口也就靠三四千的净钱过日子，心雨夸大姐很优秀，至少一家人能在北京生活下去，并且孩子们也都在那里上了学，心雨想这儿的环境应该远比在他们家乡的那个小村让孩子心灵成长的更快一些，当然也更早的知道世道沧桑。
还记得那会儿心雨晚上回来都会路过一个卖烤串的摊儿，走到那里，看到有个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孩子忙着在碳火上烤着羊肉串，那女人看上去脸是黝黑的，却也展现出身体很健康，心雨猜想她应该在三十岁左右。那会儿北京三月的春天，夜晚还是冻得让人拿不出手，她连手套也没有戴，被冻的红紫的双手依然灵活得在碳火上翻转着那一支支羊肉串。摊前挂着的一盏几十瓦的灯泡昏暗的无精打采，照着那女人一脸的疲惫，只是这疲惫中却也含着一丝幸福，心雨想她满脸的疲惫是她辛苦干活赚钱的印记，而那一丝幸福却是来自她背上的孩子。她一边烤着羊肉串一边哄着身后的孩子，表现出的行为就是一边手拿羊肉串在碳火上烤，一边身体来回晃动着让身后背着的孩子感受着摇篮里的舒适，时不时的还和背后的小宝宝说说话，比如小孩子看到有人来，他就会瞪着黑溜溜的小眼睛瞅着来人，如果你要对他笑，他就也露出刚刚长出的上下各二颗的小门牙对着你笑。这个时候，忙着烤串的母亲就会对他说：“小弟和阿姨笑呢！小弟高兴吧！”心雨想那孩子的小名应该是叫“小弟”。心雨一边等烤的串儿一边和那女人聊起来，心雨问那女人孩子是男宝宝吧，她回答是男孩，心雨感叹道：“一边背着孩子，一边干活挺辛苦！”她说：“习惯了。”心雨说：“孩子有一岁多了吧，也得有二三十斤重，长时间背着估计也不轻松呢！”那女人说：“是啊！一岁半了，有二十六斤重。”心雨又问：“家里没有其他人帮你照看孩子，背着他干活是挺累的事儿！”她说：“没有！”回答的声音很低，话语间透出的语气是满心地无奈和一点点不易让人察觉的心酸。心雨续问：“小宝宝的爸爸不在身边吗？”她回说：“不在。”说出这二个字的背后饱含着一丝凄凉。心雨岔开话题问：“你一般都几点出摊儿，这都十点了，你还在干呢！”她说：“我每天下午快五点钟来，夜里快十二点回去。”心雨叹：“真是辛苦啊！”又问“家住的不远吧？”她说：“不远的。”心雨没再往下问，她已经把串烤好并问心雨要装袋带走，心雨说：“嗯”。心雨想如果一个男人从下午五点干到夜里十二点卖烤串，可能人们不会觉得他很辛苦。可是，一个女人背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从下午五点干到夜里十二点卖烤串，就会让人觉得她很辛苦。也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独自一人背着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在那里卖烤串，她的家人不在身边，至少是她的丈夫不在身边，这些都没有答案。那会儿晚上回来心雨不管饿不饿都会去她那里买几串烤串吃，而每次看到那个趴在母亲背上一天天长大的孩子，心中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欣慰与哀伤，但却不知这欣慰与哀伤缘何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