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4年4月，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前前后后已经十余次中断第三部长篇小说的写作。麦克斯·珀金斯认为他应该集中精力把它写完。但他催稿比较委婉。他对司各特说，斯克里伯纳正在准备秋季书目，他希望司各特的小说也列入其中。这让作家又一心扑在这部小说上。他写这本书的目的首先是丰富自己的写作技巧，其次才是收入回报。书名叫《在灰烬堆与百万富翁之中》（Among the Ash-Heaps and Millionaires）。他回复说他一心想在6月前写完，但又对麦克斯说：“你是知道那类事情通常结果是怎样的。就算我花十倍长的时间，要是它体现不出我的最高水平，甚至像我有时自我感觉的那样超常发挥达到巅峰，我也拿不出手的。”菲茨杰拉德对于上一年夏天已经写出的大部分初稿颇感自得，但因为中断次数太多，它显得前后衔接不上。他把整个稿子理顺，整段整段地删——有一个章节就删掉一万八千个单词，总算抢救出一个短篇，取名《赦免》（“Absolution”）。
宗教意味令整个故事基调灰暗。故事讲的是中西部一个穷小伙子，受初来的性冲动和欲望所困扰，在想象密友中获得安慰。珀金斯在《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杂志上读了以后写信对菲茨杰拉德说：“在我看来，它显示出你对小说的驾驭更稳健、完善了，应该说更成熟了。不管怎么说，它让我对你的写作状态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麦克斯喜欢这个小说，司各特很高兴，因为它已经设定了他新的长篇小说的场景。他说，实际上他一度想让它成为新书的序曲，但现在已经与他新的写作计划有所冲突。
和《赦免》中的年轻人鲁道夫·米勒一样，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也一直在反思自己天主教的信仰背景。在复活节后的几天里，他和珀金斯谈过一次，又有些迟疑地写信向他忏悔：“我只是在最近的四个月里才意识到，哎，写完《美与孽》以后的三年我是多么堕落。”他承认过去两年的低产：一个戏剧，六七个短篇小说，三四篇文章，平均每天写一百个单词。“如果我把这些时间花在阅读上，花在旅行上，或者随便做什么事情，哪怕只是健康地活着，情况也会大不一样，可我都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了——既不长进也不动脑筋，几乎尽是喝酒胡闹。要是我按照每天一百个单词的速度写《美与孽》，肯定得花四年。所以你能想象这整个创作上的空白对我精神上的影响。我得请你对这本新书要有耐心，相信我，最终，至少几年来头一次，我会尽全力写。”
菲茨杰拉德还发现自己养成了许多坏习惯：
1.懒惰。
2.凡事都推给泽尔达——这个习惯极坏。万事没做完都不应该推给任何人。
3.纠缠词汇——自我怀疑。
等等等等。
他决心统统改掉。
经过这番反省，司各特振作起来。他写信对麦克斯说：“我觉得自己现在有使不完的劲儿，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可现在力气使得还不顺畅，磕磕绊绊，因为我说得太多，内心反省还不足以建立起必要的自信。不知道还有谁像我这样二十七岁就把自己的经历都写完了。”珀金斯也不知道。
司各特发誓：“假如我还有权获得闲暇时间，我肯定不会像过去那样虚度……因此对于新的小说，我将全身心投入，写一部完全独创的作品——它不会像我的短篇小说那样有许多毫无意义的想象，而会坚持不懈地勾勒出一个真诚而灿烂的世界。所以我缓步前进，小心翼翼，有时深感沮丧。这本书意在取得艺术上的成就，只有那样才有意义。而这是我第一本书没有做到的。”
珀金斯回信说：“我完全理解你，也知道如何利用时间之类的表面问题，与你按照情况需要、用你自己的方式写出最佳作品的重要性相比就无足轻重了。”他请司各特放心，斯克里伯纳出版社重视的是“你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如果在你认为应该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如期写完了，我认为你就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哪怕花了很长时间”。
珀金斯坦率说他不喜欢《在灰烬堆与百万富翁之中》这个书名，假如还有别的书名，出版社可以先设计好封面，这样如果小说要赶在秋季出版，就不用等到交稿再花几个星期时间设计了。珀金斯说：“我赞同你想通过这个标题表达的意思，但我认为，‘灰烬堆’这个词还不能充分具体地传递出你想要表达的那部分意思。”当时珀金斯对这本书和主人公所知甚少，但对几个月前司各特自己放弃的一个书名念念不忘。他对司各特说：“我始终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这个书名既有启发性，又能表达你的意思。”
如同菲茨杰拉德自己的生活，这部小说的场景也从世纪之初的中西部转到被他称为“纽约东面伸展出去的那个狭长、喧嚣的岛”。但是，要把他那些邻居的迷人生活写进小说并不容易，而他的解决办法颇具他的典型风格。多年以后，菲茨杰拉德在《我失去的城市》（“My Lost City”）一文中说：“我营造的是陌生的天空下，我所熟悉的长岛的氛围。”菲茨杰拉德夫妇坐船去了法国。
珀金斯寄了一本《战争与和平》给正在法国的司各特，附言说这不是非读不可的。他几乎给每个朋友和作者送了一本《战争与和平》，这劲头就像国际基甸会派发《圣经》。而且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家里，他手边总放着一本，隔段时间就从头到尾读一遍。麦克斯曾在给高尔斯华绥的信中说：“我每读一遍，它的容量就越宽广，细节就越丰富。我总是向别人推荐读它，但是，大部分人都被开头大量名字难记的人物给吓退了。”
这年夏天一头埋在阅读、写作中的司各特几乎没有察觉他的妻子跟一个法国飞行员爱德华·若藏有染。这一私情暴露后不久，菲茨杰拉德夫妇重归于好，司各特便给他的编辑寄了一份清单，列出十六条他这个夏天写作成果的备忘录，其中第六条着重恳请麦克斯不要把几个月前偶然给他看过的一个封面设计稿用到其他书上。那张设计草图上有一双大眼睛俯瞰着纽约城——那应该是女主人公黛西·费伊·布坎农的眼睛。这幅画给了菲茨杰拉德灵感，他为小说创造了一个画面：眼科大夫T.J.埃克尔堡的广告牌，上面有一双大眼睛，高高地注视着故事的发展。这份清单上的其他要点还有：
1.小说下周写完。鉴于我和泽尔达打算彻底休息几周后再作认真修改，书稿不一定能在10月1日之前寄到美国。
7.我认为这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有些地方还有些粗糙，总共只有五万个单词左右，希望你别介意。
8.这真是个公平的夏天。我心情一直不好，但工作并没有受此影响。我终于成熟了。
在把这一年他感兴趣的书和作家的名字写了满满几页之后，司各特在信末对麦克斯说：“我真想见到你。”
身为青年作家的领袖，菲茨杰拉德常常向珀金斯推荐一些有潜力的新作家。麦克斯很感谢司各特这么扶持尚未发表作品的新人，但过去几年并没有选中合适的人。1924年10月初，司各特又向他推荐一个人，那是一个客居法国的美国青年，为《大西洋两岸评论》（Transatlantic Review）写稿。司各特说他“前途无量。埃兹拉·庞德已经在巴黎什么地方，好像是自我主义者出版社，给他出了一本短篇集。我还没有听[原文如此]不过它值得一读，我马上就去找他；他可是有料的”。菲茨杰拉德说出他的名字——欧内斯特·海明威——他把姓给拼错了，[1]而且好几年都没有改过来。珀金斯感激菲茨杰拉德提供信息，便找人从巴黎寄几本海明威的书。
海明威的小说得过几个月才能寄到，但不到三个星期，珀金斯就收到另一份从法国寄来的邮包——菲茨杰拉德第三部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在附信上写道：“我终于写出了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但‘我自己的东西’究竟有多好，还得等着瞧。”这部小说仅五万个单词出头，但眼下普罗大众都到电影院门口排队看电影取乐，他认为斯克里伯纳的发行部主任惠特尼·丹诺（Whitney Darrow）对定价和究竟哪些阶层构成图书消费人群的认识都是错误的。菲茨杰拉德希望他的书定价仍然是惯常的两美元，用标准开本。他也不想在封面上有任何赞扬他过去作品的宣传语。他告诉麦克斯：“我对《人间天堂》作者这一身份已经厌烦了，我要重新开始。”
几乎是在同时，珀金斯又收到作者另一封来信，宣称他决定使用最后一刻起的书名：《西卵的特里马尔乔》（Trimalchio in West Egg）。他还有好几个书名备选。而且，他对现在的书稿还不完全满意，尤其是中间部分，但又觉得在这本书上他花的时间够多了。“只有收到你的来信我才能安然入睡，请务必如实告诉我你的看法，你对这本书的第一印象，以及让你看不下去的地方。”
珀金斯一头扎进小说里，一口气读完了，随即发电报：“大作极佳。”他还有许多话要说，第二天便给菲茨杰拉德写信：
我认为这部小说是个奇迹。我要把它带回家再读一遍，然后完整写下我的看法；它活力非凡，如有魔力，隐含许多精妙的思想。它时时具有一种神秘的气氛，你在《人间天堂》的部分章节中也曾注入这种气氛，但在《人间天堂》之后就再未出现。它将当今生活的极端矛盾和高超的表现手法巧妙地融为一体。至于写作本身，真是惊人之笔。
麦克斯告诉司各特，除了他本人，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没有人喜欢《西卵的特里马尔乔》这个书名。“书名中这两个词奇怪的不协调正对全书的基调，但是反对者都比我更重实效。”他认为购书者既不会知道书名中的西卵指的是小说故事发生地，实际上就是大颈区这样的社区地名，也不知道特里马尔乔是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阿尔比特（Petronius Arbiter）的作品《讽刺篇》里那个炫富的、以铺张奢侈的宴席著称的百万富翁。“请尽快考虑换个书名吧，”麦克斯催促道，并请他“孤立地判断书名的价值”。
这是一个爱情悲剧，讲的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中西部人詹姆斯·盖茨，凭借可疑的买卖起家发财后，改名杰伊·盖茨比，并搬到他念念不忘的心上人黛西·费伊居住的长岛附近，当时黛西已经嫁给汤姆·布坎农。珀金斯又看了几天书稿后，写信对菲茨杰拉德说：“我想你完全有权利为这本书自豪。它是非凡的，蕴含了各种思想和情绪。”在充分赞扬之后，他也提出好几点批评意见，这些意见都是针对主人公盖茨比的性格塑造的。
珀金斯指出：“在这一群塑造得极为生动形象的人物中，如果我在街上碰到汤姆·布坎农，我会一眼认出并躲开他，但盖茨比的形象有点模糊。读者始终无法聚焦于他，因为他的形象不清晰。虽然关于盖茨比的任何事多少都是神秘的，也就是说多少显得模糊，也许有艺术上故意这么安排的成分，但我认为这样是错的。”珀金斯提出了修改意见：
能不能把他的外貌像其他人一样清晰地描述出来，用“老赌棍”这样的短语增加一两个特征，也许不用动词，用形容外貌的名词比较好。我想，读者会因为种种原因而认为盖茨比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得多——斯克里伯纳先生和我太太路易丝就这样认为——虽然你让那个叙述者说盖茨比只比他大一点。但是如果让他第一次出场就让人留下生动的印象，就像黛西和汤姆那样，就可以避免给读者造成那样的误会；而且如果你这么修改，我认为也无损于你的主题。
珀金斯明白，盖茨比从事的工作必须保持神秘感，但他不希望菲茨杰拉德误导读者。他说：“现在几乎所有读者都对他如何聚敛巨大财富而困惑不解，觉得应该得到解释，当然，给出一个明确、清晰的答案是愚蠢的。”麦克斯接着写道：
你也许可以在这儿那儿插入某些短语，可能的话，安排一些各种各样的事件，轻轻带几笔，暗示他正积极从事某些神秘的事情。你写了他去接电话，何不让他在酒会上与政界、赌场、体坛或随便什么行当的神秘要人商谈的时候，被人看见一两回呢。可能我是在乱出主意，不过这种实话也许有助于你明白我的意思。在那么长的故事篇幅中完全缺乏解释——或者不说解释，而是某种解释的暗示——我认为是一种不足。真希望你在这里，我可以和你面谈，那样我至少可以确保你明白我的意思。盖茨比究竟是干什么的，答案即使能说，也不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无论他是被别人利用的无辜者，还是他卷入到何种程度，都不应该解释。但假如只是隐约勾勒出他某种生意活动的轮廓，倒是可以增加故事中这一部分的真实性。
而菲茨杰拉德所给出的解释令人难以信服，两人都觉得第六、第七章松松垮垮。这部分讲到盖茨比对黛西的爱公开，两个主人公相见，他们都开车去广场饭店，在纽约的这次冲突是全书的支点，所有人物在这个支点上站不住脚。汤姆·布坎农揭露盖茨比底细的关键对话并没有起到有力的效果，因为布坎农面对的永远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对手。“我不知如何改进，”珀金斯在信中对作者说，“但我相信你总有办法解决的，在这里我只想说，我认为它需要加点什么内容来控制节奏和连贯性。”
珀金斯最后一点批评是菲茨杰拉德透露盖茨比过去经历的写法：他把种种经历都堆砌在一起。麦克斯在信里说：“盖茨比在与小说叙述者的对白中有意透露了他的经历，而你的确多少背离了叙事手法，因为除此以外，几乎所有事情都交代了，按照正常的顺序交代得很漂亮——也就是按照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麦克斯承认司各特必须透露盖茨比的某些身份背景，但他认为可以更巧妙地处理这个问题：
他自称毕业于“牛津”、当过兵之类的说法，我以为你在实际的叙述过程中会设法逐步让读者知道真相。无论如何，我指出这一点是为了在我送校样之前，让你考虑考虑。
珀金斯讲完一通批评意见，又赶紧安抚作者。“此书出色的总体质量，使我对自己提了这些批评意见都觉得不好意思。”他写道：
你赋予每句句子深刻的意味，你让每个段落都给人丰富、强烈的印象，这些都是极为精彩的。书中随处可见你三言两语就让一个场景栩栩如生。如果你曾坐火车风驰电掣地旅行，我愿将你用生动的语言所描绘的鲜活场景比作旅途中一路闪现的风景。仿佛在读一本比这短得多的书，但你让读者在头脑中体验的一系列经历，又让人觉得需要三倍于此的篇幅才能够表现……对汤姆和他的处境、对黛西和乔丹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刻画，在我看来都是无与伦比的。对有趣的乡间附近灰烬谷的描写、在茉特尔家的对话和动作、还有那些到盖茨比的豪宅来的各色人等，这些片断都足以令作者一鸣惊人。而所有这些，以及整个悲剧性的情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文学上都有一席之地，因为有了T.J.埃克尔堡的帮助[原文如此]，以及他投向天空、大海，或者城市的那不经意的一瞥，你已赋予了一种永恒之感。
珀金斯不禁想起菲茨杰拉德曾说他并非“天生的作家”。他惊呼：“我的天！你已经完全掌握了写作技巧，当然，对这本书，你需要的远远不止是技巧。”
“你的电报和来信对我来说价值百万。”司各特在罗马回信说。菲茨杰拉德说在所有相识的人中，他最想听到的，就是麦克斯对这本书的肯定；他认为编辑的所有批评都是正确的。
于是，他从第一页——书名页——开始改。现在他觉得书名应该叫《特里马尔乔》，或者就叫《盖茨比》。但是，不出几星期，菲茨杰拉德又把书名改回了珀金斯最初喜欢的那个书名：《了不起的盖茨比》。
在通告这一消息的同时，他还提出一个要求：问珀金斯能否再往他的账户里存入几百美元，这样他的预付款就凑满5000元整数。珀金斯同意了，但他坦言对菲茨杰拉德的另一个要求颇为不解：作者对这本书要的版税率比前面几本书的低。司各特解释说这样就算是他为过去两年他从斯克里伯纳预支那么多钱支付利息吧。麦克斯又回信反对，两人“讨价还价”，最后折中——定价两美元，四万册以内版税率15%；四万册以上版税率20%。当时，钱对于菲茨杰拉德似乎是次要的。他和泽尔达搬进了罗马一家朴素但舒适的小旅馆，打算住到他把小说修改完。
司各特写信对麦克斯说：“有你的帮助，我就能把‘盖茨比’改得尽善尽美了。”但广场饭店的关键一幕是例外。他怕它“可能永远无法令人满意——我为它烦恼太久，找不准黛西最合理的反应。但是我还能做很多修改。现在缺的并不是想象力，而是因为我总是自动阻止自己再去想它”。他说，他让笔下的人物一次又一次从长岛一路驱车到纽约，达到故事的高潮，次数之多“已经让他无法再把某些自由思考的新鲜感带入其中了”。司各特对麦克斯说：“其他部分都很容易改，现在我对自己的写法看得一清二楚，连当初写糟时的心理巨变都看得很清楚。”珀金斯那封编辑意见的信令他意识到自己让读者觉得不真实。他承认说：
我自己的确不知道盖茨比长什么样，到底是干什么的，你察觉了这一点。如果我明明知道但没让你看出来，你肯定会对我所知道的东西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就不向我提意见了。我这说法挺复杂的，不过你肯定全明白。现在我知道了——作为对我没有一开始就想清楚的惩罚，或者说为了确保我写清楚，我要花更多笔墨。
在菲茨杰拉德看来，珀金斯会想到盖茨比年纪较大，真是神乎其神，因为菲茨杰拉德下意识间使用的人物原型爱德华·M.富勒的确年纪较大。富勒是菲茨杰拉德在大颈区的邻居，他和他的证券经纪公司合伙人威廉·F.麦克吉曾涉嫌侵吞客户定金，经过四次审判，被判有罪。收到珀金斯的修改意见一个月后，菲茨杰拉德写信对他说：“总之，我（在头脑中）仔细搜寻了富勒-麦克吉案的材料，还让泽尔达画盖茨比的肖像画得手指疼，现在我了解盖茨比胜过我自己的孩子。看了你的信后我的第一反应是随他去，让汤姆·布坎农支配全书（我觉得这是我写得最好的人物——他和《盐》里的哥哥、《嘉莉妹妹》里的赫斯渥是过去二十年出版的美国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三个人物——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我心里放不下盖茨比。有一度我觉得把握住他了，后来又不行了，现在我知道他回来了。”
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被普遍认为是他自己最好的编辑，因为他既有耐心又能客观地一遍又一遍琢磨自己的字句，删去瑕疵，修饰文句。《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草稿大部分都有改动，但直到最后一稿，它才臻于完美。
菲茨杰拉德做了些删节。他删了几个对小说故事主线——盖茨比对黛西的爱——无关紧要的场景。但大部分修改是增加内容。不算完全推倒重来的第六章在内，他增加了大约二十个新的段落，占整个新稿篇幅的百分之十五。他对盖茨比首次出场的描写就显著增加了一些内容。在草稿中，菲茨杰拉德通过小说叙述者尼克·卡拉威之口，只用一句话描述盖茨比的脸：“他无疑是我所见过最英俊的人之一——黑得发亮的睫毛中间那双深蓝色的大眼睛，令人过目难忘。”在菲茨杰拉德过去的短篇小说《赦免》中，他对小主人公有过同样的描写，这里只是重新组织了一下字句。现在，菲茨杰拉德在修改中又回到对盖茨比外表的描写，将其简单的观察发展为性格的洞察：
他心领神会地一笑——还不止心领神会。这是极为罕见的笑容，其中含有永久的善意的表情，这你一辈子也不过能遇见四五次。它面对——或者似乎面对——整个永恒的世界一刹那，然后就凝注在你身上，对你表现出不可抗拒的偏爱。他了解你恰恰到你本人希望被了解的程度，相信你如同你乐于相信你自己那样，并且教你放心他对你的印象正是你最得意时希望给予别人的印象。恰好在这一刻他的笑容消失了——于是我看着的不过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汉子，三十一二岁年纪，说起话来文质彬彬，几乎有点可笑。[2]
菲茨杰拉德还在多处插入谈论盖茨比笑容的语句，令这笑容成为他相貌的主要特征和性格的标志。
作者创造性地响应了几乎所有珀金斯的建议。如珀金斯所建议，他把披露盖茨比过去经历的整块内容拆开，分散到各个章节中。他牢记珀金斯的一句评论，使盖茨比自称曾就读牛津大学之事屡屡成为交谈的话题，这样菲茨杰拉德每提一次盖茨比自称的学历，盖茨比神秘的身世就离真相更近一步。同样，受珀金斯的启发，菲茨杰拉德把盖茨比的某个习惯写得令人惊奇。在原稿中，盖茨比常叫别人“老家伙”、“老伙计”或其他做作的称呼。现在，菲茨杰拉德就固定用珀金斯非常喜欢的一种称呼，并在十多处地方反复使用它，使之成为口头禅。它成了盖茨比改不掉的怪习惯，以至于在广场饭店，汤姆·布坎农终于忍无可忍：“那是你得意的口头禅，是不是？张口闭口都是‘老兄’。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菲茨杰拉德的修改主要放在珀金斯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也就是如何说明盖茨比财富的来源。他在第五章加入了三场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在书的后面部分，他在盖茨比死后，加入一段，写盖茨比生意上的伙伴斯莱格打来电话说证券交易的坏消息。
在广场饭店那一幕，菲茨杰拉德加强了原先有点站不住脚的冲突描写。手法之一是突出汤姆·布坎农对盖茨比财富来源的指控。他写到布坎农已经暗中对盖茨比进行过调查，并获知了惊人真相：
“我打听了出来你那些‘药房’是什么名堂，”他转过身来对着我们很快地说，“他和这个姓沃尔夫山姆[黑帮分子]的家伙在本地和芝加哥买下了许多小街上的药房，私自把酒精卖给人家喝。那就是他变的许多小戏法中的一个。我头一趟看见他就猜出他是个私酒贩子，我猜的还差不离哩。”
在珀金斯之前，斯克里伯纳出版社还没有人像他对菲茨杰拉德这样大胆、仔细地改稿子，有些老编辑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商榷。他们喜欢麦克斯，也知道他的才能，但他们并不总能理解他。不仅是大方向，麦克斯在小细节上都与众不同。譬如，他为自己定制了一个特殊的写字台就够让人惊奇的。那是一个台面宽大、诵经桌似的高脚桌子，这样他就可以站着工作。他的理论是，假如他无法外出锻炼身体，这样至少也能避免坐的时间过长。别人经过他的办公室时如果往里张望，就会看到他站在这张古怪的桌前埋头改稿子，一条腿的膝盖弯着，靠在另一条腿上，活像一只火烈鸟。
要经过一段时间，老编辑们才渐渐认可麦克斯站在这张桌前所取得的成就，或者说，真正认识到珀金斯介绍入出版社的那些新作者的价值。与其他作者相比，菲茨杰拉德更显得鲁莽、冲动，社内有些作风威严的编辑痛恨他直捣他们保守和风雅的堡垒。然而，值得纪念的时刻来了。一天，总编辑布劳内尔从办公室走出来，把大家召集起来：“我给你们念点精彩的东西吧。”说罢，他就兴致勃勃地朗读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两页。
菲茨杰拉德本人从不怀疑麦克斯帮助的价值。自《呆板的人》失败以来，他第一次写信给他的编辑说，他相信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是你那些了不起的信帮助我树立了这种自信”。多年以后，他说：“在麦克斯向我提意见之前[也就是说，在菲茨杰拉德把书稿交给珀金斯，请他批评之前]，我已经改过三遍《盖茨比》。听了他的意见，我又坐下来，写出这本让我自豪的书。”
这几句话他是对珀金斯的一个朋友说的。那也许是珀金斯在工作之外所交往的最重要的朋友——一个名叫伊丽莎白·莱蒙（Elizabeth Lemmon）的女人。
***
两人是在1922年春天相识的。伊丽莎白·莱蒙比麦克斯小八岁，跟他见过的所有女人都不一样。她是他对十九世纪女子浪漫想象的化身。她来自一个祖籍弗吉尼亚和巴尔的摩的大家族，姐妹八人她最小，但她并没有娇滴滴的被宠坏。开心的笑声为她的文雅注入了活泼。无论是在巴尔的摩社交圈，还是在他们家族位于弗吉尼亚州米德尔堡镇的维尔伯恩乡间庄园，她都同样的轻松自在。她一直爱读书，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名叫沃利斯·沃菲尔德[3]的女孩。伊丽莎白回忆说：“在决心嫁给一个国王前，沃利斯总是‘迷恋’比她大的女孩，成天像影子似的跟着我们。”伊丽莎白在巴尔的摩初登社交场，赢得了城中“第二舞后”的美名；她学过声乐，是歌剧表演的训练，但她母亲只允许她在不参加公开演出的前提下学习；她在米德尔堡时髦的福克斯克罗夫特学校学习声乐和舞蹈；而在认识麦克斯的那一年，她还担任弗吉尼亚上谷女子垒球队主教练。
莱蒙小姐每年春天有六个星期的时间待在北方的新泽西州普莱恩菲尔德，走亲访友，并到纽约城听音乐会。1922年4月的一次旅行中，她见到了麦克斯·珀金斯和他的太太路易丝。临回南方前的一个晚上，她去他们家道别。
麦克斯·珀金斯总是对金发女子存有好感，觉得她们特有女人味。那天晚上，当伊丽莎白·莱蒙迈着自信的步伐穿过他们家的前厅，灰色的长裙衬着一头金发，麦克斯被迷住了。当晚的交谈气氛热烈，话题常常围绕着与麦克斯合作的那些作家。她爱好文学，但并不写作；她富有魅力，但并不苛求别人。路易丝相信那天晚上麦克斯又坠入了爱河，但不是那种会威胁到她的爱。麦克斯的激情就像古代神话或浪漫诗歌中的英雄人物：是精神上的，而非肉体上的爱；他要把伊丽莎白视为完美的女性。
莱蒙小姐离开时落下了一只几乎空了的奶白色佩拉牌香烟盒，她爱抽这种温和的土耳其混合烟。麦克斯看到后就坐下给她写了封信。“亲爱的莱梦小姐，”他写道，把她的名字写错了，
我发现烟的时候，您已经走了。我的头一个念头是把它们留作纪念。但我远远不需要什么纪念。我记得您上回说想戒烟，因为这个牌子的香烟停产了。我想我得为您省着这两支烟，在您不抽烟而难受得要命的时候，它们还能聊解您的苦恼。假如您已经戒烟，并且感觉正如我说的那样，那这烟瘾的短暂满足将使您带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想起我——也许这是我的奢望；不过，除此以外，这两支烟使我有机会说一些没有借口便微不足道的事情。我想说，假如我因为您“不想再见到我”而难过的话，我并不担心您就会真的认为我是怯懦的人。我猜您不会。
明年，请记得我把烟寄给了您，要感谢我。现在，我得感谢您今年来这里，为我带来了快乐，我想，这里的每一个人也都因为您而快乐。
签上他精神的、有棱有角的全名后，他又加了句附言。他说，他一直喜欢维吉尔的一句诗，就是写到维纳斯在儿子埃涅阿斯面前，“于是她亮明自己女神的身份”。“但我过去始终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直到那天晚上您穿过大厅向我走来，我才恍然大悟。”
五十年后，伊丽莎白·莱蒙说：“说实话，不能说麦克斯·珀金斯是爱上我了。毕竟，我们都是成长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孩子——我们相识的年代，在房间里遥遥一笑就相当于今天两个少男少女挤在汽车后座上。我认为安德鲁·特恩布尔的说法最接近事实，他说我和麦克斯之间是一种‘真正的友谊’。”莱蒙小姐和传记作家特恩布尔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是确切的，但并不完整。珀金斯怀有的是一种更深的情感——纯正的爱——这是伊丽莎白羞于承认的。他爱慕她。在他日益紧张的婚姻中，她成了温暖与理解的绿洲。
麦克斯祖传的两种渴望又起冲突了，他陷入了一段独特的恋情——一位新英格兰编辑的罗曼史。珀金斯允许自己被伊丽莎白·莱蒙所吸引，但又竭力抑制自己与她产生任何关系。只要她在近旁，他的心就前所未有的平静，但他又竭力使她不可企及，几乎仅限于书信联系。
在随后的二十五年中，他们一直保持通信。这是他一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私人通信。无论欢乐悲伤——通常是当他不得意而感到孤独的时候——他将透着爱意的思绪倾吐在信纸上，一再感谢伊丽莎白，因为她不仅鼓舞着他，也给了他许多快乐。他们有时一年也不通信，有时一个月就通三封之多，总之通信始终持续。伊丽莎白保存着所有麦克斯的信，它们也是他唯一留下的日记。伊丽莎白的回信仅存几页。几十年后，莱蒙小姐感叹道：“感谢上帝，我真的没说过什么值得保留的话。”
麦克斯对伊丽莎白并不存期待，也没有要求，只要她偶尔回信，让他知道她一切安好，没有变化，情谊如故。当家庭生活显得空虚或工作忙乱，给伊丽莎白写信仍是他排遣情绪的途径，是他一生中最简单、最理想的乐趣。在两人持续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交往中，麦克斯仅到米德尔堡看望她两次。
1922年，他们相识不出几星期，莱蒙小姐就邀请珀金斯夫妇到维尔伯恩度一个不拘礼节的周末。她信中列举了薄荷朱利酒、马球、业余马术表演等周末乐事。路易丝回信说“麦克斯对你的邀请很心动，特别是你说他可以整天穿着便鞋”。路易丝认为她丈夫“为了她的邀请甘愿辞职”。她又写道：但忠诚的员工星期六都工作，麦克斯说他很抱歉不能前往。
路易丝独自去了。5月22日的普林菲尔德还很冷，但她带着装满夏装的手提箱前往弗吉尼亚，丝毫不知那里同样寒冷。她发现弗吉尼亚北部连绵起伏的青山是她此生所见最壮丽的牧马天地，莱蒙家族的庄园也壮观气派。一条蜿蜒的长道通往维尔伯恩，它穿过杂草丛生的草坪和参天的大树，直达庄园前门，很久以前，这扇门也曾为杰布·斯图尔特[4]这样的贵宾而敞开。别墅就像缩小版的弗农山庄[5]，线条简洁，正面立着高高的柱子。宅邸中央是坚固的四方结构，两边各有一排雅致的单层侧房。维尔伯恩庄园建于1821年，美国革命前的祖先肖像画挂在各间客厅里。一条凉风习习的走廊俯瞰着植被繁茂的后庭。内战时北方佬的一发炮弹曾打穿暖房的一扇窗子，虽然窗子早就在1865年修好，可它还是被称为“新窗子”。
路易丝·珀金斯衣着单薄，大部分时间都很冷，但在这豪宅里与莱蒙小姐及其家人相处，她就感觉自在愉快了。伊丽莎白的母亲问她珀金斯先生怎么样，她答道：“他被伊丽莎白迷住了。”路易丝越发喜欢请她来的女主人了。伊丽莎白正对神秘学感兴趣。她向路易丝推荐了一位算命师，让她回北方后找他算算。
回到普兰菲尔德，她把维尔伯恩的种种故事塞满了麦克斯的耳朵。于是他更为自己没有去而懊恼了，但另一方面，他也很高兴。经过他妻子的描绘，维尔伯恩在他心里仿佛是一个神秘的王国，最好在梦里寻访。
1924年5月末，路易丝跟朋友一起坐邮轮去加勒比海玩。麦克斯又因为工作忙而无法陪她同行。这次他忙的是最新作者道格拉斯·索瑟尔·弗里曼（Douglas Southall Freeman）。弗里曼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在里士满《新闻导报》当编辑。他对南方邦联史有着浓厚的兴趣，编过罗伯特·李[6]和杰弗逊·戴维斯之间的私人书信。1914年，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约他写一本罗伯特·李小传，责任编辑是爱德华·L.伯林盖姆。近十年过去了，这本书还没有交稿。此时伯林盖姆已经去世，而始终对美国内战感兴趣的珀金斯被派去协助这位作者。1924年，弗里曼写信对他的新任编辑说：
我写李传记最大的麻烦，是我一直在等待查阅邦联纪念馆最后一批未公开档案的机会。看不到这批材料，我出任何关于李的书都是不全面，没有任何意义的。在最后一批李的信札眼看就要到手的时候急于出版，显然是颇为愚蠢的做法。
就在弗里曼即将看到这批档案的时候，他又提出需要延迟较长时间交稿。因为要把所有的材料压缩在斯克里伯纳期望的十万个单词的篇幅里，是很伤脑筋的事情。伯林盖姆在等待书稿的九年时间里，与弗里曼打交道始终很耐心。作者在给珀金斯的信中说：“希望你也有耐心。”珀金斯有的还不仅是耐心。他有个新计划，虽然它将使弗里曼博士的作品再延迟十年才面世，但可能成就它流芳百世。珀金斯建议弗里曼不要考虑交稿时间和篇幅，就写一本罗伯特·E.李的权威性大传。
1924年5月，麦克斯去弗吉尼亚与他面谈这个想法。回去的路上，他琢磨着去看看伊丽莎白·莱蒙；在里士满，他打听如何去米德尔堡。但是，就这么几小时的车程，他却不允许自己接近她。相反，他埋头工作，与弗里曼待在里士满，结伴在这座弗里曼写作中大量涉及的城市漫步。要到十年之后，弗里曼才把他那部里程碑式作品的完整书稿交给麦克斯。
麦克斯回到纽约后，收到伊丽莎白·莱蒙的一封信，他看了只恨自己没有在弗吉尼亚期间见到她。她剪了头发，面貌焕然一新；还说这种“明显变化”也归功于她对占星术的日益沉迷。一想到此时的伊丽莎白也许和他当初所见到的那个伊丽莎白有所不同，他就心烦意乱。他回信说：
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新形象及得上你当初“那么美好”。新的伊丽莎白会不会缺少过去那种女神般娴静的气质？那气质曾经令她与那些热切、烦躁、好胜的女人多么不同。如果她变了，我还是不见到她为好，不然那会破坏她至少还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个“伊丽莎白”的形象。
“你让我更后悔没有冒险从里士满绕到你那里去，”他还解释说，“我怕到那里置身于弗吉尼亚的宴会中，我这块新英格兰的花岗岩石只会碍手碍脚。”几天前，路易丝嘲笑麦克斯是“一块新英格兰的花岗岩石”，因为他看了电影《白衣修女》居然没有为女主角莉丽安·吉什[7]落泪。
那年夏天，麦克斯去了几次长岛的大颈区，名义上是去和林·拉德纳讨论稿子。他们喝下去的高杯酒[8]量多得通常要出问题，但珀金斯说，因为天热，没引起什么副作用。
拉德纳打算去欧洲，顺道看看在那儿的菲茨杰拉德夫妇，但看他那样子多半无法成行。他咳得厉害，几乎什么都吃不下，能吃的时候还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对珀金斯说准备戒烟戒酒，这样就能在出国前，把他和漫画家迪克·多根（Dick Dorgan）合作的漫画多赶些内容出来。
征得林·拉德纳同意后，麦克斯又在各家报刊上搜集林的文章，凑齐一本书的内容。这本文集定于1925年出版，麦克斯对此颇为高兴，但是他希望林能写点更具野心的作品。他说：“林，如果是因为钱的问题你才不肯写长篇小说，你可放心，我们乐意促成。但我估计我们就算双手奉上5000美元也没用。”拉德纳说这跟钱毫无关系。主要是因为他更擅长写篇幅短的东西。
1924年圣诞节前，林已从欧洲归来。他的文集《什么做的》（What of It?）已排好版。开篇是一篇新作，标题叫《另一边》（“The Other Side”），写的是他的同伴与最近在欧洲“跳过旧池塘”的冒险。其中他写道：“菲茨杰拉德先生是小说家，菲茨杰拉德太太则是小说人物。”
林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从未像现在这么高兴——此前他的态度颇为玩世不恭——他相信自己文学地位的上升是因为他与珀金斯的关系。《短篇小说写作指南》销量已经突破一万六千册大关；而且不出麦克斯所料，斯克里伯纳为他的旧作重新包装推出的新版，又带动了市场上拉德纳其他图书的销售。对他的新书好评如潮，H.L.门肯也写了一篇正面的评论。
拉德纳的儿子在他的家庭回忆录《拉德纳一家》（The Lardners）中写道：“《短篇小说写作指南》意外的成功，令评论家们惊呼他是这一体裁的大师，也是珀金斯坚持不懈地施压，把他拉到最终奠定他文坛地位的创作上。”1924年12月，林写信对珀金斯说：“我觉得现在可以跟每天要赶的那些漫画断绝关系了。这样我应该可以腾出不少时间。我打算每年至少写十个短篇小说。”三个月后，珀金斯读到了林的短篇小说《理发》（“Haircut”），透过一位小镇理发师之口，讲述一个喜欢搞恶作剧的人被镇上一个笨蛋杀死的故事。故事的基调比他之前的大多数作品更灰暗。麦克斯回信告诉林：“我无法忘记它。事实上，时间越长，它留给我的印象就越深。当代没有人能比你写得更好，这毫无疑问。”拉德纳的回复只有用打字机打出的一个工工整整的单词：谢谢。
看到拉德纳又出了一本文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信给麦克斯，表示他担心如果林还是只写短篇小说，创作可能会陷入停滞。他说：“上帝啊，我真希望他能写一部个人的长篇小说，长短不论。你无法说服他吗？”菲茨杰拉德的建议来得正是时候。当时，麦克斯刚好想到一个适合拉德纳的大型出版计划。他觉得应该有一种“戏讽传记词典的书”，讽刺它们“一本正经地写出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废话”。他想约一批以机智著称的作家如拉德纳、罗伯特·班奇利（Robert Benchley）、唐纳德·奥格登·斯蒂沃特（Donald Ogden Stewart）、乔治·艾德（George Ade）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每人“写若干虚构的传记，模仿各类人物。然后插图、制作、装订都模仿这些传记词典”。珀金斯在四处介绍这个点子的同时，催着林创作长篇作品。不到一星期，他的面前就出现了林·拉德纳“自传”的第一章。
珀金斯恳求：“看在上帝分上，继续写，至少要写到两万五千个单词，越长越好。”拉德纳说不可能拉到那么长，因为“那会让读者和作者都筋疲力尽”。但珀金斯坚持己见。他说完整的“自传”应该出单行本，如果有必要，可以加入一些插图使书厚一点，而且应该快点出，“因为书里许多内容都是跟当下有关的”。接下来几周，他写的片断积累到一万五千个单词了，拉德纳给这本书取名《奇人传》（The Story of a Wonder Man）。
在这本人物传记的戏仿之作中，拉德纳实际的生活仅是最基本的框架。他这样写如下事件：“我初次见到简·奥斯丁是在白宫的一次爱抚会[9]。这个漂亮娇小的英国女人到咱们大洋彼岸来是应米高梅公司之邀。他们有个高层对《傲慢与偏见》很着迷，认为可以把它改编成七大本喜剧。”珀金斯从中选了他认为适合收入文集的篇什，给每一章起了个标题。他告诉林：“我可不敢幻想自己称为幽默家。”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起了章节名，还为他不断想新点子，譬如：“你为何不写写一个曾经相信广告的男孩……熟读了那些知识渊博者肚子里的东西，拿这些货色去追女孩子呢？”“哪天你该去体验一把当‘桌椅清洁’专员的滋味。”“你讨论过干草热吗？……可怜的病人只能假装他也觉得很好笑。如果你考虑这个话题，那我愿意为了科学的进步而献出自己接受仔细研究。”珀金斯从未间断催促林写长篇小说，或至少写一个篇幅长的短篇小说，带出一本书，但是，其他写作计划总是分散拉德纳的注意力，譬如与乔治·M.科恩（George M.Cohen）合作一部音乐剧。
那年夏天，珀金斯一家在康涅狄格州新迦南郊外租了一幢别墅。麦克斯写信对菲茨杰拉德说：“你会讨厌它的，可我喜欢它。”到了一定时候，麦克斯和路易丝开始打算在新迦南定居。之前，麦克斯这辈子都住在普林菲尔德，他相信男人一旦在某地扎根，就不该把根拔起。可他又觉得普林菲尔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该死的、无趣的、潮湿的、阴沉的、落伍的地方”。至于康涅狄格，他在给小说家托马斯·博伊德的信中说：“那里人都好相处，至少对一个新英格兰裔人是如此。要是我们能处理掉普林菲尔德的房子，立马就能在这里买一栋，往常我和路易丝意见不一的时候，结果都是听她的，如果这回也是这样，那最终我们总是要买一栋的。可我又希望不是这样。我知道这是有风险的买卖。”
路易丝列举了一堆买新房子的理由，首先是她讨厌普林菲尔德的房子，因为那房子总让她想到母亲缠绵病榻多时而去世。而且房子维持下去代价也不小。珀金斯写道，搬家的理由还有一条，“新迦南的魅力。那是一条铁路尽头的英格兰村庄，三面几乎都是荒野，东部人眼中的荒野。这是一个培养孩子的理想之地，尤其是对女孩”。
路易丝已经在仔细打量她看中的新家了，夏天还没结束，他们就买下了。麦克斯对这栋房子的外观印象很好。它有四根有凹槽的木质柱子。他写信对伊丽莎白·莱蒙说：“可以让四个女儿每人靠着一根柱子，等小伙子开着车子来接。”
1925年1月16日，路易丝又生产了，麦克斯称这是她“为了当上一个男孩的母亲而做出的又一次勇敢尝试”。他写信告诉伊丽莎白·莱蒙：“结果失败了。他们告诉我，女孩的力气很大，身体很结实。如果是个男孩，他肯定会很棒——或许会是哈佛橄榄球队的四分卫，进军德国的军队将领。可现在，力气大有什么用？”一天在火车站，一位新迦南人问麦克斯打算给五女儿取什么名字。他说：“叫‘亵渎’。”冷静的时候，他和路易丝给孩子取名南希·高特·珀金斯。五女儿降生的那天，珀金斯又给母亲发了只有一个词的电报：“又一个。”
珀金斯一家在新迦南的社交生活比在普林菲尔德的时候更丰富。附近住着好几位小有名气的文坛人物，麦克斯一下就喜欢上了科伦夫妇。他们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好友，本身也是作家、评论家。玛丽·科伦（Mary Colum）——朋友们都叫她“茉莉”（Molly）——高挑身材，一头红发。她不漂亮，但麦克斯发现她“很神奇，像猫一样敏捷”。而她丈夫帕德莱克·科伦（Padraic Colum），麦克斯在给伊丽莎白的信里描述，“给人爱尔兰人那种亲切、令人愉快的印象，是个非常有魅力、有趣、和气的人，虽然挺年轻，却具有一种六十多岁的人那种宽容的气度和渊博的风度”。威廉·罗斯·贝内（William Rose Benét）和他妻子、诗人埃丽诺·怀利（Elinor Wylie）也住在附近。麦克斯特别想对怀利有更多的了解。他发现她也不漂亮。他告诉伊丽莎白：“她的五官小小的，相貌平平，脸有点方，身材很瘦，我觉得挺难看的。不过我这么说的时候，路易丝嗤之以鼻。”但她的个性令人倾倒：“是那种勇敢、敏感的人，很自信……她昂着头，或者更准确地说，昂着下巴，虽非得意洋洋，也非咄咄逼人，但分明是在说——我代表我自己。”
“我们度过了许多美妙的文学之夜，虽然这里还称不上是文学之村。”玛丽·科伦在回忆录《生活与梦想》（Life and the Dream）中写道。珀金斯夫妇、贝内夫妇和科伦夫妇常常聚餐，有时会邀请住在西港（Westport）的范·怀克·布鲁克斯夫妇和房龙（Hendrik Willem Van Loon）参加。畅销书《人类的故事》的作者房龙是一个“高大的荷兰人，脾气不好，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看得惯的”。
不久，珀金斯认定埃丽诺·怀利是新迦南真正的活跃分子。麦克斯喜欢说：“友谊真正的基础是一两种共同的偏见。”和埃丽诺每谈一次话，他对她的好感就多一分，因为他们有许多共同不喜欢的事物，譬如当时流行的那种花哨、油滑的文风。他们都觉得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那年风靡全国的畅销书《绿帽子》（The Green Hat）没什么价值。他也知道她的弱点；她沉思的时候，他觉得她像一个流浪儿。他喜欢她，也为她惋惜。珀金斯在给伊丽莎白·莱蒙的信中感叹：“她身上有某种悲剧性的气质，仿佛她渴望对立面，注定要给爱她的人带来悲伤。一个难爱的人。”
好像新房的契约里也包含乡村俱乐部会员资格似的，珀金斯夫妇马上加入了新迦南乡村俱乐部。麦克斯成了“纽约、纽黑文与哈特福德”俱乐部酒吧里的常客。茉莉·科伦常常批评他变得“太循规蹈矩、绅士派头十足”，但他说“在这样一个参加任何可以参加的活动都被视为爱国表现的小镇”，就应该这样。不过他承认，康涅狄格州的新生活比他过去喜欢的生活还要快乐。为了有更多时间和青春期的女儿们在一起，他开始回绝别人的宴会邀请。“我一天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最多两个小时，我可不想连这点时间都放弃。”他说。那倒没有影响路易丝兴高采烈地单独赴会。于是独自和孩子们在一起的那些晚上，麦克斯给她们朗读文学作品，读得最多的是《战争与和平》里的片断。读到关键战役处，他就拿火柴杆向聚精会神的女孩们演示俄、法军队如何排兵布阵。他认为，所有女儿都应该熟知这部小说。他曾对佩吉写道：“因为在那个故事里，有一个有史以来除了哈姆雷特之外，被刻画得最好的人物，那就是安德烈公爵。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嫁人就要嫁安德烈公爵这样的人——即使他有点高傲和急躁。”
那一年，麦克斯与伊丽莎白·莱蒙保持着通信。他在每一个俱乐部（此时他参加的俱乐部还有哈佛俱乐部、世纪协会、纽约咖啡屋）给她寄出新写的信，谈他的家庭、工作和镇上的生活。1925年春天，他还寄给她好几本书。其中有拉德纳的最新文集《什么做的》，还有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麦克斯告诉她，《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作者迄今写得最好的作品，“别人写不出他这种融讽刺与浪漫爱情于一体的作品。这一结论来自如下事实：即使他带着批判的眼光，他所看到的一切依然带有他青春幻想的魔力。这给故事一种忧郁的色彩”。
珀金斯读完菲茨杰拉德修改过的校样，写信给他说：“我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奇迹，现在的盖茨比是最吸引人、最生动、最真实的，但又是独创的。”好几个月前编辑批评的问题都解决了。他写信对司各特说：“盖茨比会为他的创造者贡献很多。”
随着出版日期临近，菲茨杰拉德却没有珀金斯这么自信。他最不放心的是书名。3月初，他发电报给麦克斯，问此时把书名改成《戴金帽的盖茨比》（Gold-Hatted Gatsby）是否还来得及。麦克斯回电报说改书名不仅会令书延期出版，对销售不利，也令人费解。作者勉强同意用《了不起的盖茨比》，但心底里仍然相信这个书名始终都是书的一个缺憾。
珀金斯继续为4月10日《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出版做最后的准备；但3月19日，菲茨杰拉德又忍不住从卡普里岛[10]发来加急电报：“喜欢红白蓝三色下这个书名，延期出版会怎样？”珀金斯回电说，那得推迟几个星期。而且，“用暗示性不那么强的书名，讽刺有力得多。人人喜欢现在的标题，主张保留”。三天后，菲茨杰拉德同意了。他电报：“你对。”不过他的不安与日俱增。
到书出版的时候，菲茨杰拉德满脑子“害怕和不祥预感”，以至于在给珀金斯的信中贬低《了不起的盖茨比》，说它必然给大众、评论界和他本人带来失望。“设想，女性不喜欢这本书，因为里面没有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评论家不喜欢，因为故事是讲富人的，”菲茨杰拉德写道，最糟的是，“假如它还不清我欠你的债怎么办——那至少得卖出两万册才行！说实话，我信心全无……自己都对这本书感到厌烦。”
要过整整一星期，珀金斯才能报告一下销售走势。令他非常难过的是，菲茨杰拉德的担心正在变成事实。他电报说：“销售不明朗，评论极佳。”这两方面的情况其实都没有这么乐观。当天下午，他又给菲茨杰拉德写信详谈，解释“图书零售界”一直对这本书抱怀疑态度。一个原因似乎是这本书的页码太少，只有218页。珀金斯本以为这种陈旧观念早已被市场所抛弃——
试图向他们解释你所选择的写法，以及它必将为越来越多人所借鉴采用。用这种写法，许多内容不明说，但整本书仍然很饱满，换一种写法能使篇幅长得多，但效果一样。这样的解释对他们当然是徒劳。
事实上，好几家大发行商一收到薄薄的样书就大幅下调了订数。
珀金斯知道这是司各特必须忍受的阶段，他答应一有重大进展就发电报告知，尤其是报刊上发表的更多正面书评。他告诉司各特：“我本人极喜欢这本书，特别看重它，它被认可、取得成功对于我来说比眼下任何事情都重要。我指的不仅是文学方面，而是任何兴趣之内的事情。但从许多感受到其妙处的人所发表的评论来看，我觉得没看明白的人之多可能超乎你的估计。”他请司各特放心：“我会像作者一样，以最迫切焦虑的心态关注[它的进展]。”
一星期前，菲茨杰拉德还希望他的书销量能超过七万五千册。现在，他只要一小部分——只要够还清他从斯克里伯纳出版社预支的6000美元就行了。菲茨杰拉德说，如果最终的销量仍然像现在这样低迷，他就再写一本书，以决定是否要继续当一名严肃作家。“如果它能维持我的生活，使我不必时不时地抽身去写无聊的东西糊口，那我将继续当一名小说家，”他对麦克斯说，“如果不能，那我就放弃，回家，去好莱坞学搞电影。我不能让生活水准下降，也受不了目前在收入上没有安全感。总之，假如无法写出你最好的作品，那么当艺术家就毫无意义。当初在1920年，我曾有机会较为切合实际地起步，我没有抓住，所以现在只能受惩罚。也许到四十岁我可以不用老是这么忧心忡忡、断断续续的，重新开始写作。”
书出版两周后，珀金斯仍然没有可以乐观的底气。他先电函菲茨杰拉德：“喜人进展，上佳评论仍需等待。”再写信说：“虽然大多数书评人读这本书似乎颇为费劲，好像没全读懂，他们仍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更可贵的是，他们都因为感受到了它的活力而流露出某种兴奋。”那些完全读懂这本书的人还在保持沉默，因为迄今尚无这样的评论。珀金斯依然相信“当评论者和闲人的喧嚣鼓噪散去，《了不起的盖茨比》将被证明是一部非凡作品”。
菲茨杰拉德为了补偿他欠斯克里伯纳的债，交了一部短篇小说集供他们秋季出版，他曾草草取名《亲爱的金钱》（Dear Money），现在改成比较有内涵的《所有忧伤的年轻人》（All the Sad Young Men）。麦克斯认为这书名极好，也很高兴菲茨杰拉德没再提要去好莱坞。他很清楚，司各特讨厌欠债，但他也不希望司各特老是想着还债的事，所以不能让他觉得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急着收回这笔钱。他告诉菲茨杰拉德：“如果我们抛开情义，只看实际，那我们也可以将它视为一笔优质的投资。”
珀金斯本人也因为《了不起的盖茨比》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发行、市场部都因为珀金斯过去的佳绩而对这本书寄予厚望，而当他们发现这本书要赔本，就纷纷发泄怒火。他认识的好几位评论家都在书评中攻击该书，并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出版这样一本无聊的推理小说真是蠢事。露丝·赫尔（Ruth Hale）在《布鲁克林鹰报》上撰文说，她发现“《了不起的盖茨比》通篇没有一丝魅力、生活气息、讽刺、爱情、神秘等打动人的色彩”。在几星期后的一个聚会上，她对珀金斯说：“你那‘可怕的孩子’[11]写的新作可真可怕啊。”
“这么多人都为此[《了不起的盖茨比》]而批评我，我很伤心，”麦克斯写信对伊丽莎白·莱蒙说，“但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明白菲茨杰拉德是个讽刺家。实际上他故意美化了罪恶——如果不这样这本书就毫无价值——使他们看不到他是在鞭挞恶人。”珀金斯意识到，菲茨杰拉德已经超前于他的读者。“他精湛的技巧已经使他这个‘大众小说家’高于芸芸众生。”麦克斯相信他们从未细读《人间天堂》。他对伊丽莎白说：“那是一只装满珠宝的袋子，有些是廉价的假货，有些是美丽的水晶，纯度高的无价之宝也混杂其中。”而《了不起的盖茨比》更像一颗做工精美的钻石，切面之灿烂，为美国人前所未见。
1925年4月25日，麦克斯写信对司各特说：“也许它不是完美无缺的！把一匹昏昏欲睡的天才矮腿马驯得完美是一码事，驾驭一匹桀骜不驯的壮年纯种马是完全另一码事。”
到了晚春，《了不起的盖茨比》畅销的希望完全破灭之后，好评出现了，薇拉·凯瑟（Willa Cather）、伊迪丝·沃顿、T.S.艾略特都给菲茨杰拉德写信盛赞这本书。
菲茨杰拉德本人也意识到，自爵士年代开始以来，他有了多大的进步，他也从不忘记向帮助过他的人表达感激之情。“麦克斯，”1925年7月，他写信给编辑说，“当别人赞扬这本书的‘结构’时，我乐了——因为结构是你确定的，而不是我。别以为我会忘记所有那些有助于此书的合理建议。”
与珀金斯告诉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销量不振的坏消息相伴而来的，是一条四处流传的谣言，说他对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家族出版社不满，打算转到博尼与利弗莱特出版社出书。麦克斯一番迟疑，还是手书一封，从新迦南寄往巴黎，询问详情。
“利弗莱特一派胡言。”司各特电函道。菲茨杰拉德的确收到过博尼与利弗莱特出版社一位编辑的信，问他如果对斯克里伯纳不满意，是否会考虑下一本书交给博尼与利弗莱特。菲茨杰拉德马上回复说，麦克斯·珀金斯是他的好友，他与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相处一直都很融洽、愉快，从未考虑要换出版社。显然，这一谣言是以讹传讹的产物。但菲茨杰拉德觉得珀金斯本应该对他有足够的信任，根本不必来核实，他感到沮丧。
麦克斯[司各特写道]，我对你说过许多遍，你是我的出版人，只要在这个变幻多端的世界上还能随便使用“永远”这个词，你就永远是我的出版人。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马上和你签我后面三本书的合同。离开你的想法从未在我脑海中闪现过片刻。
菲茨杰拉德列举了四条于公于私，他都不能换出版社的理由。其一是他强烈感受到由一家出版社一本一本地出书的重要性——哪怕只要装帧风格统一也好。另一个原因是“一个颇为前卫的作家在一家特别保守的出版社能享受到的独特优势”。第三，菲茨杰拉德觉得他还欠出版社数千美元，这“既是事实也事关他的名誉”，债没还就跟另一家出版社签约，是很不地道的事。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自他们第一次交往以来，菲茨杰拉德内心与日俱增的忠诚。他写信对麦克斯说：“作为年轻人，我虽然不总是赞同你们的某些出版观念（那在二十年前、四十年前，没有电影、识字率不高的年代还适用），但你和斯克里伯纳的为人，以及我在那里一直能感受到的严谨、客气、慷慨和虚心，还有你们对我和我的作品特殊的礼遇——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都远远足以弥补我们的差异。”
麦克斯·珀金斯让他的所有作者都感觉他像作者本人一样重视他们的作品。即使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复兴的顶梁柱作家——也需要这样一种感觉。麦克斯从未要求菲茨杰拉德（或其他任何作者）签订永久合同，因为“理由很简单，有时候你换出版社也许是对的，虽然这对我来说是悲剧，我个人也不至于心胸狭窄到当你的拦路人”。事实上，珀金斯出的好几十本书都是他跟作者的口头约定，从未食言。
珀金斯依然寄望于成长中的新作家，也鼓动他出版过的作者能够勇于尝试新写法。1944年，马尔科姆·考利评论这一宗旨在珀金斯的出版社产生的效果时说：“当他去上班的时候，斯克里伯纳便是一家非凡的出版社，活像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客厅。”由于珀金斯和他带来的巨大变化，这家出版社“猛然从纯真年代跃入了迷惘的一代”[12]。
注释
[1]海明威的姓是Hemingway，菲茨杰拉德拼成了Hemmingway。
[2]本书中《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译文均引自巫宁坤译本，人物、地点译名亦与此译本统一。
[3]沃利斯·沃菲尔德（Wallis Warfield，1896—1986），美国社交名媛，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后来的温莎公爵）为了与她结婚而退位。
[4]杰布·斯图尔特（J.E.B.Stuart，1833—1864），南北战争中著名的南方军骑兵将领，出生于弗吉尼亚。
[5]弗农山庄（Mount Vernon），乔治·华盛顿的故居，也在弗吉尼亚，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6]罗伯特·E.李（Robert E.Lee，1807—1870），美国军事家，出生于弗吉尼亚，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任南方邦联总司令，1865年向格兰特将军投降，结束了内战。
[7]莉丽安·吉什（Lilian Gish，1893—1993），美国演员、导演、编剧，电影演艺生涯跨越七十五年，被誉为美国电影的第一夫人。《白衣修女》（The White Sister）是她1923年主演的一部电影。
[8]高杯酒，一种在烈性酒中加入水或汽水的饮料，饮用时盛于高玻璃杯中。
[9]爱抚会（petting party）上青年男女可接吻、拥抱等。
[10]卡普里岛，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南部边界，自古罗马时代以来就是度假胜地。
[11]“可怕的孩子”（L’enfant terrible）是个进入英语词汇的法语词，指说话令大人（尤其是家长）尴尬的孩子，也可以指以非主流的、创造性的、前卫的方式取得非凡成功的人。
[12]《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是美国女作家伊迪丝·沃顿（1862—1937）的代表作，讲述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纽约上流社会的生活。沃顿是二十世纪初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重要作家。而一战后美国崛起的新一代作家被称为“迷惘的一代”，其中以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为代表，而他们都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新的支柱作家。故有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