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从那个中午开始的。
那中午是一块锐利无比的大石头，它一下击中了我的胸口，而我的胸口在这几年时间里已经从肉变成了玻璃，咣当一声就被砸坏了。
当时我站在单位的院子里，感到阳光无比炫目，光芒携带着那种我以前没有感到过的重量整个压下来，整个院子都布满了这种异样的阳光，柏树、丁香、墙、玻璃、垃圾桶，在这个中午的阳光下全都变得有些奇怪，一种白得有些刺眼的亮光从它们身上各处反射出来，不管我的眼睛看哪个方向，这个院子里所有的光线都聚集到我的眼睛里，刺得我直想流泪。
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大家都打饭去了，或者结伙到外面吃。走廊两边也没有人。自行车满满地靠放在走廊的一边，一辆车就是一个人。全单位开大会，所有的车都堆在一起，我到得早，所以我的车在最里面，被两三层车挡住了，我绝望地搬开一辆又一辆车，我摸着自己的车的时候心里难过极了，我已经知道，别人的车之所以全在这里堆着，是因为别人不需要回家，因为他们接着就要开会，一点半就要开会，开会的就是继续聘用的，没有得到开会通知的人就意味着不被聘用，而没有得到通知的人全单位只有我一个。
他们什么都没有对我说，我站在院子里看到所有的人兴高采烈地去吃饭的背影时自己明白了过来，院子里的树叶发着亮，他们后脑勺的头发也发着亮。然后办公室空了，走廊空了，院子也空了。
从这个中午开始，我整个人变得有些神经兮兮，有时独自发呆，有时碰到不管谁都要唠叨一遍解聘的事，我意识到从此我的生活就要改变了，我再也没有班可上，再也没有人需要我上班了。
我有时在家蒙头大睡，有时在街上的阅报栏看看报，主要是看招聘消息，那几乎全是文秘、电脑录入员、服务员，没有合适我的职业。我头脑麻木，一筹莫展。没有人能帮助我，我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
这种情形延续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了《深港建设报》这一码事，我的精神才开始振作起来。这个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报纸曾经像一只瑰丽的大气球，它悬挂在天空中，天蓝的背景是神秘繁华的香港，气球下方是浮动在明亮的阳光中的玻璃山般的高楼，那就是深圳。气球、蓝天以及闪烁着金属光芒的高楼浑然一体，它是一个鲜明夺目的目标，对我来说意味着冒险、再生直至辉煌，虽然它远在南方的天边，但它的光芒直抵京城。
冬天的时候东北一家报纸的编辑来京组稿，到我们《环境时报》副刊办公室坐了一会儿，那个脸上长着麻点、说话也像麻雀一样的女孩喳喳地说：要不是我脸上有点问题我早就去深圳了，他们来招人，我们东北新闻界挺受冲击的，我有好几个朋友都走了。麻雀兴致甚高，简直就像这家尚在筹办之中的什么《深港建设报》的义务推销员。她说这个报纸下半年筹办，明年创刊，是国家正式办的，可能是为九七香港回归作准备，月薪最低一千五百元，每年有半年轮换到香港工作。麻雀走后不久，我的一个上海的朋友A和N城的朋友B分别来了电话和信，原来A已捷足先登去了这家报纸，让我帮忙在北京组点名人的稿，说报纸正在试刊，需要名家撑台面，只要有名就行，不在乎写什么，他们的杀手锏是稿酬优厚，每千字两百元到三百元，即大名家千字三百元，中名家千字两百五十元，小名家千字两百元，若是特大的名家如冰心什么的，价格还可以提高。这个稿酬标准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们时报是千字三十元到五十元，名人们说，给你们稿子是扶贫性质的。B的来信说他已把简历寄去《深港建设报》，说像我这样的估计可拿到月薪两千元。B当年曾有过与我结婚的念头，他认为我既然已经离婚，孩子又没放在身边，何不去深圳闯一闯。在我看来，B有点重续旧情的意思。
在冬天的时候，解聘的遭遇尚未到来，它被时间包裹得严严实实，一点影子都看不到，半点气息都没有逸出。《环境时报》的院子里，丁香树在安静地过冬，柏树从容地苍翠着，副刊部红色的门框、绿色的窗框、灰色的屋顶全都毫无声息地蛰伏在冬季里。时间一块一块地流动，在它的上空，哔哔剥剥地爆响的是《深港建设报》。现在回想起冬季，这个报纸的名字的确就像爆竹一样在那段日子炸响。深是深圳，港是香港，深港就是这两个地方的综合，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相加，深圳已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名字，再加上一个繁华美妙的香港，简直就无以复加。正如深圳是焰火火红的颜色，香港就是这颜色里闪亮的金光，它们相互辉映，蔚为大观，一次、两次、三次地闪烁在灰色阴沉的冬季，在《环境时报》的院子里发出蛊惑的声音，那辉煌的亮光在熄灭之后还不停地重新闪烁，像某种制作精良技巧高超的特种焰火，它们的声音一直回荡在冬季。在单位只要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深港建设报》几个字就会鱼贯来到我的眼前，它们像风一样连成一片，将我心中的乌云驱除干净，露出蔚蓝明净的天空。
被解聘之前我从未真正想到要去试试。在我的想象中，深圳是一个终日忙碌、没有午睡和闲暇的地方，而且所有的东西都贵得吓人。我既害怕高速度又害怕高消费，更重要的是我清楚自己青春已逝，妙龄不再，在那个看重色相的地方我没有什么优势。因此《深港建设报》在我的意念中一直是一只悬浮在空中的气球，而不是一块可以充饥的蛋糕。但我现在还是来到了这里，而且直到《深港建设报》都完蛋了我还待在这里，这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我和南红住在这个叫赤尾村的地方，听地名就有一种穷途末路之感。我丢掉了工作，南红不但失去了她的男朋友和珠宝城的位置，还得了盆腔炎躺在床上，头发里长出的虱子像芝麻一样。我们各自中断了自己的生活，时间空荡荡的，窗外菜地的气味无聊地停留在房间里，就像一个讨厌的人蹲在屋子的中间，半天一动不动。大粪的臭味从关紧的窗口逸进来，那是一畦包心菜、一畦青蒜、一畦小葱联合发出的气味，但在它们中间或在它们之上，我还是常常看到单位院子的那些丁香，那些白色的花朵从青芒峰立的葱蒜间升起。环绕着丁香的垃圾桶，土黄色的陶釉上有一只黑白间杂的大熊猫，年深日久，下部积满了尘土与污迹。我的心情时好时坏。
南红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天花板。我们互相懒得说话，我知道她的疲惫比我更甚。她既疲惫又烦躁，躺在床上使劲抓她的头。这种指甲接触头皮发出的声音是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之一。房间里的一切全都混乱不堪，桌子上摆着油和酱油、火柴、盐，床上塞着梳子、美容霜，床顶的铁架上挂着两个人的胸罩和三角短裤，它们曾在大雨来临之前的闷热中散发出难闻的微腥气息。南红说如果天再这样反常地热下去，大家就会都死光。
她对什么都不抱信心。有时她不愿意吃饭，说懒得吃。吃不吃无所谓，死了就拉倒了。有时她又想通了，说怎么活都是活着，这时她就表示想吃炒米粉。我也喜欢吃，于是积极去买菜，到附近的农贸市场买来米粉、青蒜、肥瘦肉、豆芽，它们色味俱全地出现在我们的小屋里，它们的气味就是生活的气味，是生活中诱人的一面。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在犯人被砍头之前要给他们喝酒吃肉，吃了好吃的东西，基本的生活愿望就满足了。在炒米粉的日子里，我们的心情就比较好，屋子里弥漫着猪油和青蒜的香味，我们什么都不想，解聘、人工流产、离婚、上环等等事情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除了想着享受猪油和青蒜的香味之外什么都不管，每次我买菜回来就放在房间的桌子上，让南红躺在床上就能看到它们，然后我才一样一样地拿到厨房的水池去清洗。清水冲刷着我的双手，光滑而清凉，我在这时容易感到一种久违了的闲情逸致，那是一种只有童年的时光才会有的心情，在那种心情中，任何方向都是无比空阔的草地，往天上也可以打滚，往地底下也可以打滚。
但好心情总是一闪而逝，南红挠头的声音把虱子的概念传给了我，我对虱子本来没有什么印象，从未仔细看过这种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小动物。在我的想象中，那首先是一种肥硕的虫子，肚子大而圆，里面装满了血，它的四只细腿在人的毛发或肌肤上爬来爬去，有时在衣服的皱褶里。它在谁的头皮上咬一口谁就会感到一阵刺痒。如果谁老不洗头洗澡它就会出现在谁的身上。
有的虱子有翅膀，这样的虱子是狗的虱子。狗虱与人虱是不同的。
南红挠头的声音充满了快感。我说南红你把头发剃掉算了，我来帮你。
她不作声，也不翻身。后来我找房东借了一把剪刀，如果这是一把剃刀就更好了，它银光闪闪，薄而锋利，我轻轻地刮着南红的头皮，她的头发脱落的地方头皮泛着青色，就像电影里陈冲的光头一样，那是满街的报摊上一再出现的著名光头。这样的光头有着一种轻盈的优美，一无牵挂万事俱休的优美，视觉上新鲜而哀绝，使这种离女人最远的发式反倒最具有女性的味道，它怪异而神秘，令人想到一些非同凡响的事件。但我没有找到剃刀，即使找到了也不敢用，弄不好会把南红的头皮刮出血来。
她低头坐在床上，我在她周围铺了一些晚报，用她的枕巾掖住她的脖子。我用剪刀剪，深一刀浅一刀，效果就像狗啃的。她的头发结成一缕一缕的，没有美感，握在手上滑腻腻的。一个女孩是否时髦，一个女人是否优雅，头发是最直接的标志，它首先必须干净，然后才谈得上其他。
头发剪到一半的时候我看到了虱子。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真正的虱子，我小时候生活在镇子上，很早就知道有这种动物，并且知道有一种梳头的工具叫作篦子，就是专门对付虱子的，几乎每家都有。我也听闻某某女生长过虱子，听闻虱子像病毒一样会传染，不一定讲卫生就不长虱子。女生的长发油汪汪的，善良的老教师用篦子替她从发根梳到发梢，那种油腻腻的感觉通过空气都能感觉到，就像此刻我手上捏着的南红的头发，在我松手后还沾着我的手。
后来我看见了它们，我尽可能地贴近头发根剪掉头发，虱子无处藏身，它们夹在头发中落到报纸上。我一共看到了两只，它们的形状和大小都像芝麻那样，灰色、有细须，捅它们一下就飞快地爬，我估计它们的壳有一定的硬度，所以阿Q咬起来才会响，放到火里烧也会产生“劈劈啪啪”的声音。我比较欣赏小而硬的虫子，最讨厌肉乎乎的蛆。
秃了头的南红坐在床沿上，菜地的风从窗口吹进来，床上来不及收拾的报纸和头发险些被掀起来。它们被吹起来就会在屋里弥漫，它们没有了根，轻而细，任何微小的风都会使它们离开原来的地方。
消灭了虱子并不能使我心情好起来，它出现在南红的头发上向我昭示了生活的真相，在我知道被解聘的消息的那一刻起我就听到了虱子的声音，我觉得它们其实早就不动声色地爬进了我的生活中，而我的生活就像纷乱的头发，缺乏护理，缺少光泽，局促不畅，往任何方向梳都是一团死结，要梳通只有牺牲头发。
剃了头的南红变得安静了，她不再搔头，也不像以前那样老躺在床上不动，她有时坐起来，走动走动。后来她开始对我说她自己的事，控制不住地说了又说。她说史红星这个人实在非常小气，简直不像男人，又说老歪虽然是个混蛋，但这个人还是有点好玩，而且比较大方。她还跟我说她的一次怀孕，一次放环，一次晚上给家里打长途被人抢了钱，她母亲在电话里听到她一声尖叫就没有声音了，还有一次她跟人合住的房间被偷得一干二净，好一点的衣服都被人拿走了，现在的衣服都是后来买的。
她跟我说她的一切，诉说使她舒服。
有一天我忽然说：“南红，我想把你的故事写成小说。”
她当时正坐在床角里晃着身子，好像想起了一首当时流行的情歌。她停下来，看看我。我说我也许能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有一个认识的人做了书商，劝我写写自己，说现在这类书能卖得动。我还没有想定，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太平淡，每天上班下班的没有什么写头，不像你，还有惊险的成分，我想先拣精彩的写，如果能写成就写我自己，如果真的能写成畅销书，我和扣扣的生活就不成问题了，起码两三年内不用急着找工作。
南红没有说话。她又开始摇晃身子，但她晃得有些慢，看来她是在想。
半天她说你写吧，不要用我的真名就行，就算我作贡献吧。我买了两本稿纸和圆珠笔，吃完早饭我就把厨房的灶台擦干净，好在这一带农民的房子都装修得不错，每家的灶台都贴了瓷砖。我把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木椅子搬到厨房，把灶台当作我的桌子，崭新而厚实的一本稿纸端正地放在瓷砖上，干净、明亮、神清气爽的，有一种新开端的感觉。我觉得选中厨房写作的念头真的不赖，房间里虽然有一张三屉桌，但它上面堆满了乱糟糟的东西不说，更要命的是床上躺着南红，我不喜欢背后有一双眼睛直勾勾看着自己，即使她毫无好奇心，一天到晚浑然不觉，我也没法在有人的房间里写出东西来，更何况我写的就是这个人。
我暗暗庆幸南红租住的这套一居室五脏俱全，厨房里有瓷砖的灶台，这真是太好了。厨房，这是多么令我感到安全的地方。我跃跃欲试地坐下来，心里充满了兴奋。
但我一时写不出来。
我多年不写作，现在才发现自己找不到语感了。我心里拥挤着许多东西，不管我在做什么，到街上买东西、做饭、洗衣服、上厕所，甚至在跟南红说着话，我要写的东西都会在我的脑子里奔腾，它们真像是大海里的水，层层叠叠，一浪又一浪。但它们没有流畅的通道，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们写出来。我脑子里出现的是某件事的开始或结局，某个人无法忘记的面容，某阵心疼的疼，某时生气的气，但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它们写出来。
我完全没有想到，仅仅五年不写作，我原有的语言能力就几乎完全丧失了。我在一张纸上乱画，咬咬牙写下了一行行字，但我发现它们干巴巴的缺乏弹性、没有生命，离我的内心十分遥远。它们罗列在纸上，真像一些丧失了米粒的谷壳，形容丑陋。
我到底是在哪里丢失了我的语言的呢？它们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就被丢失了，就像时间一样无声地流走了。它们像断了线的珠子滴落的时候我正在为吃饭和孩子而忙碌，它们落地的声音我无从察觉。我知道自己夸大了它们，我当年的语言也许只是一种石头，我却在时光的流转中把它们看成了晶石。现在我下笔艰涩，回想起几年前的写作，当时心里想的总能很快找到句子，或者说它们像正手和反手，互相迎接和寻找，然后在空中响亮地拍响，它们互相发现，各自的拇指、中指、无名指、小指以及掌心是完全吻合的。我加倍地放大这种逝去的感觉，它们变得如同一片床前的明月之光，散发着无与伦比的气息，那些早已掩埋在箱底的旧作使我产生了一种乡愁般的怀念。
到底是什么从根本上损害了我的语言能力？当我深究这个问题，令人疲惫的婚姻家庭和工作就像沙尘暴一样来势汹汹，沙子呼啸而起，一切琐碎的记忆令人头疼。五年来我缺乏充足的睡眠，稍有空闲，首先想到的就是好好睡上一觉，对别的一切均无奢望。我根本没有耐心来考虑自己的愿望和内心。现在我暗暗庆幸生活的断裂给我带来的希望，也许一切都来得及。我从事物的反面找到了正面：虽然我的语言表达已经很不理想，但我的感受力还在，语感的好坏我一眼还是能够作出判断，这是早年N城的写作生涯给我的一份馈赠。大学毕业后有几年我曾经写诗，诗歌这种形式对语言纯度的要求使我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同时在大学时代大量的阅读也强化了我的语言感受力，由此我想到，我完全有可能恢复我的写作能力。我开始到图书馆去。从赤尾村到在荔湖公园的图书馆很方便，不用倒车，坐13路，三站就到了。而且那里环境也不错，有一个荔湖，虽然跟北海不能比，但毕竟是一个湖，还有比别处更多更集中的草地和树木，这比赤尾村的喧闹和混杂要好多了。
图书馆使我感到亲切，我对它的内部结构了如指掌。进了门我就像回到了自己家，无须打听，轻车熟路径往中文期刊阅览室，那些我曾经十分熟悉的杂志，从大学时代始我经常翻阅它们，婚后生了孩子，差不多有五年没有正经看杂志了。现在，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它们一本一本安静地摆在书架上，我看到它们，就像看到多年不通音讯的老朋友，封面虽已不同往日，但各自刊名的字体依然如故，鲁迅体、茅盾体、毛泽东体，还有规整的标宋，真像老朋友虽然换了衣服，但面孔还是那一张，我看到刊名马上就记起了它们各自的风格。我站在书架前，心里有一种感动和无比的舒服。我首先找到那几本曾经发表过我的诗歌的刊物，我看到当年的责任编辑还在，他们的名字印在扉页或者尾页，或者每一篇作品的最后，在括号里。责编中有的见过面，他们因笔会到N城来，有的一直没有见过。
那个上午，我几乎不能静下心来读任何一本杂志，我打开一本，心里又惦记着另一本，每本的目录中都有一些吸引我的篇目，五年前活跃的青年作家有一些如今还在目录上，我喜欢他们那些富有新鲜感的文字。我后来才意识到，我之所以不去借阅那些伟大的经典名著，而是急着看当代最新的作品，是因为我指望这些同代人写下的文字中那新鲜的语感刺激我，使我迅速恢复我的语言能力。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功利的目的，不管我写不写作，阅读都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快感。那几个我熟悉的名字集中在几本期刊里，它们对我有着某种召唤力。我不否认，我心怀的隐秘愿望与这些人有关。
阅读唤起了我即将遗忘的一切，杂志的名字、作家的名字、责编的名字，以及阅览室里安静的气氛，读者梦幻般的神情，整体的气息包裹着我，与写作相关的往事就这样扑面而来。构思、写作、激动、投稿、发表、拿到样刊和稿费，这些亲历的印象一一回到了我的心里。
我一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从南红离开N城到深圳，还是从去年冬天她来北京，从她一个男友写到另一个男友，或者干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起，那些夸张的尖叫和做作的拥抱、别出心裁的生日晚会、稀奇古怪的衣服……许多个点都可以切入，这些点像星星一样布满了南方的天空。它们变动着自己的位置，像在冰上行走那样优美地滑动，形成各自的轨迹，它们互相交叉使我眼花缭乱，无从下手。
同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把这些生活中的点连接起来，连接的方式有许多种，到底哪一种是最好的？我想我所能做的有两点，一是不分先后统统写出来，然后按照不同的方法把它们连接，这样或许可以判断出哪一种组合更理想。第二是我根本不连接它们，就让它们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撒满整个天空，不同的人不同的连接构成不同的星座。要知道，星座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人类按照人类的原则和需要强加的。
我想我脸上的恍惚神情就是持续的阅读带来的，我把它们带回赤尾村，我推门进房的手势就带上了它们，我去买回的青菜上和我洗的衣服的皱褶里，有时会浮出一些句子和单词，这些携带着能量的词句像一些具有巫性的咒符，跳荡在我与南红合住的屋子里，使我看到某种伤口、破裂、恐惧与期待。
那些在这个时候打中我的内心的词句就像中医里的针灸，它们刺中了我的哑门穴，于是哑巴说话，铁树开花。就这样，我不能不写下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断，我相信，它们等候的就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