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2月，一个包裹送达纽约市海关，里面装着一本在法国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1]。作者就是几个月前菲茨杰拉德说到的“那个海明威”。直到2月下旬，珀金斯才看了这本集子。其中好几篇讲述了一个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密歇根年轻人尼克·亚当斯的生活。麦克斯告诉司各特，这本书“通过一系列简短的情节，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写得简洁、有力、生动。海明威把他眼中的当代景象，出色、紧凑、完整地表现了出来”。
海明威的写作具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为珀金斯前所未见：读过那些不连贯的短句很久以后，那些锤炼过的文字依然难忘。麦克斯写信对海明威说：“场景和事件描写中的力度，还有它们相互间的有效联系，都让我印象深刻。”他进而说：
从实际收入考虑，我怀疑我们能出版此书；它这么薄，按照惯例定价销售，书店没什么利润空间。这很遗憾，因为你的写法显然就是让你在很短的篇幅里表达自己想说的内容。
珀金斯想到，海明威可能在写不会遭到如此反对的其他东西，于是他保证道：“无论你眼下在写什么，我们都会以最大的兴趣考虑。”
五天后，珀金斯又给海明威写了一封信。他从约翰·皮尔·毕肖普（John Peale Bishop）那里听说，海明威在写另一本书。毕肖普是菲茨杰拉德在普林斯顿大学结识的好友，与埃德蒙·威尔逊合作写过一本韵文集《殡仪员的花环》（The Undertaker's Garland）。“希望这是真事，也希望我们可以拜读，”珀金斯写信给海明威，“如果你给我们这个机会的话，我们肯定会兴致勃勃地马上就读。”
七个星期过去了，海明威仍杳无音讯。这是麦克斯头一回遭遇海明威跑到世界不知哪个角落无影无踪的习惯。这次他是在奥地利的施伦斯（Schruns）滑雪。海明威回到巴黎就看到了珀金斯的信，很为他的诚意振奋。然而，就在几天前，他已经答应了另一个在阿尔卑斯山与他联系上的出版人。他告诉麦克斯，他得在看了博尼与利弗莱特出版社提交《在我们的时代里》（此时，海明威知道书名首字母要大写了）的合同之后，才能知道怎么跟麦克斯正儿八经地谈。为了向珀金斯表示感激之情，他表示有兴趣在斯克里伯纳出书，还提出了几个写作计划。他说他觉得长篇小说“是种非常做作、被写滥的形式”，哪天他要写一本深入研究西班牙斗牛的书。海明威对自己想出这种不合常规的点子得意洋洋，也试图暗示他这样的作者对出版人来说前景并不好。
“真是霉透了——我是说我。”珀金斯回信说，为自己没能早点找到海明威而懊丧。他请海明威记住，至少斯克里伯纳是最早打算在美国给他出书的出版社之一。他写信对菲茨杰拉德说：“关于海明威，情况很不妙。”
1925年春天，菲茨杰拉德夫妇在巴黎一幢无电梯公寓楼的五楼租了一个套间。5月，他和欧内斯特·海明威初次见面。海明威觉得菲茨杰拉德“长相俊美得过分”。那个月，菲茨杰拉德酒喝得很凶，在丁戈酒吧（Dingo Bar）和海明威见面的时候醉得直打瞌睡。欧内斯特发现菲茨杰拉德每举杯喝一次酒，脸色就为之一变。四小杯威士忌下肚，肤色就跟骷髅头似的。菲茨杰拉德发觉海明威是个“极有魅力的家伙”，很喜欢看珀金斯的来信。“如果利弗莱特无法取悦于他，他就会投奔你。此人前途无量，才二十七岁。”
到那年夏天，司各特和欧内斯特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是在格特鲁德·斯泰因家里。斯泰因家位于弗勒里斯路27号，大客厅的四壁挂满了年轻的毕加索、塞尚、马蒂斯和其他尚未成名前她就赞助的现代派画家的作品。珀金斯从未见过斯泰因小姐，但很敬佩她写的小说《美国人的形成》（The Making of Americans）。不过，他写信对菲茨杰拉德说过，他比较怀疑许多读者对她重复的、印象主义的写法会有耐心，虽然“这种写法令人印象深刻”。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觉得她的气场至少就跟她的写作一样居高临下。他们喜欢与其他客居巴黎、顺便来访的美国文人一起混，其中有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给海明威出过一本小书《三个故事和十首诗》（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的罗伯特·麦卡蒙（Robert McAlmon）。
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开始结伴远行，司各特幼稚的不切实际总是为这些远行增添说不出的麻烦。有次旅行，海明威开着司各特的车从里昂穿过“金丘”[2]，他兴致勃勃地给麦克斯·珀金斯写信说此行趣事。一开始，菲茨杰拉德就误了从巴黎来的火车，两人一路喝了许多酒，在马孔内地区几番徒劳无果地追猎，以海明威的结论告终：“永远……别和你不爱的人出游。”麦克斯回信说：“我出游只去过波士顿、费城和华盛顿，同伴就是那些吸烟车厢里的人。”
欧内斯特最初极为喜欢和敬重菲茨杰拉德；他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绝对是一流之作”。但从一开始他就对司各特的幼稚感到不耐烦，虽然他比菲茨杰拉德小三岁，对他的态度却像是父亲。到1960年海明威在早年巴黎写作生涯回忆录《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中写到他们第一年的友谊，他的语气已经从父亲式变成恩人式的了。他记得读完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就明白不论司各特干什么，也不论他的行为表现如何，我应该知道那就像是生的一场病，我必须尽量对他有所帮助，尽量做个好朋友。他有许多很亲密、很亲密的朋友，比任何我认识的人都多。但是不管我是否能对他有所裨益，我愿意加入其中，作为他的又一个朋友。既然他能写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卓越的书，我坚信他能写出一部甚至更优秀的书来”。[3]
1925年夏天，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各奔东西。欧内斯特和妻子哈德莉去西班牙潘普洛纳参加奔牛节，司各特和泽尔达去了法国南部。珀金斯一再满足菲茨杰拉德要钱的请求，并代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向他保证，“如果这能使你马上动笔写新的长篇小说，我们当然万分乐意给你汇钱”。麦克斯要司各特谈谈手头在写什么，尽管他知道“让作家这么做有时的确有损锋芒”。
夏季将尽，菲茨杰拉德才开始写新的小说。在这部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成形定稿之前，他将要写五次开头，修改十七遍。写作过程中，菲茨杰拉德又发展出许多枝节。珀金斯关注着司各特的进展，有时，他觉得司各特写的内容完全可以拆成三部各自独立的长篇小说。
8月，司各特从法国昂蒂布（Antibes）向珀金斯第一次报告书的情况，他写道：“《我辈》[4]的内容与好几件事有关。其中之一是受李奥波德和勒伯案[5]启发的智力谋杀。碰巧，这时泽尔达和我今年五六月在巴黎，她歇斯底里发作（务必保密）。”另一件事是李奥波德和勒伯案几个月后发生的一起凶杀案，旧金山一个名叫多萝西·埃林森的十六岁少女因为其放荡的生活而与母亲争吵，将母亲杀死。
像往常一样，菲茨杰拉德打算把他十分钦羡的那些耀眼夺目的上流社会人士都写进小说里。回顾在欧洲的几年游历，菲茨杰拉德发现有一个突出人物堪称完美。他后来评道：“当我与其他人关系处得很好的时候，他支配了我：怎么做，说什么，怎样让人哪怕获得片刻的快乐。”此人名叫杰拉德·墨菲（Gerald Murphy），他瘦削文雅，有一张保养得恰到好处的脸。在墨菲和他漂亮的妻子萨拉位于昂蒂布的“美洲别墅”，他们款待客人的礼节令司各特和泽尔达着迷。菲茨杰拉德夫妇与墨菲夫妇共度了“许多次盛会”。
在小说的第一稿中，菲茨杰拉德描述了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弗朗西斯·梅拉齐与他控制欲很强的母亲在欧洲游历。他们在蓝色海岸[6]受到美国侨民精神领袖塞斯·罗巴克夫妇（原型即为墨菲夫妇）的款待，结果梅拉齐爱上了塞斯的妻子迪娜。菲茨杰拉德起初没有想好怎么安排弗朗西斯·梅拉齐杀害母亲的情节，但三角恋关系他是很清楚的。“我的情节在一定程度上与德莱塞的《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不无相像，”好几个月后，菲茨杰拉德从巴黎写信给珀金斯说，“我最初对此挺担心，现在不了，因为我们的想法有了很大改变。”当时，他给小说取的名字是《世界博览会》（The World's Fair）。
这一年接下来的时间里，珀金斯除了偶尔收到司各特要钱的请求，没有收到他关于其他事情的信件。菲茨杰拉德为自己欠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债越来越多而烦恼，他问：“我还得清债吗？”他惦记着自《人间天堂》之后他的书销量每况愈下的形势，担心他的书再也无法畅销，最新的短篇小说集《所有忧伤的年轻人》销量将不超过五千册。珀金斯认为这部短篇集中的九个故事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它们兼具商业性和艺术性。他特别提到《阔少》（“The Rich Boy”）和《冬日之梦》（“Winter Dreams”）这两篇“比以前短篇集收入的小说……更有广度。事实上，你能够为大众把它们写得这么有趣，又意味深长，这是很了不起的”。接着，他安慰司各特说：“信赖你的那些人现在又可以得意地说，‘我早就对你说过。’”
到了年底，司各特又一次陷入了“可怕的抑郁”。珀金斯试图让他振作起来，但几乎无能为力，因为菲茨杰拉德的消沉并不是由创作上的失败感所引起的。他写信告诉珀金斯：“这本[新]书很精彩，我当真认为，只要它出版，我便是美国最好的作家了（这并非言过其实），可写完它似乎还遥遥无期。”令他恐慌的是他看到自己日渐衰老：
真想回到二十二岁，生活中只有我那些充满戏剧般的、如痴如狂乐在其中的烦恼。你记得我曾说活到三十岁就够了——唉，我现在二十九岁，可还是抱着那般希望。除了微醺，工作就是唯一能让我快乐的事。为了沉溺于这两样乐事，我身心都沉醉不醒，付出了巨大代价。
珀金斯认为，菲茨杰拉德的忧郁和客居海外都与他竭力留住青春的心理有着奇特的关系。他看着司各特通过频繁的旅行想抓住青春，但又知道他必然会眼看着自己酗酒无法挽留青春而灰心丧气。身为编辑，珀金斯提出的唯一建议是菲茨杰拉德夫妇应该在某个典型的美国人社区安顿一阵子，这样“与其说是为了你作为公民的未来，倒不如说是为了你作为作家的未来，因为那样你会看到生活新的一面”。
几个月后，菲茨杰拉德声称，在其他美国人全都被逐出法国之前，他是不会回美国的。司各特写信对麦克斯说：“啊，这两年半里我在欧洲大有长进啊，好像过了十年，我感觉老了不少，但我可不愿意错过这样的经历，哪怕它还有令我难过、痛苦的一面……我真想见你，麦克斯。”此时，海明威已经取代珀金斯，成为司各特最亲密的朋友，只有他能改善司各特的情绪。“他跟我很好。”菲茨杰拉德又写道。
麦克斯也想与海明威建立某种关系。《斯克里伯纳杂志》刚收到他的第一篇投稿《五万美元》（“Fifty Grand”）。珀金斯发现这个人的写作“像清爽的凉风一样令人精神为之一振”。令珀金斯大失所望的是，杂志并没有马上接受稿子，而是要海明威压缩篇幅。麦克斯写信告诉司各特：“我希望，对他投的第一个短篇，我们还是不提要求为好。[因为海明威]是那种兴趣更在于创作而不在发表的作家，对于在篇幅上非得符合某种人为规范的要求，他可能会反感。”海明威的确没有删稿子，声望同样卓著的《大西洋月刊》马上就刊发了这篇小说。麦克斯担心这会导致作家不跟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签任何合同。菲茨杰拉德对珀金斯的处境深感同情。1925年圣诞节后，他写信对麦克斯说：“我希望利弗莱特对欧内斯特丧失信心。”
奇迹发生了。几天以后，贺拉斯·利弗莱特果然失去了信心。他给海明威发电报说：“《春潮》（The Torrents of Spring）退稿，耐心等待《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写完。”这一新闻刚传到菲茨杰拉德耳朵里，他就写信告诉珀金斯：“如果他自由了，我差不多可以肯定让你先拿到那篇讽刺小说，然后如果你扫清障碍，就可以把那个小说整个儿签下来。”
《春潮》是一个两万八千个单词长的小说，讽刺的是舍伍德·安德森和他那种感伤风格的模仿者。菲茨杰拉德喜欢它，但说这本书不会畅销，利弗莱特出版社的编辑退稿也是因为他们出版的安德森新作《暗笑》（Dark Laughter）十分畅销，已经第十次印刷，而《春潮》是“对他近乎恶毒的嘲弄”。司各特认为，现在看来，只有在珀金斯先出《春潮》的情况下，海明威才会把其他书给他。他说，海明威收到利弗莱特的电报后，想过直接找斯克里伯纳，但又因为这家出版社出了名的顽固保守而举棋不定。
书业中消息传得飞快。几天之内，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的威廉·阿斯平沃尔·布拉德利（William Aspinwall Bradley）、出版人阿尔弗雷德·哈考特（Alfred Harcourt）的代表路易·布隆菲尔德（Louis Bromfield）都对海明威的书稿表示了兴趣。菲茨杰拉德催麦克斯快行动。不过，海明威无意欺骗珀金斯，早在几个月前，他已经答应了珀金斯。
海明威告诉菲茨杰拉德，把稿子先寄给珀金斯，他觉得是在拒绝一件“有把握的东西”，换来的会是出版的延期和冒险。但基于书信来往和菲茨杰拉德的介绍对珀金斯所形成的印象，海明威愿意冒这个险。他写道：“对斯克里伯纳也有信心，愿意和你在一起。”哈考特出版社一向海明威提出付预付金，菲茨杰拉德就通知珀金斯，假如他能马上写明他们将不加附加条件地出版这部小说和那部“没有前途”的讽刺小说，他就能拿到海明威的小说。珀金斯很想完全照办，但又不得不坚持出版社在图书品位上的方针。他发电报给司各特：“版税15%，若他要求，也可付预付金。讽刺小说亦然，无其他异议即出版；海明威小说极好。”
麦克斯尽了最大努力。他在给司各特的信中解释道：“社里担心的是那篇讽刺小说……可能会受压制。实际上，在这些方面我们无话可说，因为根据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方针，有些类型的书显然是不会出版的，假如像拉伯雷般讽刺到了任何极端的程度，就可能被拒。”
麦克斯担心他在电报中提的条件太苛刻，做好了失去海明威这个作者的心理准备。他向司各特承认哈考特是家令人尊敬的出版社，但认定海明威如果由斯克里伯纳出版会更好，因为“我们对作者绝对真诚，一旦信任作者的写作水准和作者本人，那么即使有长时间的亏损，我们仍会忠诚地支持他们。海明威需要的也许应该是这种出版社”。珀金斯说：“因为我认为他不太可能一下子赢得大批读者。他的书应该由一家相信他的作品水准，并愿意为了培养读者而赔钱的出版社来出版。虽然没有这种支持，他肯定也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认可。”
当了几年收入微薄的自由撰稿人，海明威认为出头的日子到了。他决定去纽约，那样很多事情可以马上拍板，不用为了报价、谈条件磨几个星期。他可以亲自把《春潮》和新的小说交给新的出版社，要是贺拉斯·利弗莱特选择争抢，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采取行动。“你听他[海明威]讲，简直会相信利弗莱特已经砸了他的家，抢了他几百万，”司各特写信对麦克斯说，“但这全出于他对出版一窍不通，他只知道那些神经兮兮的杂志。他太年轻了，又远在异乡，感到无助。你肯定会情不自禁喜欢他的——我认识的好人里，他是一个。”最后，菲茨杰拉德就这个话题着重提醒麦克斯，尽快搞定海明威签下《太阳照常升起》。
海明威于1926年2月9日抵达纽约。他与贺拉斯·利弗莱特友好地分了手，经过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一晚，他去见了麦克斯·珀金斯。麦克斯提出为《春潮》的优先选择权和没看过的《太阳照常升起》支付1500美元预付金。海明威握手成交。
珀金斯特别感激菲茨杰拉德倾力帮助他敲定这个作者。“这家伙非常有趣，喜欢谈斗牛和拳击。”麦克斯写信告诉司各特。
司各特也为斯克里伯纳签下海明威而高兴。他回信说：“他回来后，我跟他在巴黎见了一次。他说你很好。”
海明威回到了奥地利，在3月底之前改完《春潮》的校样，也把《太阳照常升起》的初稿写好了。然后他回到巴黎，打算在初夏时节去“耍耍斗牛”。麦克斯赶紧警告这位新作者：“你可别在飞行或者斗牛中送命啊。”海明威回信说，他可不想让《太阳照常升起》成为一部遗作。
一个月后，欧内斯特把这部小说稿寄给麦克斯，并附有一封他所谓“胡言乱语的长信”。他说，稿子还需改进，不过估计珀金斯一定着急看这闭着眼睛乱买的货色。海明威以为这位编辑一定急于“看货”，对他信里写的其他内容没什么兴趣。但麦克斯关心他信中的所有信息，尤其是此时已经与海明威关系非常亲近的菲茨杰拉德的消息。司各特已经从最初交一个新朋友的热切心态中松弛下来；欧内斯特虽然依旧敬重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但已不再认为他是年轻一代作家理所当然的领军人物。事实上，欧内斯特此时尤以长者自居。他颇为菲茨杰拉德时常操心钱的问题而触动，决心帮助他。过去几年他自己从欧洲的文学杂志获得的微薄稿费收入尚不足以应付家用，还需妻子哈德莉从家族基金中拿钱出来贴补。现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给了他一大笔钱，他手里活络了，便心血来潮打算做一些壮举。他对麦克斯说要把所有版税都送给菲茨杰拉德，还写信给菲茨杰拉德说他刚叫来律师，指定司各特为其遗产继承人。菲茨杰拉德是否觉得此举荒诞不经如同儿戏，那就无案可查了。
一旦海明威与斯克里伯纳签约，麦克斯自然而然就成了欧内斯特与司各特两人之间文字友谊的调解人了。在菲茨杰拉德1940年去世前，麦克斯的办公室一直是交流感情的地方，尤其是当两人想要交流但又要避免起冲突的时候。
麦克斯收到海明威书稿的时候，司各特正在里维埃拉的瑞昂莱潘镇（Juan-les-Pins），享受“一个灿烂的夏天”。欧内斯特还在巴黎，接连下了三个星期的雨，他行动不得，时常苦于失眠。珀金斯的下一封信来得正是时候，像是一帖补药：
在我看来，《太阳照常升起》写得非常出色。别人写不出更有生气的书。所有的场景，特别是他们翻越比利牛斯山脉[7]来到西班牙的那些场景，还有他们在冰冷的河里钓鱼，公牛和犍牛被赶到一块儿，在一个斗牛场里斗，这些场景都描写得栩栩如生，令人身临其境。
珀金斯认为这本书堪称艺术之作，“好得惊人，尤其令人惊叹的是它牵涉到那么多的体验和情感，却极为技巧而又不露痕迹地将它们糅合为一部完整的佳构。我只有向你致以最强烈的敬意”。
纽约出版界开始传言，并非所有珀金斯的同事都像他这样看重这本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的编辑查尔斯·A.麦迪逊（Charles A.Madison）说，珀金斯将会发现，“要说服老斯克里伯纳出版一本包含脏话、下流对话的书”，并非易事。管一条雌狗叫“母狗”是一回事（尽管这个掌管着出版社的老头也曾骇然发现《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也有相同比喻），但拿它来称一个女人是另一回事——在这本书里，女主人公勃莱特·阿施利夫人[8]就是一例。麦克斯挺担心，便带着《太阳照常升起》的书稿回家跟妻子路易丝讨论。他解释说，问题还不仅是某些字词，海明威的写作主题也令人惊骇。路易丝凭直觉明白了情况，她握紧一个拳头，对丈夫说：“麦克斯，你得站出来，力争出版它。”
几天以后，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召开每月一次的编辑部会议，讨论刚收到的书稿。此时的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已经七十二岁，但他的咆哮还是中气十足。出版下流东西对他而言是不可想象的；防止“肮脏的书”玷污他的出版品牌是重中之重的事。他已经被海明威的书惊得目瞪口呆，但还是保持理智，在编辑部会议前先找了他的老朋友、波士顿的罗伯特·格兰特法官（Judge Robert Grant），听取他的意见。七十多岁的格兰特也是位成功的小说家。他也对海明威粗鲁的文字大吃一惊，但非常喜欢小说的大部分内容。“查尔斯，你一定要出这本书，”法官判定道，“但我希望这个年轻人以后会后悔。”
约翰·霍尔·惠洛克还记得，走进编辑部会议时，他心想：即使有格兰特法官的意见，但“查尔斯·斯克里伯纳不会允许他出的书里出现粗俗亵渎的内容，因为那无异于邀请朋友把他的客厅当厕所使”。
围绕《太阳照常升起》的争论骤然升温，麦克斯·珀金斯辩称这个问题已经超出这本书的范围了。他后来写信对当时未在场的小查尔斯·斯克里伯纳说，他已经在会上断言，“这是我们争取年轻作家的关键一步，我们已经在为外界给予的‘极端保守’评价而付出代价，虽然这种说法并不公平，且不无恶意。假如我们退稿的消息传出去——这一定会传出去——那这顶帽子我们就戴定了”。
查尔斯·斯克里伯纳耐心地听着珀金斯坚定的阐述，这一幕一定让他想起1919年麦克斯为菲茨杰拉德辩护的情景。他听着，缓缓摇头。年轻编辑拜伦·德克斯特私底下爱传播社里的小道消息，他后来悄悄告诉马尔科姆·考利：“珀金斯代表了新思想，社里的年轻一拨都很支持他。我记得危机的那一刻……老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当时还大权在握——说一不二。我们都知道珀金斯必须为海明威尽力争取，某天晚上有人压低声音说，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已经拒绝了这本书，珀金斯要辞职了。”
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投票表决后，珀金斯回到办公室，给小查尔斯·斯克里伯纳写信：“我们通过了——不无疑虑。”他坦言，他关于出版社声誉的个人看法“对这一决定起了很大作用……我到最后才想到，尽管大家不无担忧苦恼，但赞成票还是以微弱优势胜出了”。
讽刺小说《春潮》于1926年5月28日出版。麦克斯写信告诉菲茨杰拉德，书“得到了一些好评，但并非所有人都看懂了”。麦克斯本人在书中看到的是尖刻的机智和真正的幽默，这使得它免于“一味挖苦”。不过，麦克斯说，他最大的兴趣还是在于《太阳照常升起》，对它的出版他都快等得不耐烦了：“那里面展现的天赋要高于我从《春潮》中得出的推断。我对《春潮》的评价不太高。”
从风格到主题，《太阳照常升起》不同于珀金斯以往编过的甚至读过的任何一本书，这使得他对提出修改意见极为犹豫。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从法国来信建议他仅要求作者作最低限度的改动，因为海明威已经“被之前那些出版人和杂志编辑对他作品的处理弄得很沮丧”。
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说他在把《太阳照常升起》改完寄给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之后，才让菲茨杰拉德看了书稿。事实上，菲茨杰拉德在那年春天已经读过了，并且写了评论意见寄给作者。他说，一旦读者读到前15页之后，就会觉得这本书写得“真他妈好”。这15页主要是介绍勃莱特·阿施利夫人和罗伯特·科恩。菲茨杰拉德觉得写得太松散。他说，它们呈现出“一种趋势，那就是啰里啰嗦地把某件刚好吸引你的轶事都囊括[9]或者（像通常都会发生的那样）牢牢记住”。
收到信几天后，海明威向珀金斯提议把那15页都砍掉。这让珀金斯很为难。他同意海明威说的，开头部分交代的信息在整部作品中都有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是没有必要的。但他说，这部分材料“在这里写得不错……对于一个不知道你写作风格，甚至对书里很多地方会觉得奇怪的新读者来说，这样的开头很有帮助”。珀金斯让作者自己决定，并强调说：“你的写作只像你自己，我无意评判，也没有评判的信心。”
但在其他地方，麦克斯就不那么犹豫了。他觉得，《太阳照常升起》的问题主要不在于一个个的章节，而在于单个的字词、短语——珀金斯知道，污言秽语和不堪的人物描述可能导致整本书被禁，引来诽谤官司。他还在信里对作者说，至于语言，“大多数人受语言的影响更甚于事物的影响。我得说，对事物十分迟钝的人对某种词也是十分敏感的。我认为有些词最好避免使用，这样我们也可以让人们专注于这本书的内容本身，而不是分心去讨论毫不相干的表面问题”。麦克斯认为书中有十来处不同的段落可能会触犯大多数读者的敏感神经。他说：“如果因为许多低级的、只关心下半身问题的弱智叫嚷而使得这么一本有新意的书遭受冷落，那可真是划不来。”
你也许不会理解这种讨厌的可能性[他接着说]，因为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了，感受不到那种氛围。那些整天呼吸着污浊之气的人抨击某本书，不仅仅看它是不是色情淫秽（这个理由在这本书里是站不住脚的），还看它是不是“正派”，指的就是用词。
“我当然相信你的作品艺术上的正直。”麦克斯说，但他还是督促海明威尽可能减少令人反感的粗口。
海明威回信说，在语言的使用上，他可以想象麦克斯和他的立场一致。每一个字词，无不是经过他推敲是否有其他词可替代再使用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埋头对校样做最后的修订，尽可能删去他认为可以删除的词。到1926年8月底，他已处理完珀金斯指出的不妥之处：将书中写到“有史记载”阳痿的亨利·詹姆斯只称作亨利；对直接提及的在世作家如约瑟夫·赫格海默（Joseph Hergesheimer）、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或删或改；用破折号代替那些下流字眼；描写西班牙斗牛时不再提它们那“令人尴尬的下体”。但在提到勃莱特·阿施利夫人时用的“婊子”一词则仍保留，因为海明威坚持说，他用这个词从来不是“点缀”，而是必需。他说，如果《太阳照常升起》确属亵渎之作，那他和麦克斯也只能认了，就指望他下一本书会写得“神圣”一些吧。他已经在考虑他想写的许多短篇小说了，关于战争，爱情，以及老套的主题“为生活奋斗”。
另一次编辑上的讨论主题是书开头的卷首语。海明威想要一段卷首语，能够设定一个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主题，即他这一代人在一战后的动荡漂泊中对自我身份的抗争追寻。在《流动的盛宴》里，海明威写到了他是怎么突然想到这个卷首语的。他说格特鲁德·斯泰因“当时驾驶的那辆老式福特T型汽车的发火装置出了些毛病，而那个在汽车修理行工作的小伙子在大战的最后一年曾在部队里服过役，在修理斯泰因小姐的福特车时手艺不熟练，或者是没有打破别的车子先来先修的次序而提前给她修车。不管怎样，他没有认真对待，等斯泰因小姐提出了抗议，他被修理行老板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老板对他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后来她对海明威说道：“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们都是这样的人，你们这些在大战中服过役的都是。你们是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觉得这最后一句话用来形容《太阳照常升起》里的人物非常贴切。他在信里对珀金斯说，他要把斯泰因小姐的话和《旧约·传道书》中引出的一段话并列放在一起作为开头的卷首语，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嘘气而已——传道人说——嘘气的嘘气……一代老去，一代又来，大地却依然如故。日头升起，日头落下，再喘吁吁赶回曙色之乡。[10]
这个卷首语引起了珀金斯的很强共鸣。《传道书》是《旧约》里他最喜欢的部分——他曾对女儿佩吉说：“它包含了古代世界的所有智慧。”——他觉得这一卷首语十分妥当，欣然同意。
即使到《太阳照常升起》出版之后的1926年秋，海明威仍在琢磨这段卷首语。他问珀金斯能不能把“嘘气而已——传道人说——嘘气的嘘气……”这句删掉。他觉得删掉可以强调这本书“真正的重点”，也就是“大地却依然如故”。珀金斯也同意了。他回信说，大地与人的关系是《太阳照常升起》中最强烈的主题，“大多数评论者在书评中并没有触及这一点。但我时常怀疑，这种情感本身……是否被读书阶层的那些人……所感受到。我相信比较单纯的人是能感受到的”。
麦克斯的女儿贝莎还记得父母在读到几份报纸周日书评版上的书评后轻松高兴的样子，尤其是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在《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
当今我可找不到比这写得更好的对话了。这些对话活灵活现，富有节奏，充满习语俗话，停顿间歇恰到好处，影射暗讽，是生活中活生生的语言。
麦克斯的同事罗杰·伯林盖姆多年以后写道，《太阳照常升起》“让麦克斯·珀金斯等诸多编辑相信，新一代作家——即使他们也许‘迷惘’——已经找到并掌握了多数前辈作家几乎一无所知的写作方式”。麦克斯写信告诉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销量从八千册攀升至一万二千册乃至更多，“太阳升起来了……并且还在稳步上升”。
翌年春天，博尼与利弗莱特出版社的一位合伙人唐纳德·弗里德（Donald Friede）在巴黎拜访海明威，提出愿意支付大笔预付金，只要他肯回到他们出版社出书。海明威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这件事情免谈，他对斯克里伯纳百分之百满意。他知道他们早在《太阳照常升起》上市之前就积极做广告宣传，而过去许多出版社都不要这本书呢。海明威相信是广告宣传最终推动书卖出两万多册。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珀金斯本人为这本书付出了多少心血。
对这部小说表达愤怒的意见信几乎每周都会把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信箱塞满，然后被转给珀金斯。《太阳照常升起》在波士顿被禁，到处都有气冲冲的读者要求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对迎合公众的低级趣味道歉，至少也得给个说法。珀金斯已经成为回复此类激动质问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尊严何在的读者来信的高手；这时候都还有人来信指责那个“满嘴下流话、庸俗粗鲁、自命不凡”的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呢。珀金斯在给一位海明威的读者回信中说：“出版当然不是只看出版人的个人趣味。他要对他的职业负责，这一责任要求他出版文学界公认文学价值高超的、同时也对这个时代的文明持有批判精神的作品。”他还说：
通常对待这类书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丑恶永远不应该在文学中呈现，虽然它实际上存在，因为它令人不快；其二认为如实呈现它是可贵的，因为它的确可憎可怕，将其公之于世会令人痛恨。如置之不理或加以隐瞒，则会令丑恶披上虚假的魅力外衣，诱人堕落。
这两种观点孰对孰错，尚未见分晓。
珀金斯忙着跟海明威的批评者们“搏斗”的时候，海明威也正焦头烂额，不是写作出现麻烦，而是婚姻出了问题。他正和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的妻子哈德莉闹离婚。海明威后来写道，当时的情形，正如所有坏事的开头一样，“始于幼稚无知”。在《流动的盛宴》中，他描述道：“有个未婚的年轻女人成为另一个已婚的年轻女人的一时的好朋友。她搬来同那丈夫和妻子住在一起，接着神不知鬼不觉地，天真无邪地，毫不留情地企图与那丈夫结婚。”这个朋友是来自阿肯色州的时髦女郎、《时尚》（Vogue）杂志驻巴黎的时装编辑波琳·菲弗（Pauline Pfeiffer）。1926年7月，海明威向妻子透露，他和波琳相爱了。将《太阳照常升起》题献给哈德莉并将该书的所有版税转给她，是他们这段婚姻最后的仪式。哈德莉后来回忆此事之后不久她见到麦克斯·珀金斯的情景：“他被海明威抛弃我、移情别恋（无论她多好）惊得目瞪口呆，这令我对他印象颇佳。”她还说：“我意识到自己成了海明威的附属品，而他觉得需要更多刺激。有时候距离太近的结果是只能分开。”
***
其他人的婚姻得以维持是因为距离。“路易丝和麦克斯是奇怪的一对，”路易丝的姐姐琼说，“相反的人相吸，他们俩从来没在什么事情上合得来。哦，他们相爱，可你瞧，麦克斯整天忙着在纽约工作，下班就盼着快点回家看女儿们。路易丝呢——她从来不想整天守在家里；自从有了这个家，她就想方设法离开。”
二十年代中期，路易丝作为当地戏剧、露天历史剧的编剧和演员，愈加活跃了。麦克斯仍然不赞成她这样——尤其是登台演出，可能他对她涉足戏剧整体上都是反对的。1925年，他认为她应该写短篇小说，写书。作为鼓励，他把她的一个儿童剧本《红桃J》（The Knave of Hearts）拿到斯克里伯纳以大开本出版，还请麦克斯菲尔德·帕利什（Maxfield Parrish）配了许多插图。帕利什是珀金斯夫妇的朋友，住处与他们在温莎的别墅仅隔一条康涅狄格河。帕利什画作的收藏者认为《红桃J》的插图可以归入这位艺术家最佳作品之列。
1926年，路易丝终于向她丈夫让步，不再写剧本，做了两次散文尝试——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客套话》（“Formula”）和《别的乐事》（“Other Joys”）。在没有珀金斯利用他的关系施加影响的情况下，两篇都卖给杂志发表了，一篇给了《哈珀斯》（Harper's），一篇给了《斯克里伯纳杂志》。他觉得她这么轻易发表作品是很了不起的，鼓励她一鼓作气再写一个短篇。女儿们都记得他说，假如坚持写作，“妈妈会成为又一个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1]”。对于路易丝而言，这种前途还不如当演员呢。但她想让丈夫高兴。
路易丝的精力是间歇性迸发的，有时候要隔几年才会写一个短篇小说，但从结果看来，她的写作技巧在不断进步。这些以她婚前的名字发表的小说在情节设置上越来越自如，人物性格也愈发微妙。即使是最初的几篇，对人物也有敏锐的观察，能有深度地表现人物内心的激情。这些短篇没有一个是自传性的，但写的都是生活不安稳的女性——通常是老姑娘、寡妇，家境宽裕（对此她有细致描写），但对孤僻的生活感到窒息。
新工作让路易丝有了奢侈的新理由。麦克斯跟菲茨杰拉德解释说：“每次有杂志接受她的投稿，她就觉得又赚了一笔，于是花钱大手大脚起来——小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发表呢，她花出去的钱就是稿费的四五倍了。”
在新迦南住了一年，路易丝和麦克斯都觉得搬家到此是正确的，因为这里的社交生活比较丰富有趣。他们保持着与科伦夫妇以及其他人的交往。那年的一天晚上，茉莉带着四页书稿登门造访，她正在写一本谈文学评论原则的书《大眼睛，大翅膀》（Wide Eyes and Wings）。麦克斯在信中告诉菲茨杰拉德，这个书名表达了她的信念，即“文学评论应该是感性的，文学不应该以一套一成不变的理性标准来衡量”。麦克斯接着说：“我已经对她的思想够钦佩的了，但她仍令我吃惊：她非常清晰地阐明了四个全新的观点——而我过去（和其他人一样）经常认定女人是不善于抽象思维的——但我现在很高兴带着我那一群女孩儿，成为男女平等主义者。”因为这开头四页书稿，珀金斯提出要出版这本书。
麦克斯最亲密的朋友仍是他最早的朋友范·怀克·布鲁克斯。1926年年初，他们的友谊随着布鲁克斯得抑郁症而遇到考验。他深深陷入一本爱默生传的写作而不能自拔。只有挚友知道，他抑郁的根源并不是这本书，而是上一本文学评论著作，著名的《亨利·詹姆斯的朝圣》（Pilgrimage of Henry James）。约翰·霍尔·惠洛克说：“范·怀克意识到亨利·詹姆斯再也无法自辩，就对自己写了那么多批评詹姆斯的东西深感不安，他觉得那不可原谅。”[12]布鲁克斯自己后来解释说：
我一心想着……我的书彻头彻尾是错误的，我说的、想的全都不对……我晚上常做噩梦，亨利·詹姆斯睁着一双发光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我。我迷迷糊糊地觉得在他的问题上我内心的分裂，我感到自己曾以类似柏拉图那种“伤害他人名誉的、无情的狭隘眼光”看待他，我像一个罪犯，良心受到了谴责。总之，中年的那段时期，我深陷内心的折磨。……我睡不着觉，有一年的时间几乎坐不下来，生活在一种地狱般灰暗的精神状态中……所有的感情和兴趣都停止了。
每个星期天，珀金斯都陪范·怀克走很长一段路，有时雨天、雾天也照走不误。布鲁克斯抑郁症病情加重，这对珀金斯也是一种难过的煎熬。他相信要治愈范·怀克，就要让他写完关于爱默生的那本书，可布鲁克斯宣称那是无可救药的失败。麦克斯读了他已写的部分书稿，提出一个全新的方案，安排了原作所欠缺的结构，但布鲁克斯拒绝接受。相反，他认定自己必须找新工作——最好是一份兼职，他就有时间写作了。珀金斯相信这种安排“会把人耗尽的”。他说：“在你这个年纪，声望这么高，再找工作多丢人啊。你只要写写十位不那么有名的作家，就拿他们的名字做标题，我可以以每篇500元的价格卖出去，最后出书，销量肯定超过你过去的纪录。”范·怀克说他不会写命题作文。麦克斯认为他应该学着写。
两人没再说下去。麦克斯仍然每个星期天陪日益陷入中年危机、远离人际交往的范·怀克一圈一圈地散步。布鲁克斯后来承认，他的世界变成了“一幢拉下窗帘的屋子，一个人独坐其中，当生活的女神带着愉悦的召唤前来敲门时，他都不想听见敲门声”。
不久，珀金斯意识到，在范·怀克·布鲁克斯脑海中徘徊的不仅仅是亨利·詹姆斯的面容。布鲁克斯的病情，还因他在处理与茉莉·科伦的关系上产生了负罪感而更复杂了。这件事情只有新迦南最核心的圈内人知道，麦克斯在给伊丽莎白·莱蒙的信中透露了详情。他说，范·怀克“性格腼腆、敏感，总能和女性交朋友。他妻子埃丽诺是个健康、强壮、老实的人，但在精神层面上合不来。茉莉·科伦则是知音。他们经常在一起”。约翰·霍尔·惠洛克后来对这些观察又做了补充：“布鲁克斯夫妇是非常传统的、令人尊敬的一对夫妻，虽然布鲁克斯念大学的时候很受女生欢迎……而茉莉又是那种敢作敢为的女人。”
茉莉·科伦得知布鲁克斯患了抑郁症后，便着手帮他摆脱困境：试图引诱他发展出一段婚外恋——“为了让他好转”。惠洛克说：“她想与他保持一种欧洲式的恋爱关系。他正在对家庭可敬的责任心和艺术家的使命感之间挣扎，她认为可以让他将这两种责任分开。茉莉曾经嚷道：‘他那么有才华，可都被他那负责任的态度给毁了。他什么都不缺，就缺一个男子汉的勇气。他只能发疯才会解放自己。’”
麦克斯相信布鲁克斯“根本不会干出什么不忠之举，茉莉也不会”。布鲁克斯的病历显示，他与茉莉·科伦最亲密的身体接触只是一次激情的吻。“但他的确说了一些和埃丽诺有关的事，他事后觉得不忠，觉得自己干了不可原谅的事，”麦克斯告诉伊丽莎白·莱蒙，“然后他告诉了埃丽诺。按照路易丝的说法，埃丽诺是那种占有欲很强的人。总之，她对茉莉在精神层面占了上风非常嫉妒。她的一言一行加剧了范·怀克的负罪感，这负罪感深藏在他内心，成为一种执念。这似乎就是他目前困境的根源。”其结果是布鲁克斯度过了一段兰波诗中所说“地狱一季”的日子。
布鲁克斯不再见珀金斯，他的抑郁症病情加重为精神失常。珀金斯对此虽然有些不解，仍然密切关注着布鲁克斯的病情。二十年代末，布鲁克斯唯一愿意见面的约翰·霍尔·惠洛克告诉珀金斯，布鲁克斯“病得可怕”，情况比几年前他因工作的不安全感造成的困扰严重得多。布鲁克斯的母亲告诉珀金斯，她儿子整天来回踱步，口中喃喃自语：“我再也不见麦克斯。”从彼此生活中消失数月之后，珀金斯收到埃丽诺的一张便笺，请他再陪布鲁克斯散步，就像过去那样。麦克斯自然乐意为之，只怕“说出什么会引起麻烦的话”。
还有一个没有言明的问题。这是麦克斯遇到的问题，事实上也是许多编辑都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作者成了朋友，而朋友有时会成为作者——这种近乎“乱伦”的混乱关系有时候会产生好书，有时候则会把情况搅得一团糟，令人头大。麦克斯与布鲁克斯的友谊此时危及到他与茉莉·科伦的合作关系。麦克斯把一切烦恼都向伊丽莎白·莱蒙倾吐：
几年前，茉莉提出要将她正在写的文学评论交给我出版。我们从来没有跟她正式签合同。完全出于我们的私人关系，我觉得走流程签合同挺不合适。有位英国出版人乔纳森·凯普（Jonathan Cape），找了个美国合伙人，要在美国开新的出版社，他们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要签茉莉的这本书。茉莉说她在签约前必须先跟我谈谈。我们的见面很好笑，好像在一起演一出生意场上的滑稽情节剧。他们竭力想让她跟我的午饭饭局爽约，在我跟她见面的时候，还派人送来一张支票给她。我说，我们能提供优于他们的一切条件，她同意这一点。但是有某种障碍。我想象不出的障碍。最后，她流着泪告诉我。不知怎么的，她听说了我要去见布鲁克斯夫妇。既然我又将是布鲁克斯夫妇的朋友，那怎么能成为她的出版人呢？
“这年头男人还有什么希望能明白女人呢？”麦克斯问伊丽莎白，“女人都明白不了女人呢。你能跟得上这种思路吗？最后她还是跟我们签约了；所以我怎么着都得让她把书给写出来。千真万确……可真实的生活让我一天比一天看不懂。希望你不是这样。”
通常在夏天，他们一家外出，只留下他一人，此时他的厌世心理是最强烈的。他的情绪又按另一个周期变化着。几年来，他注意到自己的情绪在上弦月和下弦月的时候是最低落的。珀金斯知道伊丽莎白·莱蒙笃信占星学。1926年，他向她提起他忧郁的情绪似乎是周期性复发的，不管发生什么别的事；而且这些情绪的起伏会随着月亮的变化而变化。
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伊丽莎白画了麦克斯的星相图。它的准确程度令好几个认识珀金斯的占星术怀疑论者都为之折服。它显示出有多颗行星密集在一起，这表示“天才”，多达四颗行星在玄秘宫。土星在第九宫使得他无法外出旅行。伊丽莎白曾经请教当时最有名的占星师埃文格琳·亚当斯（Evangeline Adams），图书编辑最强的归属星座是什么。她说是主批评者的处女座和主爱美者的天秤座。麦克斯生于1884年9月20日上午7时，是接近天秤座的处女座。
1926年7月初，星星们显然正欢欢喜喜地排成一排，因为麦克斯去温莎的时候，路易丝说伊丽莎白两星期后就要来了。“我真不相信，”他写信对伊丽莎白说，“可我喜欢假装这是真的。”伊丽莎白和麦克斯一样是个不喜欢离开家乡的人，但她还是坐火车到佛蒙特和珀金斯一家度过了愉快的几天。她特别喜欢与麦克斯在一起的宁静时光，两人在“天堂”松林怀抱的幽谷中漫步。他后来写信对她说：“你来过这里，牧场山丘和麦克斯山就好像与以前大不一样了。但是这种好感觉又被我愤怒地看到的其他一些地方给抵消了。不知为何，我那时没有冒着被指责行为不成熟的危险而强迫你去看。”
后来，茉莉·科伦也来温莎避暑，对这里众多性格各异的新英格兰人印象深刻。她对麦克斯说：“身为评论家，我不能坐视这么好的文学素材白白浪费。”麦克斯写信告诉伊丽莎白：“我本人一直都是这么看的——虽然我知道一个男人这样看待自己的家乡和同乡人挺让人受不了的。”
夏日将尽，路易丝在空旷的“天堂”深处上演了她的一出戏。那是只演给家人看的——整个家族观众也够多了。麦克斯写信告诉伊丽莎白，演出“好得不可思议——表演、舞美、服装设计都完美无缺；完全是路易丝的功劳。最后，观众齐声喊：‘作者！作者！’孩子们大为沮丧，他们以为观众在喊：‘做作！做作！’”
麦克斯完全赞赏妻子在艺术上的探索，不过当路易丝不写作的那些时期，他便明确说她觉得她在浪费才华。如同对待其他作者一样，珀金斯从来不要求路易丝写什么：他只是希望她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路易丝从未质疑麦克斯所认为作家要高于演员的标准，因而陷入了困扰她一生的两难抉择。要么违背丈夫意愿，尝试干演戏这一行，要么放弃自己的戏剧才华，令自己抱憾。她选择了后者，这样既失去了丈夫的一些尊敬，也失去了自尊。在这件事情上她始终没有反抗丈夫的意见，也就没能显示出她性格中他最钦佩的坚强。他们彼此怨恨，而此种怨恨贯穿他们的整个婚姻。
麦克斯与路易丝分居两地时，给她写信不像过去那样频繁了。在信里，他还称她“我亲爱的”，反复地表白“我非常爱你”，落款是“你的麦克斯”。而在一起时两人连和睦相处都难以做到。他们的女儿莎比曾拿自己的两个拳头相撞来形象地形容这种婚姻。
麦克斯·珀金斯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向别人（路易丝除外）提供自己温暖的肩膀和同情的耳朵。他对莎比解释：“友谊最重要的义务就是聆听。”他只向伊丽莎白·莱蒙倾吐自己周期性的忧郁。麦克斯通常是在纽约的某个俱乐部给她写信，每封都是手写的，他总想写得尽善尽美。他写给路易丝的信自信满满，带有激励劝告色彩，给伊丽莎白的信则渴望取悦她：他告诉她，斯克里伯纳出版社里有位做装帧设计的女同事对他说：“喝醉对你有好处。”他也不介意让伊丽莎白知道他的弱点。他会为信纸上最微小的瑕疵而道歉，接着写出一封神采飞扬、妙语如珠或简单伤感的信。他完全向她敞开心扉：
在新迦南有一封给你写了一半就放下的信。我从头读到尾，发现即便是书信这样一种最能包容写信者只谈论自我的书写形式，我在信中的自我暴露还是过头了；正因为此，写信未能受到人类的普遍欢迎，既令人奇怪，也可以接受。
伊丽莎白乐于见到他的每一封来信，而且总是那么理解他，从不提问题。“别好奇，”他曾在信中对她说，“不过你也不是那种好奇的人。”
多年以后，莱蒙小姐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跟任何人一样好奇。我渴望知道他的事。可我从不问。我知道如果问了，他就不会再给我写信。”
就这样，麦克斯相信伊丽莎白·莱蒙就是那个他可以对之倾诉内心不安的人。“你可以给我写个三言两语，说说你过得好不好吗？”1926年10月，他给她写信说，“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做好失去所有朋友的准备，让千夫所指。可现在风向稍转，情况对我有利，使我有胆量问你。”他真正想知道的是：他的女神是否在她的天国里。
麦克斯·珀金斯默默忍受着他的作者们经常感受的各种孤独，便大剂量地吞服他的新英格兰祖先早就开过的药方——工作。结果自然令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大大得益。到1926年，他为斯克里伯纳所争取到的作者的确不凡。菲茨杰拉德不久前向小说家托马斯·博伊德描述珀金斯“是一个奇迹。自从那个老人步入上一代人之列，他就成为出版社的智囊”。其他人大都这样认为。在人生的最后几年，老查尔斯·斯克里伯纳非常重视珀金斯对书的判断意见，但也不总是接受。1925年，麦克斯读了布鲁斯·巴顿（Bruce Barton）写的《没人认识的人》（The Man Nobody Knows）书稿。该书对《新约全书》做了广告式的阐述。罗杰·伯林盖姆还记得珀金斯当时就嗅出此书具有畅销潜质，拿着书稿去见查尔斯·斯克里伯纳。麦克斯说：“这书把耶稣描写成超级推销员，一个积极分子，一个商业天才。当然可能大卖。”但斯克里伯纳具有多年出版严肃宗教图书的历史，他完全被这本书惊呆了，断然要求退稿。鲍勃斯-梅瑞尔出版社要了它，1926年第二个图书销售旺季一开始，它就成为火爆的畅销书。看到《没人认识的人》月复一月地占据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位置，出版社的那位大家长叫来珀金斯，问：“这本书怎么样？我们为什么没有搞到手？”
“啊，我们讨论过，斯克里伯纳先生，”珀金斯答道，“我一年前就跟您详细介绍过它。是我们决定放弃的。”
“你跟我讨论过？你是说稿子到过我们这儿？”
珀金斯惊愕于查尔斯·斯克里伯纳的记性衰退到如此地步：“那当然啦，斯克里伯纳先生。您不记得我说它把耶稣描绘成一个推销员？我还说过它可能畅销。”
这位出版社的头头久久凝视着珀金斯，脸上毫无表情。眼中闪过一丝微光，斯克里伯纳身体前倾，摇着一根手指说：“可是珀金斯先生，你没告诉我它会卖四十万本。”
注释
[1]海明威寄给珀金斯的书稿，书名首字母均为小写。
[2]金丘（C?te d’Or），法国东部一丘陵地带，以产葡萄著名。
[3]本书中《流动的盛宴》中的引文均引自汤永宽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4]《我辈》（Our Type）是菲茨杰拉德为《夜色温柔》考虑过的书名之一。
[5]1924年，两个出身有钱世家的名牌大学高材生内森·李奥波德和理查德·勒伯为了试验完美谋杀的创作过程，绑架杀害了一名十四岁少年，事发被捕，被判终身监禁。李奥波德-勒伯案轰动美国。
[6]蓝色海岸（C?te d’Azur），法国南部旅游胜地。
[7]珀金斯在这里把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误写为Pyrennees。——原注
[8]本书中《太阳照常升起》的译文均引自赵静男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书中人物、地点译名亦与此译本统一。
[9]菲茨杰拉德在这里把envelop（囊括）误写为envelope。——原注
[10]此段引文引自冯象译注《智慧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杰出的现代主义作家、短篇小说家，生于新西兰。
[12]范·怀克·布鲁克斯于1925年出版《亨利·詹姆斯的朝圣》，批评亨利·詹姆斯身为美国作家长期在欧洲生活写作，写作上丧失了美国身份。但詹姆斯已经于1916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