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史，我是素感兴趣的。先师国桢教授对于明清文化的造诣之深，学界所共知，我的同门任道斌君颇承先师的教诲，在明清文化研究方面著述甚丰，本更当承此重任，但道斌君因另有国家重点项目之任务，无暇旁顾，我于是只有勉力而为了。
对于我来说，虽勉力而作，却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既感到难于把握对文化的界定，又感到难于把握作志的体例。
迄今为止，学界对于文化的概念仍然各执己说，莫衷一是，定义数以百计，令人望而生畏，拟目的时候不知从何下手。只得找来诸学者之论反复拜读，渐感其实说及文化之大端，许多都是为人所共识的东西。这就如我们自幼所读文化课一样，其范围可大可小，其内容可多可少，入其范围者自是文化无疑，未入其范围者，亦未必不是文化，只是视其所划定的范围大小而区别论之罢了，而范围的划定也正是学者们著述的各自特点。这也许更接近于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弹性定义，我之所以同意这样的看法，也算是在文化志写作时为自己找寻一点合理成书的理由吧。
我本来想，按道理讲述事应当力求全面，记述有关明代文化的事情，门类似不应有缺。但到实际操作时，方知不可能求全无缺，这一则是本人能力所限，二则也是全书的篇幅所限。只是出于操作之便，将明代文化分作两方面内容来叙述，一方面依现象分述而力求突出其文化的主要特征，一方面依门类分述而力求其全。这本不成样子的作品便这样开始着手写作。写写停停，前后两三年的时间，待到完成大部分书稿时，回头来看，连自己也感到近于史又不全像史，却又无力做大的改动，只能期待读者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