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说物以类聚，所以有名望的文化人物会和有名望的文化人物上床，就顺理成章得跟布拉德·皮特会和安吉丽娜·朱莉在一起一样。
弗里达·卡罗
Frida Kahlo，1907—1954
艺术家
用法：当需要表达一个艺术家从极端的肉体伤痛中获取灵感时，可以提起卡罗作为例证。
弗里达·卡罗的艺术一直和伤痛难解难分。她刚满十八岁的时候，就在墨西哥城遭遇了一起严重的事故：她所乘坐的巴士与一辆有轨电车相撞。她的脊柱、锁骨、肋骨、骨盆和腿脚全部受创，车辆残骸中一根断裂的铁扶手穿透了她的子宫，让她从此丧失生育能力。在休养过程中，她决心成为一个艺术家，后来创作出的个人化作品充满生命力，最终使她成为墨西哥最成功的女画家。
在她活着的时候，比这些画作更出名的是她的婚姻。她嫁给了另一个墨西哥艺术家迭戈·里维拉。说得客气点，他们的感情至少是不太稳定的。两人都出轨了。卡罗婚外情的对象中不仅有男人，还有女人。显然里维拉对妻子的女情人们并不太介意。而卡罗却认为丈夫和她的妹妹克里斯蒂娜上床突破了底线。为了报复，她和流亡在墨西哥的列夫·托洛茨基共赴云雨。在男女关系上遭到背叛之后，这样的报复手段别人的确很难企及。
卡罗的艺术中有种天真的、如梦似幻的特质，里面还加入了不少墨西哥神话中的符号，于是超现实主义画派一直把她看做是自己人。卡罗也一直被推崇为女权主义的标杆，不仅因为她在私人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性，在艺术中更是如此。她的作品常与肉体和本能相关（在一幅画作中，她描绘自己从母亲的子宫中钻出）。在她众多的自画像中，除了目光锐利，她还始终不愿美化自己。虽然是个漂亮的女人，但她每回都要把自己画成一字眉并且在上嘴唇画出如胡须般的汗毛。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1906—1975
哲学家
用法：如果你读了一个关于杀人犯的深度报道，发现他们除了爱杀人之外显得和常人无异，你可以宣称：“阿伦特所谓的平庸的恶的又一例证。”
当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开始和自己的大学教授马丁·海德格尔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两人能走到一起是非常奇怪的。阿伦特是个犹太人、反法西斯主义者，而海德格尔至少在某一段时期之中是个纳粹的支持者。（比如在他就职的大学，就是海德格尔让行希特勒的纳粹礼成为了一种惯例）。很久以后，两人早已结束了恋情，阿伦特还为自己的前情人辩护，声称他最不济也只是幼稚罢了。她的话还是有分量的，除了一度身陷集中营之外，她那时也已经是个文坛明星了，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她对独裁政权的分析。
在研究纳粹的过程中，阿伦特造出了一个词叫做“平庸的恶”，想要表达的是：那些骇人听闻的恶行，实施者往往是一些看上去并非恶魔附体之人，他们也并不是出于纯粹罪恶的目的。她用这个词形容阿道夫·艾希曼，大屠杀的设计师之一。阿伦特相信艾希曼把无数犹太人推向死亡，并不因为他对犹太人深恶痛绝，也不是因为他是个施虐狂，而是出于一个平庸到悲剧的原因：艾希曼是个想要飞黄腾达的人，他知道屠杀犹太人能帮他在纳粹的政党中步步高升，于是就简简单单对其中的惨剧选择视而不见。
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
哲学家
用法：下回散步的时候，宣称你散步不只是为了身体好，而且是希望借此逃脱那种海德格尔式的“被抛性”。
有一次别人问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人要怎么做才能让生活更美好；他回答：我们都应该“在墓地里多待一会儿”。我们听到过各种各样的建议，这一条算是其中有点病态的了，可虽然海德格尔的首要哲学精神把接受人类终有一死作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细看之后却积极和实用得叫人意外。
在他那本《存在与时间》（1927）中，海德格尔提出，只有直面了我们将死这个事实，我们才开始活着。或者我们可以用他的术语来说：只有拥抱了“Das Nichts（不存在）”，我们才能对付得了“Das Sein（存在）”。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的时候过着一种“不真实”的人生：我们焦虑的是他人对我们的看法，但其实这些人并不关心我们，也不能将我们从必死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要一直讨好他们？第二点，他写道，我们都是“被抛进”这个世界的。他用这个词表达我们并没有选择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也无法选择我们出生在哪里，父母是谁，所受的教育是怎么样的。自然而然的，我们早期的体验和信念都是被“抛”在我们身上的。这种“被抛性”，就跟我们的“不真实”一样，需要被超越。如何超越呢？海德格尔推荐在乡野中长时间地散步，琢磨我们的存在是多么神奇。
如果方才的这些介绍让你觉得海德格尔听上去还挺好理解的，请不要被误导。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哲学家之一，他延续了德国哲学不可理解这一伟大传统，前辈之中包括了像伊曼努尔·康德这样的人。（当然也正因为这一点，谈话中提到海德格尔才更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人能完全确定任何一句话到底符不符合海德格尔的思想。
曼·雷
Man Ray，1890—1976
艺术家、摄影师
用法：只要一张照片里包含了超现实的元素——比如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东西，就可以说它或许受了一点点曼·雷的影响。
就跟很多有才华的人一样，美国艺术家曼·雷喜欢跟其他有才华的人上床。其中之一就是比利时诗人阿冬·拉克鲁瓦，她后来在1914年成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当他们1919年分开的时候，拉克鲁瓦愤恨地告诉他：“离开了我你什么事都成不了！”他的回答很低调：“我们到时看吧。”但随着时间流逝，这句反驳一定越发显得高明。之后没过多久，雷就搬到了巴黎，开始了自己一段创作最为旺盛的阶段，而且凭借那时候的作品，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艺术并无发展，”雷曾经这样评论道，“就像做爱没有发展一样。只不过就是各人方法不同而已。”虽然这句话说得漂亮，但他的艺术生涯确凿无疑地能看出发展来。曼·雷原名伊曼纽尔·拉德尼茨基，父亲是个裁缝。他刚开始作画时风格相当传统，但后来受到马塞尔·杜尚的启发，成为了超现实主义运动中的核心成员。他标志性的一件作品叫《伊齐多尔·迪卡斯之谜》，里面是一台用布裹起来的缝纫机（这也是在向他父亲的职业致意）。
只要是个人物，雷全都认识，而且他充满活力地从一种风格变向另一种风格，显得很是轻松。到了今天，他最让你记住的或许是在摄影中的实验。《安格尔的小提琴》很典型地体现了他在视觉艺术上的机智，那是一张他情人的黑白照片（情人的名字不同凡响，叫“蒙帕纳斯的吉吉”），我们从身后看到她裸露的背部，曲线让人想到小提琴。他还很有心计地给当时不少有才华的人拍照片，其中包括詹姆斯·乔伊斯、葛特鲁德·斯泰因，以及一位除了天赋还有无比美貌的学徒……
李·米勒
Lee Miller，1907—1977
摄影师、缪斯
用法：如果想让一个早熟的年轻女子对你有好感，可以试着表达你对李·米勒作品的崇拜之情。
不用费多少心思，应该就可以想到这样一个男人，他外貌出众、生活潇洒、纵横情场，偶尔创造出些了不起的艺术或文学，但相对而言，这样的女人就不多了。美国摄影师李·米勒就是其中之一。她有惊世骇俗的美貌，以Vogue杂志的时装模特出道；然后跑去巴黎，成了超现实主义摄影师曼·雷和其他人的情人和缪斯；之后又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战争摄影师，她是最早拍摄到纳粹屠杀营恐怖场面的摄影师之一。
通常来说，她拍的照片都有超现实主义派的出其不意，又结合了时髦杂志的圆融体贴。不过她更让后世记住的，恐怕还是拍她的照片（当你美得惊世骇俗时，总要承担这样的风险）。或许最不同寻常的一张影像，就是她赤身裸体坐在希特勒位于慕尼黑的浴缸里，而几天之后，元首就在柏林的地堡中自杀了。在浴缸的前方，我们可以看到米勒的靴子上留着集中营里踩来的泥巴。
再后来，她被当时目睹的可怕场景困扰，成了个酗酒者。有些评论家提到她时颇为不屑，说她只是个游戏人生的轻浮女子，或者是个自大狂，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女人一旦依着自己的性子行事，总会让男人觉得不自在。嫁给了艺术家罗兰·彭罗斯之后（丈夫后来被授予爵位，意味着她也成了彭罗斯夫人），米勒在英国乡村的一座农场定居下来。她把全部精力又投入到超现实主义的烹饪上，比如用蓝色的意大利细面条和花椰菜做出乳房的样子。她几乎再也不提起自己的过往，但任何有疑问的人都可以查阅她曾经的照片，或者在让·谷克多1929年的电影《诗人之血》中寻找她的靓影。她在银幕上的优美和动人，再次印证了某位加拿大文化理论家的判断，他说电影是种“热的媒介”[5]。而这位理论家自己也喜欢时不时地在电影中出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