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北京的食指、北岛、多多、芒克一样，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化大革命”岁月里，在黄浦江畔，也有一群类似的诗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荒诞现象和摧残人性的暴行无法忍受，却又不能公开抗议，便只能在私下里感慨叹息，抚弦低吟，抒发着心中的愤懑、恐惧、悲鸣和忧愁，以及对现实的不平、困惑和反思。后来，这些诗都被李润霞收选进《青春的绝响》一书中，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青春的绝响》共收上海诗人九家、依次为蔡华俊、陈建华、丁证霖、郭建勇、钱玉林、王汉梁、许基鹤、张烨、周启贵。这些诗都写于“文化大革命”岁月，作者都不过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当同时代的许多人都因一时的政治煽动而头脑发热，丧失理性，疯狂崇拜时，他们却以一种冷静而带忧伤的眼神，在为中国的命运而担忧，为中国的未来而忧心忡忡，对现实的残暴和荒唐而进行反思。郭建勇在《我走过母校大门口》的开篇写道：
深秋的黄昏，枯叶飘满街头，
我蜷缩着走进母校大门口。
呵，学生时代青春的乐园，
如今充满凌辱、漫骂、疯狂和殴斗！
在这种混乱荒唐的岁月里，郭建勇还写下了《在那夜雾笼罩的河上》《痛哭吧，祖国！》等一系列诗篇，表达了他心灵的沉重和对祖国未来的憧憬。丁证霖以他的《猴戏》一诗，对“文化大革命”的乱象和滑稽进行了巧妙而深刻的讽刺。许基鹤则以另一种姿态面对狂热的疯狂：
我们不愿歌唱，我们默默地
驾着小舟在湖上飘荡。
心中有东西在颤动，
牵动着心绪使我们无限忧伤——
——《我们不愿歌唱》
陈建华的诗含蓄一些，但从《梦后的痛苦》《悼外祖母》《荒庭》等一些诗中，仍可以感受到他灵魂的忧愁与痛苦。他们一方面为祖国和人民的未来而忧愁，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爱情而忧愁和哀伤。因为他们毕竟都在爱心萌动的青春期。在那个没有爱情诗，也不允许写爱情诗的年代，王汉梁、蔡华俊则写下了不少爱情诗。当然，在那个年代，爱情诗是不能公开的，更不能发表，权当他们人生路上暗暗留下的一道印辙。
当然，在这群诗人中，对“文化大革命”反思最多，作品数量居多的还得推钱玉林和张烨。由于这两位诗人在改革开放以后依然写诗，且各产生影响，我们将在后面再加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