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冬天的时候
冬天的时候南红来北京。
那天是星期天，天黑得特别早，四点不到街上的灯都开了。过了一会儿我再往窗口看的时候，雪花已经漫天飞舞，它们像雪白的鹅毛在街灯橙黄色的光晕下摇摇晃晃地落下来，之多、之零乱、之热闹繁喧，与它们安静地落下，最后悄无声息地化为水恰成两极。我第一次意识到雪的这两种不同的秉性，加上那是北京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我在窗前看了很久。
这是我婚后五年少有的奢侈时分，要不是离了婚，女儿送回了母亲家，纵有闲暇也没有心情望雪。下雪使我心情不错，我什么都不想，只盯着雪花，心里平静如水。
快十一点的时候电话突然响了，这是很反常的情况，我一下紧张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接这个电话。作为一个独居的女人，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变得小心过头，对每一件事都疑虑重重。疑虑绝对是有重量的，它一重重从我的头脑注满我的全身，成为我疲惫的来源之一。当时我脑子里同时闪出了几种可能：骚扰电话？抢劫者？母亲来长途告诉我扣扣病了？等等。
我手心的汗开始渗出，电话铃停了之后又响起来，我拿起听筒，听见一个沙哑的女声说：是林多米家吗？
我说是。她说哎呀你的电话没变！我一点都听不出来是谁。韦南红的声音完全变了，完全是她自己所说的“好沧桑啊”的那种沧桑而沙哑的声音，有点神秘，有点性感，往日N城岁月那种尖而细同时高八度的音质几乎荡然无存，只有那一惊一乍的语速没有改变。
她说她在北京机场，飞机晚点了刚到。我马上就答应让她住到我家。然后我又等了半小时，这半个小时中大雪纷飞。
半个小时后我穿好大衣包紧头巾到街上等她，这时候雪花变得更大更轻了，它们在空中飘舞的姿势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凄艳、缠绵而又决绝，比白天和黄昏更多了一层灵的成分。我从未独自在下雪的深夜露天待过，这个夜晚由于南红的到来我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很清楚，在雪花飞舞中从出租车里钻出来的南红，她戴着一顶宽檐的黑色呢帽，身上是一件长及脚踝的黑丝长风衣，它迎风飘飞的轻盈质感使我觉得这肯定是一种丝绸。雪花大朵大朵地落在她的帽子和风衣上，雪的白色在她浓黑的全身衬托下显得极其艳丽，那是一种冷到极点、冷入骨的艳，全无人间色彩的艳。那整幅风雪美人图在瑟瑟发抖，南红缩着颈吸着鼻子说：怎么北京这么冷啊！
到家之后她脱去了风衣，露出袒胸的低领毛衣，胸前一大片皮肤是一种太阳晒出来的褐色，散发出南方的气息和性的气息。在北京，我很少看到有人这样穿，除了那些在高档轿车里端坐不动的小姐。南红戴着一条式样十分别致的白金项链，链条纤细，胸前垂着一粒闪闪发光的钻石或水晶。我对宝石毫无常识，无法判断它们到底是什么。她化着妆，脸上的脂粉有些残了，眼角的皱纹隐约可见，只有口红还鲜艳完整，大概在出租车里刚刚补过。
她抬起脸问：我老多了吧？我没说话。她又说：很坎坷的。
我准备给她烧一锅洗澡水，我并没有觉得没有热水器会是一个问题，在N城生活的女孩都是用桶或者水盆接水洗澡的，南红即使在深圳待了十年她骨子里也仍然是一个N城女孩。N城漫长而炎热的夏天把一盆又一盆的温水泼到我们身上，这是一件十分方便的日常事情，那时候绝大多数人家都不搞什么喷淋器。但是南红奇怪地问：你为什么不安一个热水器呢？
接着她又发现了我家地上铺的是早已过时而且已经陈旧不堪的地板革，她环顾四周，桌子、组合柜、书橱、沙发、茶几，看出了这个家庭的寒酸。
她忍不住说：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来北京，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
我说你听没听说过圆明园的流浪画家，他们把户口、职业、家庭什么都扔掉了，还经常要饿肚子。
南红漫不经心地说，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这样有什么意思。
这话使我感到了大大的意外。以我所知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韦南红，她那种对诸多艺术门类的狂热以及旁若无人的浪漫情怀，压根儿就应该是圆明园中坚定的一员。有段时间她常在家里或学校穿一件宽大的厚布衣服，上面沾满了油画颜料，她还交了许多画家朋友，其中有当时N城最有名气的青年画家。我记得曾经有某个下午，她把我拉到一位在美国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的青年画家的家里，热心地让我看人家在国外的风光照片。
南红的油画兴趣起码持续了三年，在我离开N城之后还收到了她寄来的一张她的油画作品的照片，据信上说是她的毕业创作，而且曾经在学院的元旦画展上展出过。画面的背景是浓黑，两把错落展开的巨大的中国折扇占据了几乎整个画面，一红一蓝，色彩给人以奇峻之感，折扇的竹条架隐隐约约。折扇的浓红和艳蓝前面是一位跪着的白衣少女，她长发披垂，脸部正对。
我想这幅画如果没有学上三年大概是画不出来的。也就是说，南红起码算得上是一位美术青年（她同时也是一名热情的文学青年，N城所有的青年诗人和小说家全都认识她），如果在她艺术学院艺术师范系毕业的时候有人鼓动她放弃一切到北京寻求发展，她太有可能像直奔深圳那样直奔圆明园了。
我想南红已经完全变了。人都会变这我知道。但确实想不到她会变得这么快，这么彻底。
南红第二天出去跑了一天，中饭和晚饭都没有回来吃，晚上快十点才回来。整整一天，深圳的长途来了三次找她，是一个听不出年龄的男人的声音，南方人，讲一口以前我听惯了的半生不熟的普通话。
她回来后耐着心坐了一时，马上就又扑到电话上了。我等着她打完电话跟我聊聊天，说说她这几年。
她没有说。
她拿出一堆金项链和镶着宝石的戒指给我看，她说明天她将到天津去，然后从天津到济南，现在是销售旺季，她要把这些样品带到她所包干的地区的珠宝店。到济南将坐火车，随身带的珠宝去掉了一半，她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她热心地对我进行宝石启蒙，从蓝宝、红宝、绿宝讲到钻石，从欧泊、石榴石、紫晶石讲到黄玉。她举着一小把金项链让我挑一条买下来，她说在她手里买很便宜，外面买会贵得多，她又帮我选了一条非常细、戴在脖子上几乎看不见、团在手心只有一滴水那么大的21K金的一种款式，她说内行的人都不会戴24K金的，足金太软，缺乏硬度，加工不出太好的款式。
于是我就花了一百多元钱买了下来。
这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她去天津，我去上班。此后又是一直没通音讯。
我压根儿想不到，几个月后我还是去了深圳，尽管我那么不喜欢这个城市，不喜欢被这个城市加工过的南红，我还是来了。命运有时候就是以恶作剧的面目出现的。
关于南红的回忆：南非
南非是南红最大的理想。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N城，南红无论热爱诗歌还是热爱绘画，她总是念念不忘非洲，她记得那些稀奇古怪的非洲小国的国名，什么纳米比亚、索马里、莫桑比克等等，她还喜欢隔一段时间就到农学院去，那里有不少来自非洲的留学生，他们从自己炎热的国家来到这个炎热的省份，学习怎样把水稻种得更好。这些黑皮肤青年是N城街头最常见到的外国人。
N城并不是一个开放城市，也没有可资观光的旅游资源，它只是边陲省份的省会。虽然是省会，却比别的省会少着许多辉煌，它先天不足，后天也不足，它既小又缺乏统一规划。它唯一可以骄傲的是拥有两三条种着棕榈的街道，宽大而美丽的棕榈叶子构成着这个城市的亚热带风光。N城的街头很少看得见白种的外国人，如果他们出现在十字路口，就总是会被来自四个方向的回头驻足的人们所困惑。这些为数不多像大熊猫一样稀有的白种老外大多数是游览了著名的桂林山水之后到N城来的，他们发现N城毫无特点和魅力，于是赶紧离开了。只有非洲的黑人留学生会长时间地穿行在我们城市的街头。他们熟练地骑着自行车，穿着牛仔裤，上身是带格子的衬衣，他们头发短而鬈曲，眼白和牙齿同样洁白，发出闪亮的瓷光。因此我们难以辨认和区别他们到底谁是谁。他们面容一致地走在N城的大街上，我们对此司空见惯，从来不会回头多看他们一眼。
我不明白南红为什么会对他们发生兴趣，不明白她是因为热爱非洲才热爱非洲青年，抑或是相反。她对非洲的兴趣大概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台湾三毛的撒哈拉沙漠的童话正在席卷内地，而N城街头的黑人青年适时而降，他们中的一两个来到了南红的生日晚会上，我觉得这不过是南红喜欢新奇刺激的又一花招，就跟她从一种奇装异服跨越到另一种奇装异服一样。
对于南红一如既往地想念非洲我一直感到奇怪，她写诗的时候声称毕业后要去非洲工作，迷上服装设计也说将来要去非洲，到了学油画她还是说：我将来肯定是要去非洲的。我说你去做什么呢，去画画吗？她说我反正是要去的，去干什么工作都可以，有时间就画画，没时间就不画。这样的对话在N城有过好几次。南红的一些有点成就的朋友（N城的青年画家或作家，南红总是风风火火地拜人家为师，交往的次数一多，就成了朋友），有时会当着她的面预言，她这样见异思迁两年之中换三种方向将来会一事无成，他们为她担心，这样飘来飘去，没有事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个庄重的词）就如同没有根，将来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像一般女孩那样嫁人过日子。
这些话是一个叫颜海天的男人说的。颜海天是艺术学院的教师、青年油画家，曾有作品上过全国美展，画风时变，前途莫测。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们三人坐在学院操场的草地上乘凉，天光一点点散尽，四周的教室、礼堂、宿舍楼、树木一点点暗下来，抬头望一次它们的色调就变化一点，在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这种变化十分明显，可以从红光漫射的夕照迅速过渡到灰暗的夜色，使人怦然心动，如同黄昏将人一生的浓缩放在了眼前，作了明白的昭示，心里的苍凉和空茫很容易就滋生出来。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从浅灰、深灰、灰黑、浓黑中浮现，最后布满了整个天空，这又使人从晚霞消逝的暗淡中振奋起来，心里注满了无端的感动……
夜气降临在我的头发上，我垫座的那本文学杂志有点潮润，我和颜海天、韦南红三人各隔着两三米坐着，他们的面容和青草的气息浮动在刚刚降临的夜晚中。
颜海天说南红你现在年轻，可以当文学青年也可以当美术青年，但人不能当一辈子文学青年，不可能几十岁了还像文学青年一样东游西荡。
然后三人都没有说话。大片大片的空白从我们中间穿插而过。那个黄昏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你可以很奢侈地为未来担心和叹息，而未来的压力还远远地躲在暗处。
颜海天又说南红你交际这样广，我为你想到了一种角色，当美术鉴赏家，中介人，像欧洲的贵妇人，向沙龙、画廊、美术批评家推荐优秀作品和画家，这用不着你刻苦画画，也不需要太高的理论水平。
我也觉得这是目前所能想到的南红的最好出路。但是颜海天一挥手就把这个大肥皂泡戳破了。他说不过南红，我觉得你不够品位，这种人眼光得非常准。能从许多人中发现天才，发现某些别人还不承认但又非常独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这你更不行，你一切都得听别人说，混了几年也没形成自己的目光。
这些话使我心怀忧郁。不知道南红将来怎么办，能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南红忽然说：我将来要到非洲去！语气十分坚定。
颜海天说你去非洲干什么？南红说反正是要到非洲去。
冬天的时候南红从深圳来，她从声音到外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以为她的非洲也早就消失干净。结果她还是说：我将来要到南非去。
非洲就像生长在她的身体里，生长得像那些健康细胞一样正常，只要一息尚存，非洲就不会丢失。唯一的区别是，非洲具体成了南非。
听到南非我有些陌生，反应不过来南非就是当年南红的非洲中的一个国家。她提醒我说，我不是一直就要到非洲去的吗？南非出产黄金和钻石。她说她将来准备移民南非，她的珠宝知识会使她很容易在珠宝业找到工作。她还认识了一个男朋友，是南非一家大公司的代理，她可能跟他一起去。她正在托人办理有关南非的事，快的话明年就可能去成，慢的话等几年也没关系，这样她小时候的愿望就实现了。
我当时对南红有一种重逢后的陌生，对她一进门就扑向电话、对她对我的物质现状的否定态度等等有一种弥漫的不快。加上我不习惯太晚睡觉，而她的南非又出现在半夜，这样我的心智被以上那些因素以及浓重的睡意遮蔽着，基本处于与夜晚同样黑暗的状态。现在在深圳，在赤尾村，空气中是海的气息，当我再次碰到南非这个词，它所携带的海洋般的蓝色忽然被热带的阳光所照耀，隔着它和南红的浩瀚的印度洋明亮地显现了，那些蓝色的波浪一浪又一浪地从南红的身体发出，直抵南非，它们推动时发出的一阵又一阵钟声般的涛鸣向我展示了一条灿烂的航道，某艘童话中才有的白色宫殿般的巨大客轮无声地滑动在波涛之上，大朵大朵的海星结缀在南红的肩膀上发出彩虹的光芒，海风腥咸的气味使她变得像海水一样浑身蔚蓝。
香港，这个繁花似锦的名字；雅加达，这个珍珠般洁白的名字；开普敦，这个黄金般闪烁的名字，它们一一从海洋的深处浮动到波涛之上。从香港到雅加达一千八百五十海里，从雅加达到开普敦五千一百八十海里，只要穿越印度洋就能到达南非的开普敦，只要坐海船就能从香港到达雅加达。而深圳与香港只有一街之隔！
我想这很可能是南红毕业后来深圳的潜在原因。深圳赤尾村的南非在南红的枕头边或抽屉里，我想她的箱子里的旧影集上或许还有几张与非洲黑人留学生的合影。她是一个热衷于照相和保留照片的人（我在她这里发现我的一张旧照片，那上面是N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聚会的某一瞬间）。她的全部关于南非的线索仅仅是一本简易的世界地图册和两份有关南非的剪报，一篇题为《南非金矿与华工血泪》，说的是上世纪初招工到南非采金矿的华工的血泪史。另一篇叫作《我在美丽的南非》，是两页杂志上的文章，为一名古人类学者所作，因为人类起源的第一个阶段以南方古猿化石为代表，而该类化石最早就是在南非开普敦发现的，只有到南非的博物馆才能实地考察这些意义非凡的化石头骨。这篇有着美丽诱惑标题的文章通篇都说的是枯燥的化石头骨，唯一可取之处是那幅压题照片，有半页的篇幅，五位学者站在一块标志着南非经纬度的横幅木牌前，露出灿烂的笑容。我很少看到如此整齐的每个人都露出白色牙齿的合影照片，他们的笑容单一而夺目，每个人都是一个亮点，这种亮光从内心深处发出，到达牙齿，然后像花一样开放在脸上，笑容的光辉相互辉映，连成一片透明的光幕。他们的身后是刻痕鲜明色调深浅不一的裸露岩石，有一角蓝天将画面破开，尽管这是一幅黑白照片，但在我的感觉中却是色彩十分鲜明丰富的彩照，所以在我第二次看到它的时候还以为并不是同一张照片。它上面那一角蓝而透明的天空以及火红的岩石给了我如此之深的印象，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它们，也许正是照片上人的笑容的灿烂光辉把一切都镀上了光和色，连同他们自己。画面上三位男士一位穿着白西服，一位穿着黑衬衣，一位穿着格子衬衣，两位女士穿着花衬衣和黑色外套，就是这样一些简单的衣服，但我感到了画面的绚烂夺目。在照片的底部，衬着七个美丽的反白立体标宋字：我在美丽的南非。这几个平常的字无端地给了我一种惊奇，仿佛它们不是我们随处可见的汉字，而是一种只有南非才生长的美丽事物，是某种洁白的花朵，衬托在由蔚蓝与火红两种颜色组成的南非的图案上，天长而地久。
南红所知道的南非就是这些。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南非，在她到达南非之前，无论她拥有多少南非的资料她都无法拥有一个事实中的南非。南非浸泡在海水中，镶嵌在黄金和钻石里，浓缩在南红的身体内。南红体内的南非，有着红色的山和蓝色的海，有大片大片的草地和绵羊，有大片大片的玉米地，玉米宽大的叶子曾经出现在南红蹩脚的诗歌和素描中，它的沙漠跟三毛的撒哈拉沙漠差不多，它的黑人跟N城的农学院的黑人差不多。
南红携带着这个南非，躺在赤尾村出租的农民房子里。
南红闯深圳的简历
韦南红在艺术学院读的是艺术师范系，毕业后她的同班同学大部分分到了市、地、县各级中学当了美术教师。南红不想当中学教师，由于她交际广泛，这一点很容易就做到了。于是她被分到N城一家金属工艺品厂技术科，两个月后跟领导彻底闹翻，于是不要档案空手去了深圳。
她在G省驻深圳办事处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睡六个人一间的架子床上铺，正好有一个空床位，不用付房钱。住了一周，找到了一个月收入三百多元的工作，在国贸中心当文员。结果试用期未满就被炒掉了。只好又回到G省办事处招待所，住六个人一间的架子床，跟临时打工的服务员挤在一起。
后来她得到一个机会到新丽得珠宝公司干，她在金属工艺品厂学到的见识这时派上了用场。新丽得在一家大酒店的其中一层，有职员住房，条件不错，又能学到业务，总算落下脚了，却不料部门经理是个色鬼，一天到晚性骚扰，南红忍无可忍，辞了工作住到一个女友家。
后来又找到了一个工作，后来又辞了。最后才到了珠宝城搞销售。
我知道，这个简历就像一出肥皂剧那样毫无新意，平庸乏味，我连写一遍的耐心都没有。但这就是南红自己告诉我的她闯深圳几年的经历。由于她事先所渲染的坎坷，使我觉得这份经历不够曲折，不够大起大落、奇峰突起、悬念丛生。在她没说完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好奇心在支撑着，当她说完后我回头一想就觉得实在太平淡无奇了。我所记得的只是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公司，被人偷光了所有东西，又被抢了钱包，此外还交了几个男朋友（这事她开始的时候总是点到为止，后来她才忍不住说他们，控制不住地说），得了一场妇科病。这些全都是一些概念，它们像砖头一样有着一目了然的外形。我作为一名局外人所看到的不外乎就是这些概念的连缀，就像砖头连着砖头一样乏味。
我想南红经历过的那些没有被讲出来的时光才是真正的时光，它们深藏在一个又一个概念的内部，那些切肤的疼痛只有南红才能辨认出来，在她把它们变成了话并且说出来的同时，真实的碎片在她的身体中掠过，它们碰痛了她，使她情绪动荡，但我一点都看不见它们，我跟南红处在两个不同的心理时空中，互不相干，我无法碰到她。
后来我发现，在她几年的深圳生活中，每一点转折都隐藏着一个男人的影子，一个住处、一份职业、一点机会，几乎全都与一名男朋友有关。尽管她或者略去他们，或者蜻蜓点水一晃而过，但他们化为了碎片拥塞在她的内心，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逸出。她从来不对我刻意隐瞒他们，只是她在讲述她的异性交往史时支离破碎，时序倒错，混乱不堪，我很难从中理出一个头绪来。但是头绪对她不重要，对我也不那么重要，反正每一个男人就是一个单独的头绪，谁先谁后无足轻重，他们这些头绪交织到一起形成一张网，女人如同网中之鱼，无处逃遁。
写作
现在我想解聘也许对我是一件不坏的事，我突然有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时间，再也不用去上班了，再也不用看领导的脸色，再也不会挨批评了。现在《深港建设报》下马，我一时找不到别的工作，机会就这样来了，写作本来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我始终没有实现这点隐秘的心愿，一次都没有。不光时间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感受也是如此。割碎它们的是菜市、厨房、单位、工资、睡眠不足和体质下降。这一切像一些蛀虫，它们在我的生活中乱爬，把我的愿望蛀得所剩无几。
日常生活铺天盖地，一层又一层挡住了我的梦想。梦中的光亮一碰到现实就被挡住了，它的影子越来越模糊，直至完全消失。我对自己也越来越不自信，我想即使我把一切都扔掉，我是否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我已经三十多岁了，女人到了这个年龄，干什么都晚了，一切未知的事情全都有了答案，嫁一个男人，生一个孩子，一切就定型了。本来是一汪水，流来流去，任何一个点都可能发光，定型就意味着被装入了容器，各种形状各异的瓶子，不管什么样的瓶子，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永远不能流动了，直到在里头发臭变干。除非瓶子破了或倒了。可是，水如何能撑破瓶子呢？
命运这个词又一次站立在我的面前，它是多么强大和不可抗拒。我不愿意被解聘，但还是被解聘了；我不想到深圳来，但还是来了；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写作，但我突然间发现，内心的念头一下来到了，时间也奇迹般地出现在眼前。我是一个经常会听到命运的声音的人，那些声音变幻莫测，有时来势汹汹，像铺天盖地的噪音，啸叫着环绕我的头脑飞转，它们运转的速度又变成另一种噪音，这双重的噪音一下就把你打倒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窃窃私语，你不知道它们从哪里发出，它们在说出什么，但它们从空气中源源不绝地涌过来，墙上窗上天花板和地板，桌子、凳子和床，到处都是它们细细的声音，它们平凡得听不见。有一些特殊的时候，命运的声音是一种乐曲，它踮手踮脚，轻盈地逶迤而来，像一阵风，从门口进来，砰的一声，令人精神振作。就像现在这样，那句从久远的N城岁月里来到的乐句一下驱散了形形色色的噪音，它使空气纯净，并且产生宜人的颤动，它像一个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从已经逝去的N城岁月中浮出，亲切地站在你的面前。
二
关于南红 一
南红经常提到两个男人，一个是江西人，再一个是家在军区的男人。她自始至终也没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她在讲他们的时候总是说江西人，家在军区的那人，后来我告诉南红，我不想在小说中直接写江西人、这样所有江西籍的人看了都会心里不舒服，我必须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南红想了一会儿，说可以把那个江西人叫老歪，因为他的眼睛有点斜，而那个家在军区的男人，我可以随便给他取一个名字。南红那时身体调养得好些了，心情也跟着好起来，她两三天就洗一次头，每天洗澡换衣服，屋子里弥漫着洗发剂和浴液的清香气味，平添了清洁和积极的新气象，我刚住进来时那种无处不在的晦气也像被这弥漫的清洁气味所驱赶，几乎是荡然无存了。我们同时发现，最好的空气清新器原来就是我们自身，而真正的空气清新剂就是良好的心情。
南红的头发已经长了寸把长，她的头看起来像一只刺猬，这种不长不短的样子总是最难看的，还不如全秃的时候别有一种妩媚和性感，还有一种决绝的悲哀之美。再加上陈冲《诱僧》正领风骚，秃头也算得上是一种时髦，只有不长不短才最尴尬。
她的气色和心情好起来就开始照镜子，有时她用摩丝把头发贴紧，把难看的刺猬头弄成一个勉强能算得上是一种发型的超短发型，有时为了配合这个发型，南红就会化上妆，她抹上一种明亮的口红，这时立即就会显得年轻些同时也漂亮些。这时南红就会说，我将来要去南非。她把南非的图片贴在床头的墙上，那是开普敦的海滨风光照，蔚蓝的海水和白色的房子，它们那么小地站立在南红的床头，就像一只诱惑的眼睛闪烁不定。
我从来就觉得南非是个没法去的地方，虽然确实有这样一个地方，但我们很少听到有人要去那里，也没有看到有熟人或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从那里回来，它在我们的意识中就成了与美、澳、加等国处在不同世界的不同质的事物，它跟南极或北极或者珠峰相似，只是少数人为了特殊的目的才去的地方，对大多数人来说，把它们当作一个象征还是一个童话都无所谓，反正我们永远都不要到那里去。
南红在深圳混了两三年，对诗歌、绘画以及一切跟文学艺术沾上边的东西统统丧失了热情，唯独对南非的向往没有变，这是她最后的一点浪漫情怀，一点就是全部，就因为她还有这点东西，我觉得她还是以前那个南红。我是一个对远方虽然有幻想但定力不够的人，我十八九岁的时候曾幻想有朝一日能去南极，到了二十多岁又幻想去西藏。到二十八九岁就什么都不想了。一次怀孕和打胎就把任何幻想都打掉了。南红在经历了人流、放环大出血、盆腔炎之后还对南非矢志不渝，确实很不容易。她没有给我看老歪的照片，我不知道是不愿意给我看还是根本就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后者。深圳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频繁更换男朋友的地方，没有什么需要记住、永世不忘，也没有时间来记取，异性的照片不光没有必要，而且是十二分的多余。对于一个新的朋友，你把两个月前的旧照片往哪里藏呢？而且藏着又用来干什么呢？一边拍照下来一边又不得不尽快处理，实在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南红给我看的照片几乎全是她一个人的，有骑马的、打保龄球的、穿着泳装坐在游泳池边的白色沙滩椅上的、站在欧洲情调的度假村前的，等等。其中骑马那张她曾寄给我，当时她刚到深圳不久，工作还没有找到，就照了这样一张春风得意的照片，穿着一套黑色卡腰的衣服，有点像专门的骑士装，还戴着一顶呢帽，虽然看上去不伦不类，但由于骑在了马上，脱离了庸常的日常生活，看起来也不觉得太怪。马是一匹褐色的高头大马，十分高大漂亮，跟电视赛马场面中的那些世界名驹相比毫不逊色，与此相比，旅游景点那些供游人骑坐拍照的马根本就不能算马，它们的驯服、无精打采、麻木不仁彻底丧失了马的本性。即使没有那些人气太重的旅游背景它们也显得虚假。在我的印象中，南红似乎是从N城一头冲上广州近郊那匹油光水亮的大马，然后回眸一笑，进入一种当代的浮华和浪漫之中。
老歪的头部就在这片喧嚣的繁华中浮现出来，我觉得他属于那种虽说不能算丑但亦不能算周正的年轻人，既不蠢也不聪明，有些瘦，偏矮，但在深圳的街上还走得出去。南红说他有一个大姐在北京的一家什么杂志社，这家杂志社既有外资，又有上层的后台，在深圳搞了一个办事处，办事处实际上只有老歪姐姐一个人，她一年中只有两个月在深圳，房间总是空着。于是老歪兴致勃勃地从南昌的一家工厂的技术科辞了职，来给办事处看房子，他志得意满地通知他的师范大专班同学，他要去闯深圳了。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哥大和轿车日益成为男人是否成功、是否有地位、是否正在干事而不是游手好闲的必要道具，它们普遍使一切女人感到没有这两样东西的男人根本就不是男人，老歪的道具简直就是从天而降，专门在办事处八成新地等候着他，他在街头气氛的裹挟下，三下两下就把公家的财产变成了私人的。在我的印象中，深圳的大多数女人在接受一个男人的开始时，总是收拾好自己，坐上一辆由男人开来的车，去赴一次晚餐，她们春夏秋冬穿着裙子，像影视里高雅的欧洲女人那样侧身进入车里，坐稳后才把小腿抽进去，但这种小腿往往粗短、肥厚、笨拙，完全不像广告里出现的那样标准美腿的修长、瘦削、优雅和神秘。不过这就是大街上的感觉，她们遍布在深圳的大街上，坐上男人的汽车，吃男人请的晚饭。
有关的两个词：孤寒、衰
南红说在深圳，只要是单身女人，就经常会有男人请吃饭。从早茶到晚饭到消夜，没有人请吃饭的女人是可悲的，说明你特别老或者特别丑。不请女人吃饭的男人则是可耻的，说明你不会开心或者是穷光蛋。深圳这样的地方聚集了无数单身男女，这是一个来“闯”的地方，闯就意味着抛家舍业，只身前往。在这个只身闯荡的城市里，谁都有一份被注定了的孤单，这点孤单像空气一样，可以随时忘掉，又可以随时跑出来，可以随便地压在心里，又可以无限地膨胀和弥漫，搞得昏天黑地让人难过。
有谁愿意在高速运转的一天之后独自吃饭呢？有谁愿意在输赢未卜的一天开始之前一个人吃早点呢？未免暗淡和低调了啊。一个人开始又一个人结束，这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词就是：孤寒。
孤寒是最要不得的，是人之大忌，谁被人说了孤寒，那就真是惨到底了。这世界除了干力气活的就只有书生这一类人可以理所当然地称其为孤寒，没有人会觉得他们惨到底，因为书生就应该是这样的，清清苦苦地读书做学问，秀才人情半张纸。但这些来闯深圳的人都不是来做书生的，而是要赚大钱得富贵，他们中有不少人本就是能人，有着一身的本事：有些在原来的地方失了意，失了意就是一种刺激，正憋着劲要长本事；有的既没有本事又不曾失意，但有的是求富贵的雄心；最末流的什么都没有，却有混生活的无限好兴致，以及同样求富贵的侥幸心理。这许多来闯深圳的人来了是要炒股、开公司、发大财，他们绝不能让人认为自己孤寒，且不说他们抛妻别子孤身在外需要一个女人身体的温暖，他们也还有一种对外表明身份和地位的需要，这情形跟必须拥有轿车和房子一样，你可以不坐这车，但你不可以没有，没有就是孤寒。在深圳，身为男人却要打的出门，是件没面子的事情。
拥有女人就像拥有房子和汽车一样，绝不是什么虚荣心，而是一种身份，是成功男人的标志。谁能说标志是虚荣呢？拥有的女人，或者说陪你吃饭的女人越年轻漂亮，气质越好、档次越高、种类越多、更换越频繁就越是成功。这点不需要谁来指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看的，几千年来就是这样，以后还将是这样。
而女人对成功男人的环绕同样不是虚荣心，不是男人们所指责的势利眼。一个成功的男人和一个失意的男人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身边的女人会把这种不同一下就嗅出来，并且在心里将它们放大，再在与亲密女友的窃窃私语中再一次放大，好的会更好，糟的就更糟。成功男人的从容、镇定、骄傲以及由此带来的气质不凡就像光环一样美化了他们，又像阳光，使他们的周围的空气会比较轻、比较流畅，站在他们身边的女人会因此容光焕发。这样一种成功的人被称为有福的人，福分这种东西是天之所赐，并不是人人有份的，只有少数人才有，他们由福星高照直接变成福星，谁跟着他们就会有好运气。
那些失意的男人总是心情不好，他们既尖刻又脆弱，一点也容不下成功的人，他们总是要在女人跟前骂倒别人以变得高人一头，他们怨天尤人因而心理阴暗，即使身边有女人也总是担心她们走掉，这种担心使他们患得患失、形容猥琐。一个总是失败的人被称为“衰”，在北方有一个相应的词：晦气。若是跟衰人在一起混难免不沾上衰气，处处倒霉。失意者即使在明亮的阳光下亦是灰扑扑的，失意就像一种病毒，侵入了失意者的五脏六腑，损害他们的机体，它们在体内繁殖、膨胀，逸出体外像毒雾一样缭绕不散。
失意人永远不想让人知道他的失意，他们总是把失意藏起来。起码呢，在吃晚饭的时候不要显得那么孤寒，他们虽无自己的住宅和轿车，请女人吃饭却是必需的，这使他们看起来不至于孤寒，而不孤寒就是得意的开始。两个人吃早茶又两个人吃晚饭，或者消夜，男人有机会在女人的面前高谈阔论，将不着边际的勃勃雄心变成一种虚假的自我感觉，既迷惑女人也迷惑他们自己。
这是多么壮丽的景观！无论是得意的男人还是失了意却不愿意别人知道的男人统统都要请女人吃饭。在深圳，这座充塞着玻璃和钢铁的大峡谷的都市，阳光在玻璃上变幻了颜色，装饰灯如瀑布般流泻，满街跳荡着金银铜铁的光芒，尘土的颗粒也在这光芒中熠熠生辉，变幻着橙黄、橙红、金色、黄色、白亮、红色等种种色彩，它们从容地从地面上升，升腾到空中，从容而轻盈，女人或者男人从这些光中走过，像风一样拂动这些轻如烟尘的颗粒。光尘弥漫直到深夜。
关于南红 二
一切都是从请吃饭开始的。
销售部的女孩是离老歪最近的女孩，他走进大酒店的方形旋转门就会看见她们，他走在大堂里也会看见，他走进电梯间也总是看见，他不乘电梯走楼梯也会看见一个那样的女孩嘚嘚地从上面步行下来，她们的高跟鞋碰在铺有地毯的楼梯上没有发出声响，嘚嘚嘚的声音是老歪根据女孩的高跟鞋和下楼梯的步态想象出来的声音。女孩们不管在大学里多么野性不羁，走路蹦跶，来到深圳不出半个月，就会认同一种白领丽人的步态。老板或整个社会要求坐写字间的女孩穿正规的裙服和高跟鞋，于是她们一穿上这身行头就自然地挺胸收腹，把下巴收到一定的角度，把步幅调到一定的幅度并且走在一条线上，衣服（行头）确实很重要的，环境（舞台）亦很重要，女人被男人的目光训练得对衣服有了一种近似于本能的敏感，进入一套时髦裙服里马上就有了白领丽人的感觉，加之又有电视剧和周遭的榜样，她们身着行头出现在酒店的大堂、电梯、写字间里，脚后跟的声音清脆悦耳。
老歪看到那样一个白丽女孩清脆悦耳地走下楼梯，她的纤足和小腿总是最先撞入往上走的老歪的眼睛里，它们像一片繁花之中两瓣奇妙的肉色花瓣，散发着异香，闪耀着一种半明不暗类似于瓷器那样的光泽，富有弹性地从上方向他飘来，它们靠近、擦身而过、远离，那个女孩目不斜视，傲然走过。
老歪在大酒店的四层，珠宝行的销售部在五层。老歪一头走进销售部的写字间，他看到女孩们没有坐在自己的方格里，她们像首饰盒里的珠宝一样挤在一起议论一支口红的颜色，她们的长相、身高、肤色、三围各个不同，像各种珠宝的成品各有千秋。后来有女孩跟老歪打招呼，后来有女孩把各种款式的金项链、戒指、戒面、戒托的样品拿给老歪看。老歪说：我买了还不知给谁戴呢？
老歪要请众女孩吃饭。
众女孩是五个女孩。五个女孩有四个有人请了，剩下的一个就是韦南红。南红不是很年轻，也不是很漂亮，她像所有被N城的水土造就的女孩一样皮肤有点黑，鼻子有点塌，如果不是她学过两年美术打底，比较会打扮自己，会扬长避短，若是她素衣素脸行在大街上，会同深圳女子差不多。深圳是什么？不过是一个小镇，跟乡下基本上算一回事。加之岭南的水土，无论如何也养不出堪与江浙、四川、北方（湖南以北就是北方）相比的嫩皮白肤的水灵女子。但南红化了淡妆又披着长发，遮住了她由于方形而显得有些坚毅（这是一个褒扬的词，其实南红的性格中缺乏的正是毅力什么的，她经常贪图享乐，想要好吃好玩，因此她的脸型体现出来的东西也许称之为“犟”更合适）的半边脸，这是一个春末夏初的日子，在深圳，春天就是夏天，秋天也是夏天，只有冬天不是夏天。在这样一个像夏天的春天的日子里，南红穿了一件低胸紧身黑色长袖T恤，下身穿了一条暗红大花长裙，这使她看上去苗条而挺拔。下班时分的写字间又像舞台后忙碌的化妆间，女孩们纷纷打开化妆盒，对镜补妆，她们边补妆边向楼下张望，那里有各种车，从桑塔纳一直到真皮外壳的凯迪拉克，她们知道哪辆车是来接她们哪一个人的，哪些车将永远不是。有车接的女孩心里踏实，在一片踏实中她们消失不见了。
女孩们一消失似乎光线也暗了下来，光线暗了一点点就变成了黄昏，在有女孩的房间里这种暗有些暧昧和撩人，这种暗不同于一般的暗，它失去了一些光，却加进了一些浓厚的东西，像茶一样，又有点像煽情的背景音乐。总之这黄昏的光线使空气重了一点，使空气不那么空，使黄昏室内将要一起吃饭的两个人，有了一种缘分。缘分这个词就是这么好，它使再突然的事，也变得不那么突然，而是有了一种玄机，它使不自然的事，变得自然，好像原本就应该这样。在这个春天的黄昏，南红的长发半遮着脸，低胸黑色紧身T恤衬托得她的皮肤有一种釉质的光泽，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中显得神秘动人。这个阶段的南红经历过了两三个男人，她的前一个有过一段吃饭的经历（也许不仅仅是吃饭，我们无权知道这一点）的男人是一个档次很高、很有身份的人，遵循着深圳的规矩，每次陪吃饭都要给她钱或礼物，还替她买回家的机票。但南红说他年龄太大，四十多岁了，她接受不了。她见过他的妻子，气质高贵、容貌出众，看起来也很年轻。这样的妻子对丈夫的女朋友难免会产生透不过气的压迫感。我想南红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份压迫感面前落荒而逃的，因为她在说起这个人以及他美貌妻子的时候有一种掩饰不住的羡慕，而不是她自己所说的接受不了。
老歪就出现在这个空档中。
他的单身和年轻以及春天的黄昏以及他的汽车种种，给这两个人带来了一点虚假的浪漫。春天的风从街上的高楼吹到这两个人的身上，他们吃早茶、吃晚饭、吃消夜，他们在这家馆子或那家馆子面对面地坐着，黄色或白色或橙色的灯光潮湿地在他们之间浮动，他们说着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现在的事和从前的事，鸡毛蒜皮的事和重要的事。他们一不留神就陷入了打情骂俏的圈套，一打了情和骂了俏，事情顿时就变得暧昧起来，变得无法挽救、无法还原了。我觉得南红和老歪的打情骂俏就跟她在冬天里一到我家就扑到电话上说出的那些话相仿，她不顾我们五年没见面，也不管刚下飞机旅途劳顿，她冲着电话说：我不，我不，我要掌你的嘴。这样的话不停地跳出来，重重复复，真是既无聊又轻佻。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轻佻的南红，她在我面前虽然也说不上持重，但总不至于把自己装扮成一只没有头脑的笨鸟。或许要全面了解一个女人，就既要看她在女人面前的表现，又要看她在男人面前的做派。但后者带有私密性，你很难窥视到。回想我自己，无论是在K.D、闵文起还是在许森面前，我好像都没有撒过娇。问题是，撒娇是不是女人的天性呢？不会撒娇的女人是不是就活得很累？）
冬天里电话中的那个人是谁？南红没有告诉我。
关于南红 三
有一些款式新颖的金项链悬挂在南红和老歪之间，这些金光闪闪细软滑溜的东西本该戴在女人的颈项上，一旦绑成一把拎在手上就觉得有些别扭和吓人，是一种廉价的卖相。这就是南红的业务，南红到各地东跑西颠，就是一小把一小把地举着请别人看样品，希望买家把它们成批地买下来。一旦卖了，南红在公司里就算有了效益。南红说有了效益才能在公司站住脚，一个没有一点效益的人谁都看不起你。
有一天下午，老歪领来了一个人，这人用六万元做了南红的一单业务，买走了公司的一批金项链。这是南红做成的第一笔业务，多日来的小心翼翼、看人眼色、受人冷眼、解雇之忧因此一扫而光，六万元效益犹如一只巨大的救生圈，南红坐上去，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既有效益，又能提成，既体面，又有利益，说起来还是南红到深圳一年多来最大的一笔收入。
南红欢天喜地请老歪吃饭，脸上发着光，在公司里低价买下的一粒水钻像真正的钻石一样在这个晚上璀璨无比，它紧贴在南红晒得有些发红的胸脯上，它在那里闪闪发亮，夺人眼目地将男人的眼睛牵引到女人的前胸，即使是眼睛很老实的男人在望到女人胸前晶亮的坠饰时也会顺便看到坠饰下方隐约的乳沟。
这个夜晚是一个必然的夜晚，这个夜晚是经历了早茶和晚饭、经历了效益的重要铺垫才来到的，这个夜晚的结局是老歪把南红送回了她的房间，一直到第二天才出来。在这个夜晚开始的时候，老歪第一次用手碰南红就是以坠饰为借口，他说让我看看你戴的这粒钻石，真漂亮！他把手停在南红的胸口上，又问：这是谁给你买的？
南红这时候已经知道了她刚刚得到的效益实际上是老歪送给她的。六万元中有三万是老歪炒股的收入，他借给那个想做点生意的年轻人，等人家把货全部出手才把钱还给他。南红想着六万元的效益，一时有些麻木，没有及时动手把老歪的手打下来，老歪又说：让我摸摸你的心跳不跳。南红这才发现危险就在眼前，她清醒过来刚刚说出：掌你！这边已被老歪一把抱住。
这种搂抱一下就把两个人精神和肌肉的紧张化解了，速度比阳光化冰还要快。南红在老歪的怀里瘫软无力，她闭着眼任那只手像搅动河水那样搅动她，在这种搅动中她一滴一滴地变成了水，散发着海底动物的气味，她潮湿的身体被对方所包容，这个女人在发出呻吟的时候在心里说：这种事情真是舒服啊！
室内
在我和闵文起的夫妻生活中，好像从未有过这样的快感，高潮就更谈不上。他身体好，欲望旺盛，每星期如果不来上一次就会脾气暴躁，无缘无故发火骂人，往往是做爱之后他的性情就跟他的生殖器一样变得软和起来，让他帮忙做点家务也比较容易，什么话都能说得通。这使我觉得男人真是一种奇怪的人类，非要发泄才能心里舒服。
我不知道一星期一次对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来说算不算性欲旺盛，也许这种频率只能算得上正常，我明目张胆地归之为“旺盛”，没准会笑掉不少人的大牙。我的依据仅仅是一次同事的聚会，清一色的五个女人，年龄在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各有五年至十年的婚龄，谈到性的问题，大家纷纷供认，每月一次，无一人例外。稍后大家想起来，座中最漂亮丰满的女同事有一个公开的情人，于是又重新甄别，认定她不止一个月一次，她低头默认，大家也就善意一笑，结束该话题。我从来没有过青春年少水乳交融的婚姻性生活，我不知道如果有，情况是不是好得多。与闵文起越到后来越像一种刑罚而不是什么“做爱”，做爱这个词确实是令人产生美妙的遐想，一些文学书籍和电影使我在很长时间中对性有一种美好的期待，我想象海浪覆盖自己的全身，它们覆盖又退去，像巨大的嘴唇在游动。我看见自己娇小的乳房瞬间丰隆起来，形状姣好，富有弹性，金黄色的光泽在流溢、闪动，顶端的颗粒敏感而坚挺。身体的每一处凸起与凹陷，都像花朵或海浪的律动，它们的韵律是不可遏止的喘息，一直深入到身体深处，从深处再颤动到肢体的末端。有鸣禽在两乳及腹部的下方鸣叫，它们的鸣叫传遍全身，比纯金明亮，比阳光更热烈。
在事实中，有一种东西总是要取代海浪，那就是：沙粒。它们隐藏在一个体重一百多斤的男人的身体里，由于没有丝毫的快感，一百多斤就像是五百斤那么重，这可怕的重量使滞涩的身体更加滞涩，没有任何润滑的液体，那种干硬的摩擦带来的疼就像眼睛里进了沙子，而且比这更难受。眼睛里进了沙子是一件可以自己控制的事情，只要把眼睛闭上不动，马上就不疼了，或者眨几下眼睛，让泪水把沙子冲到眼角。但是房事的疼痛却要对方停止动作才能止住，而且这个对方很可能正是要听到女人喊疼才能更有快感，喊得越厉害就越刺激，在被刺激起来的冲动中变得更加狂暴、更加猛烈，更加不管不顾。
闵文起就是这样一个人。
每次在黑夜中，我睁眼看着自己上方的这个男人，他变形的面容、丑陋的动作、压在我身上的重量，这一切都使我想起兽类。所以我总不愿意开灯，亮光会把这些使我不适的形象变得清晰、逼真，甚至放大和变形。如果黑暗中有一只手突然拉亮灯，恐怖就会在瞬间到来。
有一个春末的夜晚，闵文起的身体在黑暗中模糊地晃动，我睁着眼睛看墙上挂的一个镜框，那里面镶着一幅摄影作品，上面是一只玻璃瓶子和一枝百合花，当然在黑暗中看不清它们，我只看到微弱的光使它浮现的轮廓和阴影，这是结婚的时候别人送的，一直挂在我们的床的上方。我注视它是因为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看，卧室非常小，只放得下一张大床和床头柜，结婚很匆忙，闵文起是二婚，我当时已经过了三十岁，觉得自己很老了，而且对爱情没有什么信心，只急于摆脱旧的环境。N城使我腻味透了，我当时借调到市里一家文学杂志社帮忙，单位让我赶快调走，并且把我的宿舍分给了一位新来的、据说是有些背景的大学生，走投无路之时，一位好心的老师把我介绍给闵文起，他当时还在部队搞宣传，说是通过部队到北京很容易，我看闵文起长得还可以，有点文人气质，聊起来也懂点文学，还写过诗，于是我认为，他是我所能找得到的最合适的丈夫了。
我躺在床上，在闵文起的身体下面。有时候不太疼，这往往是工作不太累，家务也不太多的时候。这时候我身体的各种感觉就会分离，肌肉承受着重量的冲撞和挤压，眼睛却在卧室的四处漫游。卧室一览无余，在白天看来枯燥乏味，就像我的婚姻生活本身。但在有些晚上，我会忽然有耐心看墙上镜框的阴影，看拉开的窗帘团在一边的皱褶，那上面浅驼色的底和深色的图案在微弱的光线和皱褶中以一种白天所不同的姿势出现。闵文起同意我不拉灯，但他说必须把窗帘拉开，不然一点都看不见，这也正是我的想法，完全的黑暗是枯燥的，同时也是令人绝望的。拉窗帘的往往是我，我喜欢窗帘这样一种事物，喜欢它的功用和形式，它的质地和图案，我把它看成是生活中剩下的最后一点美的东西。
窗口进来的微光使室内有了层次，出现了浅灰、深灰、浅黑、浓黑的各种色块。在我三十岁前的那些独身岁月，我有许多失眠的夜晚，长期以来我的眼睛习惯了这种充盈着微光的黑暗，我跟房间中这些层次丰富的阴影有着一种从以往的生活中延续下来的和谐，这点和谐在所有的冲突中使我得到一丝松弛，但它像一滴水一样，实在太微小了。
有些夜晚，月亮正好就在窗前，只要它出现在这样的位置，通常都是满月或者是大半个圆。这时候室内的一切就会因为月光的直接进入而非同寻常。月光在这样的夜晚布满了大半个房间，它的幽深、细腻、冰冷和华美对我有一种震撼，我们的窗台一直放着一盆文竹，闵文起每每用残茶浇灌，每年冬天剪枝，因而长得异常繁茂，它细长曲折的枝条缠满了整个窗子。月光透过文竹进入室内，明亮的月光中便有着无数奇怪而散乱的阴影。在月光直接照射的界面上，一切都很清楚，墙上镜框的百合花呈现一种浅灰的颜色，月光特殊的质地进入花瓣之中，使它看起来像一种名贵的品种。窗帘的质地也在月光下不动声色地改变了，变得厚而轻，细腻而柔软，不像凡俗人家的窗帘，倒像是某部超现实的电影中纯审美的遗世独立的帷幔，脱离了一切背景，只有它自身垂立于月光中。有时候我想，所有的事物都具有多重性，它们被隐藏起来，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会泄露一二，正如平板无味的房间里本来一览无余，但是层层阴影和神奇的变化就隐藏在同样的空气中，在月光照临的夜晚瞬间呈现。
这样的夜晚在我五年的婚姻生活中屈指可数，我躺在月光照耀的床上，从窗外的月亮追索到窗帘、墙上镜框里灰色的花朵，一直追索到床上笼罩在月光中的我自己。有时我像那些窗帘和镜框一样，在月光的照彻下消失了日常性，浮想联翩，以为自己一觉睡醒会变得光彩照人、才华非凡，我竭尽虚荣地想象，幻想自己能够以新鲜的面目和成功出现在阳光下。
这些空想的陋习本不该出现在我这样年龄的女人身上，无论在N城还是在《环境时报》，周围的同龄人无一不是在脚踏实地地上班、买菜、做饭、带孩子，只有少数具有浪漫气质的例外。但是浪漫在这个年龄的女人身上出现总会让人感到滑稽。年龄越大越滑稽，它没办法变得可爱，内心的感受与外在的形态常常相去甚远，任何羞怯的神情憧憬的微笑都会使人看起来不合时宜，像神经病。时间（年龄）确实是一个绝对数，酒酿的时间长了就会变酸，女人过了年龄还浪漫兮兮的就会变为笑柄。这个道理我从别人身上已经明白了。
虽然我的空想比月光照到床上的时间还要少，但由空想而派生的失望却无所不在，像灰尘一样粘在生活中，你得到的一切都不是你所期望的，而这得到的东西还把你搞得精疲力竭，蓬头垢面，面容憔悴，缺乏性欲。
那个晚上空气湿重发闷，身体所有器官都比平时重，皮肤和四肢也有疲惫感。春天总是这样让人心烦。我觉得心里有一团火在左右蹿动，很想找到一个出口把它释放出来。现在回想起来，这股无名之火已经积存很久了。我躺在床上，窗帘在两边垂立，天光极其微弱，窗口外面的天是一种跟室内的黑暗没有太大区别的深灰色，两边的窗帘跟室内的墙融为一体，墙上的镜框有一点极其微弱的反光，这点反光使这一小块方形物有了一个模糊的暗影。我躺在床上，闵文起覆盖在我的身上，此外还盖着一床被子，闵文起身上的气味特别浓，有一种雄性的感觉，在各种报纸的百科文摘版上常常可以看到男性身上的气味对女性有很大好处的报道，比如说可以使痛经不痛，心烦不烦，还能美容什么的，我对此半信半疑。但我对闵文起身上的气味并不反感，那是一种烟草和面包的混合气味，有时还会有一点较淡的香皂混合其中，使整个气味变得干净而健康。
但是春天的晚上却不一样，天气闷热，他一运动身体就出汗，贴着我的皮肤湿腻腻的，我从心理到生理都反感极了，我本来就毫无快感，根本进入不了那种忘乎所以的境界。在闵文起富有节奏的动作中，我感到他的身体化为了一种流体，又黏又稠，散发着混合的热气，它们像被大风吹送的浪头，一阵紧似一阵地拍打到我裸露的身体上，而我十分清醒，我觉得闵文起的全身变成流体只有那一小截还停留在坚硬的固体状态，这真是一件怪怪的事情。但是这种由联想产生的新奇感在一分钟内就消失了，因为他的汗滴到了我的身体上，汗这种东西跟任何体液一样，比如口水、尿液，当它们在自己体内的时候总是干净的，一旦脱离了身体立马就变得肮脏了，而别人的体液就更是十倍的肮脏。由汗我重新发现了闵文起的身体是一种异己的东西，无法与我融为一体，在这个时刻我感到了他的重量，这重量在我感到它的时候开始迅速增加，我觉得身上并不是什么流体，而是湿淋淋的生铁（一点点空气的流动就能把汗迅速变得冰凉），湿度加强了它的粗糙度，磨蹭在身上越来越不舒服，我奇怪闵文起才一百四十多斤，怎么像有二百斤。我问他：好了没有？他说：再等一会儿。我只好忍着，但内心充满了厌恶。
我没有听到雷声，但我看到窗口有隐隐的白光在闪动，它们连续闪几下，间歇片刻，又连闪几下，在闪动的时刻窗口呈现一片比黎明的鱼肚白还要亮一些的光，它虽然比那种撕裂天空发出惊雷的闪电柔和无数倍，但还是直接照亮了我们的房间和大床，我在一瞬间看见了在我身体上方的闵文起的脸，这张脸因五官错位而狰狞至极，既陌生又丑恶，跟他平日判若两人。我一下觉得身上这个龇牙咧嘴的人是一个从未认识的陌生人，是一头陌生的野兽，而他在这个时候猛烈加重的喘息声恰到好处地加强了我关于兽类的错觉，他那么长时间地压着我，我全身的肌肉和骨头都发酸了还不放开，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就要死掉了。
我开始推他，但推不动，他反而更加猛烈地撞击我，这时他的身体变成了野兽和铁的混合物，一下一下地砸在我身上。这个顾不上理睬我的人（或兽）开始发出一种难听之极的非人的声音，他头上的汗有一滴滴到我的眼睛里，一滴滴到我的嘴里，我既恶心又难受，我闭着眼睛，用尽全身的力气，一下把这个身体掀下去了。
我立刻舒服多了。
我盖好棉被，柔软的被子和我的肌肤相贴，一阵轻松感从我的内心深处涌上来，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这时我才感到有点异样，我扭头看了看，没有看到闵文起。我连忙探起身子，结果看到他正从地上爬起来。他光着身子站立在床边说：真有你这样做老婆的！我一时十分歉疚，我说：我的确不是故意的。我又说：你快穿上衣服吧。
他不吭声，坐在搁衣服的椅子上点着烟，一口一口地抽。抽完这支烟后就抱起他的被子到客厅去了。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是一个关键的夜晚，在那之后，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淡化了。他不是一个性虐待者，也不是一个打老婆的男人，对家庭有责任感。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想这个问题，我累极了，第二天还要上班，我等了一会儿，闵文起没有回到床上来，我上厕所路过客厅时看到他缩在沙发上，看样子不打算过来了。我全身松弛，困倦无比，睡着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一切等明天再说吧。
现在当我回望离婚前的那半年时间，看到的根本不是我们之间的强烈冲突、关系恶化的具体细节，比如说经常砸碎的杯子、恶言相向、歇斯底里、对他人的无尽的诉说、家里的混乱和肮脏、猜疑、仇恨等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看到的是一大片忙碌、琐碎、疲惫的日子，它们千篇一律地覆盖着那段时间，一层又一层，不可阻挡地，像时间本身如期而至，这样的日子结结实实地堵住了一切，在偶尔的空隙中，我才能看到我和闵文起之间越来越淡的关系，我看到的是一出乏味的婚姻戏剧，男女主角像机器人一样干着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活，然后各自坐下来喘气，他们累得不想说话，连互相望一眼的欲望都没有。为什么会这样？是女主角体质不好，积劳太甚？还是男主角有了一个第三者。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听到的背景音响是永不停歇的电钻和电锤，它们尖厉的啸叫无所不在。
这样的场面亦是一场乏味冗长的梦，它缺乏新意地降临在这个夜晚，它像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从夜晚走到白天，直接变成生活本身。
关于南红 四
老歪和老C，我都没有见过他们本人，但现在通过南红的故事，他们的身影开始在这间屋子里走动，窗外的菜地有时凭空就会变成大酒店的玻璃山，变成大堂里富丽堂皇的枝状大吊灯，铺着地毯的电梯间，寂静中忽然走下某位小姐的楼梯，珠宝行的销售部写字间，以及南红的员工宿舍，那个她搬到赤尾村之前住的小房间。
我麻木的知觉和想象力在南红的故事中逐渐恢复。我看到了他们的调情、做爱、互相利用和抛弃、伤心、创痛，老歪是如何终结的，老C又是如何出现的，或者老C在老歪之前出现，老歪在老C之后终止，这些秩序和来龙去脉我一直弄不大清楚，在南红颠倒、混乱和破碎的叙述中，我缺乏一种把它们一一理清的能力。或许只有南红一个人才能把它们搞清楚，或许连南红本人也不能把它们说清楚。
在南红的哭声中我想起，老歪是在一个夜晚消失的，他在长途电话线的另一头消失，南红以为电话线的另一头是南昌，但老歪却告诉她是北京，他将从那里出境前往法国，他姐姐已经为他联系好了一家商学院，他将在那里念三年书。
南红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老歪从深圳走的时候告诉她他要回南昌看母亲，半个月就回来。南红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这事像晴天霹雳把她击昏了，她说她当时对着电话又哭又笑，老歪反反复复说着几句话，我对不起你，你把我忘了吧。这两句台词无比乏味，像习以为常的杂草遍布在一切又长又臭的爱情电视连续剧中，但是南红的哭泣使它们惊心动魄。它们以往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犹如一些纸做的花草，南红的哭泣把悲痛灌注进去，乏味的台词顿时变得柔肠寸断。南红说着老歪说的这两句话：我对不起你，你把我忘了吧。她的声音嘶哑碎裂，使这两句话颤抖不已，它们完全变了样子，像刀一样割破了南红的心，鲜血滴在每一个音节中，使这两句乏味的台词模糊而狰狞。
在整整三个小时的长途电话里，南红哭了又哭，老歪的两句乏味的话重复了无数遍。老歪的衣服，就在她的房间里，老歪的领带，正挂在她的衣橱里。还有他的一只形状像枪一样的打火机，还有一双他不常穿的白色的皮鞋。它们全都变得孤零零。一次又一次，老歪从这些东西中脱落出来，他的身体到达她的上方，他的脸也到达她的上方。他的皮肤贴到了她的皮肤上。他的身体进入到她的身体里。但是他的台词只有两句，像两句咒语，它一出现，在她的上方的老歪的脸就消失了，而他的身体还在她的身上。她在这种情形的持续中痛哭。然后台词再次出现，他的身体消失了，他的脸还悬在她的上方，他面无表情地悬挂着，他的一只手，不知从哪里游来，拉黑了房间的灯。只有南红的哭声，在黑暗里漂浮。
只有南红才知道，她为什么会对着电话哭三个小时，我们全都知道，深圳是一个最没长性的地方，人像风中的树叶一样飘来飘去，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到了那里，很少有人会长久地停留在一个地方。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也是这样，今天他们碰到了，明天他们在一起做爱，到后天他们中的一个又到哪里去了呢？
有一个秘密，隐藏在南红的哭声中，她的三个小时的啜泣勾勒出了这个秘密的轮廓，那是一个很小的没有成形的胎儿，像一瓣豆芽的芽瓣，它十分小，隐藏在南红的身体中，谁也看不见它。但它有灵魂，凡是在神圣的子宫里存在过的事物都拥有灵魂。失去了肉体的灵魂有时在云朵里，有时在流水里，从水龙头里就会哗哗地跑出来，在炖汤的时候，一点火，从火里就会出来。在私人诊所的那个铺着普通床单的斜形产床上，如果有谁以为，随着某件陌生的器械伸入两腿之间，随着一阵永生难忘的疼痛，那个东西就会永远消失，那就是大大地错了。
南红自己回家，自己躺在床上，她睡醒一觉就看到了它在那里，在她对着的天花板上，浅灰的颜色，雾一样的脸，只有脸，没有别的。那张脸像她自己小时候的一张相片，她十岁以前跟祖母住在一个村子里，三岁的时候由在N城工作的父亲领到镇子上照了一张相。她一眼就认出了它。
她不知道它从什么时候跟她回来了，并且那么准确地悬挂在她的床铺的上方，看到它她就想起了她小时候住了十年的那个小村子，那些关于鬼魂的传说像瘴气一样缭绕在这个村子里，几乎每个人都见过鬼，祖母讲起她亲眼看见的鬼的故事活灵活现，它们隐藏在祖母的黑色大襟衫里，在夏天的风中隐隐飘动。
我相信南红确实看见了它，在赤尾村的屋子里有时也能看见。在她的头发没有长长的时候她躺在床上，她有时说它在窗口，有时说它在天花板上。
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它。
小人形
我是否看见过那个从我的身体里分离出来的、酷似我小时候样子的小人儿？我知道它从来就没有成为过一个小人，它只是一粒胚胎，它的人形只是我的猜想。我以为它早就消失在N城了。自从扣扣出生，我就再也没有想到过它。
前不久我在街上乱走，阳光很好的大白天，跟鬼没有什么联系。我走到南国影联门口，一到S城我就听说这是一个妓女的集散地，外地人来看电影，她们就从陪看做起，陪看是附带的生意，上床是正经的生意。我跟所有从内地来的文化人一样对南方的妓女怀有一点好奇心，刚来的时候有人告诉过我，在夜晚的大宾馆或舞厅、迪厅门口走来走去的那些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十有八九都是，如果穿着皮短裙，那就百分之百是了。但我总是觉得没有看到她们。在我缺乏经验的观察中，每一个人都像，同时每一个人又都不像。南国影联门口有一些女人在徜徉，妆也不是那么的浓，裙子也不见得怎么样超短，我看看她们，她们也看看我。
不知道那个泰国老女人是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的，当我走进国贸大厦的阴影时，身上的凉爽使我的感觉神经重新敏锐起来。
我意识到有人在背后看我。
我回过头，看到了那个泰国老女人。
其实我并不知道她的国籍，她肤色浅棕，额头高而窄，眼窝深陷，如果她的鼻梁比较高的话我就会认为她是印度女人。听说北京的某些大宾馆曾经请过算命的印度女人坐堂，用来招徕生意。所以看到这个女人我一点都不吃惊。
她的眼神很特别，既冷漠又歹毒，她的身上散发着一种石头一样坚硬而冰冷的气息，这些冷气浓密地笼罩着她，把她与这个繁华的、炎热的城市隔开。她既是石头又是一团冷气，这个城市的繁华与酷热一点都侵入不了她，她穿着厚而结实的裙服，镇定自若，她站在阳光中就像站在树林浓密的阴影下。我知道我碰到了一个真正的女巫，她随时随地将千里之外的阴凉召唤到自己身上，这种召唤不动声色，只有另一个女巫才能看到那些凉气像一些隐形的绿色树叶一片一片地飞落到她的头发里、衣服的皱褶里以及堆积在她的脚下。
我们相距有两三米远。我感到凉气从她身上发散出来，把我们环绕其中，身边不远的车流、行人、大厦迅速变得虚幻起来，我听不到它们喧闹的声音，我跟泰国女人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安静。
你身上有两条阴影。泰国女人说。
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我思忖她是不是指光线作用下的阴影。
是两个阴魂。她不动声色地说，你以前曾经堕过两次胎。
这句话就像一道冰冷的闪电劈着了我，一股冷气从后脑勺直灌下来，瞬间抵达我的骨骼和血液。那个N城公园的夜晚、草地上的湿润、薄荷和栀子花混合的气息以及K.D的脸庞全都像乌云一样浓缩在我的头顶，那些我以为早就忘却的瞬间，像雨滴一样猝不及防地滴落下来，携带着使人疼痛的力量，一直打落到我身体的最里面。
街头的阳光明亮而耀眼，那个泰国女人已不见踪影。
我有好一会儿站着没动，我担心我一走动那个附在我身上的小阴魂就会叫唤起来。我用手抚摸自己的腰间，那里很空，什么都没有，我明白那自然是什么都摸不着的。我又壮着胆低头看了一圈，我的浅色T恤和白裤子一览无余。
想起一个人
我开始慢慢走着。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事实上走过了哪些地方。在深圳密集的玻璃山般的高厦间，N城的青草像乌云一样在阳光下弥漫，它们从高楼之间、马路上、窗口那些密封的窄缝中生长出来，遮住了汽车、人流和大楼。K.D的声音从青草的草尖上碰到我的耳垂，青草在我的身体下面，他的脸在我的上方。他的身体瘦高硬，就像多年以后流行的那本美国畅销书里描述的男主人公。当然他比那人要年轻。
他奇迹般地出现在N城，又在一夜之间消失，混合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激情和浪漫，只来得及像大火一样燃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春天的夜晚，他突然从北京来了，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这片楼群中的哪一幢楼，我从住的地方步行来，摸黑走了很久，能找着你真是一个奇迹。他穿着黑色的夹克，寒冷的气息从他的头发冒出来。他站在门外，我吃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说：我真的把你找着了。
我吃惊的还有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一个人寂寞无比，他真的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北京那么远的天掉到N城。我们互相吃惊着相拥在一起。我确信，那个小小的阴魂就是在这个夜晚产生的，它在诞生之中看到了我们，看到了他，他的影子投射在我的蓝色窗帘上，我打扮成一个远离人间的女人让他给我拍照，那些照片美丽无比，完全不像我本人。它们停留在N城的那个夜晚，每一张都闪闪发光。K.D他赤身裸体的样子也停留在那个夜晚，我当时没有看清他，他脊背光滑的质感停留在我的手指上。一个结实、光滑的男性裸体是我事隔多年之后才分离出来的形象，他瘦削、完美，远离了当时的他自己，像现代舞中穿着肉色紧身衣的舞者，伸展着有力量而又有效地控制着的肢体。在我的回望中，背景总是一片黑暗，黑暗使我无法分清到底是N城我的房间还是舞台，我的米白色的藤椅有时在黑暗中孤零零地浮现，有一束光，不知从什么方向照下来，紧紧地追随他缓慢的动作。白色的光芒使他的身体有些微微发蓝。
这些场面使我忧郁，心痛，在心痛中又感到一种美。但它跟事实毫无联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深圳的街头看见这些。K.D在凌晨五点离开，我们下了楼才发现地上全是湿的，天上下着毛毛小雨，空气潮湿而寒冷。我送他走过了半个N城，丝一样细的雨在他的头发上蒙上了一层，这就是我最后看见他的样子。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份，六月初的时候我收到了他从上海虹桥机场发来的信，信上说他过一会儿就要飞往美国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又过了半年，我收到了从N城的原单位转来的K.D的圣诞卡，说他在夏威夷，他想念我，希望我给他寄一张那个晚上的照片。
我没有寄。他从此音讯全无。
我独自到医院做了人流。南红照顾了我几天。秋天的时候闵文起到N城出差，那时他已经离婚三年，他一看到我就很喜欢，他说通过部队这条线把户口转到北京很容易。当时我对爱情和婚姻幸福已不抱任何希望，觉得跟谁结婚都一样，而且N城已经使我十分厌倦了。我不假思考就作出了决定。
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想过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繁忙而混乱的生活和工作把一切记忆全都磨损了。现在生活突然中断，眼前的东西一下全部退去，埋藏在生活里的根部裸露出来，我清楚地看到，在这些奇怪地扭曲着的根部上面生长着的果实就是那个孩子的灵魂。它本来隐匿在我的腰间，泰国女人的话就像一道魔法，把它释放出来，悬挂在我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