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嘴生涯
SARS疫情过去的第二年夏天，我趁美国大学暑假又回到北京，一边享受刚装修完的新房，一边四处活动，伺机寻找可以让我有理由在北京滞留不归的工作机会。眼看暑假即将过去，绝望之余，不得不准备打包回美国，却在一日黄昏突然接到朋友L的电话，说是某国家级电视台的节目部主任C先生备下晚宴，有意邀我商谈接棒主持一档每周一次半个小时的谈话栏目。觥筹交错间，这件事就八字有了一撇；席间，主任不断劝我打消回美国的念头，拍胸脯说，全中国都能看到的电视主播立马就会成为一代名嘴，隐性收入足够抵我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薪水了。我连夜赶写策划案，洋洋万余言，憧憬着未来一年内的丰硕成果与在中国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到几天后，台长K女士亲自会面拍板，我们承包的这个节目就此启动了。节目的名称是《艺术争鸣》，形式上打算部分地借鉴在国内颇为走红的一档叫作《锵锵三人行》的香港凤凰台的栏目，由我担任主持兼策划，每次节目另邀请两位嘉宾，畅谈和评点当下热点文化现象，而新意则在于以具有攻击和反击性的论争为目标。我邀请了朋友Z作为常任嘉宾，因为我们二人“争鸣”的频率出奇地高，我常常把他激发得青筋绽出，怒不可遏。我还找到已经成长为名导演的发小W，由他负责摄像，他一定会把我塑造得貌比潘安的。
第一次拍摄把我彻底雷倒了。踏进录像棚，但见一张单薄得仿佛摇摇欲坠的黑黝黝长桌（准确地说是道具桌），周边却放置着三张明清古董般异常结实的红木太师椅，椅面几乎升到了桌面的高度。往太师椅上一坐，双脚悬空，如坐秋千。更令人心寒的是，一双手臂不知往哪里搁，因为太师椅的扶手颇为高远，使我顿生转世投胎为长臂猿的强烈渴望；而假如把双臂撑在桌子上，又有把桌子压垮的严重忧虑。那么，看来我就只能撑在自己的大腿上了，这样大概也颇具“争鸣”的战斗豪情。这一套风格腐朽的家具后方的布景是更为腐朽的雕花门窗，我几乎疑心步入了清末沪上的某鸦片烟馆。我几近崩溃，向制片人哀求换一套新的布景和家具。答复是否定的。不仅没有足够的经费购置新的家具，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替换现有的这些。W导播曾勒令我买了一大堆色彩艳丽的时髦T恤衫，难道我必须换上灰布长衫，捧一壶清茶，坐在这里之乎者也吗？
第一期的主题是要痛骂张艺谋的电影《十面埋伏》。这我很在行。虽然我在从美国到（后来）台湾的各类电影课上说过无数张艺谋《活着》、《秋菊打官司》等影片的好话，但我迄今发表的评论张艺谋的文章，从《红高粱》到《英雄》到日后的奥运开幕大典，无不属于找碴类型的。于是我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样窜上了主播台，却在屁股坐稳到太师椅上的那一瞬间变成一只泄了气的小鸟。在那张宽广而僵硬的太师椅上，我显得多么地渺小。当微型麦克风扣到我衣领上的时候，我感到坐上的是行刑的电椅。我强作镇静，但原本郁积的对《十面埋伏》的愤怒已经转化成对录像棚环境的更深的怨怼。
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录像时究竟胡诌了些什么，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表情和动作极不自然，说话极不顺畅；而我那朋友Z一遭遇刺眼的灯光就患上了失语症，平时的火爆脾性不治而愈。我为了摆出不太别扭的坐姿，不得不略略侧身靠向一边，并把原先如两行泪水般垂下的双腿调整为二郎腿。这样，在一路狂扁《十面埋伏》的过程中，我终于忘乎所以，口若悬河，将对录像棚的悲愤化作了嘲讽张艺谋烂片的巨大力量。
等到剪辑开始的时候，才发现被我推举为制片的L对台里的严苛审查深感恐惧，并进行了严苛程度不遑多让的自我审查和删节。但由于毫无经验，居然下令剪辑师仔细聆听每一秒里的音节，切掉每一个语气词，甚至每一个停顿的空隙。这使得最后播出的版本里，我的说话接近于计算机语音合成器的产品：没有表达情感的语气词，甚至没有呼吸！这个干净到了令人发指程度的版本，在审查时仍然遭遇到指摘。据说C主任紧锁眉头咕哝道：这个杨小滨怎么可以跷着二郎腿？另外，朋友Z由于经常发表雷人的坏文章，在出场时只好去掉了姓氏，连名字也用了谐音，弄得他灰头土脸，牢骚满腹。
我们的节目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不满的方面，包括嫌我们趣味过于低俗，忽略了高雅艺术。不过，由于本栏目的改革是在台长主执的方针下进行的，我们才得以持续下去，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策划了“酒吧文化”、“网络文学”、“刀郎现象”，甚至“厕所文化”等选题。当然，为了躲避广播电视总局的闲言碎语，我们也臧否“画廊文化”、“国产卡通片”，甚至接受指定的任务，在教师节的时候论争“影视中的教师形象”。但更不容忽视的却是与商业效果密切相关的收视率。不低俗怎么可能吸引眼球呢？于是，在有关网络文学的那一集里，我找来了网络美女作家两枚，三人一同牺牲色相，竭尽蔡康永、小S式的调笑之能事；在谈卡通片的那一集里，我临时扮演起卡通片中的人物，挤出幼齿童声。当然，作为20世纪80年代最先在中国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我，并没有忘记夹带文化批判的私货，但这个部分大概是最没有人注意到的。而我没有意识到的却是，自己不就应当是被批判的对象吗？
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让我感到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具有辉煌发展前途的电视栏目，它可以让我安身立命。我还是决定不放弃美国的教职，于是在开学前赶回密西西比。在双重夹击下的媒体，能够容忍某些异类声音，已经十分不易。并且，在适应了我的二郎腿之后，C主任在电视台的各栏目组大会上还将我们的栏目用作改革的典范，建议其他的节目主播们要看一看《艺术争鸣》这档栏目的新气象。在我返回美国的半年内，台长启动了一笔特别基金，供我每个月从孟菲斯飞回北京，录制下一个月的四五期节目。通常我在北京的一两天内还没有转过时差来又立马打道回美了。
不过，事实也证明了，蜜月期绝不是永久的。在谈刀郎的那一期里，我们提到了中国摇滚乐的鼻祖崔健。这一段被无情地删除了，我们被严正告诫，不可提及民间乐坛的灵魂人物崔健。同样，在谈论前卫艺术和画廊的那几期里，提及过去圆明园画家村的段落也遭到删除。不过，有趣的是，几个星期之后，又有一道新的通知颁布下来，崔健获得了从黑名单中解放出来的迟到的公正，原因是中央电视台此前刚刚播出了一期有关崔健的访谈，因而证明崔健已经荣幸地被收编到主流文化的队伍中了。
诸如此类的事件发生了多次之后，我已经无法控制播出的内容了。我甚至怀疑最后播出的和我原先说出的之间早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我身处美国，也根本看不到播出的节目。最初，每一期的母带都可以借出来刻录光盘分发给我和嘉宾，直到有一天，突然说从此再也不能外借了。原因是有一盘外借后归还到库房的母带，被发现中间的一部分内容插入了有敌意的言辞，如果不慎在回放时将此段播出，一大批人的乌纱帽肯定不保。我归隐的意向油然而生。在寒假到来的时候，我便驾长车踏破美利坚大好山河去了，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等我一个多月后回到住所，电话留言里满是催我回北京的信息；最后一通，是说既然找不到我，就只好临时找了替身，一位诗人朋友，也就是我推荐的另一位常任嘉宾。此后，我们双方都没有提出我重回主播台的愿望。这样，我的名嘴生涯颇为不经意地开始，又颇为不经意地画上了句点，只留下我的一组诗《后绝句八首：主持人札记》，作为对那一段经历的悼词。不过，直到今天，还常常会有多年未见的朋友在碰面时提起：好些年前在电视里看到你侃侃而谈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