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本就天下名将，自诩百战百胜。又如此接连杀得关东联军大败，愈发骄横，每日在雒阳置酒高会。
随着皇甫嵩入朝，在长安以西的三万精卒就此瓦解。董卓便征召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入朝为侍郎，派人接收了这三万大军，将之东移，拆散填入自己的西凉军中。
这样一来长安城面临的威胁自然随之解除。董卓于是遣宗族子弟召集流民百姓为自己在长安城东修建郿坞，用来储存自己所抢掠的钱粮珍宝，并让自己的族人居住。
只不过修建郿坞颇费钱财，而大军消耗又与日俱增，董卓因此不得不寻觅新财源。随后董卓在其党羽的建议下，收回司隶内郡县的五铢钱，又熔铸洛阳及长安的铜人、钟虡、飞廉、铜马[注一]之类的铜像重新铸造新的小钱。
董卓所新铸的这种小钱只有五铢钱的一半大小，重量约有1.7铢，是普通五铢钱的三分之一。这种钱没雕刻上任何纹饰，同时因为铸造的粗滥连整齐的圆形方孔都无法做到。
这样的钱当然不会有任何公信力，但董卓却借这种做法将自己手上的一分钱换做了三分钱，而京畿的百姓却等同于需要无故缴纳给董卓自己财产的三分之二。
于是京畿的通货膨胀变得极其严重，一石谷的价格涨到数万钱。百姓生活困厄，难以为继，被迫贩田鬻女以求温饱。许多原本有产的农民开始变为流民，这些流民随后为生活所迫聚集山林，沦作盗匪。至于其他家境稍好的农民与不愿作匪的流民则开始举家迁徙至荆益二州以图避难。
从此司隶内治安大坏，州郡上下民怨鼎沸，公卿百姓咸皆视董卓为仇寇。
长安自此始有儿童传唱民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所谓“千里草”者，乃是“董”字；“十日卜”者，乃为“卓”字。儿童诵此谶言乃是咒董卓速死之意。
就在董卓肆意敛财同时，孙坚顿足于大谷关下半年之久，营造器具，日夜猛攻，终于是在冬季来临前攻破大谷关。孙坚本想趁势进军，但司隶气候不比荆南，甫一入冬便寒冷异常，又加之攻城半年，人困马乏，孙坚便只好熄了进军的念头，暂时休整，以待雪化，再进军雒阳。
董卓在孟津大败袁绍后本是抽调了不少人马由吕布率领来援大谷关，然而终是来迟一步，等到了关下，大谷已经易帜。吕布见此只好徐徐而退。孙坚本不欲进兵，然而此时亦是见猎心喜，于是派军出城逆战。吕布亦是彪悍之人，见得孙坚竟敢出城接战，也不再退，反身以少战多，复与孙坚接战。
吕布这次来援带的是嫡系并州军，与吕布相处日久，如臂使指，而且先锋尽是骑兵，驰突上下，来回冲击，又兼多有张辽、高顺、魏续等良将猛士相佐，一时竟然处于攻势。
而孙坚虽然人多势众，然而才下大谷，人马疲惫，又兼南军少马，一时只得结阵固守。然而孙坚亦是久战知兵之人，见此并不心急，只是督促麾下诸将切勿浪战，远以弓矢扰乱吕布骑兵，而自己则是率骑兵在大谷关内卸甲休息。
待得吕布战过一阵，兵锋渐钝之时，孙坚才披甲介马[介马，指为马匹披甲]，与祖茂、韩当等将亲率一部分骑兵从大谷关中驰出，以逸击劳，腰击吕布阵势。吕布见此仍然不退，反身再与孙坚接战，一时阵前骑兵嘶喊震天，在如此一片的狭小地界内双方一时战况相当惨烈。
然而这次情况倒是反过来。孙坚所带出城乃是二千余披甲介马的精锐骑兵，而且休息已久，正是士气如虹，精力充沛之时。反观吕布麾下诸骑，虽是精锐，人皆带甲，然而并非是连马亦有甲的重骑精锐。而且吕布并州军接战已久，虽然战果不小，自身也是颇多伤亡，已快到了三而竭的地步。
这样一来反倒是孙坚的二千骑兵一时压着吕布的五千骑兵，来回驰突，搅得吕布阵脚大乱。而原本结阵的孙坚步卒此时亦是散开，一副欲从两侧夹攻，想狠狠咬上吕布一口的样子。
吕布见得此情景，晓得局势不妙，知道自己孟浪自大了，于是开始下令撤兵。
虽说是撤退，但并州军不愧百战精锐，并没有像荥阳之战的曹操新军一样一哄而散，而是散成两股，交替后撤，又有擅长骑射的数百人远以弓矢骚扰孙坚。孙坚所率出城的皆是重骑，本就速度不如吕布的轻骑，又兼有弓矢骚扰，自然难以追上吕布。
不过孙坚也本就没想得靠重骑追击吕布。只见孙坚绞杀了来不及撤退的吕布残部后，让出道来，从大谷关中另外驰出一彪人马。正是由黄盖率领的千余轻骑，这千余轻骑乃是孙坚最后预备队。如果战事不顺，那么这千余人的作用就是扰乱敌阵创造撤退条件。而如果战事顺利，那他们的作用就是像现在这样追击敌人以扩大战果。
在黄盖的千余轻骑奔马而过之后，孙坚便率自己的二千重骑跟随在后，伺机扩大战果，在他之后的是则是三千有余的百战老卒，是用来接应以防不测的。
但见如此六千人前后陆续衔吕布军尾追踪而去，接连斩杀俘获数百人。而吕布自己见得形势不好，不但不加速奔逃，反倒亲率成廉、侯成等人带百余精锐反身冲杀黄盖。孙坚见得此大感不妙，加速鞭马领兵向前。而此时吕布竟趁黄盖不虞，百人为楔形阵直接杀开黄盖军势奔至黄盖面前。
黄盖亦是勇猛之将，乃率亲兵与吕布交战。双方交战数合，黄盖本人与其亲兵明显不如吕布与其麾下百骑善战，一时屡处危难之间，披伤不少。而散开孙坚轻骑见得主帅窘迫，亦是不顾危险，反身冲击吕布。最后吕布见得无法拿下黄盖，而孙坚援骑已经接近，只得放弃，反身再次杀出。
见得吕布如此来去自如，浑然不把孙坚骑兵放在眼中，吕布军中顿时阵阵欢呼，一时士气复振，反观孙坚部曲士气倒是跌落下来。孙坚见此太息一声，也不再追击，缓缓退回太谷关。而吕布亦是人马疲惫，率众离去。
如此一来关东联军和董卓战事便彻底地冻结了起来。
不过战事是冻结了，但人心却没有。在初平元年寒彻的冬季，一连发生了三件进一步掘断东汉王朝根基的大事。
此前关东未起兵时，董卓以辽东太守缺，问手下谁可任。中郎将徐荣于是举荐自己同郡公孙度，欲引以为外援。
公孙度本为辽东人，州中豪强因公孙度曾为斗食小吏，素来轻视。先前，守襄平令公孙昭为了侮辱公孙度，曾经征召公孙度儿子公孙康为自己部曲中的伍长[五人为伍，伍设伍长，伍是古代军队中最低层的军官]。此时公孙度一到郡县，立马下令收公孙昭，笞杀于襄平市。又无故诛杀郡内豪强大族百余家，于是郡内豪强震栗，尽皆俯首。公孙度此后东伐高丽，西击乌丸，一时威行海外。
这时公孙度见董卓与关东联军纷争不断，于是心生不臣。乃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公孙延为建义侯。又立汉二祖庙[汉高祖刘邦、汉世祖刘秀]，承制设坛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度田治兵。就此分辽东郡为辽东郡、中辽郡，置太守。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整兵顿马，窥伺中原。这是初平元年冬的第一件大事，意味幽州以北不再为东汉朝廷所有。
先时诸侯不敢起兵，唯桥瑁强横刚烈，矫三公之书，传檄天下，于是才有得诸侯讨董，桥瑁亦由此为关东所重。但可谓是成也由此，败也由此。桥瑁此后自许为天下之先，日益骄横。又加之酸枣诸人迁延不敢进，于是桥瑁日益轻之。
此外，桥瑁在升任东郡太守前本身便担任过兖州刺史，在兖州境内甚有威惠。这自然导致他尤其轻视刘岱，意欲学袁绍一样以郡侵州，取刘岱而代之。由此桥瑁与刘岱日益不和，最终刀兵相见。
刘岱处理桥瑁问题上最为麻烦的一点乃是刘岱是兖州刺史，而非兖州牧。
刺史，刺史，刺者，检核问事；史者，内廷御史。刺史乃是由朝廷派出的下至地方的监察官员，本意乃是监察天下，弹劾不法，以防地方势力过大。本秦代即有，乃是每郡一设。后来入汉时被罢去，其后时有时无，直至汉武帝分天下为十三州部，每州一设，乃成惯例，并且权力日重。
但汉武帝时可谓治世，天下大体安定，故而刺史初置时是符合“大小相制，内外相维”的制衡之道的。刺史本意乃是冲着地方权力过大的大员郡守而去，各地郡守兼合财、军、任命举荐三权一身，极易割据地方，对抗中央，故而需要设置刺史来牵制。所以如果赋予刺史除监察之外的重权，那可谓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这样权衡下来的结果就是刺史虽然位在郡守之上，不受地方管制而直归朝廷御史大夫所辖，却只有区区六百石位俸。如此以六百石的“小内”刺史去辖制“大外”的二千石郡守，才可防止地方壅塞中央，来达到集权一体的作用。
只不过虽然这种设置的初衷往往是好的，但总是会在各方利益的作用下逐渐变质。正所谓“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不外如是。刺史在其设立后的二百年间，一直存在职权扩大，并且由中央官员转移成地方官员的倾向，直至最后成为郡守的上级代替郡守割据地方，对抗中央。而且这种割据势力远远比郡守来的强大。
首先是刺史的职权问题。刺史一开始只有监察六百石黑绶及以上的权力，并且职能单一，只有监察权而无行政权。随着演变，刺史最后不仅获得了能监察二百石黄绶以上所有官员的权力，还获得了选荐官吏，举茂才、贤良、方正之权。并且随着农民起义的频繁，也逐渐获得了地方的行政权和兵权。
再在另一方面，刺史初置时本无固定治所，每年巡视州郡，周流迁转，独身一人，年末行部结束后即返回中央述职。但随后从东汉开始刺史逐渐在州郡上有了固定府衙，年终也仅是派人前往中央奏事即可。除此以外，刺史还拥有了组建幕僚的权力，可以征辟别驾从事、治中从事等属官为自己幕僚，协助自己行事。
自此，刺史彻底完成了由中央的监察官员至地方的行政官员的转变。
但这种转变终究是一种约定成俗的潜移默化，是一种潜规则。这种嬗变无法处理的一个问题便是品秩大小。刺史终究是不是州牧，仅仅是六百石黑绶，辖制二千石青绶到底是名不正言不顺，靠的是中央朝廷的权威和郡守的配合，而非自己的地方权威。
在汉末这种朝廷沦丧的乱世中，如果刺史遇上强横不配合的郡守，就会出现互相抵牾的尴尬情况。这种情况最后便会演变至州权威与郡权威不死不休的对抗，其结果要么是刺史以州凌郡，要么是郡守以郡犯州。
兖州刺史刘岱需要面临的问题核心并不是强横傲慢东郡太守桥瑁，而是兖州诸郡守是否会遵从自己的权威。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刘岱处理的并不差，或者说是桥瑁处理的太差了，兖州诸郡守并未在刘岱和桥瑁交兵之时帮助桥瑁，任凭刘岱将桥瑁攻杀。刘岱在攻杀桥瑁后又不经朝廷私自派王肱领东郡太守之职，算是彻底奠定了自己在兖州的权威，也昭示了关东州郡彻底脱离了东汉朝廷。这算是初平元年冬的第二件大事。
而第三件大事，就更是动摇东汉的基础。
因为董卓手握朝廷的缘故，关东虽然诈作移书，以此起兵，但终究是名不正言不顺，处处受制于董卓。上至盟主车骑将军袁绍，下至部曲伍长，各个官职，无一不是关东诸侯自署，终究是不得人心。
袁绍便与冀州牧韩馥商议，借口“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欲在来年开春后共立幽州牧，宗室长者刘虞为皇帝，以此重新分封关东诸侯。
曹操此前前往扬州募兵，刺史陈温、丹杨太守周昕与曹操、曹洪相善，因此借曹操丹阳精兵四千。此外，曹洪又自带家兵千余，散家财往庐江募得庐江上甲二千，往丹阳募得丹阳兵数千，约定与曹操至龙亢汇合。
扬州自古远离王化，直至三国时期仍然颇多蛮夷。因与这些剽悍蛮夷相处日久，扬州古来亦是风气壮烈，人性躁劲，视死如归，临战而贵诈，又颇多游侠无赖，山户逃民，一直都是精兵产地。
曹操所得这四千丹阳精兵即是丹阳县上的山户逃民，这些人不事耕种，以山陵打猎为生，因而箭术高超。而曹洪所募的二千庐江上甲乃是扬州的游侠无赖。所谓上甲者，披甲上兵也。这些游侠无赖本就好斗剽悍，又兼有披甲，因而更是难当。
不过这些人都非良家子弟，素来桀骜难驯。而曹操更是欲带四千丹阳兵出州向北，自是这些士卒所不乐意的。于是这些士卒阴谋背叛。行至豫州龙亢，闻将合兵，丹阳兵于是夜烧曹操寝帐，曹操亲自手杀数十人乃得出营，搜罗散兵才得五百余人。幸好曹洪募兵甚多，这才不算一行无果。就此北行，曹操又搜罗千余人，千辛万苦才回到河内。
然而曹操才至河内，就闻袁绍废立之谋，因此大怒，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所谓北面，即是指事幽州刘虞；所谓西向，即是指迎回长安幼帝刘协。曹操这话已经是相当之狠了，清楚向袁绍表态不同意另立皇帝。值此多事之秋，曹操自然知道一旦开另立皇帝的先河，那就代表彻底剪掉东汉皇朝的最后一根悬线。自此以后肯定是大者称皇，小者称王，王万数，皇千数，绝对不可开先河。
袁绍见曹操反应激烈，虽不好过多压迫，但犹不死心。袁绍又另刻一将军玺印，召曹操宴饮，酒酣之时，袁绍捧此玺印举向曹操手肘处，目示曹操接下，欲有所言。
曹操自知乃是袁绍以加官为利诱，心下厌恶，却作醉姿态，举杯长饮，对袁绍大笑道：“吾不听汝也。”又举杯向道：“来饮。”频向袁绍邀酒，一连数杯不停。
袁绍见此，放下玉玺，神色如常举杯向曹操祝酒，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复与曹操饮酒至醉。
待曹操出帐后，袁绍复遣说客拦下曹操，对曹操说道：“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逾于此？”
曹操心下由是愈发恼怒袁绍，面上却是不做神色，不应此话，假作醉酒姿态归家。袁绍闻此默然。
袁绍本意乃是奉刘虞为帝，以此来挟制天下，自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于是袁绍复与韩馥向关东诸侯去书道：“帝非孝灵子，欲依绛、灌诛废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马虞为帝。”
诛废少主、迎立代王乃是说得汉文帝故事。绛乃是汉绛侯周勃，灌乃是颍阴侯灌婴。汉高祖刘邦死后吕雉专权，吕后子汉惠帝忧郁而死，故而吕后接连扶立两位少帝，大封诸吕为诸侯王。吕雉死后周勃、灌婴诛灭诸吕，废除少帝，另立当时的代王刘恒为皇帝，是为汉文帝。
此书一去，关东诸侯附和袁绍，并无异议。唯袁术认为利在袁绍不在自身，于是外托公义拒绝。
袁绍只好复与袁术去书道：“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复信！但当使兵往屯关要，皆自蹙死。东立圣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见戮，不念子胥[伍子胥]可复北面乎？”
袁术报书拒绝道：“圣主聪睿，有周成之质。贼卓因危乱之际，威服百寮，此乃汉家小厄之会，乃云今上无血脉之属，岂不诬乎！又曰室家见戮，可复北面，此卓所为，岂国家[东汉时国家乃是皇帝代称]哉！慺慺[慺慺，lóu lóu，恭谨貌]赤心，志在灭卓，不识其他！”
袁绍得书不悦，于是与袁术积怨成仇，然而还是欲行废立事。
见酸枣诸侯无异议，第二年春，韩馥、袁绍于是先自立为大将军，再遣故乐浪太守张岐、故任县长毕瑜等携持奏议往幽州上刘虞尊号，说刘虞以命录之数。
刘虞乍闻此谋，亦是大惊，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污邪！”于是拒而不受。
袁绍复请此事，刘虞乃以“再请则出奔匈奴以自绝”相答。
袁绍见此，便只得使韩馥等人去书请刘虞暂领尚书事，承制封拜[谓秉承皇帝旨意而便宜行事]，另立朝廷。
刘虞见袁绍不甘休，便收斩来使，选自己掾吏右北平人田畴、从事鲜于银二人蒙险间行[指择小路冒险前往]，奉使往长安，以示自己心向汉室，绝无二意。
袁绍见此乃得作罢，不过刘虞并未断绝袁绍音书，仍然与袁绍相互遣使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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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钟虡乃是一种鹿头龙身神兽。飞廉是另一种身似鹿，头如爵，有角，蛇尾，身有豹纹的神禽。皆是汉代先帝铸造的铜像。
汉明帝曾铸飞廉及铜马两雕像放在上西门外平乐馆中。汉武帝时善于相马的东门京[人名]曾铸另一铜马于金马门外。
铜人乃是始皇帝所作。
《三辅旧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称皇帝。大人见临洮，身长五丈，迹长六尺，作铜人以厌之，立在阿房殿前。汉徙长乐宫中大夏殿前。”
《史记》曰：“始皇铸天下兵器为十二金人。”
以上这些铜像皆被董卓熔铸为小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