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店看到一本西·伦茨的《德语课》，文汇出版社2006年出版，突然想到自己那一本。我是从旧书店买的，五块钱，原价一块二，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1版1次印刷，封面和内页都盖有“福建省文化局资料室”的章，应该是从那里散出来的，不知经过了几手，最后搁浅在我这里。
买这本书是因为余华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它，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西·伦茨的，〈德语课〉》，文中说“这是一本读过以后不愿意失去它的小说”。这句话让我怦然心动。然而真正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他紧接着说的那几句话，他说：“我一直没有将它归还给学校图书馆。这书是八十年代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当时的出版业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绝大多数的书都是只有一版，买到就买到了，买不到就永远没有了。我知道如果我将《德语课》归还的话，我可能会永远失去它。我一直将它留在身边。毕业时必须将所借图书归还，否则就按书价的三倍罚款。我当然选择了罚款，我说书丢了。我将它带回了浙江，后来我定居北京时，又把它带回到了北京。”他提到的那本《德语课》应该就是我手头这个版本。但是这段话却让我想起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以至于让我不禁哑然失笑。
在我的书架上也躺着一本书，在它的封面和扉页都盖着同一枚圆形印章，这是我高中图书馆的印章，在扉页还有一个写在印框里的编号，“13473”，这应该就是它在我高中那个木质图书楼里的身份证号。不过这本书的名字不是《德语课》，而是《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7月版。后来我才知道它就是所谓的网格本。
这本书我也是付了两倍的罚款换来的，还好，定价不算贵，1.90元，两倍就是3.80元。但对当时的我来说仍然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在门口的旧书摊上，一本《呐喊》也只需要八毛钱。但是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付了。我的借口是在厕所看书时不小心掉进了茅坑里。当时为什么会想出这么个恶心人的理由，而不是简单地像余华一样说丢了？也许只是想让借口显得更逼真而已。女管理员迟疑地看着我，仿佛替我担心似的，强调说，要付两倍的罚款哟！我点了点头，把准备好的钱递了过去。
其实我一开始的目标并不是这本《罪与罚》，而是肖洛霍夫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我的野心是把它一本一本借出去，然后一本一本谎称丢失。但是等到我要毕业的时候，想借这本书却怎么也借不到了，每次都是已经借出，以至于后来我怀疑是有人跟我不谋而合，而且已经捷足先登，这让我遗憾不已，最后只得退而求其次。然而幸运的是，读大学时，一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校园摆摊，六折销售新书，其中竟然有这套《静静的顿河》，全套定价75元，六折之后仅需45元，于是欣然购之。
我的读书生涯真正开始也就是在高中，高中三年是我读书读得最快乐的三年，我一个人拥有两本借书证，不停地还书、借书，直到高考前夕仍然不肯撒手。我把我认为重要的经典作家代表性的作品基本上通读了一遍，就是在那时打下了外国文学的底子。所以等到要毕业的时候，当别的同学正忙于制作一本本精美的毕业纪念册时，我也在悄悄谋划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本独特的“毕业纪念册”。然后就像余华讲的那样，这本盖着学校图书馆印章的《罪与罚》也跟随着我，先是到北京，然后辗转来到厦门，并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书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