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夏日的上午，一丝风都没有，毒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树上的知了声嘶力竭地鸣叫着。年轻的民办教师刘文智一脸怒气骑着自行车来到了马家营村的村北头自家的大门口，大门虚掩着，他停下来用左脚尖点了一下地、右手猛推了一下大门然后就直接骑着自行车进了院子。
看见儿子回来了，正坐在院子里一棵泡桐树下缝补衣服的母亲抬起了头，“孩儿，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没有请那个闺女吃顿饭啊？”刘文智怒气冲冲地说：“我还请她吃饭哩？她嫌咱家穷，买布料的时候弄得我下不了台。让她找有钱的人去吧，一辈子娶不来老婆，我也不能要她这号货！”母亲忙站了起来，“到底是咋回事啊？走的时候不是还高高兴兴的嘛！”
刘文智把自行车停放好，到灶屋舀了半盆水洗了一下手和脸，然后就去了他住的西屋，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母亲走到儿子的房门口，“孩儿，你跟我说说是咋回事。”刘文智打开了房门，不耐烦地说：“娘，你别再问了，我跟她算是结束了。她嫌咱家里穷，我还瞧不上她呢！”说完，他又把门关上了。
刘文智的母亲再也无心做针线活，她把衣服和针线收拾起来，就去后院的二儿子家找二儿媳妇白仙花。老太太一边走一边叹着气。
老太太姓夏，名叫桂兰，她老伴的名字叫刘胜。夫妻二人都目不识丁，老两口共有两个女儿和四个儿子。
在解放后的第二年春天，马家营办起了村小学，他们十岁的的大女儿大妞就跟父母闹着要去上学，夏桂兰本想让大妞在家照看另外两个孩子，但刘胜尝够了睁眼瞎的滋味，他就领着大女儿去村小学报名。
在一年级的教室门口，一位三十多岁的女老师问刘胜他女儿叫什么名字，刘胜说：“在家里，俺都喊她大妞，喊她的妹妹二妞。”那位女老师笑了起来，她对刘胜说：“孩子在上学，就该有个学名，不能像在家里一样，再大妞、二妞的叫了。这样吧，我给你的两个闺女起个名字吧。你这个大闺女叫小花，还没上学的那个二闺女就叫小朵吧。”刘胜连连说好，刘大妞却撅着嘴说：“我不想叫小花，我想叫小朵。俺村有一个傻子就叫小花。”
女老师想了想就说：“那好吧，你以后就叫刘朵吧，你妹妹叫刘蕊。”从此，他们的两个女儿就有了自己的大名。刘胜回到家里，就高兴地对老婆说：“大妞她娘，今儿个我去给咱大妞报名了，老师说孩子得有个学名，她就给咱大妞起个名字叫刘朵，二妞的名字就叫刘蕊。别看我不识字，这名字听起来怪好听哩。咱的儿子孬蛋再等几年也该上学了，过几天我去找找三叔，让他给咱孬蛋起个名字吧。”桂兰也欢喜地说：“中啊！”
几天后，刘胜就去找三叔给他的儿子起名字。三叔是刘胜的远房叔叔，他在解放前上过几年私塾。当三叔问明刘胜的来意后，就说：“孬蛋是文字辈，他在你家里是第一个小子，他就叫文仁吧，以后你家再有男孩子就接着往下排，仁、义、礼、智、信。”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刘胜又有了三个儿子，他就分别给他们取名叫文义、文礼、文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