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老猫呼呼睡，上辈传下辈。”从古到今，每家的上人都会把自己的酸甜苦辣和他人生的各个时期的经历做一个系统的总结。无论是辉煌的还是苦难的，是天灾人祸，还是自然遭遇，得过谁人的恩情，吃过多大亏都得给后人叙一叙，让后人勤勉立志或思孝报恩，不要再走自己走过的弯路。大人物写历史巨作，记载一生的辉煌，小老百姓只有言传身教。
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给我讲述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亲身经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姑父被打成“坏分子”，田汉卿也被划成地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扛着红缨枪参加了查路条的队伍；土地改革，他又参加了民兵，夜里就去读夜校。可喜的是，我家的土地，基本上被我小祖父卖得差不多了，所以被划为中农。父亲参加民兵后，干事出色，很快被组织吸收为积极分子。
“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上出彩霞呀！地下开红花呀！”美帝国主义联军侵略朝鲜并打过了三八线，全国动员抗美援朝，凡是血性男儿都报名参军。
父亲主动要求去参军，组织上对这个热情参军的小同志很感兴趣，报名刚三天，他就高兴地换上军装。第二天就要奔赴朝鲜前线战场了，这时来了一个紧急通知——不准父亲归队，理由是年龄太小。父亲哭天喊地要跟带兵的入队，被小祖父和小奶奶硬拦了回来。小祖父哭着说：“孩子，这是上头的安排，你自己想去，是去不成的，这是上边的规定，年龄不到是不给去的，你不去也好，我哥留下你一条根，战场上子弹不长眼，一旦去了回不来，我亏心啊！”
后来才知道，是外公找人反映他是孤儿，并且年龄也不够，故不准他归队的。原来，父亲和母亲是外公和祖父当年做生意相处得较好，两位老人给我父母定的儿女亲家，这叫娃娃亲。因为祖父母双双下世，外公怕自己的女婿上战场回不来，才设法找个借口反映他是孤儿，让组织上审核他的年龄，一查得出他的年龄太小，不准他参军而将他留下了，但组织上对他入伍参战的一腔热忱，给记下了一笔积极上进的内账。
父亲十八岁那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户中最年轻的党员，从那以后他就在当地当了基层干部，那个时候，虽然村里的女青年较多，但父亲谨遵遗命，半点不改死去多年的父辈在世时所定的亲事。一九五九年秋天，外婆和外公来找小祖父、小奶奶商谈我父母婚嫁的事，小奶奶说：“男婚女嫁是应该的，不过这年成这么狠，我们搬不起亲，办不成事啊！”
外公说：“年成狠这是事实，但也不能因为这年成狠就不办喜事了，有一个钱成一个钱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婚事简办，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就这样，父亲娶母亲时只赶头小毛驴，配上红鞍轿给母亲驮回来了。在那种艰苦的环境里，按照外公的意愿草草办了婚事是明智的选择，否则家史恐怕要改写。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人都穷得没饭吃。母亲过门不久，小奶奶哭着对我父母说：“孩子啊，这年头不知哪天就饿死了，为了活命，咱们分家吧，分开了负担轻些，咱各自保命吧，只要能闯过这个难关，那就是老天不收我们。唉，看自己的造化吧！”
小奶奶把家里仅有的炊具分开，我家分个西瓜坛子，小奶奶他们家住在四合院的后面，我家住在前面，这样就正式地变为两家人了。父亲为了能日日看见后院中的老槐树，在我家的后墙上打个窗户，睡到床上，就能看到那棵苍翠挺拔的老槐树，也能聆听树上的百鸟吟唱。
父亲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大社任副社长，母亲被父亲安排在大社推磨，他们都是社里的骨干力量。母亲在牛屎堆里埋了一坛黄豆，夜里才敢抓一把回家，用水泡后烀汤喝，第一把豆子救了我的命，我活了下来。有人说我是大命人。
1965年冬天，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让家乡的小镇炸开了锅，人们奔走相告，老寡汉条子上吊自尽了。还有的人说，老寡汉条子被人像勒狗一样地给害了。各种传言沸沸扬扬。我刚刚记事，反正知道人们都围在一起说老寡汉条子上吊的事，互相争执，各说各的看法。突然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来了，他冲着杂议的人们大声说：“只要不做亏心事，半夜打门心不惊。这与你们又不相干，你们这叫咸吃萝卜淡操心！都吃饱饭撑的！在事情没弄清之前别闲扯淡，死人头上有浆子，说不定哪句话说错了公安局让你蹲班房，那才是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呢。都回家烤火去吧！”大伙听他们这么一说都散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冬天下大雪，齐腰深的雪覆盖了整个大地，天河湖上，白茫茫一眼望不到边。房檐下的冰锥都拄着地，人们被那保管员一席话说得真不敢出来说闲话了，都钻在家里烤火。
生产队发生的凶案惊动了上面，县公安局的领导直接找到我家。“田大队长在家吗？”公安人员问。
父亲正在为这起命案犯愁，一听有人喊他，忙迎出去。还没等父亲说话，来人喝问父亲：“我是公安局局长，姓刘。田大队长，你是党员，基层干部，这么大的案子发生在这里还待在家里，我看你是稀饭锅里煮元宵——浑蛋啊。你难道想不到什么叫人命关天吗？你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你是干部真没有责任吗？”
我吓得钻进母亲的怀里号啕大哭，母亲搂着我，嘴里小声地念道：“田土莫怕，孩子莫怕。”
我在母亲的袄襟下，就听父亲大喝道：“我是共产党员，我既不是阶级敌人，又不是杀人凶手，凭什么逮我？你这是来办案还是来乱抓无辜呀？我们的人权都是平等的，你这是在耍威风。”那公安局局长很愤怒地说：“不可思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的，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基层干部，虽然我有责任，但我想让这样的事发生在这里吗？说大话、耍态度、发脾气能破案吗？要设法破案这才是正题！我的局长大人你要冷静！你不和群众同呼吸共患难，你能破案吗？只有走群众路线你才能开展工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一无所获！”
我钻进母亲的怀里，偷看县里那个刘局长，黑大个，站起来像个铁塔，他被父亲的一席话说得半个时辰没吭声，坐在那里活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破板凳上，父亲再也没和他搭腔。刘局长坐在板凳上，只是自己吃着闷烟，一根接一根，板凳底下扔了一堆烟头，还有几个春秋香烟盒子。天快中午，父亲出于礼貌，冷冷地送走了那个要逮他的“黑”局长。
刘局长不声不响地走出了我家的门，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那个满脸凶气的“黑”局长，就这一幕，使我一生不会忘记父亲那威严而又不卑不亢的形象。不知为啥，往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这桩案件。当地老百姓也不谈这个话题了。
时隔两年，父亲配合“四清”工作队查清了这起凶杀案。长大的我才知道，这是个争风吃醋所导致的情杀案。生产队里的保管员和那个老寡汉条子是情敌，两人早有摩擦，双方因都爱上一个寡妇，数次“顶簧”，双方产生了仇恨。时间长了，由于双方争风吃醋的戏越演越烈，寡妇摆不平，最后偏向保管员。为了不受干扰，保管员提出弄死情敌，于是保管员和情妇制订了弄死老寡汉条子的具体方案。
要想捣蛋，碰上蒋干。他们决心刚下，正好赶上下大雪。老寡汉条子因数日被寡妇冷落没吃禁果，正在家长嘘短叹，风雪交加的夜更使他寂寞难耐。万没料到寡妇找来了，约他到野外一处孤零零的炕房里去做爱，老寡汉条子一听有些疑虑，说：“风雪大，不便去。”寡妇说：“在家干不方便，怕保管员找来顶上火。到野外炕房里安全。”老寡汉条子一听有理，欣然前往，他走到一片树林边上，有乌鸦在大树上叫了两声，使老寡汉条子毛骨悚然，他停住了脚步。老寡妇央求道：“快到地点了，一声鸟叫就坏了我们的好事？”老寡汉条子这才跟着她走进炕房。他只是想能满足自己的欲望，万没想到，这是圈套，这一去让他走上不归路。
老寡妇把老寡汉条子哄到自己身上，潮正起，老寡妇搂住不放，保管员突然出现，用事先准备好的檀绳套住脖子，老寡汉条子在兴头上，一声没吭地死于非命。两个奸人勒死了碍眼的情敌，最后毁了现场，把老寡汉条子吊上了炕房的梁头。
天苍苍，雪茫茫，三天过去了，老寡汉条子仍吊在炕房的木梁上。逮兔子的后生们，为追一只野兔而追进了炕房，后生们猛见吊在房梁上的死人惊恐万状，也不找里面的猎物，齐声高喊：“有人上吊自杀了！”
自杀的人悬在梁上，也没有人敢随便解下，是真自杀还是假象人们无法弄清。外面的现场被大雪覆盖，死者是一人吃饱全家都安的人。他是贫农，生产队年年分红他都得钱，每天都吹着口哨，唱着小调，生活得很乐观，他没有理由自杀。因此，案件变得扑朔迷离。
公安局暗访了半年，也没有理出一点头绪。没多久，保管员像往常一样又去和寡妇幽会，推门进去，借微光细瞧，她身上骑着一个熟悉的男人，仔细一看是个小队长，保管员醋意大发，情急之下，手持木棒大打出手，那男人被他打倒在地。此事惊动了四邻，保管员蹿出寡妇的家门，被四邻看得一清二楚。当夜小队长就住进了合作医疗室。第二天早晨，生产队召开批斗保管员的大会，社员批判他腐化的犯罪事实，他知道罪孽深重，当天夜里，他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出来打酒买肉猛吃一顿，然后自己上吊自尽，结束了他短暂的一生。那件炕房凶杀案件，就这样悬在那里，搁置下来。
那个小队长也被撤销了职务。
两年后，父亲配合工作队，经认真的摸排，查清了这起因争风吃醋而导致的凶杀案，侦破了搁置多年扑朔迷离的凶杀奇案。
过去的生产队靠工分吃饭，我家姊妹六个，都是挨肩的，是队里最难的软腿户，全靠父亲和母亲挣工分。父亲是干部，一天到晚要么开会，要么就忙公事，家里的重担都落在母亲的头上，父母经常为家庭琐事吵闹，不管母亲怎么闹，他还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母亲为了多弄点工分，在生产队干活休息时，还去砍牛草，人们说我母亲跌倒还要抓把土，是一个特能劳作的人。尽管如此，每到年底分红的时候就透支，队里分红账要是四六开，我家就稍好些，如三七开，那透支得就更多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六岁就去给生产队放牛，每天能挣三个工分，由于人小没有力气，牛头一摆，我就会摔在地上，经常哭着去抓牛绳，队里规定只要牛吃生产队的庄稼被发现，三个工分就没了。那年我右胳膊上长个疮，家里没有钱治，父亲就到地里逮一只碗口大的癞蛤蟆，把肚子剖开，贴在我的疮上，然后包上。就这样我仍然每天还拉一头牛，从早放到晚。六岁孩子带病放牛，就为那可怜的三个工分。
过去收粮食要趁天气，最怕收割打场遇到雨天。为了争取时间，一般都是白天收割，晚上打场，打场时，打头场的领队用的都是最有力气的大老犊。为了提精神，不停地打着哈嗨，并且不停地和牛转圈。为了搞点工分，父亲说：“田土，你也去拉一条牛，在最后面，只要能跟得上就行了。”
打场，头磙最主要，头磙在前面均匀地放磙子朝外延伸，后面的磙子随便怎么打都行。这天是月亮头，六盘磙子在前面，父亲让我套盘磙子，在最后面。父亲正在头磙上精神振奋地打哈嗨，鼓士气。谁料，我拉的磙子不听使唤，它不朝里转硬往外跑，上去便和六个磙子斗起了头，把六盘磙子都搞乱了，还有的磙子压了牛腿，我的腿也被磙架碰出了血，整个场上弄得一团糟。父亲打我两巴掌：“你都六岁了怎么一点不长记性？你把磙子套反了能不斗头吗？今天晚上的工分不给你记了。”我哭着跑回家，母亲十分心疼，便拉着我，在不停地空骂父亲，目的是给我解气，我知道母亲是在哄我。
父亲回家后，母亲说：“家里有两条绞丝网，让田土到河里下网，一晚上逮几条鲫鱼，也比去挣那三个工分强。”我听从母亲的吩咐，天天去天河的浅水里下绞丝网，天天都能得十几条大鲫鱼。
有一天，我的脚被划烂了，伤口发炎，发了一夜高烧。离我家不远处有个小药铺子，铺子的主人是新来的，姓王，户中老少都称呼他为王先生。母亲提几条大鲫鱼，把我带到王先生家，称王先生道：“他姑父，孩子的脚被划破了，你给他看看。”王先生说：“这点小口子，没有大问题，在我手里小事一桩，等会给你上点药面子就会好的。”王先生真的给我的伤口上点药面子，简单地包扎一下。第二天母亲又提几条鲫鱼去谢他。哪知王先生又给疮口上点药面子，夜里又疼又痒，第三天，我又去上药，母亲又从缸里给我拿几条鱼，进了药铺子，里面是善嫂在那抓药，王先生不在，善嫂一看伤口不对，忙问：“昨天的药是谁上的？”我说是王先生，善嫂好像心中有数，伸手从旁边的药柜里拿出另外一种药面，上着药还骂着：“这个老畜生！没有人性！”虽然善嫂没指名骂王先生，但意思尽显。我的脚上过善嫂的药就干了水头，渐渐好了。
第四天，母亲说：“田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然后硬逼着我再送几条鱼去，我去的时候，王先生正好和善嫂在吵架，在半掩着的门里传出了王先生的大嗓门：“你这婆娘，硬是把塘里的水往外放，要不是你多手多脚的，田土的大鲫鱼今天又该送来了吧！”
善嫂毫不示弱地说：“老匹夫，心太黑，你怎么行医，你怎么为人，天知道。你坑孩子会遭报应的！”
王先生高声地叫道：“臭娘们，吃里爬外的东西，大鲫鱼你吃够了吧！想吃拳头了可是？”我怕他真的打善嫂，故推开门把大鲫鱼摔进了门里头，转身走了。
我家是老透支户，但是只要家里喂头肥猪就有人帮着兑账。因为有肥猪抵着，少不了钱，还做个人情。如果哪年没喂出来猪或者猪病死了，便没有人敢说大话给我家兑账了。这个时候，只有小祖父站出来慢腾腾地把长长的旱烟袋在鞋底上敲了敲说：“用我家的余款给田土家的透支账兑了。”小祖父说罢，习惯地头也不回就走了。
父亲经常在夜里背着渔网打着电筒到天河的支汊里去捕鱼，我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都能看到母亲在拾掇鱼，然后上街去卖。用卖掉鱼的钱来支付一家人的生活用度，剩下的部分就留作填补透支款。母亲担心父亲捕鱼时会出什么问题，就让我跟着去背鱼篓。每逢月色天父亲让我去，黑夜时不让我去，因黑夜阴气大，他怕在黑夜里我沾上阴气生病。
父亲每天捕鱼到家以后，没有时间睡觉，总是三扒两咽地吃罢早饭，接着就做上工的准备。我家门前有棵老柳树，上工的铃就挂在这棵老柳树上，铃一响，社员们就扛着工具上工。父亲时常一手拿着杂面馍，一手拿着铃锤敲铃，然后喝半瓢凉水，拿着农具就下地。他每天都是第一个到田头，最后一个回家。母亲埋怨道：“别人当干部都在田埂上指手画脚，你倒好，什么事都跑在最前面，你就不能多长点儿心眼？你干得再多还是十工分。你这样把身体干坏了，我们娘几个怎么办？”母亲的话他总不往心里去，但也不反驳，有时候母亲说着说着就哭了，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泪水大多是心疼父亲而流的。
记得有一年母亲认真闹着不让父亲当干部了，她真的闹到公社，公社书记语重心长地给母亲讲道理，并且阐明共产党员就是群众的杰出代表，况且这片只有他一个共产党员，最后说道：“你不让他当干部，这不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吗？你说他不干能行吗？”母亲说：“我只说咱孩子多，他当干部处处要带头，一点私心也没有，家里负担这么重，六张嘴要吃饭呀！”书记耐心地说：“当干部就要起个带头作用，否则要干部何用？我们共产党员就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党章上面说得很清楚。”母亲说：“我不是党员不懂党章，反正这样下去我们没法活了。”父亲听到母亲的唠叨，很不耐烦地说：“队里这么多社员都活得好好的，难道就我家被饿死？我看孩子们不健壮得很吗？穷人的孩子天养活，况且还有共产党。”母亲被公社书记左劝右说得终于被说软了，仍然像往常那样支持父亲。
我家的菜没有油，小奶奶家过得较为富裕，我每端起碗就往后跑找小奶奶要菜吃，小奶奶总是把炒得香喷喷的咸菜端给我吃。时间长了，我便习惯地在小奶奶家找菜。他们家的姑姑叔叔们还时常拿我取乐。
一天，后面的小叔找对象了。母亲逗我说：“快去看看你花婶子在干什么。”小奶奶也说：“快去厨房看看你花婶婶。”我受大人们的指使，若无其事地进了厨房，只见叔叔给一个陌生的花姑姑在灶口续柴，她拿着火棍在锅门前拨火，红红的脸膛在炉火的照映下，光彩夺目。叔叔和她都不说话，双方都带着特有的羞涩，半个小时过去了，锅盖被热气顶得老高，叔叔费了好大的劲才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你可干？”拨火的姑姑停住手中的火棍，锅底的火苗熄了，从锅门窜出了缕缕浓烟。对着烟雾姑姑开口道：“你可干？”
“你干我也干。”
姑姑说：“干就干。”
我跑出了厨房，大人们聚拢来讨稀奇，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怎么谈的？”我被问急了就实话实说：“就说，你干我也干！”
大伙哈哈大笑，把这句经典恋爱对话编成了歌。生产队推车打号子用语，推车合力用劲的时候都领唱：“你干我也干呀！唉嗨哟！”
婶婶过门后，就不喜欢我，原因就是我放了她和叔叔的鸽子。我还一如既往地去小奶奶那扒菜，开始婶婶拉脸子，往后就直接干预，不阴不阳地说：“田土，你奶奶炒的菜太咸，不要扒那么多！”再后来我去就找不到菜了，小奶奶看我端着白饭要走，就给我送来眼色，告诉我婶婶藏菜的地方，然后我扒着菜就走了。慈祥的小奶奶，看到我扒过菜，端着碗走了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我有个邻居家的小伙伴叫田化，他比我大四岁，很顽劣。早晨他父亲让他起床拾粪，他虽然被喊起来了，但是困得像晕头鸭子，拾了几泡猪屎牛粪便跑到草堆头前睡觉去了，到吃早饭的时候背着粪箕回家。有一天他只拾得两泡牛粪就回家吃早饭，他父亲发现，认为田化准定偷懒了，就不给他饭吃，让他站在那儿，训道：“你看你，一早晨拾了几泡牛粪，可该给你饭吃？”田化很顽皮地冲着父亲说：“你说我粪抅少了，我看你吃不了。”此话一出，他父亲夺过他的粪铲耙把他痛打一顿。有次田化父亲在挖小园地，他母亲让他去喊他父亲吃早饭，父亲不理他，他问田潘：“我爸爸为什么不理我？”田潘说：“你喊他老大他保证理你。”田化真的对着他父亲高喊：“老大回家吃早饭！”他父亲提着锹跑回家给田化打一顿。
此事在天河边的小镇上传为掌故。
一天早晨，田化到我家说：“田土，我带你念书去。”我说：“没有书包。”田化从地上找一块塑料布，用针很快地给我缝了一个书包并递到我手里。“这不是书包吗？”“也没有书呀！”“学校有书，我带你到学校报名领书，回家再来问大人要五毛钱就行了。”我不想去，田化说：“你怎搞的？走！”就这样，我被田化稀里糊涂地拉到大队部学校，正式报名读书了。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学校的五毛钱学费给不起，大人又没有钱。当时很为难，几次想不念了，都被田化硬找去上学。这天我跟田化说：“我没有钱，五毛钱的学费交不起怎么读书？老师都点名了。”田化是个会操青皮的厚脸人。这天他带我到上海下放学生的屋里，对那个漂亮的女下放学生陈玉芳说：“田土交不起五毛钱学费。你就给他五毛钱吧！”陈玉芳伸手掏五毛钱给我，一下子被进门办事的父亲看到了，父亲拿着鞭子要打我，说我给他丢人。陈玉芳说：“大队长，你太不像话了，你应该支持孩子读书，不该要那些假面子。”田化小声地说：“五毛钱都掏不出来还打人呢！”父亲被田化小声的一句话羞得脸通红走了。我和田化拿着五毛钱高兴地又走进了学校。
一天，田化和我打皮卡迟到了，进不去教室。他说：“我俩干脆等下课再进去，进不去教室就干脆打卡片吧。”我俩就在学校门口打起了卡片，谁知被父亲在公社开会散会时碰上了，他气得把皮卡塞到我嘴里，命令我吃了，并气愤地说：“小小年纪就逃学，我看着你把皮卡给吃了！”
我不吃，父亲就用柳条打我。田化忙上前拦着父亲挡住我，很义气地说：“是我不让他进教室的，要吃皮卡我吃，你别打他。”田化真的把皮卡吃掉了。时事造就人，那个时候大人们为挣工分也顾不得管孩子，这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那以后，我和田化再也不敢旷课了。
一天，田化说：“为了咱们下一年的学费，我俩拾粪搞点工分。”工分就是钱。我当时七岁，没啥心眼，田化说啥就是啥。我们说干就干，当天晚上就去拾粪。当时生产队每年都积肥，按斤数折成工分，私人家有粪，生产队积累后，按着级别和重量给你算工分，积多了粪，就能多换点工分，为家里也能抵一点账。我个头小，背着粪箕走不动，因为粪箕碰屁股，田化从家里给我找小粪箕，特别合适。田化说：“这粪箕就留给你吧。”
那是月色天，月亮被乌云蒙着，我和田化来到村东头一家小姓人家门前，田化朝着篱笆门上跺一脚，并捋着下巴大声地说：“吭！老子要吃面糊子（稀面疙瘩用油炸）！”不想在旁边的粪堆上蹲厕的中年男子猛地蹿出来，这人个头不高，很结实，对准田化的屁股跺一脚，把田化跺倒在地下嘴啃泥，并气愤地说：“屌头大的小狗崽子，还敢充老子？”
我哪见过这种场面，吓得在旁边直哆嗦，便喊：“田化快跑！”那个矮个子大人一听跺的是自己的内侄，忙拉起田化很内疚地说：“乖乖，这不是田化吗？这是你姑父家门，你也敢跺？你们家长期不朝我家来，也不认识我家的门才弄出这个误会，万万也想不到是你呀！快起来吧，姑父对不住你。”
我一场虚惊，这才放下悬着的心。这时的田化，土地爷放屁——神气来了，他爬起来背着粪箕大声地说：“再朝我家去，砸断你的狗腿！”他说过撒腿就跑，害怕那矮个大人追上来再给他跺个嘴啃泥。我也跟在后面飞跑。我俩跑到一个大粪堆旁，田化说：“这是东队的粪堆，咱俩把粪箕耙满回家。”我不敢下手，田化见我不耙粪，自己耙满后，又来给我的粪箕耙满，满嘴还责怪地说：“这是东队的大粪堆，没有事的，就是被逮着，我姑父是队长，他能把咱怎的，这你看到了吧？我踢他家的门、骂他，不也没有事吗？”我这才恍然大悟，那个打他的人是他的姑父，并且是东队的队长。
由于田化姑父告密，我和田化的劣迹被父亲知道了，父亲狠狠地教训我一顿，说：“拾粪是你们这样干的吗？这是偷粪，这是丢人的事，你懂吗？这样下去，今天偷集体的牛屎，以后长大了你可能去偷国家的飞机呢！永远不准再干这样丢脸的丑事。”
吃水不忘挖井人，吃鱼当思阻缺人。我亲眼看见父亲舍身堵缺那一幕。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下大雨，生产队的鱼塘坝子被涨断，为了保住集体财产，父亲不顾一切率先跳下缺口筑坝保鱼。在父亲的带动下，十几个群众也跟着一起跳下水，终于保住了鱼塘。这事被母亲知道了，啰唆父亲：“你这是愣头青！当干部重在指挥，你应该站在岸上指挥社员们下去。在战场上，哪个指挥官不躲在指挥部里？”父亲很恼火地说：“你别敲山震虎、敲棒当锣，我有我的指挥方法，用不着你使歪点子！”
这年八月十五中秋节，全体社员每家都分得几十斤鲜鱼，社员们分鱼的时候都说：“多亏大队长身先士卒跳到水里，否则哪有鲜鱼过节呢？”
我常想：长大了我也当个共产党员，就像父亲一样的共产党员。
我们姊妹多，十天半个月也吃不上一顿红烧肉，每次家里烧肉，母亲总是心疼父亲藏上半碗给父亲吃，可是父亲对母亲的做法很生气，就冲着母亲说：“你把肉藏起来不给孩子吃，让我吃了能撑天？把孩子养大了什么都会有的。”他把母亲藏的半碗肉倒进大碗里，还站在我们的身后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夹肉吃。母亲总说：“田土，你是老大，也该让你大大（父亲的称呼）吃两块肉呀！”我比二弟大两岁，可我也是个孩子呀！每听母亲这样一说，我就很不情愿地退到后面来。母亲就推着父亲上前夹两块肉，这事父亲就是不听母亲的。为了我们这群孩子，父亲总是拗着母亲，先让孩子吃好，然后自己才吃。
提起红烧肉，我想起了二弟精心演绎的一段有趣的小故事。我家一个表叔，长得浓眉大眼，故他的小名叫大眼，我们就喊他大眼表叔。他常说我家穷，来走亲戚只到小祖父家吃饭。母亲每次留他到我家做客，他总是不肯上门，母亲很难堪，那个年代亲戚不登你家的门，就预示着你家穷得没人沾了。一天，二弟到小祖父家玩，那个大眼表叔来了，他对我小祖父说：“前面表嫂留我到她家吃饭，我不会去的，你看他家穷得叮当响，还敢来喊我吃饭？”弟弟记下这句话，并记得很深。
有一天，母亲真的把表叔留来家吃饭了，并烧了一碗特别香的红烧肉。母亲恭恭敬敬地把表叔推到上首坐定，心里有一种自豪感，心想：我家虽穷，来我家不也有红烧肉上餐桌吗？不料从中间杀出个黑马。二弟从外边进来，根据正常的惯例，老二是没有资格上桌子的。我是家里的长子，不管家里来多尊贵的客人，我都在桌上，因为我是家里的门面啊。今天二弟非上桌子不可，并且坐到桌前就一刻不停地吃起了红烧肉。母亲说：“二子，这是招待你表叔的，吃两块下来吧！”哪知二弟坚决不下来，把母亲的话当耳旁风，并且一块一块地把一碗红烧肉都吃了。母亲失去了自豪感，同时也失去了尊严，觉得脸上实在挂不住，就啰唆我父亲：“你个大人在桌子上就由着孩子！”父亲只笑不语，母亲又转过来对着二弟说：“一碗肉只剩汤了，看你怎么办？”二子拿碗凉水冲着把肉汤也喝了。二弟喝完肉汤一句话也没说，抹抹嘴就出去了。母亲脸红得像黑夜的灯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表叔哭笑不得，只得假惺惺地说：“我们大人什么没吃过？应该让孩子多吃点。”后来才知二弟在报复表叔。
在那个年代，生产队的牛、马、驴都算是大牲口，只要队里的大牲口死了，社员们都很难过。生产队拉磨的老驴死了，这是社员最痛苦的一件事，这意味着各家要抱着磨棍推磨了。有它在，家家都能按号磨面。父亲是干部，接报后，到现场验明正身，让饲养员给剥掉皮，烀一烀分给社员吃，饲养员掉着泪剥着驴皮哽咽着说：“驴死了，社员们都要抱磨棍子。”
为了不让饲养员过分伤心，父亲便陪着饲养员烀驴肉。夜深人静之时，几个每天都和我一起拾粪的小伙伴将我喊醒，我忙穿上衣服，背着粪箕就走，田化却把我的粪箕夺了下来：“今天喊你又不是去拾粪，你背这干啥？”我问：“那起这么早干啥？”田化说：“牛房那边在烀驴肉，看能不能搞点儿下水吃吃。”我们到了牛房看见父亲坐在锅边疲惫地睡着了，饲养员在草锅下被烟熏得看不见。我的任务是障目，田化负责提驴腿，田潘负责传递，一人在墙头外接货，四人分工负责进入岗位。我站在那儿挡住了饲养员的视线，负责提驴腿的田化真不含糊，也没看他是怎么搞的，便从大锅里提了一只驴腿传给了田潘，墙头外边专门接货的小伙伴抱着驴腿跑回了家。回头来又和饲养员瞒天过海地说几句话，表明我们都是空手走的，我们把驴腿弄到小伙伴家，将驴肉切成块，烩上粉丝，美美地吃了一顿大餐。在那年代，能这样吃上一顿，简直比吃国宴还快活，就像大烟鬼抽上几口烟炮，真过瘾，实在的香啊！只有那一刻才能真正体味到“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的真正内涵！
这锅里少了条驴腿能不追吗？田化是一个很老练的家伙，在我们四人中间算是“老江湖”，他真老练，首先找到我谈话：“田土，这生产队不见了驴腿肯定要追的，你大大是干部，并且昨晚还在场，肯定要审问你的，不准你承认，打死都不能承认昨晚偷驴腿的事。这事关我们四人的名誉问题，只要你一承认，这一罐尿就倒掉了。不但要赔驴肉，可能还要被批斗，那我们只图一时嘴快活，以后怎么抬头呢？”我的心像敲鼓一样地在上下翻腾，恐怕父亲审问这件事。可是父亲一直没有问我驴腿的事，这样一来把我想好的一大堆对词都给泡汤了。
第二天父亲和饲养员找驴腿，还上哪儿找去，驴腿已进入我们的皮囊。饲养员自责，表示自己有责任，父亲说：“昨晚上有什么人来过？”饲养员说：“来过的人很多，最后是几个小孩，其中还有你家田土。”父亲沉思了片刻，长长地叹一口气。他心里有底了，知道这些孩子是长时间被生活压抑得吃不上肉而出现了这样的事。他对饲养员说：“别说了，就是追到又能怎样？恐怕驴肉早就下了他们的肉皮囊。”最后饲养员说：“是我没看好驴腿，分驴肉时我家不要了。”
父亲很谦和地说：“你的母亲正在病中，你必须分点回家孝敬你的母亲，驴腿丢了我在场，责任应该由我负。”饲养员哽咽地说：“是的，我母亲是在病中，但你家孩子多，五六个小孩眼巴巴地等驴肉，你又拿什么来安抚几个孩子呀？”上午，生产队分驴肉了，母亲在家等着父亲分驴肉回家给孩子们加餐，可中午父亲怏怏地回家，母亲问驴肉的事，父亲说：“驴肉分得太少，被我当时给吃了。”母亲虽然满腹疑团，但张了几下嘴还是把话收了回去，母亲知道父亲绝不会这样做，其中一定有隐情，当着孩子的面，母亲也不好朝下问。父亲看着几个像小鸟候食似的孩子，脸上的表情实在无法形容，此刻我的心像针刺的一般，明明父亲在自罚，没分一块驴肉，可他偏偏说自己吃了，使我更纳闷的是，父亲对驴腿的事为什么不审不问。难道他真的不知驴腿飞哪去了？难道他真的是个糊涂官？都不是，所有事情他都知道，他心里太清楚了，只是佯装不知不说而已。更让我不解的是，父亲睡着了，驴腿被盗他一概不知，为什么丢驴腿的责任硬往自己身上揽呢？我的心在流血，恨不能把自己吃的驴肉吐出来，只有内疚，很想上前把我们偷驴腿的事全盘托出，但想起田化的叮嘱，就失去了这个坦白的勇气。因为田化像我们的头，如果真的全盘托出，恐怕往后他再也不带我玩了，所以不敢向父亲坦白是自己伙同几个伙伴偷走了驴腿，怕祸及几个亲密的伙伴啊！
父亲有一件最心爱的宝物，那就是挂在我家北墙上的两条渔网，他每天干活回来都要把渔网提到门前迎着亮光补一补，哪怕是一个小洞也不放过，总是把所有的网洞找出来慢慢地给补上，然后用猪血浸泡，晾干把网放到锅里蒸上半个时辰，才把网提出来晾在树上，必须经过这个程序才能撒网捕鱼。
我家的东西都不在父亲的心中占据位置，除了几个孩子，还有那两条渔网了。邻居来我家借什么东西，父亲都不假思索地借给他们，唯独那两条渔网，再亲密的邻居和朋友来借渔网，父亲都犹豫半天才很不情愿地答应借，并一再嘱托：“不要把网剐烂了，小心一点，用好了就送回来！”有一年初冬，塘水刺骨地凉，那天父亲蒸过网，到一个大塘里试网，一网撒下去，网套在一棵死树根上，父亲拎着网绳拽了几下，他知道要把网拽上来网肯定要被撕烂，为了网的安全，父亲不惧凉水刺骨，跳下水钻个猛子，把网提出水面，网完好无损，可父亲却冻得浑身直打哆嗦。
父亲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总是坦然面对从不退缩，乐呵呵地出现在人前。唯有一次，也是我记事到如今仅见的一次。
我五岁那年，也就是1965年冬天，凛冽的西北风呼啸着，嘶吼着，狂舞的碎雪夹在刺骨的寒风中，寻找缝隙肆意乱钻。由于天河市人口多了，吃水成了该城市的重中之重，天河被立为该市的饮用水保护基地，要增加蓄水量，因此天河的水位提高，天河边上的土地长年被淹没于水中，河道被天河市的政府管理着，我们的土地都被他们养鱼提升了几米高的水位而淹没，可是他们不补不赔，老百姓去讨个说法，还被公社办学习班。土地被淹了，鱼也不准逮了，地也种不成了。这可苦了当地的八十多户农民，他们怨声载道。可也无人过问这些受灾的百姓啊！有少数的农民被逼得拖着个打狗棍，讨饭去了。
父亲经常对着退役的渔网发呆，闲搁的渔网在北墙上落满了灰尘。父亲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沉睡的渔网在想事情，有时候自言自语，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每见到父亲这种形态，我的心就在颤抖，原来他在想着天河湖畔社员的生活出路。自己打蒲包有了生计，全队社员怎么办？让全队社员都打蒲包肯定不行，因为塘少，蒲草少，同时使用对象也不多。为了全生产队社员的生计，父亲真的是寝食难安。他通过联系朋友，为全队社员找到一条活路，经过挑选和自愿报名，由他带队，把一部分身强体壮的社员领到板桥干铁路工，又呼之为铁路大修队。开始几个月社员们都分了不少钱，工作虽然累一点，但人们都干得一头劲。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知干了五个多月的民工们刚尝到甜头，正在争先恐后地干着路工，大修队里发生了暗流涌动的变故。
上级领导给铁路大修队安排个会计，这个人长得獐头鼠目，一脸的阴险。父亲坚持用自己的会计就是不要他，僵持足有两个多月，大修队的领导来火了，把父亲找去很果断地说：“田大队长，换会计的事你同意不同意都毫无意义。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这就是命令，自己想去吧！不换思想就换人！”
“如今的世道，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父亲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就像几个扎人的铁钉：“既然是这样，你们干啥和我说这些？”
又过了一会，上面领导又加重语气地说：“我们这样做是对你田大队长的关心啊！难道一点感觉没有？你应该表示感激才是。你看你的表情，怎能让上级领导放心呢？上级主管部门对大修工人的经济严格管控，也就是让你少犯错误啊！”
大修队的全体队员们都来劝父亲：“人家是上级，你是下属，既然他们下决心要换会计，你就让他们换吧！否则我们都得回去。”大队长为了顾全大局，只有听从上级的安排和工友们的劝慰。谁知这家伙一来，又招来不少的民工加入到父亲领导的大队，指挥部怕父亲不收，特地派领导来协调，父亲只有把新来的几十个人也编进各组。每天作息、伙食一如既往，就是工资一拖再拖，每次催会计发工资，他都以钱没到账而搪塞。一直拖了五个月，民工们“造反”了，父亲斥令会计：“今天必须把工资发了，这都五个月了，难道还没到账？再拖别怪我不客气！”哪知他阳奉阴违，对父亲说：“需要到板桥信用社去才能提到钱，其他信用社都没有这么大数额的资金。到那提钱回来迟点，晚些给民工开工资，大队长你要做好解释工作。”
父亲为了安全，给提钱的会计派保镖，他坚决不要，并保证出不了半点差错。民工们怀着期待的心情，在大修队里等着会计回来开工资，等到太阳偏西了，也不见会计回来。父亲忙派人去打探，一调查才知道：他把五万元工人工资给提走了，父亲派人到处去找，音讯皆无。父亲又去找大修队那个领导，那个领导说我父亲管理不善，应该承担领导责任！几十口工人五个月的工资啊！通通成了泡影。父亲是带工的领导，民工的钱被卷走，当家的应该负有责任。因此，五十多口民工逼着父亲要工资，可父亲也和民工们一样被骗得身无分文。即使如此，但父亲也不装“孬熊”，到处去借钱来抵消工资，可是在那个年代大家都穷得叮当响，到哪也借不到一文钱。民工们逼债一日紧似一日，派出找会计的民工陆续回来，那会计仍然杳无音信。我们生产队的社员都表态不要了，可那些新来的民工故意起哄，坚决不同意，盯着父亲不放。后来才知道，这些新民工都是上级安排进来的，专门来拆父亲台的，所以要钱往死里逼。最后父亲被逼到尽头，就想到了死。父亲准备了五毛钱，到街上买包老鼠药，被盯梢的民工看见了，回来一琢磨，不对！民工棚里从来就没有老鼠出没，他买老鼠药肯定是想一死了之。民工们出于好心偷走了他买的老鼠药，父亲才幸免一死。
好心的成英富主动站出来给民工们开会，因为他是地方上的一条汉子，德高望重，他说：“民工弟兄，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大队长不是‘孬熊’人，同是受害者，自己也被骗得身无分文，咱们昧着良心把他逼死了，我们自己也亏心啊！弟兄们，是铁路大修队安排来的会计，我们应该找大修队领导赔钱。”
大伙都异口同声地说：“会计是他们派来的，应该让他们负责！”
“对！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找大队长，人被逼死了，我们更拿不到一文钱，以我看，找不到那孬种会计，咱的钱都算了吧！大伙同意不同意？”
“同意！下次再不向大队长讨债了！”
有个特别俊的小丫头片子带着童腔问大伙：“你们说话算数吗？”民工们都笑着对小丫头说：“我们向老富爷的千金表态，坚决算数！”
成英富的话真管用，民工们真的不再提要工资。走投无路被逼要自尽的父亲得救了。
父亲感激地对成英富说：“大哥！我一穷二白，只有一个聪明的儿子，他是我全部的家当和希望，其他几个孩子都小，干脆就把田土给你做干儿子吧！”
成英富说：“我这不是逼你，你是自愿把儿子送给我的。”从此，我便成了别人的干儿子了。
时间不长，因这件事父亲被免职。原来和父亲同甘共苦的民工们听说换领导了都一哄而散离开了大修队。
父亲带人去干工，没有挣到钱，反而把自己的儿子也“卖”给了别人，虽然后来没归真，但这段历史还是存在的。父亲经历了一场虚惊，垂头丧气地从工地上回到了家。母亲说：“人只要平安地回来比什么都好。”“儿子也卖给人家做干儿子了，好在自己没被卖掉。”
母亲风趣地说：“给人家一个，这不还有几个吗？我们有的是孩子，古人说，有儿不为穷嘛！”父亲为了养家糊口，赶忙在自留地里栽种上大白菜。我们每天都吃菜，园里有青菜萝卜就能填饱肚子。谁知大白菜越长越好，全家不但有了主食，还能卖点钱。自留地里的一棵棵肥硕大白菜长得十分喜人，但惹眼啊！常言道，菜无百日青，花无百日红，别有用心的人告发我父亲：“他是党员，是全村的头，可他是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专在自留地里下功夫。他家自留地盖村子，白菜长得像草凳子。”
公社虽然没处分父亲，可怜的大白菜却无故地遭了殃，被群专队拿着花棍劈头盖顶地打得粉碎，没留一棵完整的大白菜，可谓白菜地上长，祸从天上降。
一番浩劫后，我家又断炊了。父亲艰难地找着生活的路，这天他看到在马庄的水沟里有一片蒲草，他给割掉，决定重操旧业，再打蒲包。父亲让我们把打蒲包当作家庭的主要副业，当时父亲规定，我们四个大姊妹每天每人编五个蒲包，多编一个奖励一分钱，全家就数二弟和大妹编得快，他们每天都能得到奖金。我一天只编五个，剩下来的时间读书，所以，得不到一分钱的奖金。母亲说我有力不出，父亲说读书比奖金更重要，让我专心地读书。从那时起，我家在父亲的带领下经济开始好转，比别人家钱多了，一时变成了全队的首富。当全家都全心全意投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浪潮中时，却又来事了。
有人将情况告发到了公社，要求撤父亲的职开除父亲的党籍，理由是打蒲包，私自当头。
父亲改变策略，要我们上半夜睡觉，下半夜起来打蒲包，卖蒲包的销售活动也放到夜间进行。大人熬夜还行，我们小孩熬夜哪熬得住呢？妹妹太小，她编蒲包时却眼闭上睡觉。
深秋的晚上，天上没有星星，乌云随东风飘往西方的天际，老槐树上的乌鸦不停地在啼叫，猪圈里的猪也在骚动，这些前兆都没引起家人的注意，突然，东北风刮得好好的，突然调成西北风，风越刮越大，越刮越猛……可怕的西北风中带着哨子，吹得让人心慌。
我打着蒲包困得实在受不了，一下子把煤油灯给碰倒了，蒲草是易燃品，很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火苗从窗户里蹿出一丈多远，长长的火舌伸进了后层住房，火龙瞬间钻进了小祖父的家，我们都被大火围在家里，父亲冒着大火一趟一趟地把我们打蒲包的姊妹四人救出来，然后又钻进小祖父家救人。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卷进火海，由于水远风大，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房子变成了火山，万恶的火龙顷刻间把家中的所有家当吞尽。火龙绕着院中的老槐树左盘右旋，树上的鸟儿都怪叫着飞向四方。顷刻间老槐树也被大火烧焦了“头发”，厚厚的树皮也千疮百孔。
全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一件能穿之衣，无一粒可食之粮，咱姊妹六人围着父亲母亲哭成一团。第二天，二弟打死不愿上学了，我呢，刚刚报名上高中的第三天也被迫辍了学，我们就像落魂一样，没有了安身之地。小祖父家也被烧得不剩一根草，整个四合大院被烧得尽光。两家都穷得囊无分文，瓮无粒粮，大麦去掉壳——净人（仁）了。全家面对苍天号啕大哭，母亲哭泣两天不止，也不愿进食，凄苦到了极点。
父亲到东边的邻居家借两间破厨房，让全家有个暂时避风的地方，破厨房里面都是灰，上面攀满了蜘蛛网，昆虫遍地，老鼠横行，凄楚不堪，俩小妹哭着不愿进去，老是要回家。母亲哭着说：“孩子啊，大火夺去我们的家，能有这破厨房遮风挡雨不错了！”小奶奶全家住进了生产队的炕房。好心的亲友都伸出援助之手捐衣、帮食，田化和田番两个来看我，田番从怀里掏出个烀熟的大山芋，田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热腾腾的细面馍，并递到我手里轻声地说：“田土，你快吃吧。”田番说：“你试试，这山芋肯定比那条驴腿还香呢！”田化打了田番一拳：“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熊话！”
我大舅给我家挑来两口袋米，并给了母亲二十块钱。有了大米，可父亲不舍得给我们吃，第二天把一口袋米挑到河溜换了四口袋高粱面，其目的是让全家迟点断炊，能多撑几天呀！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同时也能让我极早地有个好前程，虽然我才十五岁，父亲还是报名让我参军，我特别高兴地参加体检，我的身体素质比较好，体检结果全部合格。全家都很高兴，亲友都在做着送我上部队的准备。有人说：“别高兴得太早了，大队书记不让你走，你验上也是白搭。”
父亲为了我去当兵，在家里凑了几块钱，买了几包果子，带上我到天河村支部书记家探情况。通往书记家的路上有一条窄窄的小路，父亲轻轻地敲开书记家的门。书记是个四十岁左右的教师型的男人，表面有几分儒风，当我送上四包果子的时候，他的脸色有些不对，原来的热情全淡下来了。他开门见山地说：“你家田土年龄这么小，虚岁才十六岁，高中不念，你凭什么要走兵呀？你虽然是共产党员，但你姐夫是国民党便衣稽查，这段历史你是去不掉的。现在参军凭的就是家庭的社会背景，要严格把好政治关，这就是政审。”
父亲说：“我姐夫和我不能扯到一块，他是他，我是我，我在十八岁入党时就和他断绝往来了，如今，我的党龄都快二十年了。当了这二十年的基层干部，难道孩子当兵还会有什么政治问题吗？”
“共产党员就应先人后己，就算你是党员干部，总不能跟着普通百姓争名额吧！别说了，你家田土年龄小，你要发扬党员干部的高姿态，让贫下中农家的孩子去吧！”
父亲一听黄了，不做任何解释，闷不作声地带着我退出了大队书记家的门。
此刻天上的乌云蔽去了满天的星星，父亲一句话也不说，在黑色的夜幕下，高一脚低一脚地摸着回家的路。
父亲本来去找书记，认为自己是大队长，想走个近路卖个人情，做梦也没想到是这个结局，所以，闷了三天没说一句话。我参军的事就这样泡汤了，果真应了别人的话。
参军不成，我报名到天河水库度汛工程工地去干工，那儿不管年龄大小，只要指挥部接收，都算民工数字。按照我当时的年龄和体力，在生产队干一天活，只给记五工分，算半劳力，我到了工地，就能拿到十工分。不料天河水库报到处负责登记民工的领导见我太小，不愿收。说这么小的人怎么来干工的，车子不能拉，抬子不能抬，只能顶一个民工数。我哭着给指挥部的领导汇报了家庭的真实情况，并表示了自己积极肯干的决心和信心。一旁站着一个穿军大衣的中年领导，高高个，白皙的脸庞英俊威严，像个大军官。他一直在听着我的哭诉，一句话也不说。那负责接待的领导，朝旁边站着的领导看了看，只见那个大领导点了点头，负责接待的领导当时拍板：“小同志，基于你的家庭状况，我们总指挥决定留下你。”我忙转过来感谢那位大领导：“谢谢总指挥！”那总指挥笑着说：“你很机灵，我没看错！出苦力你不行的，你干脆来指挥部，给我们办《战地工报》，收发文件，看电话，你可同意？”我一听要到指挥部办差，连忙点头称谢。
我回到工棚，高兴得一夜没合眼。觉得这事应该向咱村带工的大队书记具体汇报，免得将来怪罪我。
通过当兵我清楚书记就是村里的负责人，什么事没有他同意都得泡汤。我高高兴兴地在村级工棚里找到我们村的大队书记，他正在修板车。我来到他的跟前想和他说话，可他好像根本没有看到我，我呆呆地站了有十分钟，他仍然不睬我，我实在憋不住了，就主动说：“书记，指挥部决定让我去办《战地工报》，我是来向你提前报个喜的。”
本指望能得到书记的同情和支持，万没想到，这位书记却阴阳怪气地说：“田土，你小小年纪怎么想出这样的歪点子？办《战地工报》，真的吗？这个差事，万岁爷茅厕——有你的份（粪）吗？就是有这样的好事，我也让朱兵（下放知青）去，你家大人平常都不教你吗？我告诉你，神仙自有神仙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人家朱兵是城里人，论年龄比你大十岁，论个头比你高五寸，你是谁呀？从哪方面讲，也轮不到你啊！你这叫半截空中吹喇叭——空响（想），指挥部不通过我怎可能让你去指挥部呢？”
我很恼火，便顶撞了一句：“个子大、年龄大就是选拔的标准？下放学生也有被判刑的。你又不是皇帝，指挥部选用人为什么要你同意呢？”
大队书记恼羞成怒：“你生来就是拉车出苦力的，山里红是猴吃的，老母猪吃了要倒牙的。从现在起，你必须老老实实地拉你的车，干你的活，否则别怪我不讲究，你从哪来还回到哪去，这个地方不欢迎你，滚蛋！”
我愣愣地站在那儿半步也挪不动，伤痛的心在流血，像一个木头人笔直地站着。
此刻，阴沉沉的天飘下了零零星星的碎雪，刺骨的寒风也由小到大地刮起来，我在风雪中失去了知觉，书记见下雪了头也不回地钻进了工棚。
半个时辰过去了，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转眼间，鹅毛雪片纷纷扬扬地搂着刺骨的朔风向我无情地灌来，我抱着山坡上的一棵歪脖子石榴树，在风雪交加的野外大声地号哭，山崖的深处传来我痛哭的回音，十分凄惨。水库中的野鸭也扇着翅膀迎着飞雪大声地怪叫，好像在对着苍天为我鸣不平。
西北风夹着冰雹，在无情地敲击着大地，敲击着我这颗受伤的心。我在雪地里狂奔，在风雪中期盼，愿苍天可怜我这个无助的孩子。风雪中没有一个人，我冰冷的心几乎凝固了，脉搏似乎也停止了跳动，我的泪已经哭干了，外面的衣服淋湿了，内衣也湿透了。我仰首问天：难道老鼠的儿子就该打洞，农民的儿子永远就该是农民吗？我回到工棚痛心疾首，失望，彷徨，心灰意冷到极点。突然心里闪出一个念想：何不去指挥部找那个大领导呢？转念一思，就是到指挥部找那个大领导，怕也是嘴上抺石灰——白说。
果不出所料，大队书记连夜找到指挥部，极力推荐朱兵并陈述：“朱兵是下放学生，是高中毕业生，政治条件优越，田土读三天高中，目前还是小玩孩，怎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呢？我建议应该用朱兵。”
“既然田土是小玩孩，你们为什么让他来顶一个民工数？你们选民工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关？”大队书记被坚决不同意我进指挥部的领导问得张口结舌，忙表态：“明天就把田土退回去。”那指挥部的领导直言不讳地说：“晚了，总指挥已选中田土。”
指挥部的领导面对新的难题决定考试录用，公平竞争，那个大领导亲自出题，组织考试。
苍天有眼，最后我在指挥部领导的关注下，通过面试、笔试。大我十岁的朱兵被我考下去了，我终于被指挥部选中了。我接到通知的时候，热泪盈眶，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走进了指挥部。那领导笑容可掬地拉着我：“田土好好干，我知道你是个苦孩子，受了不少委屈，但你要以此为动力，争取把《战地工报》办得有声有色。”
在工地上，我夜以继日地写稿子、办墙报、执勤、随领导到工地检查。当查到我们大队工地的时候，那个大队书记的脸像死猪肝一样，并且还带着怒气，目露凶光。我知道，只要他在，我这一辈子恐怕再没有出头之日。我搞不清我家上辈子在哪恼过他，他或者和父亲有矛盾，或者是压根就和我一个小孩子有什么仇，也许他压根就怕我出头啊！
我在指挥部白天处理公文，晚上写文章出墙报，办《战地公报》。经过一夜的劳作，第二天一千份油印的《战地工报》便分发到各大队的工作台上。虽然我累，但累得高兴，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我的工作每天都被领导表扬。工程结束了，领导让我在大会上做经验介绍，并给我颁发了一个大奖状。
我工作成绩显著，经区武装部推荐，被天河县人武部选用。县人武部选我去部里当特约通讯员，专门写通讯报道和新闻稿件。我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农村的苦孩子，能成为人武部一位特聘的新闻工作者。
原指挥部的大领导送我上任的那天，春风吹拂，阳光明媚。我站在敞篷吉普车上放眼望去，绿色原野，阳气升腾，路边野花怒放，天上鸟儿飞翔，远山近水，尽收眼底。
吉普车飞速到了天河县城，指挥部那个大领导把我介绍给分管宣传工作的人武部政委，吃罢中饭，我像一个出嫁的姑姑，依依不舍地送走了那位大领导。我看着慢慢缩为圆点的吉普车，眼里闪烁出惜别的泪花。
在天河县人武部，政委拿我当掌上明珠。为不辜负政委的垂爱，我勤奋写稿，任劳任怨。我的文章经常在《人民前线》《东海民兵》《天河日报》《天河通讯》上发表，每年刊登至少有三百篇。其中包括新闻稿件、散文、随笔、故事等各类文章。虽然是豆腐块子，但心里的快慰难以言表。特别是县广播站，每天都在大喇叭上播放“据田土来稿……”。部里拿我当一颗闪亮的明珠，我也打心眼里高兴。
一天，政委找我谈话说：“小田，部里研究决定让你担任天河县人武部宣传干事，昨天部里开过会了，你现在就到人秘科拿表填，部里等着要上报。”
我万分高兴地拿张表填上姓名、年龄等，按要求填好后把表交给组织干事，那时的我浑身轻松得不得了。那是多么光荣和自豪啊！我全身有用不完的劲。不久又被军分区抽去嘉山县搞军训工作队，真是春风得意。那时的我，确实有些飘飘然，有些膨胀，认为贵人提携，前途无量。我在顺风顺水的路上前进，那是多么快活啊！每天的新闻、通讯、故事和其他文学稿件像雪片一样飞到各家编辑部，那些稿件百分之八十都变成了铅字，采用率高得惊人。
一天，我在嘉山军训工作岗位上，突然收到邮递员送来的一封信，我拆开一看是我一个老师寄来的信，我这老师是一个出名的琴师，他的二胡、京胡拉得特好，在几十万人的大县城，他拉京胡的技艺首屈一指，人们都佩服他精湛的技艺，同时投来敬佩的目光。
我急忙拆开老师的信，信中的内容很简单。
田土：
师与汝数月不见，念！吾汝虽以师徒之称，但无师徒之实，忘年之交称兄道弟为宜。吾汝好比当年的蔡琰与曹操，今寄书札，思之再三，不好启齿；可吕相有瓦窑之难，苏武有牧羊之艰，面垢不得于泉水，衣垢不遇于溪浣，吾今囊空如洗，涩于人间，家无颗粒之谷，灶缺劈柴升烟，望贤弟雪中送炭。
语不累诉，事不言穿，贤弟接札既往，不可迟延，速速慰我之念，解吾之悬。
致弟
假师草书
×年×月×日
不见书信万事皆休，只因这封平信，惹出百年相思，千载倥偬的奇缘。
诗曰：
一封书札出师手，槐牵红丝系两头。
阴差阳错千古恨，三进园林空聚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