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理·达尔文诞生一百周年时，弗朗西斯·达尔文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把这些很有意义的手稿出版了，同时还加上了自己的注释。做到这一点相当不易。因为达尔文的手稿是用软铅笔书写的，而且纸张也很差，事隔多年，要准确地辨认文字，难度很大。此外，手稿上的文字是匆匆草就的，涂抹和更改的痕迹很重，也给辨认增加了难度。
对于这份《一八四二年概要》，弗朗西斯·达尔文的总体评价是这样的：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在《物种起源》发表的十七年前，即一八四二年，对于未来著作的概要，我父亲已经了然于胸，并且能够完整地草拟出来。
对比《概要》和《起源》，你就能深切地，体会到弗朗西斯·达尔文的概括有多么精到！所有在《起源》出现基本章节、基本思想和想法，全都出现在《概要》里。也许，在一些很长的章节，会缺少诸如“性状的分歧和中间类型的绝灭”等一些细小的原则。不过，其余的东西一律囊括其中。尽管《概要》的篇幅很短，相当于《物种起源》第六版篇幅的十五分之一，或者是第一版篇幅的十二分之一。
在《概要》里，我们偶尔会碰到一些语句不通，意思含混，或者是表意不太完整的句子。可是我们应该承认一点，那毕竟是草草而就的文字，能达到这种的水平已属难得。不过，达尔文本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弱点，他曾主动承认：在文字润色工作上，他时常感到力不从心。实际上，那只是他的谦虚说辞。在阅读《概要》时，我们会看到一些极具表达力的长复合句，并由衷地加以称赞。因为这些句子，不但通顺，而且十分清晰地表达出作者需要阐述的观点。偶尔，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生动的比喻。这些富有特色的句子，后来也出现我们熟悉的《起源》一书里。
在梅尔或者芒特、施鲁斯伯里，达尔文继续从事着他钟爱的事业。无论身处其中的哪个地方，他都感觉很自在，就像待在自己家一样。生活在他周围的人，都习惯了他忙忙碌碌的样子，没有人想过去干扰他。他的妻子——艾玛很宽容，她提到自己丈夫的时候，总是微笑着戏称他为“忙人”。那段时间，他全身心地投入在对于环球旅行的总结上，他把自己的观感和调查结果都形成文字。
原本，他离开烟雾弥漫的伦敦来到空气怡人的乡下，是准备好好休息一下的。可是，让他整天无事可做，他反而休息不好。在他生活中，工作早已变成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他而言，来到这里只是改变了他的工作内容而已。
撰写地质论文，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这项工作耗费了他太多的体力，让他很是疲惫。因此他将这项工作暂时搁置，把精力转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物种问题。这段时间，他忙于思考，不断地搜集资料，将这些资料加以分析和整理以后，就写入物种笔记。
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他的脑子里初步形成了一些观点：物种是不断变化的，从一些物种里可以形成另一些物种。当这种观念形成以后，他深知根据眼前的形势，要想说服别人赞同这一观点并不容易。他决定不管有多么困难，都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因为首先提出观点的人应该坚定信念，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说服别人。不过，在任何情况下，对类似物种是被创造的和一成不变的观点，他一直持不同意见。这是原则问题，他绝不含糊。
他决定要写出一本书，把自己的观点一五一十地在书中阐述清楚，同时把自己的疑虑一并记入。可是，当时的情况不容乐观，大多数博物学家都认为物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直截了当提出与他们观点相左的意见，势必会引起他们反感……
因此，为了不吓跑读者，达尔文决定采取一种明智的方法：一开始从读者认同的角度说起，渐渐地引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读者会随着自己的循循善诱继续往下读，并逐步对自然界里各种形态的进化可能性和必然性产生兴趣。接着，他就可以举出赞成和反对各种物种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这一学说尽可能的证据。想到这里，他连忙将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
后来，后来弗朗西斯·达尔文从父亲的档案里找了当时的提纲引文，引文共有三条：第一条，改变家养生物的各种原理；第二条，野生动物身上，应用这一原理的可能性；类似家养种族野生动植物的可能性起源；第三条，赞成和反对这一论断的证据。
达尔文觉得这个思路可行以后，就开始在头脑中筛选畜牧家和植物栽培学家著作中的大量事实。思考了一会儿，他把自己的想法随手写了下来：
杂交本身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畜牧家在给动物进行杂交的时候，总会选择最优良的种畜，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对于培育新品种很有益处。在选择种子时，植物栽培学家也总是挑选最符合他理想的……人类就是通过选择、选种的手段，来培育新的品种。但是，弄清从什么东西中挑选很重要。因为挑选这一工作，不仅要保证好的种类得以繁衍，还要尽量避免坏的种类继续产生后代。
写到这里，他想起了米勒提到的一种现象：一母同胞的孪生子女，尽管母体环境一样，受到的外部影响也一样，但是在出生的时候，彼此之间就存在着较大的分别。同样，一个果壳里的种子，种在相同的土壤里，光照、湿度等生长必需的条件都一样，最后长成的作物却有所差别，这是因为这种良莠不齐的差别，才需要植物栽培学家选择良种。
变异现象伴随着繁殖的过程而产生的，人们早已在在实践中利用它。但是，这些与繁殖过程有关的变化，不会在早期有所表现，因为这些变化与性的形成过程本身和性的因素有关。在达尔文的理论初稿里，他就把这种变化作为最经常的和最重要的变化。因为人们在实现自己目的时候，依靠的就是这种变化。
在大批量生物的器官中，表现程度不大的一些变异，通常都与繁殖有关。想到这一点，达尔文随手写在草稿上。可是，他突然想起了被英国的植物栽培学家称之为“飞跃”的一种情况——畸形。这里所谓的“畸形”，指的是偏离了正常类型的一些植物，在性状上表现的很明显。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选择自己需要的那些品质的生物来育种呢？答案显而易见，人们希望得到具有这些品质的后代，因为这种品质可以遗传。当然，除了让这种有益的新品质不断加强外，还有确保这些新属性不与普通类型进行杂交。倘若任由这种杂交进行，这些优秀的特征就很难通过杂交物保留。达尔文将自己的怀疑也一并写入《概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存在这些限制，人们还在自己的选择中收获中许多东西。
接着，达尔文提出人类影响生物的两种手段。第一种，利用外部条件直接影响。比如，加强营养使动物的体格变大；第二种，是间接手段，比如，受市场的影响，采购动物油脂的商人需要大批量的油脂，畜牧家就选择小的变种，培育出脂肪产量较高的种猪。
他也提到了人工选择的不足：其一，因为人类的经验有限，只能从生物的外表来辨认优良品种，经过选种以后依然存在许多不好的品种；其二，人类只凭想当然选择对自己有益的物种，而完全不考虑生物能否适应那些生存环境。
他只用了两页的篇幅概括地指出了“改变家养生物的各种原理”。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点，“改变家养生物的原理”实际上就是人工选择。伴随着生殖而产生的变异，为人工选择提供了可能性。所以那些专门负责选择的人，需要把生物的优良品质固定下来，并使之得以传承。
接下来，他尝试着把这些原理用于自然界中的野生类型。因为自然界里同样存在变异。尽管当时，在达尔文看来，自然界里的变异远远少于家养状态——经他以后搜集的资料表明，自然界里的变异也很多。
达尔文根据对地质学的研究发现：环境（比如气候）的直接影响仍然无法解释生物之间彼此能合理适应的现象，比如，檞寄生依靠从一些树木中吸取营养为生，结出籽后依靠一些鸟类进行散播。一些花朵为了适应昆虫传粉或是种子为了方便长毛的动物传播，而长成钩状。这些现象，用环境的直接影响都解释不通。
自然界不具备超强的洞察力，不能了解所有生物相互关系间的细微差别，但是，这些并不妨碍自然界中出现对生物有些益处的变化。对此，达尔文是用自然选择作了合理的解释：
在一定范围内，由于生物数量的急剧上涨，必然会引起对于食物、生存空间等的竞争，优胜的物种得以存活，而那些在竞争中失利的物种就会被淘汰。接着，达尔文指出，尽管自然界选择出来的东西不多，但是由于这种筛选非常严格，所以远远比比人工选择可靠。
写到这里，达尔文对人工选择和自然选择作了比较，并得到以下结论：
人可以无止境地对品种加以改变。但是，在比人类聪明百倍的自然界面前，那些适应环境能力很强的种族，会随着自然界的变化，随着周围生物的影响，而逐步变成另外的物种。
根据提纲，他接下来应该罗列物种起源的各种证据。由于达尔文刚刚撰写了一部分地质论文，他就先从地质角度搜寻证据。达尔文提到了关于进化论的地理证据。他把生活在不同地理区域的哺乳动物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分析这些群体的差别程度，最后得出结论：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不是生存条件，而是由障碍物引起的。例如，山顶上的植物群和动物群的起源以及变化，取决于大陆架的升降变化。在此，他嘲笑了创造论的拥护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所谓的科学家，为了证明在一个大面积的区域生活的动物群具有相似的特点，不得不采用一些荒唐的假说，这种做法就像凭空捏造的“美国人精神”假说一样荒诞。
当然，他也提及了一些困难。他指出，依据理论来看，新物种的产生需要经历漫长的时期，需要历代不断地衍变。可事实上，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有些物种是突然产生的。对于理论和事实不符的情况，达尔文解释说：“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只有一个原因：地质年鉴的统计结果不完整。在现代的物种纲目里，找不到合适灭绝物种的位置，它们根本不属于现代的某些纲。”因此，理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对生物进行分类的时候存在一些差异。
1842年，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已经形成，只是那时候他还没有使用“自然选择”这个术语。理论成形之后，他随即完整地提出了自然选择的基本特点。在《概要》各章中，达尔文打算加上充分的事例。其实，他的这些理论，都是从大量的事实材料里得来的。在当时，这个理论，就是靠大量事实材料而建立起来的。
可是，在19世纪中期，他这种进化理论，是一种异端学说。因此，他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自己的理论，而是耐心地做着一件事——尽可能多地找出进化事实，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证明自己的理论，等待时机成熟。等他克服了所有的困难，让自己的理论，站稳脚跟的时候，再把自己的著作公开发表。
因此，在当时的科学界，他是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而闻名的，主要的研究成果在地质学方面。他的珊瑚礁理论和许多地质学方面的论文、报告，为他赢得的广泛的声誉。很快，他因为著作《考察日记》获得“贝格尔”号博物学家的称号，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