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教物理的老师,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他的率真和不修边幅。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课堂上如果有谁交头接耳,做个小动作,一定会被他毫不留情地训斥一顿,学生都有点怕他。不过,老师说完就完了,课后依旧和你又说又笑,像个朋友似的。或许老师是学农机出身,加之当时号召学工学农,他就教有所长,有了用武之地,教物理的同时教我们农机。从拖拉机的构造原理,到农村电工常识,尽量让我们学到一些实用技术。后来学校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老师就现身说法,跳上去教我们实际操作,如何摇动发动机,如何踩动油门,如何把握方向,如何紧急刹车,如数家珍,讲深讲透,直到我们学会为止。
说到老师不修边幅,让我想起一件往事。一次放学之后,老师的小儿子因为调皮,撞倒了别人的一辆自行车,车主很不高兴。虽说老师再三道歉,车主还是不依不饶,说老师的小儿子“没长眼睛,撞坏了车子赔得起吗?”老师就火了,一下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沓钱,在车主眼前晃晃说:“别看我衣裳穿得烂,一掏就是五十三。”当时的五十三元,对我们来说的确不是个小数目。
还有那个地理和珠算老师,任何时候都是笑容可掬的,亲切得很。老师一口江苏口音,说话不紧不慢,调子拉得长长的,就像唱歌一样。“来,大家跟我一起学。一下五去四,三去七进一……六三添作五,八三下加六……”老师原本是会计出身,算盘拨得噼里啪啦的,老练得很。教起珠算口诀,那也是滚瓜烂熟。我不是学珠算的料,倒是地理课上受益匪浅。一本世界地图册让我翻得有皮没边,并且从此养成习惯,对世界各地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偏爱有加。如今家里书架上,摆放着整整十本地图册,一有工夫,总要去翻上一翻,就像妻子戏称的那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还有那个身姿矫健的体育老师。身手不凡,腿脚麻利,一年四季一身运动服,走到哪里就把体育课带到哪里。老师有两个著名的口头禅,一个是操场上的,叫作“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另一个是会场上的,叫作“全国形势一派大好,我们体育界也是形势一派大好”。还有那个亭亭玉立的生理老师,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梳着两个小辫子,一笑两个深深的酒窝。还有一揉就是一案板面,一炒就是一大锅菜,年复一年保证我们一日三餐的食堂大师傅,还有教会我们修渠打埂、种菜种粮的老校工。他们都是我们敬仰的老师,为了一代新人茁壮成长,蜡炬成灰、春蚕到死,让人铭记在心。
四
除了学习和劳动,我们当时还有一项重要的课程,就是军训。教官是附近部队上请来的,认真严肃,不苟言笑,动作达不到要求,一律不准解散。
先是队列练习,立正、稍息、向前看齐;齐步走、向左转、向后转。虽说都是基本动作,却很难做到步调一致。不是这个走错了步子,就是那个转错了方向,一时乱了队形,让教官好不生气。“你们都是咋搞得嘛,怎么连个路都不会走撒?”教官是个四川小伙,一着急家乡口音也出来了。教官这么一嚷嚷,大家都觉得有些奇怪,平时不就是这么走路吗,怎么一正规就乱了手脚,不成个样子。那时我们最怕单兵操练,尤其是正步走,甩臂抬腿,落地有声,难度很大。一边听着教官“抬腿、甩臂”的严肃口令,一边高度紧张向前迈进。然而越是想走好,越是中途要掉链子,只得从头再来。如果被教官揪了辫子,让你高抬着腿停在空中,那个难受劲真是难以形容。太阳暴晒,腰酸背疼也就罢了,问题是大庭广众之下让大家看了笑话,面子上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虽说队列练习单调枯燥,同学们依旧听从指挥,早出晚归,让汗水和泪水洒在操场上,让毅力和斗志留在骨子里。掌握了作为战士的基本要领,训练才会进入相对实质性阶段——俯卧、端枪、瞄准、射击。在接触真枪实弹之前,要有一个过渡适应阶段,用木枪练习打靶。于是,就有同学调侃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就要发枪了,一人一杆枪——那是不可能的。两人一杆枪——还是木头的……”
到了实弹射击的时候,所有动作要领必须完全符合要求。从提枪装弹,到卧姿瞄准,全由教官逐一把关,做到万无一失,才能发令开枪。这个时候,射击场早已严密封锁,山坳里连一个放羊娃都找不到。每个人只有宝贵的三发子弹,而且是在三番五次做了动员,表了决心之后,临到射击之时才发到手的。只听得“砰砰”一阵枪响,继而远处靶子下伸出一个靶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来回摇晃着。有击中三四环的,有射在靶中央的,而更多的则是脱靶,打了光头。因为都是平生第一次实弹射击,同学们既高兴又紧张,心跳加速,浑身发颤。甚至有的女同学连子弹怎么飞出去的都不知道。
有了第一次的射击经验,再拉出去打靶的时候,大家就不再像先前一样怯场了。一个个动作熟练,沉着冷静,虽说不是弹无虚发,却也八九不离十,几乎不再有打脱靶的,让教官一口一个“对头,对头!”夸个不停。
如此训练有素的队伍,不要说是支援春种秋收了,就是配合乡里完成突击任务,也是招之即来,战之必胜。那些年,每到重要庆祝活动,都要对所辖地区的流动人口进行遣送。由于担心走漏风声,遣送行动都是夜间秘密进行。有一次我们接到乡里通知,要求晚上对学校附近煤窑突击检查,凡发现流动人口,必须立即带到乡上,然后统一集中之后,连夜送至城里收容遣送站,遣返回家。
学校后面的山上有几个煤窑,离煤窑不远有几孔窑洞。当我们摸黑来到之时,果然听到鼾声传出。随着老师一声令下,我们打开手电筒冲进窑洞。正在酣睡的一对夫妻以为来了强盗,猛地翻身的同时,一把操起一根大头棒,大喊一声就冲了过来。然而当看到站在面前的是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时,一下扔了大头棒,蹲在地上可怜巴巴开始哀求了。
因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尽管丈夫再三解释妻子刚刚流产,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我们还是不予理睬,让他们匆匆收拾了东西,随我们一同来到了乡上。这时乡上的大卡车已经准备停当,连同其他几个流动人口,一起被我们推到车上,连夜向着城里进发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那几个外乡人背靠在前车厢板上,而我们这一干人马,围了一圈,和他们面对面坐着。那一晚月亮很圆,很大,我们可以看得见彼此的面部轮廓。或许是皎洁的月光触动了离乡人的情感,那个一路让我们行行好的丈夫,慢慢不再哀求,而是一边把妻子搂在怀里,一边亮开嗓子唱了起来。“山里来的野鸡娃红冠子/我给尕妹妹别簪子/山里来的野鸡娃白脖子/我给尕妹妹戴镯子/……”浓郁别致的花儿腔调,缠绵悱恻的真情表白,回荡在月夜的上空,有一种令人心酸的感动。人总算是悉数送到目的地了,可我们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了。第二天一大早,当我们在乡里干部带领下,斜挎着长长的“七九”式步枪,一路纵队沿街寻找饭馆时,真有点八路军进城的感觉。
同样必须是晚上完成的任务,下夜护校就显得愉快轻松多了。到了高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的学生数量已有所增加,从一开始的四十多人增加到了八十多人。因为学校没有围墙,菜地又隔着一条马路,护校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依旧以班为单位,几个人一组,轮流在菜地和学校之间转悠。这个时候已经刀枪入库,手里只有手电筒和一根棍子,因为都是结伴而行,说说笑笑的,意思是告诉别人,小心点,我们人不少呢。
我们的菜地实在是诱人,经常有人半夜三更顺手牵羊,摘上一筐两筐。仅仅是偷一些菜也无所谓,就是破坏太严重,还没长好的辣子茄子撒得到处都是,如不加紧看守,就接不上茬了。还有食堂和麦场,都是学校的防范重地,被人偷了盗了,学生只有停课回家了。
问题是我们毕竟是瞌睡了找枕头的年龄,到了后半夜,眼皮重的石头似的,不耷拉都没有办法,说着话的工夫,人就睡过去了。等早晨突然醒来再看,这躺着一个,那睡着一个,头上都是草叶子,脸上硌得坑坑洼洼的,好像放羊娃一样,一个个都是灰头土脸的,没有一点学生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