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安贞桥那里有我的一间公寓。我跑到桥头的公用电话亭，给韩子煊打电话。
“是我。飞机上坐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我说。
“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你今天下午能过来吗？我们一起吃个饭。”
我松了一口气，真想马上见到韩子煊，但是又不能显得太轻佻。我得像个稳重的女孩。我说：“好的。”
韩子煊又问我：“你大约几点钟过来？”
我说：“三点以后吧。”
想不到韩子煊住的旅馆就在安贞桥的桥口。我换了一件灰色的毛衣，穿上牛仔裤，看了一下表，才十二点刚过。我沿着熟悉的街道走了一会儿，马路显得旧了点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斜坡，每一棵树，都是老样子。桥底下修理鞋子的老头的脸，看上去比以前更加黑了，我走过他的鞋摊的时候，不由得跟他点了点头，并想起他曾经为我修理过好多双鞋子。也许老头不明白我是在跟他打招呼，脸上的肌肉只是抽动了一下。也许是自己的错觉，我觉得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失望的表情。然后，我看到韩子煊住的那家旅馆了。因为太凑巧了，简直像天意，凑巧我和韩子煊在空中相遇，凑巧韩子煊住的旅馆在我家附近。接下来，我会跟韩子煊见面，会这样对韩子煊说：哦，你住的旅馆，距我的公寓，也就几百米。
不过，在见面之前，我站在一根电线杆旁边，远远地眺望着旅馆。从旅馆大门进去出来的人并不是太多，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些没头没尾的念头，没有一个念头是具体的。我松了一口气，离开电线杆去附近的一家商店。我在商店里买了一瓶红酒，买了几袋烤鱼片和花生米。我再次回到自己的公寓，茫茫然坐到下午三点。我带着红酒和烤鱼片去韩子煊的房间的时候，已经三点十五分了。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韩子煊稍带兴奋地说：“我等你很久了。”
我很难为情，觉得不应该骗他，但是心里却再次松了口气。我说：“我也想早一点过来。刚回北京，好多事要处理。”
我每年都要回一次北京，不过是为了给空在安贞桥的公寓换换气，顺便打扫一下灰尘。房间封闭得太久，有一股子霉气，我住上几天，房间就会回来一点儿人气。昨天，不知是抽什么风，出勤的高峰过去后，我心血来潮地把房间里的东西，全部都当作垃圾扔掉了。写字台、椅子、布娃娃、被套、甚至一张想不起名字的人的照片，所有我认为是该断该舍该离的，一股脑儿地都扔掉了。我从来没有如此干净利索过，因为我觉得再也不会需要它们了。整个垃圾场，一大半，堆的都是我曾经使用过的日常用品，看上去像一座山。几个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默默地坐在太阳地里看着我。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不久，一个老头走近我，面对着我，用他那只干瘦的手指着我扔的垃圾说：“这么多还能使用的东西，你都当垃圾扔了，多可惜啊。”
旁边所有老头老太太同时直视着我。我看到一大堆皱纹中的惊奇的目光。我觉得我被看成了不可理解的怪物，于是不自然地笑了笑，对老头说：“我已经用不上这些东西了，如果你家里用得上的话，可以把它们搬回家里。我不在乎你使用它们。”
也许老头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话，不由自主地巡视了一遍太阳地里其他的老头老太太。没有人说话。老头再次看了看我，哼哼唧唧地离开了。接着，剩下的老头老太太，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站起身来，默不作声地也离开了。我很奇怪，不知道扔自己的东西跟老头老太太有什么关系。我腰酸背痛，又添加了沮丧。我知道，一大早，我就把老头老太太的心情，搅和得乱七八糟。我的行为，把老头老太太的心情，变得跟眼前的垃圾差不多。其实，我说的是真的，如果老头觉得这些垃圾还有用，如果他想要的话，我连居室里的那台吸尘器都可以送给他。有的人想扔，有的人想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站在垃圾堆里的自己，简直就是垃圾的一部分。
回公寓的时候，我在台阶上看到一只死去的蟑螂，于是想起菊名公寓里的那只蟑螂和玻璃杯。一天夜里，我一个人喝红酒，剩了点儿酒底，杯子没洗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发现有一只硕大的蟑螂醉在酒杯里。太恶心了。我找来塑料袋，连杯子带还活着的蟑螂一起封起来，丢掉。当天，我买来粘蟑纸，把粘蟑纸放到门口换鞋子的地方。过了两个星期，一只壁虎趴在上面，我不敢动，就让壁虎那么趴着。但我介意得不得了，每天回家最先看的就是壁虎。又过了两个星期，壁虎平贴在粘蟑纸上，看着像一幅铅笔画。一个月后，铅笔画消失了，我想是蒸发了。死了的壁虎，是会蒸发掉的物质。我本来想抓蟑螂，却害死了壁虎。我难过了整整一个月，是属于人道的。想起菊名的那只蟑螂，我似乎有点儿明白了老头老太太为什么会不高兴。
有东西的时候，房间挺温馨的。东西没了，房间家徒四壁，只剩下虚无了。晚上，我偷偷去垃圾场转了一圈。早上扔的垃圾，大部分都消失了。壁虎一样蒸发掉了。
结果则是，我真的给韩子煊打电话，真的到他住的旅馆来了。
客室的窗帘开着一半，光线昏暗温柔。韩子煊让我坐到窗前的沙发上。我从随身的包里取出红酒和烤鱼片，把花生米放到预备好的纸盘里。
旅馆里没有准备玻璃杯，韩子煊拿来两个茶杯，将红酒斟到茶杯里。我跟韩子煊各自拿起眼前的茶杯，举到对方面前，两个茶杯碰到一起时，同时说了声干杯。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真的会到韩子煊这里来。虽然我将与韩子煊的关系解释成天意，而关系无疑是脆弱的。
喝完第一杯红酒，韩子煊站起来，从皮箱里取出一叠资料给我看。是一些报纸和杂志的复印件。韩子煊的照片也在上面，因为是复印，看上去像雕刻。
“原来你真的是做国际贸易的啊。”我放心地说。
韩子煊说：“我现在只做中国贸易。”
韩子煊热爱中国，他的笑容给我安慰和亲切感。我点点头，说：“我代表中国人民欢迎你。”
韩子煊大声笑着说：“谢谢。”
本来，在见到韩子煊之前，我一直在想，他是否因为我东张西望，才大胆判断我是中国人。语言可以解释一切神情，神情本身不需要语言。我眼睛里的大多数中国人，他们的神情是蔓延无际的杂草。浮游不定的眼神，鼻孔里伸出来的鼻毛，女人毛茸茸的腋窝。这些我厌恶的东西，都被我归结为杂草。
但是，我很快发现，韩子煊给我看的复印资料的日期，都是几年前的日期。眼前的韩子煊重新微妙起来，我把资料还给他，“为什么？”我问。
“为什么？”韩子煊重复我的提问。
“给我你的电话号码，约我到这里来。”
“你结婚了吗？”韩子煊问。
“没有。”
“有男朋友吗？”
我说：“不好说有没有。我的男朋友有老婆。但是，我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
“这可是不幸的爱情，这种爱情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韩子煊冲着我微笑地说，同时从我的对面走过来，坐在我坐着的沙发的扶手上。韩子煊的大腿贴着我的肩膀。我感到一只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坐着不动，心里七上八下。
韩子煊说：“先是你的一身黑衣。然后是你吃我给你的奶酪时，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我喜欢女人，是从她们的牙齿开始。”
“那么，中国人呢？你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我还是忍不住问了这个糟粕的问题。
“你往行李架上放行李的时候，我正坐在你的身后，我听到你跟身边人的对话，你说的日语不地道。飞机是飞往北京的，我断定你是中国人。”
于是我问韩子煊：“你说你是朝鲜族人，那么你是属于南，还是属于北呢？中国东北有朝鲜族，你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吗？”
韩子煊不回答他属于哪里，只是说：“说来话长。”
我站起身，把韩子煊的红酒杯递给他，顺势摆脱了肩膀上的那只手。我摆正坐姿，意思是我愿意听韩子煊的故事。韩子煊看上去像韩剧里痛苦的男演员，将杯里的红酒一口饮尽。韩子煊站起来，走到窗前，把另一半窗帘也打开。太阳照进房间，眼前一下子明亮起来，杯子里的红酒发出浑浊的光。为了让自己的眼睛好受一点儿，我换了个位置，坐到刚才韩子煊坐的沙发上。
我跟韩子煊又脸对脸了，他一口气地说下去，滔滔不绝。
我本来猜测韩子煊是在日本的二世，来自东北的延吉或者哈尔滨。但是，韩子煊告诉我他出生在韩国，由于他父亲的原因，十六岁的时候，不得不离开韩国。一离开就是几十年。有生之年恐怕都不会再回韩国。
韩子煊讲故事的时候，我一直保持着岩石般的沉默，我有好久没有如此小心翼翼地听一个人说话了。韩子煊的神情里有一种让我受不了的东西，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忧伤的时刻。
韩子煊告诉我，他的父亲因为拥护朝鲜而被韩国政府逮捕，他妈妈受他父亲的牵连遭拷问，他妈妈怕拷问会牵连到他身上，即使不受拷问牵连，相信他在韩国也不会有好的前途，于是设法让他来到了日本。韩子煊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曾一度打断他的话，问他：“所以你才说你是朝鲜族人吗？”
韩子煊说原因并非如此简单，从韩国跑出来，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如今长大成人了，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但是，说自己是朝鲜族人，因为日本也有好多同类。
韩子煊说的同类与同胞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意思。韩子煊给我看了他的两本护照，一本是日本的永住，一本是朝鲜的。我想朝鲜的护照也许是在哪里花钱买的，是假的，但大红公章看上去很真。日本跟朝鲜没有国交，不知道韩子煊是怎么搞到手的。
我问韩子煊：“除了日本的永住，你怎么会持有朝鲜的护照呢？”
“至于朝鲜的护照，你知道，”韩子煊说，“其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韩国政府认为是敌人的人，朝鲜的政府就会视为英雄。”
韩子煊告诉我他父亲在朝鲜很有名。朝鲜的人把韩子煊的父亲当英雄。说真的，我一向讨厌学习历史，所以，在某种程度和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不太听得懂韩子煊在说什么。我还没有去过朝鲜。说到朝鲜，我满脑子都是抗美援朝的影像和画片。在我的意识里，朝鲜是我童年记忆中与我们中国携手相助的兄弟。还有，韩子煊看上去光明磊落，所以，我不太愿意相信，他是藏在一条船的肮脏的舱底，一脸黑油地偷渡到日本的。
韩子煊说完他的父亲，他的故事就告了一个段落。韩子煊说话的工夫，我加了两次红酒。我的脸热乎乎的。我问韩子煊：“你父亲，现在没事了吧？应该平反了吧？”
韩子煊问我什么是平反，不等我解释，他用手指了指天井说：“我父亲不在了，早就不在了。他已经死了。”
有好长时间，我不想说话，因为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应该安慰韩子煊呢，还是应该道歉。我有点儿迷迷糊糊的。遇到搞不明白的事，我都会迷迷糊糊的，好像眼前云山雾罩，找不到深浅，也辨不清远近。我所知道的今天的韩国，是通过电视，感觉跟祖国一样，是一个和平而美丽的国家。我喜欢吃烤肉和泡菜，还喜欢吃朝鲜凉面。对于我来说，烤肉、泡菜和朝鲜凉面，没有南北之分。
韩子煊活在人间的时间，差不多比我长一倍。好多事情，只要转过身去，就变成了无法理解的东西。好多逝去了的时间，只要动一下，就变成了无法想象的距离。
房间的光线已经昏暗下来。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下午五点了。韩子煊问我要不要打开电灯，我点点头。电灯亮起来后，刚才沉闷的空气一下子流畅起来。韩子煊微笑着为我和他的茶杯添加了红酒。韩子煊是侧脸对着我的，他的脸看上去非常光滑。我想，如果韩子煊哭的话，那么光滑的面颊可能挂不住泪水。我这样想入非非的时候，韩子煊问我为什么僵在那里不说话。我摇摇头，又点点头，还是不说话。
韩子煊把一本复印的资料递给我，让我看。韩子煊说：“我一直留着这些资料，是因为它们很重要，一如我的私有财产。”韩子煊把资料说得像不会忘却的纪念，他不知道我其实不喜欢沉重。复印资料在我的手上沉重得像整个宇宙。
不过，我还是不想伤害一个正在伤心的人。我把韩子煊添加给我的红酒喝光，问他：“是否可以让我慢慢儿地看？我想看得仔细点儿。”我的意思是以后找时间看。
韩子煊误解了我的心思，或许他以为慢慢看是我的诚意，并有所感动，特地告诉我他之所以住在这家旅馆，是因为承包旅馆的老板是韩国人，早就认识。为了让我慢慢地看资料，韩子煊说去找那个女老板聊聊天，大约三十分钟左右回来。
这是另外一个段落。韩子煊来日本后，到他在日本安定下来。
跟大多数的偷渡者一样！少年韩子煊也是藏在黑暗的船舱里，从大海漂到日本岛。
韩子煊刚到日本的时候，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干净船舱留在脸上的黑油。因为韩子煊不会说日语，买香皂的时候，不得不用双手做出洗脸的动作。一切都是从被他洗干净的一张脸开始的。香皂用掉了韩子煊身上所有的钱。韩子煊踏上日本后的第一个月，是在公园里度过的。韩子煊的第一顿饭，是公园里的自来水。为了谋生，韩子煊在饭店里洗过碗，在工地上扛过盖房子的木头大梁，在加油站洗过车，所有可以用来赚钱的工作都做了。不仅如此，因为日本警察很难找理由对一个步行的人做职务询问，但经常以自行车为借口对感到怀疑的人做职务询问。黑在日本的韩子煊，不敢骑自行车，怕被警察职务询问了，被抓起来，被遣送回韩国。韩子煊拼命融入人群，同时，尽可能在人多的地方少说韩国语。最重要的是，韩子煊赚了钱，首先花在学日语上。为了不暴露偷渡身份，韩子煊花钱请家庭教师，他租的房间只有四贴半榻榻米那么大。韩国语的发音跟日语非常接近，所以，不到一年，韩子煊说的日语，就可以骗过日本人了。
复印资料上的照片，就是在那个时候拍的，虽然看上去像雕刻，依然掩饰不了韩子煊的本质。照片上的韩子煊，站在一栋灰色的楼的前面。灰色的楼里，有韩子煊在日本租下来的第一个办公室。灰色本来是背景色，但是，因为韩子煊脸上的微笑过于灿烂，表情全神贯注，所以灿烂反而成了灰色楼房的背景。我想拍照片的那一天，一定是阳光灿烂，不然照片上的天空不会蓝得那么透明。
我觉得韩子煊真的很聪明，利用韩国语和日语，教日本人和那些在日本长大的韩国人学习韩国语，教那些刚来日本的韩国人和中国人学习日语。教外国语的收入比干体力活高出很多，随着收入的增加，韩子煊对未来的向往也高涨起来。韩子煊开始有了一种预感：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根植日本，除了韩国去不了，但却可以跑遍全世界。韩子煊将内心吟唱的，对未来的希望，变成句子，将句子以外国语的形式教给学生。很快，韩子煊的愿望就在他的学生中开花结果了。学生们帮韩子煊做他想做的生意，帮他介绍他想认识的人。韩子煊最想认识的就是大学教授。日复一日，终于，有一天，韩子煊发现怀里拥抱的大学教授的数字超过了一百，而这正是他想要的数字。
韩子煊回到房间，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执著于大学教授呢？”
韩子煊说：“我在教学生的时候发现，在日本，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不是高而是特殊。大学教授说地球是圆的，比教科书上说地球是圆的，要可信得多，因为大学教授代表着良知和良识。”
我们中国人，几乎人人都称呼对方为“老师”，而在日本，只有教师、医生、律师和国会议员才被称为“老师”。我想韩子煊从一开始就算计好了，他开垦了一块荒地，空地很大，他在空地上撒了好多种子。韩子煊不着急收获，而是等着种子慢慢长高，长到和他心里的理想一样高。
他的名字叫韩子煊，一百名大学教授在他准备好的愿书上，为韩子煊这三个字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合上复印资料的时候，韩子煊总结性地说：“就是这样，我，虽然是偷渡来日本的，但是，因为我拥抱了一百名大学教授，所以拿到了永住的在留资格。”
我理解韩子煊现在的心情，但是，对于这件事，我总结不出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沉默了一会儿，我问韩子煊：“你的情况不属于政治避难，你可能是偷渡到日本却获得了永住资格的第一个外国人。黑在日本和拿到永住资格，对你来说，切身感到的变化是什么呢？”
韩子煊想了想说：“跑来日本的时候，我还是个少年，一无所有。那时的生活，其实就是担心被日本警察抓到、被遣送回国。一直生活在不安和恐惧中的我，突然在某一天有了身份，小心翼翼的生活结束了，可以光明正大地活着，每时每刻，甚至明天，甚至明天的明天，都不再是恐惧的时间和日子。虽然身体本身至今也忘不了那种心脏的悸动，但在精神方面，我开始身不由己地怀念起留在韩国的妈妈。”韩子煊稍微停顿了一会儿，“妈妈终于来到日本的那一天，虽然妈妈能够走路，我却执意将妈妈从车站背到家里。路上有很多人看我们，妈妈觉得害羞，但是我不在乎。妈妈的胸脯，比呼吸还近地温暖着我的背。妈妈活着，我也活着。这比什么都重要。我的心，已经空了那么长那么久的时间。”
韩子煊说他的心是空的，我能够理解。妈妈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但是妈妈是生活的最高意义。这是我个人的信念。当韩子煊跟我这样说起他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眼前这个受苦受难的男人，有资格令我为他痛哭流涕。尤其我看见韩子煊的眼睛里都是泪水，我最承受不了的东西里，有一样，就是男人的泪水。
一切都超出我的想象。
除非万不得已，我不喜欢跟人相处得这么疲累。一边可怜韩子煊，一边又觉得心里不太舒服，因为我刚刚才认识韩子煊，他这样对我谈他的过去已经令我惊讶。真希望他不要继续诉说他过去的伤痕，不要再追加沉重于我。我自己是不会拒绝的，因为我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拒绝他人不幸的能力。这一刻，我所有的心情，都被韩子煊的记忆覆盖了。仅仅是他的泪水，我已经被彻底地淹没了。
我刚刚读完日本的《古事记》。故事说伊邪那美在生火神的时候死了，于是她男人伊邪那岐去黄泉国找她，想把她带回来。但是她已经吃了黄泉国的食物，满脸都是腐肉和蛆，身体围绕着八雷神。伊邪那岐被吓坏了，拔腿就跑。伊邪那美曾经要求伊邪那岐，在她回来之前绝对不可以见她，所以她觉得伊邪那岐侮辱了自己，派八雷神追杀伊邪那岐并诅咒他，说自己每天要杀他的一千个人。伊邪那岐就说，你每天杀一千个人，我每天就造一千五百个房屋。从黄泉国回来后，伊邪那岐觉得黄泉不是干净地，应该把身体洗干净，于是到阿坡岐原净身。伊邪那岐洗着洗着，就洗出来三个神，洗左眼时洗出天照大御神，洗右眼时洗出月读命，洗鼻子时洗出须佐之男命。其实伊邪那美和伊邪那岐刚结婚的时候，生过一个小孩，起名水蛭子。水蛭子无骨，到了三岁都不能站立，于是遭遗弃，被放置在芦苇舟，任他随海漂流。此畸形儿后来在西宫海岸被拾，拾获时已经长出骨头，被爱称为惠比寿，并被奉为“夷三郎大明神”加以祭供。
韩子煊从海上漂来日本，被一百名日本的大学教授爱称为国际贸易员。
韩子煊跟我说了这么多，最后总算住嘴了。我了解到韩子煊的过去，差不多还是全部。我心里生出的一丝温馨，肯定跟韩子煊说起他妈妈有关。因为是这样的理由，我不由得问韩子煊：“你妈妈呢？她还健在吧。”
韩子煊似乎很高兴，对我的善意表示感谢似的说：“她挺好的，我经常给她打电话。下一次给妈妈打电话时，我会转告妈妈，说你也在惦记她。”
我想韩子煊不该跟他的妈妈提起我，不过，即使他跟他妈妈提起我，也证明不了什么。我也经常给我妈妈打电话，东拉西扯的时候，也会说出一些妈妈根本就不认识的人的名字来。说到妈妈，我来日本后，吃生鱼片的时候，洗温泉的时候，去迪斯尼乐园的时候，总是遗憾妈妈不能跟我一起享受。我一直想把妈妈办来日本，让妈妈在日本好好地玩一阵子。我想妈妈也想来日本看看我的。但是我还没有找到时机。
“你妈妈呢？你妈妈好吗？”韩子煊问。
我回答说：“我妈妈挺好的。”
“你这次回来，看过你妈妈了吗？”
我吸了吸鼻子说：“我妈妈不住在北京，在大连。我打算下个星期就去大连。我回国的时候，每次都是先到北京后去大连，这样可以在大连多住一些日子。我总是从大连回日本。”
我在潮湿的大连生活过十六年，想起大连的时候，会觉得空气中涌动着海蛎子的味道。不止一次，每次，当我想着要逃避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妈妈。反正，人总是在不安的时候就会想起妈妈。说真的，虽然我不讨厌谈妈妈的事，但是我的肚子饿了，很想立刻去吃饭。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时候，韩子煊却突然不说话了。韩子煊沉默了好长时间。在这种气氛里，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口说我饿了，只好轻轻地喘了一口气，把那本复印的资料还给韩子煊。韩子煊将复印资料放在他自己的膝盖上。瓶子里的红酒还剩下三分之一，花生米和烤鱼片几乎没有动过。饥饿感变成一丝可有可无的忧愁，我的情绪乱起来。差不多在我就要忍不住与韩子煊告辞的时候，他突然注视着我，没头没脑地说：“如果你降下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冰冷的地方，那么，你越往下降，就越是会感到温暖。”
韩子煊的话像诗。说真的，我不敢确信我是否理解了韩子煊的这番感想。不久前，我曾经看过一段视频，奥地利的极限运动家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从近四万米的最冷的高空自由坠落，以血肉之躯，超音速坠落。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成功了。不过，在这之前，在进入音速区的时候，费利克斯·鲍姆加特纳曾一度失去过控制。
我饿得受不了。我真的要走了。我抬起手臂看表，对韩子煊说：“时间过得真快，已经是下午六点了。”
韩子煊说：“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我喜欢苹果，有一次，我买到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苹果真的很甜，里面甚至有蜜，但是吃到中间，有一只白色的小虫，小虫看上去非常柔软，感觉比我还要惶恐。我忽然觉得恶心，不知道小虫是怎么钻到苹果里的，不知道小虫活了多久。我讨厌虫子，又舍不得扔掉苹果，心想小虫子快一点儿饶了我吧。现在我的惶恐的心情，和那时一样。人的欲望总是离不开纠结。我还是答应了跟韩子煊一起去吃饭。
韩子煊说晚饭在国际饭店吃，我就跟去了。去日本前，我曾经来过几次国际饭店。顺着旋转大门，我一步步走进去，环顾四周，觉得富丽堂皇丝毫未变。我想起去日本前，曾经在这里与演员刘晓庆见面，那时她刚好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我这八年》。我那天很高兴地得到了一本她本人签名的书。
从大厅直接去餐厅，我和韩子煊挑了一张圆桌坐下来。韩子煊让我点菜，而我不太会点菜。我喜欢虾，喜欢干贝，喜欢空心菜，喜欢烤鸭，于是就点了虾、干贝、空心菜和烤鸭。有一个似曾相识的男人跟我打招呼，我想不起是什么人，微笑地朝他点了点头，小声地说了句：“你好。”客人陆陆续续地多起来，旁边的桌子也都坐满了人。
年轻的女孩把菜端到桌子上时，我不由得想起已经跟我离了婚的大宇。有一次，也是在国际饭店，我跟大宇一起吃饭，服务员不小心将菜汁撒到大宇的西装上，大宇很恼火，一把推开跟他道歉的女孩，大声地骂道：“讨厌。真讨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这可是刚买的西装。”我感到很羞耻，真想立刻走开。意识到与大宇有着格格不入的地方，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还有一次，有人敲家里的门，大宇去开门，一个戴黑色棉帽子的男人，伸手跟大宇讨钱。大宇一掌推开要钱的男人，一边大声地骂“滚开”，一边关上了门。为此我跟大宇狠狠地吵了一架。我对大宇说你怎么能这样无情呢？大宇说要饭的比你都有钱。我感到难过的是大宇所站的角度不太好。就说对待那个要钱的男人吧，换了我的话，至少也会给他几个零钱。我会这么想，我施舍的不是钱，我施舍的是一种人道。不过，这么好的一句话，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我在一本书里看到的。人会受文字的影响，我读书的时候，脑子里会有好多新的念头生出来。反过来，读了几个月的《圣经》，我的脑子里就只剩下忏悔了。
话说回来，吃菜的时候，我的兴致一下子高涨起来。特别是烤鸭，因为好吃得不得了，不小心，我一个人竟吃掉了一大半。不知什么时候，我早已经把韩子煊的故事给忘了，把大宇也给忘了。我跟韩子煊很快吃完饭。其间，我有过一个想法，如果跟一个有钱的人在一起，我并不特别想这个男人一定就是韩子煊，那么以后就可以常常来国际饭店，每次都可以吃这么好吃的烤鸭，真是死都不遗憾了。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这个想法不太光明正大，想法本身像贼。一瞬间，我觉得为了一盘烤鸭，自己成了苹果里的那只令人恶心的白虫子。我觉得沮丧，想不通自己为了一盘烤鸭怎么会下贱至此，竟想跟随便的哪一个男人生生死死。我感到悲哀，想迅速离开餐厅，好在韩子煊邀请我去卡拉OK。
卡拉OK里除了我和韩子煊，还有对面坐着的两个男人。说是对面，中间隔着有百米的距离。卡拉OK像一个很大很大的箱子，随便丢了两块东西在里边，一块是我和韩子煊，一块是对面的两个男人，剩下的都是轮廓。天井上亮着几个彩灯。我嗓子沙哑，本来不喜欢在人前唱歌，偏偏对面的两个男人坐着不动，每次我看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也在看我们。
我说：“一对一似的，真尴尬。他们怎么不唱歌呢？”
“他们不是来唱歌的。”
我问：“他们不唱歌来这里干什么？”
“有一种工作，坐在某个地方不动，看有什么人，看人在干什么，看能发现点儿什么。”
我说：“这是什么工作呢？”
韩子煊说：“他们也许是韩国人，也许是朝鲜人。”
“你这么认为？”
“我这么感觉的。”
眼前的一切令我无法理解，以至于我只能喝饮料。原来是橙汁。
韩子煊穿了一套藏蓝色西装，白衬衫，红色的领带，黑皮鞋，一丝不乱。这一刻，韩子煊的面孔是出现在尘埃中的陌生的一张脸。“朝鲜族人”，好像蜗牛走到哪里就背到哪里的硬壳，已经成了韩子煊生存下去的信念。人活着总会有那么点儿信念。有时我想，人死了以后，能够留下来的就是那么点儿信念。我还年轻，喜欢的东西很多，喜欢黑颜色，喜欢书，喜欢钱，喜欢一大堆男人。我喜欢的男人到处都是，咖啡馆、图书馆、校园、商店、甚至幼儿园，到处可以找到他们。他们也许二十岁，也许五十岁，也许八岁。但是，我能够跟他们做什么呢？喜欢不过是单方面的心情，彼此追求的时候才会产生欢喜的情感。我声音沙哑、黑头发里掺杂着白发的时候，发现最好的年华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已经丢失了，如今我在神秘的海底、遥远的丛林、语无伦次的诗歌里可以看到它们的面影，它们的面影是多么遥远，即便如此，如果可以住到惠比寿，一想到我现在的信念就是住到惠比寿这么单纯，我就觉得无比感动。实际上，我模模糊糊地觉得，韩子煊与我之间，也有一种格格不入的东西。是什么呢？我现在还说不清楚。
多少年后，那时我早已经跟韩子煊分道扬镳，我回北京，再次在国际饭店遭遇对面的两个男人，他们主动跟我打招呼，说他们已经知道我跟韩子煊分手了，还问我是否知道韩子煊是不是朝鲜的特务？或者，是不是韩国的特务？
我一口否定，我说怎么可能呢？韩子煊是那么穷，连穷都不如，他欠着一屁股的债，一辈子也还不起。我说我连韩子煊老后的样子都想象得到，他会像流浪猫，孤独地死在马路或者公园的某个角落里。说不定韩子煊已经死在公园里了。
对面坐左边的男人点燃口里的香烟，红色的火光中映出两张脸，一张圆的，一张尖的，看不出他们的目光投向哪里。火光一下子灭掉，四周再次陷入昏暗，我觉得空间不再是轮廓，静寂膨胀着，有点儿压抑，然后韩子煊站起来，对我说我们换个地方。
安贞桥是我们共同的归处，我说先回安贞桥。韩子煊去饭店门口叫出租的时候，我像金鱼尾巴上一直拖着的粪站在他的身后。我先钻进车，韩子煊跟着我上车，车向安贞桥的方向驰去。
“那么大一个饭店，竟然没有人来唱歌。”我说。
“我们去的时候，时间早了点儿。还有，住店的人多是做生意的，应该比较忙。”
司机问去安贞桥的什么地方，韩子煊看着我的脸说：“还是到我那里坐坐，好吗？”
我缄默不语。
“你觉得时间太晚了吗？”韩子煊问。
我犹豫了一下说：“时间是不早了，但是也不差这么点儿时间。”
“那就这么定了。”
我说：“好。”
韩子煊对司机说了旅馆的名字。
一路上没有怎么塞车，一个一个的路灯从眼前逝去，韩子煊的左手握着我的右手，我并不抽出我的手，而是一动也不动。我很愿意紧紧地抓住这样的一种温暖，通过手与手传递的温暖。手心里明明浸着冷的汗水，我却觉得身体有东西火一样地燃烧着。
不久我和韩子煊进了旅馆的大门，服务台的灯已经亮着，几个女服务员在那里说笑。韩子煊走到台前，说了房间号，接过房间的钥匙，我跟在他身后，穿过太阳般明亮的灯光去他的房间。
韩子煊打开写字台上的灯。光线鸡蛋黄一样温柔。
“我整个下午都在想。”韩子煊说。
“想什么？”
韩子煊走到我身边，温柔的台灯的光被他穿着的西装吸走了。天井是混沌的，他的脸是混沌的，他使用的香水的味道混着他的呼吸也是混沌的。混沌的他的呼吸撞到我的脸上。其实我知道他整个下午在想什么。
“请你坐到床上。”韩子煊说。
我坐到床沿，半个屁股悬在空中。
韩子煊坐到我身边。房间似一片静止的夜色下的湖面。我们沉默了一分钟，沉默了五分钟，直到我觉得受不了。我看了一眼墙壁上的挂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太快了。”我说，“我们刚刚才认识了几天，今天是第二次见面，我们好像跑在高速公路上。”我咽了一口唾液，“对不起，今天不行。”
拒绝一个男人，是我的权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拒绝男人的时候，我都会对男人说对不起。说完对不起，心里还会有一点点儿的悲伤。
失望围绕着我，想跨出那一步的时候，却突然觉得没有兴趣了，没有情绪了。这种事，需要某一种心情。而现在，我没有那种心情。韩子煊就在我的眼前，虽然他的体温烤着我，但是，我觉得心中还没有充满对他的爱意。
韩子煊用嘴唇打出一声呼哨说：“我只是想抚摸一下你的屁股，想知道你的屁股是凉的，还是热的。”
“只是摸一摸？”我问。
韩子煊点了点头说：“就摸一下。”
我没有系裤腰带的习惯。我花时间解开裤子的扣子，慢慢拉开牛仔裤的拉链。
韩子煊的一只手刚好插进去。他的右手顺着我的腰际滑下去，滑到我的屁股。
我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韩子煊已经抽出了手，脸上绽开灿烂的笑。
回到公寓，我立刻给维翔打了一个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