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一群不服输的热血青年，不但能拉犁，而且会种地。一大片耕地被划成一块块小菜畦，然后分至各班，栽什么苗，种什么豆，一律各负其责，确保成活。那些日子，我们的心思几乎都在这一块块菜地上，毛渠修得笔直笔直，埂子打得端端正正，地里看不见一个石头蛋子，菜苗中找不出一根杂草。果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全体师生精心培育，原本一片杂草丛生的撂荒地，如今长出了脆生生、水灵灵的时令鲜菜。西红柿一簇一簇的，红艳艳、亮晶晶，像一个个小灯笼，点缀在一片绿色之中，分外耀眼。辣椒地里郁郁葱葱，大大小小的辣椒沉甸甸挂着，小的指头蛋子大小，大的拳头似的，而且一茬儿接一茬儿，任你随意采摘。起先辣椒颜色都是绿的，到后来就开始变红，尤其是进入深秋的红辣椒，辣得简直让你头上冒汗，心里畅快。所以当时有一道名菜，叫作辣子炒小公鸡，只要学校食堂开始做这一道菜，隔着老远的地方，我们都能闻到那又辣又香的味道。而茄子分为长茄子和圆茄子两种，长茄子同青椒一起火上烧一下，剥去皮，凉拌上，味道好极了。特别是炎热的三伏天，吃着白面馒头，就着凉拌茄子，那个惬意劲，真是没说的。而圆茄子只有炒着吃了，尤其是和辣椒炒在一起，吃着就更香了。如果是拌上拉条子，再来一点醋和蒜，保你吃了一盘，还想第二盘。
等我们到了高二，高一年级的新生也招来了。在我们的传帮带下，他们也学会了各项农业劳动。这个时候，或许因为学生队伍的不断壮大，也可能是学校已经有了一定名气，一些生产队农忙之时，就开始走上门来，请求支援了。
那个时候的农业生产，完全以生产队为单位。大片大片的条田，种着小麦、玉米和土豆之类的农作物。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能错过农时，俗语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粮”，说的就是抢种抢收的重要性。所以农忙之时，队上所有劳力都要上生产第一线，而且中午吃饭都在地头上。
当时最缺的是交通工具，支援农业劳动一律步行前往。我们就扛着铁锨或刨锄，排着长长的队伍，在排长“一二一”号令指挥下，步调一致向前走。走路走累了，就要进行班与班之间的歌咏比赛。就听这个喊“高一排唱得好不好？”接着是一片“好”的回声。那个又叫“高二排来一个要不要？”后面齐声高喊“要！”几次三番，来回唱和，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
各项劳动中，我记忆深刻的是刨玉米和割小麦。刨玉米是田间管理的一道重要工序，一般农村孩子都参加过这样的劳动。所谓刨玉米，其实就是给玉米除草和间苗，从而达到松土的目的，以利玉米茁壮成长。因为生产队的玉米地一眼望不到头，我们两个年级的学生就从两头开始锄起，一点一点向中间靠拢。刨玉米一是要有好眼力，二是手上必须有功夫。不然的话，锄草的同时，把玉米也锄了。当时玉米种子都是手撒的，出苗以后有些地方是一撮一撮的，因而间苗不能粗心大意。除了考虑苗与苗之间的行距，还要兼顾苗子的稀稠，稀稀拉拉的减少收成，全扎堆了也不利玉米的生长。我们手握锄头，一干就是大半天，地里的杂草是锄没了，可我们的手上全起了血泡。老师就找来别针，一个一个给我们挑血泡。男生倒也罢了，那些女生就受不了，捂着手哇哇喊叫。
割麦子是农村的一项重气力活，尤其是遇上好的年景，麦子长得齐腰深，又稠又密的，一镰刀下去没有什么反应。大热天的，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明晃晃的太阳就在头上照着，只顾低头躬腰割着麦子，却顾不上麦芒一根根钻进脖子。因为不断流汗，浑身黏糊糊的，加上麦芒粘贴，就愈发感觉身上又热又痒。然而我们不敢有丝毫松懈，生怕被别人甩出去一截，让生产队长见了笑话。可是速度一快，质量就会出现问题，不是麦茬留得过长，就是麦穗掉得满地都是，只好一遍一遍返工，直到队长验收合格为止。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是盼望早些开饭。特别是用黄萝卜、土豆和牛肉做成的“呼尔敦”，满满盛上一大碗，再来两个刚烤的热馕，吃着才叫过瘾。
三
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村孩子要想走出农村，几率非常小。工厂招工，以知识青年为主，有门路的可以早一点回城，无权无势的就听天由命，等着去了。农村学生称之为回乡青年，若被推荐吃了商品粮，那就成了一个新闻，在村里传来传去，神了去了。有些人就去当兵，然而部队上实行哪来哪去，过上两三年又都回来了。所以一些农村姑娘，看着没有什么出头之日，就把希望寄托在城市男人身上，只要是按月拿工资的，即便长得丑一点，岁数大一点，也都无所谓了。
明知到头来极有可能回到村上，父母还是要把子女送到“五七中学”。除了怕我们也变成睁眼瞎，目不识丁，心不会算，用乡下话来说只知道“捣牛勾子”，其他啥都不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冲着那个很小的几率。因为不管怎么说，毕竟还是有人离开了村子，像远一些的县上，附近的石化，都先后陆陆续续招过工人，就有几个我们熟知的回乡青年被幸运地招走。情况总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说不定哪一天，自己的孩子也会遇上这种好事。而这些可能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学好文化。
我们就是本着这样一个目的，步行或者骑着自行车，从全乡各地来到学校，开始了艰苦而又难忘的高中生活。
平心而论，当时乡上还是比较看重“五七中学”的。首先校长是一个强人，不但很有个性，管理能力也出类拔萃。关键是校长科班出身，毕业于西部一所名牌大学，既懂得领导艺术，又是教学行家，让人心悦诚服。而所有任课老师，都是教有所长，名望所归，由一个个乡里教育学科带头人组成。
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数学兼化学老师。因为从初中开始就是我的老师，彼此非常了解和信任。记得初中上第一堂课，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张数学考卷，等考完一改卷子，最高的三十几分，最低的是零分，没有一个及格的。老师就说：“在天津这也就是四五年级的考卷，没想到你们都是初中生了，竟然还考出这么差的成绩。”我们就受了刺激，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开始一天交两次作业本，数学成绩有了显著提高。
老师事业心强，工作极为认真，考虑到平时劳动频繁，就想把落下的课都补回来。这样一来，老师的课就经常拖堂，每每下课铃响了，他还饶有兴趣地讲着，不是在黑板飞速写着“X+Y=Z”等一些计算公式，就是突然径直走到一个正在东张西望的同学跟前，笑眯眯地问道：“水的化学分子式是什么？”当这个同学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时，老师又摇摇头自问自答说：“说过多少回了，记住，是H2O”。老师兴致高了，就忘了别的老师要来上课，直到哪个眼尖的学生喊一声：“老师，该上别的课了。”老师才急忙收拾东西，一边对我们说着“先到这，先到这”，一边有些歉意地向来上课的老师打着招呼：“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就苦坏了我们，喝不上水不说，厕所也上不成了，有些同学尿憋得肚子都疼。老师拖堂也就罢了，偏偏还要把自习课占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对吗？”这是老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对吗”的时候，带有浓浓的天津口音，让人听着别有韵味。
我之所以佩服这位老师，除了他课讲得好，事业心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多才多艺。我们毕竟是一所农村中学，生活相对单调，全校只有一台黑白电视，而且好像还是14英寸的，放在学校办公室里，学生看的机会少。所以课余时间打打球，唱唱歌，就算是娱乐活动。这个时候，老师的本领就显现出来了。首先是乒乓球打得好，在那个年代，在那样一个地方，老师是我所见到的最出色的乒乓球高手。手握横拍，当时我们叫“大刀”，两面粘胶，左右开弓。拉弧圈球，力量大，角度刁，让对方措手不及；削球的时候，不急不躁，稳扎稳打，来回多，僵持时间长。对手一着急，不是球出台，就是球下网，赢得一片喝彩。
我之所以后来迷上乒乓球，完全是受老师的影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好像中了魔一样，整天乒乓球拍子别在后腰上，上课盼着快点下课，上课却老是最后一个进教室，心思几乎都用在了打球上。因为学生多，球台有限，就采取挂号制的方式，竞争取得开球权。如此一来，我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只要挂上号，就难得被他人打下擂台，像个皇上似的，位子一直被我霸占着，成了名副其实的乒乓球台“台霸”。然而时间一长，我的学习成绩就开始下滑了，上课的时候似懂非懂，写作业的时候错得多、对得少，本子上红“×”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有一天，老师在作业本上赫然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光打乒乓球，还能学好吗？”醒目的大问号，就像一条鞭子，狠狠地抽在我的心上。后来我就想，幸亏老师及时教训，才使我迷途知返，否则，我就不会成为恢复高考之后村上第一个大学生。
还有就是老师的音乐天赋。学校当时有个文艺宣传队，配合当时形势，排练一些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老师就成了主要伴奏者，琵琶、扬琴什么的，样样精通，技艺娴熟。不仅如此，老师还会作词作曲，遇到重大纪念活动，亲自上阵进行编创，为宣传队增添不少光彩。记得有一年乡上举行文艺汇演，因为当时有不少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几个生产大队的节目很有摘金夺银的实力。而学校文艺宣传队则在老师的带领下，信心满满，迎接挑战。以一个集舞蹈、合唱和诗朗诵于一体的节目《十里长街送总理》登台亮相。因为真实再现了周总理逝世之后，那种江河呜咽、举国哀恸的难忘场景，而且场面恢弘、富有创意，加之音乐渲染、烘托，一下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从而获得满堂喝彩，一时传为佳话。
高中语文，最能检验一个老师的文化功底。分析课文结构、提炼主题思想、总结艺术特色，没有相当知识储备，难以胜任。我们当时判断语文课好坏的标准，就是看老师口才好不好，会不会讲故事。
那个年代教辅书很少，尤其是农村学校，除了课本，只有一种辅助教材。不像现在，课本发下来，跟着就是各种版本的辅导材料。如果再想查个资料，打开电脑，按动鼠标，要什么有什么，方便极了。然而就是在当时那种落后的条件之下，语文课依旧磁铁一样，深深吸引着我们每一个学生。那时我们特别喜欢老师讲课文时代背景，像《沁园春·雪》这首词，我们就是通过老师的精彩讲解，懂得毛主席原来不仅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军事领袖，而且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浪漫诗人。学习鲁迅《祝福》的时候，或许老师本身就是女性的缘故，对祥林嫂这个悲剧人物，内心充满了同情，眼里含着泪花，声音也变得有些沙哑。通过对人物形象特征描写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剥葱式分析，让我们对封建礼教的本质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仔细一想，教授语文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譬如划分句子成分，好端端的一句话，硬是要分解成什么主谓宾和定状补语。而且还有口诀：“基本成分主谓宾，连带成分定状补。定语必居主宾前，谓前为状谓后补。”搞得人有些话都不会说了。最头痛的就是古文，“之乎者也”的，如果不是事先标注拼音，不要说理解意思了，读都读不下来。所以我们最怕朗读古文，众目睽睽之下，慌慌张张、结结巴巴，一篇课文没读下来，头上的汗早就下来了。
我想说的是，难度这么大的课程，却是由一个维吾尔族老师来教的。如果不看老师的穿着打扮，你根本无法相信她是个少数民族。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工整娟秀的板书，让许多汉族老师都佩服得不行。农村学生方言土语说惯了，诸如“q”“t”不分的现象经常发生。不是把“天山”说成“前三”，就是将“下水”说成“哈费”，让人莫名其妙。老师就不厌其烦，逐个纠正同学的错误读音，并且趁热打铁，利用早读时间进行普通话朗读竞赛。虽说都是以精神鼓励为主，却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使大家的普通话水平有了明显长进。
看到我们的潜能得到了发挥，老师非常喜悦，决定在此基础上教授我们新的学问——维吾尔语。同学们一下热情高涨，纷纷举双手表示赞成。特别是我们几个维吾尔族学生，感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必须全力以赴，率先垂范。于是我们的课程表上，就这样新增了一堂维吾尔语课，一到上课时间，气氛热烈、笑声不断。一时间，“亚克西木赛孜？”（你好吗）“塔麻克依的克木？”（吃饭了吗）的对话声此起彼伏。后来为了增强课堂效果，加深同学记忆力，老师索性教我们唱起了维吾尔语《东方红》。如今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不少人依旧可以哼唱几句呢。
一个维吾尔族老师，能把汉语掌握到如此程度，而且又教高中语文，说到底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回到家的时候经常听到大人们议论，说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城里的维吾尔族老师，汉语就像广播里的播音员一样，说得非常好听，把学生一个个都给镇住了，到时候一定要去看看长得什么模样。
我当时是班里学习委员，尤其对语文情有独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那位老师影响。我就想，如果自己有一天也能考上大学，和老师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那该是一生当中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