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如果韩子煊来机场接我的话，我就跟着他走。所以，看到韩子煊站在混乱的人群中，我一条线地向他走去。韩子煊穿了一件米色的呢料大衣，长过膝盖，两只手捧着孤零零的一朵红色的玫瑰花。我吃了一惊。韩子煊以为我是在失望他只买了一朵花，于是我慌忙跟他解释吃惊与花的数量没有关系。怕我不知道，韩子煊告诉我说，一朵红色的玫瑰表示世界之大你是唯一、一见钟情、情有独钟、一生倾心、我的心中只有你。我回答说我知道花所代表的意义。
沉重的皮箱由韩子煊推着，我手里握着红色的玫瑰花。不知道这朵花为什么会看上去那么显眼。
在电车的椅子上坐下来时，我趁机把花放在脚底下的皮箱盖上，不再碰它。韩子煊坐在我身边，我在想一件与一朵红花有关的事。
1984年，我毕业于东北的一所师范大学。那个时代与现在不同，毕业时，自己无法选择自己的进路，由国家统一分配。当时的男朋友大宇，先我一年被分配到北京，为了第二年我也能分到北京，我们两个人分别做了好多方面的努力。我毕业时，如愿到了北京，但令人吃惊的是，我和大宇竟然在同一个单位。大宇做行政，我做出版，部门不同。外地户口能分到北京是不得了的事，一对恋人能分配到同一个城市是不得了加了不得的事。我和大宇分到同一个单位几乎就是奇迹。不过，我没有料到的是，对于我能够分到北京，妈妈比我还要激动。我至今还记得，我回家的时候，妈妈在家门口等着我。看到我的一瞬，妈妈一下子把我拥到怀里，好像我是从天而降的梦。我和妈妈紧紧地拥抱，两片面包似的紧紧地贴在一起。妈妈激动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妈妈的面颊潮乎乎的，挂着两行泪。
那时天已经黑了，气温高，刚好路灯下聚集着几个乘凉的邻人。妈妈牵着我的手，从一个人走到另一个人那里，骄傲地说：“我们家的秋，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北京，过几天就去北京报到，成北京人了，在北京生活。以后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她家玩，去北京，去天安门广场。”
邻人们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来回答妈妈的话。也许，妈妈还是第一次被自己的孩子激动出高兴的泪水。妈妈除了感到骄傲，还认定我了结了人生的一桩大事：阳光灿烂的美好前途。
我被分配到北京是因为学习成绩好，三十多门科目，全部都是优秀。大宇的成绩如何，我没有问过。毕业实习的时候，领队的是大宇的班主任，谈到过去的毕业生，喜欢拿大宇作榜样。大宇的班主任这样夸大宇：“大宇不仅人长得漂亮，字写得漂亮，还相当聪明。”我相信班主任说的话。那时能分到北京的名额极少，大宇从农村走出来，农村走出来的孩子能分到北京，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我刚到北京不久，大宇就参加了讲师团，要去长春工作一年。有一天，大宇突然回到北京，说单位要搞一次大型的集体婚礼。大宇问我要不要趁着这次集体婚礼跟他结婚。大宇说上面保证了，参加这次集体婚礼的人都会得到一套房子。
那时我住在单位的宿舍里。二楼住女的，三楼住男的。我住的房间有六个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女孩。令我烦恼的是，我们都在恋爱，都有男朋友，男朋友来玩，想干那种摸摸索索的事的时候，只能趁着天黑去附近的公园。
说起房子，我脑子里总也抹不掉童年的居屋。墙壁是用白色的石灰涂抹的。粗糙的墙壁上用摁钉钉着一幅没有装裱的油画，一对鸳鸯在戏水。画的下面是哥哥的书桌，抽屉里有几本小说。
最早读的一本书是《上海的早晨》。《白求恩大夫》家喻户晓，长大后知道两本书都是周而复写的。那时我不关心作者，被书里的彩色插图深深吸引。或许因为我喜欢徐义德，印象最深的竟是徐义德的大肚子，不知为什么看也看不够，每次看每次笑，现在也不知道哪儿有意思。以后还读了《青春之歌》和《牛虻》。这三本书是我的文学启蒙。小时候家穷，买不起玩具，我就读这三本小说。三本书都被我翻烂了，像碎在水里的软豆腐。《上海的早晨》里，有一栋“在一片红色砖墙的当中，两扇黑漆大铁门紧紧闭着”的房子，想象中阴森森的。那时的我，想象自己如果来到这样的房前，一定会倒着走，小心翼翼地离开。不过没有关系，这只是周而复用文字描绘出来的房子。我会长大，会拥有用砖头盖的属于自己的真正的房子。我会用空罐头铁盒做一个叮当作响的风铃挂在门上。空罐头铁盒是我童年的梦。
我跟大宇说我愿意结婚。如果允许，我想在这里对大宇说一声对不起，因为那一次婚姻虽然跟爱情有一定的关系，但无疑脆弱。房子才是来自童年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梦，大到我看不见其他的东西。
大宇戴着深度眼镜，透过厚厚的玻璃镜片，不断地对我说：“你知道这一次集体婚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一结婚就有房子，不用住集体宿舍等分派房了。”大宇的日语水平很高，我是受大宇的影响才开始学习日语的。我和大宇都知道日语里的那个成语：一期一会。
一期一会。一生中只能拥有一次。
婚礼是在位于崇文门的团中央大楼里举办的。因为决定得太突然，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准备漂亮的衣服。结婚那天，我穿了一件天蓝色的棉袄，黑色的水洗布裤子，咖啡色的棉皮鞋。婚礼最热闹的时候，我发现鞋底已经磨得快要穿洞。
为十一组新郎和新娘戴花的是团中央的几位领导。当时，给我戴花的人正好是书记。书记走到我身边，将一朵红花插到我棉袄的前襟上，红花掉到地上。我拾起红花，把花交给书记，书记微笑着将红花再次插到我棉袄的前襟上，红花又掉到地上。我再次拾起红花，把花交给书记。书记第三次将红花插到我棉袄的前襟上，红花还是掉到地上。插一次掉一次，红花第三次掉到地上的时候，书记忍不住地笑起来说：“新娘子坐不住啊。”
一年后，我和大宇离婚了。每次被他人问及离婚的理由，我都把红花三次掉在地上的事说一遍，最后，引用典故一样引用书记的话：“新娘子坐不住啊。”于是，连那些问我离婚理由的人都会觉得，那朵戴不住的红花，是我命运的昭示。
我本来想，如果韩子煊想留下来过夜，就答应他。但是，不等韩子煊表态，我就说我太累了，让他回惠比寿了。韩子煊前脚走，后脚我就将他留在房间里的红色玫瑰花扔到了垃圾桶里。事实上，我从小到大都持有一种秉性，觉得晚霞的红是忧伤的，槐树的花是芳香的，风吹动的声音是悦耳的，凡事凡物是有它的命运的。红色的玫瑰花给我的感觉不太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