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见证者：“国际文坛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评奖侧记
2003年10月4日，在柏林的德国总统府旁边的TIPI大棚帐内，来宾们在蓝色的烛光和荧光下屏声静气地倾听英国作家伊莎贝尔·希尔顿宣布第一届“国际文坛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的获奖名单。在波兰作家卡普辛斯基作了题为《希罗多德和当代报告文学写作》的主题发言和终选入围的作家们朗诵了自己的作品片段之后，率先上台领奖的是中国作家江浩，他的报告文学《盗猎揭秘》获得了三等奖。接着上台的是获二等奖的国际知名的索马里作家法拉赫。最后，获一等奖的俄罗斯作家安娜·坡莉科夫斯卡娅从颁奖嘉宾卡普辛斯基手里接过了“国际文坛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奖座。
“国际文坛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是2003年新设立的国际文学奖，文学奖的设立者《国际文坛》（Lettre International）是欧洲的一份极具声誉的文化人文季刊，在欧洲各国以不同的版本出版。在德国，《国际文坛》在文化人文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约可以同中国的《读书》相比拟（虽然二者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别）。德国的《国际文坛》同海外中国诗人杨炼、多多、北岛保持着密切联系，以某种遥远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
4月初，《国际文坛》通过杨炼介绍，邀请我担任报告文学奖的评委。我半开玩笑地问杨炼，我是以诗人还是学者的身份去参加评奖？这个问题的答案后来就日渐清晰，评委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作家、记者，不少人本身就是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者。我是和学者沾上边的唯一或少数之一，我甚至是和诗沾上边的唯一。事实的确是，我并不是一个报告文学的热心读者，尽管我知道报告文学在1949年后特别是“文革”后的中国曾经盛极一时，对《哥德巴赫猜想》和《第二种忠诚》的时代仍然记忆犹新。我甚至从理论上怀疑报告文学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世界，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更热衷于那些奇思异想的语言实验的诗人。但无论如何，报告文学的巨大存在是无可否认的，而近年来纪实文学包括口述文学的加入使这个文体更加芜杂和难以捉摸。而这个奖的评奖要求之一，是2000年以后首发的作品。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那时非典刚在北京开始蔓延，而我寻找报告文学的使命才刚刚开始。每个评委可以推荐两篇，语种不限。由于十几个不同语种的评委中，我是唯一来自中文世界的，我的努力自然会是推介中文的作品，哪怕是台湾、香港地区或者海外的。但在当时，除了一些朋友事先得知自荐了一些作品之外，我的起点是一片空白。我打算先从网上找到线索，再仔细查看，但网上所能找到的篇目似乎没有太多能符合评奖的基本要求和我个人的美学政治标准。无奈之下，我询问了报告文学界的几位大腕、学界的专家，他们自荐和推荐的篇目也成为考虑的对象。我甚至还考虑过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终因太不文学而放弃。
在寻找的过程中，我自己的标准也不断地明朗起来。如果报告文学无法定义，至少可以有反定义：如果说不清它是什么，至少可以确定它不是什么。它首先不是历史，因为它必须是亲历的，一手数据的，或至少有一手采访资料的。再者，它也不是访谈实录，因为作者必须安排、加工，作者不只是录音设备。另外，如果它不是绝对客观的，它也不是彻底主观的，这样，自传性作品和纪实文学中很大一部分都不符合，因为报告文学必须是基本有关他人而不是自我的，尽管自我的参与是一个重要因素。不少佳作由于不符合基本要求而被淘汰。
4月中旬的时候，街上还熙熙攘攘，没有多少恐慌的气氛，但我对身边的咳嗽声已经开始敏感躲避。我去西单图书大厦，在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书架前战战兢兢地徘徊了一个下午，封住鼻子，擦亮眼睛，用选美般苛刻的眼光浏览，尔后淘汰。一次绝望的经历，让我看到了中国报告文学的骇人境遇：要么是主旋律的、配合形势的肤浅之作，要么是商业化的、以性爱为主题的粉色诱饵。而略有现实内容的，也大多缺乏批判的锐利、揭示的勇气和思想的新颖。
我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到图书馆去查阅刊载报告文学的杂志。很不幸，附近的国家图书馆此时已经因为非典关闭。于是我只好甩掉门卫闯入此刻已经停课封校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门（尽管我在北师大客座任教，却始终没有拿到工作证），一头扎进报刊阅览室，从书架上搬下一摞摞沉甸甸的《中国作家》、《十月》、《当代》之类，飞速翻到每期的报告文学栏目，一目千行地取舍着。图书馆规定要戴口罩，工作人员不断进场提醒，声称把脱下口罩的学生赶出去。尽管如此，坐在我对面的一个戴口罩学生的几声咳嗽还是让我心里发毛。我不经意地在2000年第6期的《中国作家》上看到一篇题为《盗猎揭秘》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的风格和内容似乎在一瞬间让我直觉到，这正是我在寻找的东西。《盗猎揭秘》中的批判与暧昧、故事与评说、见证与数据，都奇异地结合在一起。我匆匆做了笔记，回家后在网上查到更多这篇作品的出版信息，甚至幸运地获得了作者江浩的电邮地址。在购买群众出版社单行本和《中国作家》过期杂志的努力均告失败之后，我给江浩发了一封电子信件，索取一册作者的赠书。江浩很快从美国给我回了信，并且不久回国后就把《盗猎揭秘》寄来了。
同时，我开始关注旅行文学的领域。一部亲身体验陌生地域、具有独特发现的旅行文学作品应当比虚假写实的现实题材作品更有意义。有两套丛书引起了我的注意：《走马黄河丛书》和《走进西藏丛书》。我托友人从北大图书馆借出一套《走进西藏丛书》，戴了口罩，骑上自行车，才在中关村附近的街头取到。我对范稳的《苍茫古道：挥不去的历史背影》一书产生了偏爱，书中描绘的西南地区民族和文化的混杂对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6月21日至22日，第一次评委会在柏林的歌德学院举行。我一到柏林，主办者《国际文坛》的弗兰克·贝贝利奇和艾丝特·加洛多罗便啧啧称赞我选送的《盗猎揭秘》，德国本地的评委布赫一见到我也急切地询问关于这篇作品的详细情况。十几位评委并没有全部出席，但仅出席的十位就代表了主要的语种和地区：除我之外，有日本的池泽夏树（芥川奖获得者），智利的豪尔赫·爱德华兹（塞万提斯奖获得者），旅居法国的吉布提作家阿布德拉曼·瓦贝利，旅居法国的白俄罗斯记者、作家斯威特拉娜·阿列克谢维奇，德国作家、批评家汉斯·克里斯托福·布赫，英国作家、记者伊莎贝尔·希尔顿，葡萄牙小说家佩德罗·洛沙·门德斯，印度作家尼尔玛·维尔马，土耳其作家内丁·居塞尔（土语学院奖获得者）。黎巴嫩作家埃利亚斯·库利、美国作家菲利浦·古列维奇和丹麦作家扬·施塔吉因故缺席。这些评委里有一大半本人就是记者或报告文学作家，当然，根据规则，他们不能推荐自己的作品。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出乎意料地成为讨论报告文学的定义。这使得这次的评委会具有了些许的学术讨论班的气息。我强调的两点是：作者亲历的首要性、直接经验和观察的首要性，以及叙事和细节的重要性。其他评委也从不同角度各自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比如对于反映重大事件的考虑，比如对于作者采访的难度和揭露的勇气的关注。多数评委都和我一样意识到，必须把报告文学同历史、传记等其他非虚构文类区分开。
几个小时的讨论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这对于日后的决定的确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因为接下来对具体作品的讨论一开始就淘汰了好几部被推荐的作品，其中有历史记述，也有传记类和散文类的作品。在本次评委会上获得正式推荐的作品共十九部，都有推荐的评委撰写的故事梗概和选段（如果原文不是英文，则有《国际文坛》事先约请专家英译的片段）。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从中选出七部终选入围的作品，阅读全文之后，在8月的第二次评委会上选出一、二、三等奖。
在讨论《盗猎揭秘》的时候，我陈述了举荐《盗猎揭秘》的主要理由。在非典刚刚平息的当时，在我们发现一场自然和社会的双重灾难竟然可能是源于捕食某种野味的时候，猎杀野生动物的题材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当然，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打动人的，我以为是作者的敏锐而透彻的观察力、叙事中的传奇和戏剧因素以及文体的丰富张力。盗猎活动的各种细节，若非亲身经历，很难如此生动准确地描绘出来。在很大程度上，作者避免了主观的过多参与，但在客观描述的同时却体现了丰富的戏剧性和人性色彩。在对扑啦啦惊起的珍禽，盗猎者们的茹毛饮血、肢解麋鹿的过程的描写中，并没有悲天悯人的超验姿态，但不乏作者的批判锋芒。作者摒弃了批判的简单化，因为真正客观的观察不会给任何事物贴上标签。比如作者注意到盗猎者们会放走雌性的飞禽，但不是因为仁慈，而是为了让它们继续繁衍更多的猎物。
这样的复杂性，甚至反讽意味，我以为是这部作品最具价值之处。首先，作者一方面批判了非法盗猎活动，尤其是各种非正当的，甚至极为非道德的捕杀方式；另一方面也给予了盗猎者某种人性色彩和同情。无论如何，在江浩的文本中，传统报告文学中高姿态的作者消失了，道德说教消失了，代之以具体可感的身份暧昧和评判双重性。书中三个主要的人物是非法盗猎者，但也是知识和经验丰富的高超猎手。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是这部作品胜出大部分中国报告文学的秘密。不错，作者谴责了盗猎者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报告文学是文学，不是法令。作者详尽地描述了这些盗猎者如何运用各种诡计逃脱警察的追踪，如何从草动的方式来判断草底下野鸡的所在，如何从野鹿留在地上的血迹判断野鹿跑出了多远。他们一方面偷窃武器，残杀动物，另一方面也反对捕猎小鹿（尽管是因为口感差），拒绝猎杀雌性飞禽（尽管是为了让它们繁衍）。更多具有反讽色彩的场面包括，用毒药毒杀动物的行为由于用了假毒药而无法奏效。而盗猎者也并不是邪恶的代名词，在某些情形下，农民甚至盼望盗猎者把吃庄稼的野兔斩尽杀绝。
尽管《盗猎揭秘》是一部以叙事为主的报告文学作品，但是江浩在其中给读者提供了许多与狩猎或生态相关的资料，从全球的范围和历史的视角来理解生态、法律和文化等诸多问题。作者引入联合国对于轻武器散布的报告，引入关于中国文化中乌鸦的象征，引入有关野生动物和驯养动物的各种信息，都给这部作品增加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更加难得的是，作者还从盗猎这一侧面揭露了官员腐败的现状，因为狩猎已经成为一种身份、一种奢侈、一种高档娱乐，因此也是最好的享乐项目和贿赂品。
有评委指出，这篇作品符合报告文学的每一个定义。我觉得这个说法貌似低调，却揭示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品质：它是叙事，但不是虚构，也不乏作者的声音；它有作者的声音，但不是单一绝对的，不是至高无上的，而是具有喜剧精神、多层次、多角度的。它更是作者花了整整四年藏掖着足以脱身的警方证明，跟随盗猎者四处游走的亲身体验。也有评委说《盗猎揭秘》令人想起海明威的作品（我想可能是《非洲的青山》），但比海明威写得更精彩。我觉得这并不是过誉之辞。
范稳的《苍茫古道：挥不去的历史背影》是一部风格截然不同的作品，语言朴素，情节平实，虽然写的是滇藏边界的旅行见闻，却并不渲染异族情调，而是敏锐地发现民族和文化交融的奇特风景。许多独到的观察都挖掘出文化的深层含义。比如作者注意到一个藏族陪同人员在下山途中下马步行，起初以为是下坡坐在马背上不舒适，经交谈才得知是藏族人的佛教信仰中对众生平等的观念使得他们善待动物，就像善待自己。另一方面，作品也没有刻意将偏远民族地区描绘成世外桃源，而是记录了当代中国宏观历史对偏远文化的种种影响，政治的、经济的，等等。
对文化多样性和宗教异质性的展示是这部作品最为动人的主旨。作者描写了纳西家庭出身的活佛，还有在当地颇为典型的藏民与回民的联姻。更有意思的是一个回民和藏族天主教徒的儿子，他是藏族佛教教徒，他妈妈是当地最后一个天主教徒，然而却参加藏民的佛教活动。作者还去朝拜了纳西东巴教的圣地，而那却位于藏区。还有藏化了的纳西族人，欧化了的活佛，总之在这一地区，宗教和文化的差异并没有形成冲突，而是形成了杂交。对于一个充满了宗教和文化冲突以至于战争的今日世界来说，这部作品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也正是因为这部作品的积极视角，有的西方评委对作品是否掩盖了一部分包括汉藏之间文化冲突的问题提出了疑问。
其他获得评委们广泛注意和好评的作品有俄国作家安娜·坡莉科夫斯卡娅的《车臣：俄罗斯之耻》，它获得了两个评委的推荐。这部用俄文写成的揭露车臣战争的残酷并持有独立观点的作品由于无法在俄国问世，首次出版的是法文译本。作者冒着政治和战争的双重危险记录并讲述了车臣战争的故事，她的道德勇气赢得了评委们的一致赞赏。白俄罗斯评委斯威特拉娜·阿列克谢维奇本人就是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她的作品也有过中文译本），尽管是评委中唯一需要通过英文翻译来交流的人，但她用激情和雄辩打动了每个评委。
索马里作家努鲁丁·法拉赫的《昨天、今天：来自索马里散居者的声音》也受到不少评委的赞赏。这部作品基于作者对散居在非洲和欧洲的索马里难民的访问。作者通过对不同声音的兼容，以某种众声喧哗的效果揭示出难民群体的多样性。而作品的最佳之处，在于作者不仅对难民的遭遇给予了充分的同情，同时也揭露了他们中间的某些阴暗面，这使得法拉赫受到来自本民族的巨大压力。
美国作家爱居莲·妮可·勒布朗花了十年时间追访生活在纽约布朗克斯区的黑人青年群体，在她厚达四百页的《随机家庭》中，书写了他们的性爱、吸毒、贫穷、暴力和生活中的种种微型悲剧。本书以近距离观察的方式，客观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真实，一切都赤裸呈现，没有任何作者的影子，没有掩饰和托词。这是一种小说式的写法，尽管它只能归入非虚构类作品。
依安·巴鲁马用英文写成的《坏分子》有关中国，但并非由我推荐。作者巴鲁马是东亚专家，该书是作者对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观察和采访，有很大一部分谈的是旅居海外的作家，甚至包括一些我的朋友，如杨炼、贝岭、苏晓康等，当然还有极具争议的魏京生。这部作品的过人之处，除了在于对这些“坏分子”具有充分的了解之外，还在于作者并不以一种简单赞美或简单贬斥的角度描摹这些人物，而是深入探讨了人性和文化的复杂性、多面性。
另外一些受到好评的推荐作品有克里斯蒂娜·兰姆以阿富汗妇女生活为题材的《西拉的缝纫小组》、琳达·坡尔曼以联合国维和部队为题材的《我们什么都没干》、马克·图利和吉莲·赖特合著的反映印度社会现状的《缓速的印度》、卢旺达法语作家让·哈兹费尔德的《在生活的裸体中》等。
在一天多的陈述与讨论之后，繁复的投票过程便开始了。投票分成几轮进行，每个评委在每轮都用数字对每篇作品加以排名，每一轮只选第一，选出一个名单上就减少一个，直到选出七个为止。就这样投了七轮的票，入选的七部是坡莉科夫斯卡娅的《车臣：俄罗斯之耻》、法拉赫的《昨天、今天：来自索马里散居者的声音》、江浩的《盗猎揭秘》、勒布朗的《随机家庭》、兰姆的《西拉的缝纫小组》、图利和赖特的《缓速的印度》和巴鲁马的《坏分子》。结果出来后，评委们表示满意，因为这个名单包括了不同语种、不同性别和肤色的作家，当然还有各异其趣的题材。当然，每个评委都对自己推荐的作品是否入选倍加关注，以至于最后入选作品的推荐者们在宣布的时刻大大松了一口气，甚至握紧拳头做出胜利的姿态。作家们毕竟都是性情中人，他们的喜怒哀乐，从言说中、从日常举止中都显露无遗。
柏林的夜生活似乎无不延长到午夜以后，因为他们的晚餐是从十点开始的。夜已深，评委中的酒徒们却仍然不忍离去，趁此国际交流的机会交换酒兴和文学。在评奖之外的思想碰撞似乎比评奖本身具有更加纯粹的文学性。布赫就住在柏林，曾经是马尔库塞的学生（和我的法兰克福学派兴趣产生渊源），他认识我的朋友杨炼和多多，我不认识他的朋友格拉斯。瓦贝利和门德斯是评委中比我还年轻的，充满活力。瓦贝利看上去是个普通的黑人小伙，“祖籍”是非洲小国吉布提，现在巴黎附近教英文，却用法语写作，得过不少文学奖项。几杯黑啤下肚之后，布赫和瓦贝利便起身隐退了。
池泽夏树对中国读者来说似乎还有点陌生，但却是被誉为“日本的马尔克斯”的大作家，得过芥川奖，目前担任芥川奖的评委。由于他住在日本最南端靠近台湾的冲绳岛上（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打算搬到巴黎去住），交通不便，旅途困顿，神色十分疲惫，直到最后一天的早餐时才得以畅谈。我们唯一必须先做的是搞清对方的名字用汉字怎么写，因为从最开始，对他来说我只是Yang Xiaobin，而他对我来说只是Natsuki Ikezawa。
希尔顿是中国问题专家，我的复旦“师姐”，会说汉语，因为她属于“文革”后第一批来中国留学的西方人，在我之前就进了复旦。她的汉语资源可以唤醒我儿时的记忆，比如她会用快板书说“毛主席领导我们学大寨……”
在第一次评选结束后，评委们应各自阅读每一部入围的作品，以便在第二次评委会上做最后的决断。没有英文译本的作品都将全文译出，以便读不懂原文的评委能够整体把握。在此期间有评委提出在讨论时对坡尔曼的《我们什么都没干》评价不够准确，而其他评委也同意将这部作品纳入终选名单，替代兰姆的《西拉的缝纫小组》。我在回到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前，先从馆际借书处预借了这些书（除了电子版的《车臣：俄罗斯之耻》），回来后用最快的速度赶在第二次会议前深入浅出地努力读出了每部作品的获奖运数来。没想到在会议举行之前，《我们什么都没干》又遭遇不测：有评委发现此书初版于1997年，尽管英译本做了些许修改，似乎仍不符合评奖的最初标准（2000年后首发）。
8月底，第二次评委会在巴黎的歌德学院召开。这次的任务似乎相对简单，因为我们只需要集中在七部作品上，而其中的一部，大家似乎也已经默认，是落出评选范围之外的。爱德华兹和古列维奇缺席，但寄来了评审意见，并且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进行了通话。可惜，他们不能投票，意见只能作为评选的参考，尤其在票数相等的情况下（但这样的情况后来并没有发生）。这一次会议似乎比第一次略为激烈，评委们各自为自己推荐或喜爱的作品做殊死的辩护，当然也有改变初衷的情况。同时，几乎每一篇作品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微词。甚至最为热门的《车臣：俄罗斯之耻》也有评委认为题材大于艺术，虽然其呼声仍然是最高的。《盗猎揭秘》也未能逃过某些质疑。当然最显见的就是指摘作者未能持续提供正义的道德判断，在某些情形下甚至与盗猎者同流合污。在我看来，这种拒绝道德判断却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和诚实之处，因为作者不再通过扮演上帝的角色解脱实际的道德责任。作者最重要的道德责任是揭示世界的多样和复杂，而不是给出简单的，甚至现成的答案。《坏分子》和《缓速的印度》得到的负面评说多一些，主要是针对结构的松散和主题的不集中。对《随机家庭》的负面意见在于它太像小说，隐身的作者反而有损于真实感，但该书的文学风格也受到了不少评委的青睐。《昨天、今天：来自索马里散居者的声音》没有遭遇太多的批评，唯有认为作者法拉赫已负盛名，恐怕不需要锦上添花。
其实大家都已经有了心目中的名单，陈述和讨论所产生的效果似乎很有限。最后投票的程序和上一次仍然相同，每一轮选出一名。不出所料，《车臣：俄罗斯之耻》最先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这个结果简单明了，除了稀疏的鼓掌，并没有激动人心的喧闹。我当时估计，二等奖和三等奖会在《盗猎揭秘》、《随机家庭》和《昨天、今天：来自索马里散居者的声音》之间竞争产生。等到二等奖揭晓是《昨天、今天：来自索马里散居者的声音》的时候，我不禁有些担心《盗猎揭秘》的命运。第三轮投票结束，闲散的气氛中带些紧张。最后我见点票员对弗兰克一笑说，“The Poachers”（盗猎者），心中才落下一块大石头。据后来透露，《昨天、今天：来自索马里散居者的声音》、《盗猎揭秘》和《随机家庭》在第二轮的票数仅各相差一票，所以《随机家庭》的最后落选令人感到惋惜。就这样，第一个全球性的报告文学奖尘埃落定。入围的七位作者都将获得赴德国旅行写作的奖助，但只有前三名分别获得五万、三万和两万欧元的奖金。弗兰克再三叮嘱我们保密的纪律，不到宣布的那一刻，绝不能透露任何获奖的消息。
一个多月后，名单正式揭晓。在颁奖仪式上，江浩用中文朗读了片段之后，鼓掌声不绝。我应邀上台读英译的片段时说：“从你们热烈的掌声来看，你们一定已经听懂了原文的奥妙。”不过，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们对《盗猎揭秘》的兴趣仍然集中在对腐败的揭露上，集中在它的政治意蕴上。如果真是海明威，恐怕不会这样。我不想为它的艺术价值做过多的辩护。毕竟，对于报告文学，读者首先盼望读到的也许只能更多的是它对于当今世界的揭示意义。车臣战争和索马里难民当然也是。的确，这个世界也需要更多更勇敢、更敏锐的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