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常升起》成功出版几个月后，欧内斯特·海明威无法安心写作。为了提防从一次婚姻迅速滑入另一次婚姻，他避开他生活中的两个女人——妻子哈德莉和波琳·菲弗——到奥地利滑雪去了。感情的大风大浪令他疲惫不堪。
1927年2月，珀金斯写信给在格施塔德（Gstaad）的海明威，试图让他再拿起笔写作。麦克斯希望海明威能选出一本短篇小说集，说：“你的书我们一定重推。”
珀金斯的约稿转移了海明威对婚姻问题的注意力。几天后，他告诉麦克斯，他的头脑“又活络了”。他在写一些“相当不错”的短篇小说，正挑选小说集的篇目，书名打算叫《没有女人的男人们》（Men Without Women）。珀金斯的面前很快就出现了需要他编排的十四个短篇小说，他对这本书倾注的认真劲儿是空前的。通常编短篇小说集，他把最好的几篇放在前面、当中和末尾，其他质量不一的篇目穿插其中。他决定这本《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开篇放海明威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没有被斗败的人》（“The Undefeated”），以较短的《我躺下》（“Now I Lay Me”）收尾。
虽然1927年开了好头，但这一年大部分时间海明威的心思都不在工作上。4月与波琳结婚前后，他有好几个月在各地旅行。9月，他告诉珀金斯已经动笔写下一部长篇小说，具体情况暂且不说，因为他认为书说得越多，他的进度就越慢。
一回到巴黎，海明威就给自己限定每天写作六小时，开始工作，不到一个月，已经写了三万个单词。接着他又宣布，经过四年海外生涯，他将搬回美国生活。他终于意识到这几年他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所以很感激珀金斯让他至少在事业上稳步发展。他的“生活，心思，所有的一切，有一度全都糟糕透顶”，但他渐渐恢复了。他向珀金斯透底，他多渴望写一部好小说，只为了他俩，写多长都行。他在考虑定居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岛（Key West），在那里会对这个问题做一慎重决定。如果他已经写了一段时间的那部小说（这部“现代版汤姆·琼斯”已经写了二十二章）写不下去，他就把它先搁一搁，转而去写两周前才动笔的另一个小说。这个小说的来历，还得追溯到海明威的两个短篇小说，一个是以欧内斯特战时在米兰爱上的一个护士为原型的《小小说》（“A Very Short Story”），另一个《在异乡》（“In Another Country”）写一个少校，他的妻子就在那位护士的医院死于肺炎。海明威抽取了这两个故事中主要的戏剧元素，着手写一个“关于爱情与战争、为生活奋斗的老故事”，他在《太阳照常升起》出版后曾向珀金斯提起过它。到了佛罗里达，他决定接着写下去。
麦克斯一边迫切期待早日看到海明威的完稿，一边考虑在他们社杂志上连载的可能性。杂志付的稿费估计能刺激海明威把小说写完。此外他还有更深层的考虑。罗杰·伯林盖姆回忆说：“社里一些不安分的年轻人似乎觉得《斯克里伯纳杂志》太老气横秋。”珀金斯就是其中之一，他想提高这份杂志的文学质量。海明威从其他商业性更强的杂志上可以赚到多得多的连载稿费，但麦克斯说，《斯克里伯纳杂志》渴望刊登他的一部重要作品，愿意付10000美元，约翰·高尔斯华绥、伊迪丝·沃顿的作品在上面连载也不过如此待遇。海明威答复说，这么一大笔钱正是他想要的，可他担心这个杂志过去两年来的风格变化还不够大，不应该拿这个小说冒险。他向麦克斯解释了他作品的命运，先是因为“这里那里太过头”而被退稿，然后等到出版后，人人都赞美，人人都说他们早该出版它了。不过他还是同意让《斯克里伯纳杂志》先分一杯羹。
1928年仲夏，波琳产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帕特里克。欧内斯特为第二个儿子的诞生高兴，但对麦克斯说，他本来希望是个女儿，这样就能和他的编辑一样，也拥有女儿。母子二人都身体健康得足以外出旅行时，便前往波琳位于阿肯色州皮格特的娘家，而欧内斯特则去怀俄明州钓鲑鱼，完成小说的结尾。读完初稿，他足足喝了一加仑葡萄酒庆祝自己完工，导致工作耽误了两天。酒醒以后，他报告说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好。
虽然远在西部，海明威还是从斯克里伯纳另一位编辑那里得知，长期的熬夜工作令珀金斯的身体每况愈下。海明威知道他的编辑工作负担如此之重，有他的一部分责任。对于他而言，珀金斯代表着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和他整个出版前景，于是他写信督促他的编辑保重自己，“就算不为别的，也得为了上帝”。海明威计划那年秋天回基韦斯特。他请麦克斯加入他正召集的钓鱼团，其中包括约翰·多斯·帕索斯、画家亨利·斯垂特（Henry Strator），另一位艺术家沃尔多·皮尔斯（Waldo Peirce）还是麦克斯在哈佛念书时的同班同学。“我愿意拿任何东西来换钓鱼，”珀金斯回复，“但我从没钓过鱼，而且估计现在也钓不了，因为家里还有五个孩子等等其他事情。希望到六十岁的时候，我可以上路。但现在大概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
海明威的长篇小说终于接近尾声，珀金斯察觉到有一种刺激性因素不知不觉渗入了欧内斯特的写作习惯中。每当写作特别畅快顺利时，他就骄傲自大起来。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已经成为海明威往后要竞争的对手。最初，他敬佩菲茨杰拉德的才华，喜欢和他在一起；然后他目睹司各特时常陷入捉襟见肘的财务困境，眼见他说要写某本书，说了很久却总难产。海明威的性格中有欺负别人弱点的一面。终其一生，在他给麦克斯的信里暴露出他与菲茨杰拉德一争高下的心理日益强烈。而且他总是拿自己的勤奋简朴跟菲茨杰拉德的挥霍无度作对比。
令海明威不耐烦的不仅是司各特永远都缺钱，还有他在写作上苟且妥协的做法。海明威尤其对菲茨杰拉德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的那些短篇小说耿耿于怀，它们风格十分怪异。司各特曾在巴黎的丁香园咖啡馆（Closerie des Lilas）告诉欧内斯特，他怎样先写出自我感觉很好的故事，然后为了发表而修改，他知道怎么把小说改成杂志喜欢的那种样子。这种花招令海明威震惊。他称这种做法无异于卖身。司各特表示赞同，但解释说他“只能如此，因为只有从杂志上赚够钱，才能够写体面的小说”。海明威认为任何人写作都不应该随随便便，“要么努力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要么就是伤害自己的才华”。不仅如此，菲茨杰拉德的狂欢作乐也不再让他感到有趣。在海明威离开留在巴黎的司各特之后，他最初对司各特浪费才华的担忧也渐渐发酵变成不耐烦。他从未否认在那些日子，司各特清醒的时候，是他最忠诚的朋友，但他又说，他担心司各特对写作的某些观点也许会对他有坏影响，泯灭他纯朴的理想。
1928年初，欧内斯特对麦克斯说他是多么为菲茨杰拉德感到惋惜。为了他自己好，司各特应该在一年前，最好是两年前，就写完至少一部长篇小说。现在他应该做的，就是写完它，不然就扔掉，写新的小说。他估计菲茨杰拉德在这本书上拖延时间太长了，以至于自己都不相信能完成它，但又害怕放弃。所以菲茨杰拉德写短篇小说——“排泄物”，这是海明威的说法——并且寻找任何借口，万不得已不去“啃硬骨头，完成那个长篇”。海明威说任何作家都必须放下一些小说才能写别的小说，即使这意味着他不再一味遵循那些评论家忽悠人的意见。他说，每个读他们评论的作家都叫他们给毁了。
对海明威的这套说法，珀金斯在一定程度上也这么认为，但也因此更同情菲茨杰拉德的处境。他相信菲茨杰拉德为了完成这部小说，维持他和泽尔达奢侈的生活标准，押上了自己所有的写作资源。那年早些时候，麦克斯在给海明威的信里还承认说：“的确，泽尔达虽然对他很好，但她的奢侈实在惊人。”现在他则强调：“泽尔达这么聪明能干，应该也是很坚强的吧？所以我对她面对现状时的表现，花钱不节制感到吃惊。他们的麻烦——也许最终会把司各特害死——主要源于放纵奢侈。他的朋友们如果像他们夫妇俩这么乱花钱，任谁都早已破产了。”
海明威在巴黎第一次见到泽尔达就不喜欢她。当时他注视着她“老鹰般的眼睛”，看到的是一个放纵的灵魂。他料想司各特的麻烦十之八九都是她的错，并说他的这个朋友干的每一件“蠢到家的事情”几乎都是“受了泽尔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欧内斯特常常想，假如司各特没有娶这样一个让他几乎“浪费”一切的女人，是否已经或者可能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作家。
就珀金斯看来，司各特的事业还有其他障碍。其中之一，他猜是菲茨杰拉德要在这部小说中尝试不可能的写法——他试图将一个弑母故事所固有的严肃性与他那些上流社会故事的浮华融合在一起——也许他已意识到这样不具可行性，但不愿意承认这一点。麦克斯写信对欧内斯特说：“假如我能得到任何回应，暗示这种看法是对的，那我早就劝他放弃它，写新的小说了。”但司各特仍然拖着。他最初打算以第三人称视角写这部小说，如今改成了第一人称。和《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卡拉威不同，这部被定名为《莫拉基事件》（The Melarkey Case）的小说的叙述者，身份始终不明不白，使用第一人称似乎也不顶用，不久，司各特就彻底放弃了。
在司各特平日欢颜的背后，还有一个他竭力掩饰的问题——对衰老的恐惧。在爱丽丝·B.托克拉斯[1]近四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她还记得1926年9月司各特一次拜访格特鲁德·斯泰因时对她说：“你知道，今天我三十岁了，真不幸啊。我会成什么样，我该怎么办？”
换一下环境似乎不失为可行的权宜之计。数周后，泽尔达信告麦克斯：“我们想回去快想疯了，渴望让别人看到这三年来我们在文化中心变化有多么大——尽管间歇也有愤怒，也被美丽闲适的里维埃拉所征服。住在这里对我们来说有一种我难以形容的好。总之，我们的言谈举止改进了，现在我们要带着那些贴有法文标签的药瓶回去。”
菲茨杰拉德从欧洲回到家乡过冬，见到了麦克斯，然后去好莱坞的第一国民电影公司工作三个星期。这是他未来数次去加利福尼亚的开端。对于司各特来说，电影业是彩虹另一端的迷人世界，他去那里永远都是为了寻得一桶金子。麦克斯信中对司各特说：“希望你只去三个星期。麻烦的是你对那帮搞电影的太有价值了，我担心他们开出多得难以拒绝的钱笼络你。不过我知道你已经拒绝了许多。看来你总是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珀金斯但愿情况如此。多少是为了分散司各特对摆在他面前亮晃晃的高薪的注意力，他在信里说：“我现在压力很大，因为得回答别人关于你的两个问题——你在哪儿，你的下一部小说的名字是什么。”过去几个月里，珀金斯考虑过《世界博览会》为书名；根据司各特所介绍的情况，他认为这个书名再贴切不过了。麦克斯说他想对外宣布了，这样就可以先确定“一种专用权。我认为这也有助于激发读者对这部小说的好奇和兴趣”。
珀金斯最希望司各特做的就是回到美国定居。他想到几乎像杜邦家族封建领地似的特拉华州，菲茨杰拉德应该会喜欢，便去那里找房子。1927年4月初，菲茨杰拉德夫妇搬进了埃勒斯利别墅，这是珀金斯推荐的威明顿郊外一幢希腊复古式豪宅。令他们满意的是房租不贵，其宏伟的风格也正投他们所好——也许太宏伟了。埃德蒙·威尔逊相信这房子煽起了司各特对浮华生活的渴望。多年后，在收入文集《灯之岸》（The Shores of Light）的一篇文章里，他认为正是司各特“难以抑制如百万富翁般生活的心态”以及对那部小说的“心理障碍”导致“他不同寻常地中断严肃的写作，转而给那些商业性杂志写故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菲茨杰拉德几乎就要放弃这本书了。在特拉华州的马球球友聚会上，或独自在埃勒斯利时，他纵情作乐，三番四次因为被控扰民而遭拘留。
对于司各特奢侈的生活方式——四处旅行、华美的家居、精致的着装、与欧美堕落的富人为伍寻欢作乐——麦克斯心态矛盾。麦克斯的一部分——来自埃瓦茨家族的血统——与这种生活没有交集，但他的另一部分——珀金斯家族的血统——则以强烈的共鸣对这种感官刺激感同身受。新英格兰人麦克斯不允许自己堕入司各特热衷的声色犬马，但他对菲茨杰拉德的喜爱，多少说明他是以一个感兴趣但不涉足的旁观者立场赞许这种自由生活的，远远说不上反感。麦克斯喜欢拿一些小礼物给司各特惊喜，譬如司各特把他最钟爱的手杖弄丢了，麦克斯就送一根新的，或者为司各特特制《了不起的盖茨比》限量皮面精装版，这就像一个颇为古板但纵容的叔叔与一个得宠、爱赶时髦又令人难以拒绝的侄子之间的关系。
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珀金斯填补了另一种角色。他很小就对父母丧失了尊敬，因为他们一生没有什么成就，所继承的遗产也大为缩水。后来在一篇自传性短文《作家的房子》（“Author's House”）中，菲茨杰拉德回忆第一次产生的那种孩子气的自怜：“我相信我永远不会像别人那样死，我不是我父母的儿子，而是一个王子，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国王的儿子。”不久前他还写信对麦克斯说：“我父亲低能，母亲有精神病，半疯半癫的，动不动就神经质地紧张。他俩没有，也不可能有凯尔文·柯立芝那样的头脑。”珀金斯准备好了扮演父亲的角色，并一直督促菲茨杰拉德回到小说创作，那部小说的情节发展得越来越累赘繁琐。1927年6月，司各特拿出了一个与他之前的作品迥然不同的书名：《弑母的男孩》（The Boy Who Killed His Mother），而后沉默数月，远离人群，努力为这部小说理出头绪。
***
1927年春天，路易丝·珀金斯七十一岁的父亲在伦敦病倒了。他退休后四处旅行，研究鸟类。麦克斯和路易丝怕有不测，于6月搭乘“奥林匹克”号客轮去英格兰。在她照料父亲的时候，他可以去看看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伦敦分社的情况。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美国国土。他发觉轮船就是一座豪华监狱。除了没完没了地吃饭，无事可做。他在给伊丽莎白·莱蒙的信中说：“大海竟没有给人一种无边无际的感觉，因为你可以清楚地从各个方向看到它的边际，距离同样遥远。大海就像一个大圆盘。”才过几天，船开始晃了，麦克斯这才平生头一次感受到了大海的威力。聆听着打开的舷窗外海浪飞溅的声音，他写信对女儿莎比说：“要是还有下辈子，我会投身大海。”
珀金斯一直想象伦敦是一个“单调乏味的地方，充满了呆板、冷漠的人”，结果出乎他意外，他错了。（“看，书籍给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在信里对伊丽莎白说。）
麦克斯不办公事的大部分时间，是和路易丝一起陪她病后康复中的父亲。珀金斯夫妇这次欧洲之行仅限于伦敦，除了去约翰·高尔斯华绥位于苏塞克斯的别墅拜访，之后在该地住了一天一夜。在高尔斯华绥府上的大部分时间，麦克斯都是在和他谈论书。珀金斯希望获得高尔斯华绥的支持，以扩大菲茨杰拉德在英国读者中的知名度，但高尔斯华绥对此几乎无动于衷。事实上，麦克斯发现他对当代文学根本就不以为然。麦克斯后来写信告诉菲茨杰拉德，高尔斯华绥提起《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大进步”，但真正能博得他喜欢的书，看来是那些“遵循老套的条条框框写的东西……不足以表达当下的思想、情感”。高尔斯华绥告诉珀金斯：“这些刚出道就写作的作家毫无例外会让人失望。作家在开始写作之前干点别的什么对他很有好处，这样他就有一个固定的立场看待这个世界了。”
没有比高尔斯华绥夫人更无礼的人了。她一边手提茶壶为路易丝倒她沏的茶，一边说：“当然，我知道您更喜欢喝袋泡茶。”在点燃壁炉里的木柴时，她轻蔑地盯着路易丝说：“你们肯定习惯使用仿真木材壁炉芯[2]。”路易丝没有理睬这些无礼之辞，因为她对麦克斯的行为更失望。那天下午有一刻，高尔斯华绥夫人因为赞赏他彬彬有礼的风度，脱口而出：“珀金斯先生，您也许是英国人。”
“哦，我不是。”他面无表情地简单答道，令这场对话陷入死寂。
多年后，路易丝告诉麦克斯的外甥奈德·托马斯（Ned Thomas）：“我们当时在那儿，麦克斯就是他们埃瓦茨家固执的死样子。他把整个午餐都毁了。”不过高尔斯华绥事后对朋友说，珀金斯是他认识的最有趣的美国人。
一天下午，麦克斯和路易丝逛到英国下议院，正赶上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在那里演说。议员们嗡嗡地谈论着财政问题，麦克斯却发现丘吉尔“才华横溢”。他在给女儿们的家信中说：“温斯顿·丘吉尔做了一个演讲——有朝一日我希望能说服他写一本大英帝国史——只要他说到两个党派中任何一个党派的议员喜欢听的话，他们就说：‘听呐！听呐！’”
麦克斯将这次旅行的详情写成一封长信寄给伊丽莎白·莱蒙。在描述名胜时他插入了一句温柔的话：“在伦敦能经常见到长得像你的姑娘，要比在美国见到的多。不知怎么的，她们的长发总是让我想起你，虽然她们没有一个像你这么可爱。”
虽然这一个半星期的伦敦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在城市中生活得这么安逸。”他在信里对伊丽莎白说——但麦克斯并没有尽情享乐。路易丝本来可以愉快地在这里待整个夏天，但是等桑德斯先生康复之后不久，他们就去南安普敦坐船回国了。
夫妇俩一回到美国，路易丝就和孩子们去了温莎。除了偶尔去几次温莎，麦克斯整个夏天就待在他岳父位于纽约东49街的宅邸，替桑德斯先生照看他的鹦鹉和猴子。从那去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步行即可。
这一年里，麦克斯给伊丽莎白写了好几封信，还常常给她寄书。他告诉伊丽莎白，她的占星术研究给他在家里带来了麻烦，因为路易丝咨询了一位伊丽莎白推荐的占星师，后者给麦克斯画了一张星相图，看出他正陷入“绝望的境地，很明显是爱造成的”。
“啊，我知道他不会，因为我每天晚上都和他在一起。”路易丝说。
“但是，”占星师继续说，“你不知道他下午在干什么。”这位算命的认定麦克斯在“痛苦中”挣扎，而路易丝对丈夫根本不了解。
“对这一切你怎么看？”麦克斯问伊丽莎白。她轻巧地回复，麦克斯显然在那年春天陷入了一场婚外恋。麦克斯回信说：“你一定知道——即使我知道你对我的评价不高——可至少我是不会做那种事的。那位女士说的全都不是真的。”伊丽莎白说，尽管有星相图，她还是相信他的。
接下来的冬天，麦克斯给她写了三封长信，但都被他揉作一团，没有寄出去。他试图解释：“我不知道究竟怎么了，我觉得你的兴趣都转移到别的星球上去了。”的确，每当在工作信件中看到伊丽莎白的来信，他都难以相信。那年9月收到她的一封短信后，他对她写道：“我把其他信都推在一边，就读它”，虽然“我以为你在喧嚣的生活中，或是宁静的乡村生活中，早就把我们给忘了”。
这一年，与珀金斯通信最频繁的是他过去的英文教授查尔斯·T.科普兰。自1920年起，麦克斯和另外好几位出版人都在约他写回忆录，但散漫和骄傲使得他没能“回忆”。他认为讲述人生经历无异于承认自己退休玩完。科佩还要教好几年书，现在还不打算回顾过去。但是，他最终编了一本他称为“活的”书。那是他最喜欢的作品选集，厚达一千七百页，收入了他二十年教学生涯中给学生们选读的文章，名为《科普兰读本》（The Copeland Reader）。
“就这样，出版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一段作者与出版者的交往关系开始了，”《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主编和《哈佛的科佩》（Copey of Harvard）一书作者J.唐纳德·亚当斯（J.Donald Adams）写道，“珀金斯渴望为这位他非常敬重的人出书，准备接受他提出的任何合理要求。”但他一开始没有意识到，科普兰会在这本书的编辑合作过程中斤斤计较得寸进尺。关于《科普兰读本》（以及一本与之配套的科佩选编外国作品集，名为《科普兰翻译读本》）的文件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橱柜里占据空间之大是创纪录的。亚当斯解释道：
“他不停地写信来讨论文本的问题，作品选择的问题，宣传推广的问题；何时加印，字号开本大小，这些问题也是问了一遍又一遍，锲而不舍……无论他的信里有多少牢骚不满，还常常要求‘立即回信’，这些信都得以迅速而周到的回复。”
他给珀金斯寄了一张明信片，提醒他目录“版式必须疏朗一些”。珀金斯对科普兰的要求几乎全盘接受，比盲从更甚；他对科佩的纵容超过任何作者——更别提文集编者了。按照珀金斯的指示，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为他搜集了所有他编书要用的文本，还一反常规，支付了征得所有相关作品权利人授权的费用，并承担了联系一些授权必要的联系、谈判工作。
“但他们的合作中最不同寻常的一点，是科普兰对版税预付金的态度。”亚当斯指出。科佩坚持把它们视为贷款，严格地说，也的确算是。亚当斯继续写道，结果，“科普兰还要求在合约中规定对他征收预付金利息，他才接受预付金，这样的作者在出版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另一方面，科佩跟珀金斯的任何一个作者一样。要过几年《科普兰读本》才会卖出几万册，但它刚面世的时候，科佩就抱怨广告宣传还不够。珀金斯表示同意之后，科佩逼得就更紧了。最后，麦克斯认为广告宣传就好比一个人推一辆静止不动的汽车：“如果他能把它推动，那么推得越多，车动得就越快越轻巧；但如果推不动，那么就算他推死，它还是不动。”
麦克斯比过去更忙碌了，但是他知道他和路易丝不能总是谢绝菲茨杰拉德屡屡盛情邀请他们去特拉华州别墅共度周末的美意。他告诉伊丽莎白，他害怕去的原因是“那里充斥着广告、鸡尾酒、浓妆艳抹的姑娘、香烟味、闲谈”——这一切都是他痛恨的，但据说一个老道的纽约编辑都得熟悉这一套。珀金斯夫妇还是于1927年10月拜访了司各特和泽尔达。
麦克斯告诉海明威，埃勒斯利别墅是“一幢坚固、高大的黄色建筑，是我去过的房子中最独特的”。它很古老（就美国而言），绿树环绕，肆意生长。别墅前后都有廊柱，二楼的房间都有阳台，还有一片草坪一直铺展到特拉华河边。星期天，麦克斯最早起床，独自吃了早餐。秋日的微风撩拨着窗帘，阳光照射进来。他告诉莱蒙：“仿佛想起很久以前快乐的事，全都属于宁静的过去，令我觉得安详而快乐。”
但是，房子的主人与这宁静、古老的传统并不和谐。菲茨杰拉德正深受神经紧张的折磨。他酒喝得很凶，说话紧张；手会颤抖。麦克斯担心司各特随时都可能崩溃，建议他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少喝酒，坚持高强度锻炼一个月，抽一种去尼古丁的萨诺斯牌香烟。令他欣慰的是，泽尔达很健康，精神状态也很好。麦克斯在信里告诉伊丽莎白：“她是有个性的姑娘，一心想要过比现在好得多的生活。”
当月晚些时候，菲茨杰拉德到纽约来看麦克斯。他说小说还差五千个单词便完成了。但麦克斯觉得他神经的弦绷得太紧，无法把剩下的内容写出来。司各特在斯克里伯纳大厦五楼那间陈列着许多书的会客室工作了一个小时，突然感到一阵心烦意乱。他得出去散散步，还要麦克斯陪他喝一杯。麦克斯不知道这样对司各特会造成什么后果，警惕地答应了，说：“好吧，如果只是喝一杯，我就去。”菲茨杰拉德迸出一句：“你这样说好像我是林·拉德纳。”两人走出大楼，有一刻麦克斯觉得菲茨杰拉德似乎已经头脑冷静一些了。“我们一边喝一边聊了很多，”第二天，麦克斯写信对拉德纳说，“不知怎么的，我相信，假如他把这个小说写完……然后彻底休息一下，坚持定期锻炼，他会完全好起来的。”
过去一两年以来，菲茨杰拉德的收入因为卖出附属版权而增加了不少。《了不起的盖茨比》话剧版在纽约票房很好，电影版权也卖给了好莱坞。他又开始为《星期六晚邮报》写3500美元一篇的短篇小说了。这一年所剩各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又把长篇小说放在一边，埋头给《星期六晚邮报》写稿，而珀金斯仍然在给他寄这本小说未来版税的预付金。1928年开年头一天，菲茨杰拉德想到自己的处境，写信给麦克斯：“请再耐心一小会儿吧，我请求您。永远感激您给我汇款。”他对自己欠了那么多钱很内疚，但又请麦克斯放心，他会一下子还清，这是“一笔安全的投资，而非冒险”，因为他从去年10月中旬开始戒酒了，抽烟也只抽萨诺斯牌。
麦克斯回信说：“我们都应该为你决心戒酒而骄傲，这对一个不用上班，自由支配时间的人来说难度大得多——对任何人都不容易。”麦克斯对菲茨杰拉德的写作事业真正担忧的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市场上销售失败至今，三年过去了，记得它的读者已经不多，期待他新书的读者就更少了。于是他跟他的作者，诗人和小说家康拉德·艾肯谈起菲茨杰拉德，结果倒是深受鼓舞。艾肯对《了不起的盖茨比》评价仍然和它刚出版时一样高。而且艾肯说，这本书已经在评论界占据一定地位，因为“现在人人都知道它，知道‘盖茨比’代表什么”。
另一件令麦克斯高兴的事情是他出版了一位很有潜力的新作者，加拿大人莫里·卡拉汉（Morley Callaghan）。卡拉汉早年在《多伦多星报》与海明威共事；后来他去了巴黎，又与菲茨杰拉德等其他美国旅法作家交往。麦克斯读了好几篇卡拉汉发表在欧洲小杂志上的文章，起初只是觉得他是个“冷峻的”现实主义作家。后来见到他本人，麦克斯又认为他“非常聪明、敏锐”。卡拉汉到纽约来写一部长篇小说《奇怪的逃亡者》（Strange Futitive），小说讲述一个木场工头厌倦了婚姻生活，受人鼓动去做贩卖私酒生意。珀金斯看了未完稿，相信它将受欢迎。几个月后，小说完成，当年就由斯克里伯纳出版了。但是，菲茨杰拉德的书还在磨蹭。
2月，司各特从特拉华州发来电报：“小说未写完，上帝保佑我早点写完。”
纵然是在宽敞的埃勒斯利，菲茨杰拉德夫妇现在还是觉得憋得慌。事实上，司各特也承认，他力图追求的象征庄园生活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试图从外部弥补内心的底气不足。只要被别人喜欢，只要能让人肯定我不仅有点小天才，还是一个大人物，我都要。但与此同时，我也知道这是一派胡言”。于是，他们又要去欧洲了。整个春天，司各特写给珀金斯的信都是向他要钱。到了6月，他来信说他们一家已经在巴黎安顿下来，就住在卢森堡公园对面的沃日拉尔路上。他现在“滴酒不沾，专心写长篇小说，整部小说，不写别的”。他说：“8月我将带着书稿，或者未完稿回来。”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出版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7月，詹姆斯·乔伊斯到菲茨杰拉德家来吃晚餐，乔伊斯的话又令他深受鼓舞。司各特问他的下一部作品——已经写了六年的《芬尼根守灵夜》——是不是快要出了。“是的，”乔伊斯答道，“我希望最多再用三四年就写完这部小说。”于是，菲茨杰拉德告诉珀金斯：“他每天写十一个小时，而我断断续续才八小时。”
菲茨杰拉德直到10月份才回国。珀金斯在轮船踏板上见到他时，发现他醉得东倒西歪的，他在船上点了两百多美元的酒。但是，司各特仍然紧紧抓着手提箱，里面装了“完整的……但未定稿的”小说稿。他说全部内容都写在纸上了，只是有些部分还需修改。
菲茨杰拉德回到了埃勒斯利，准备在下一个月交稿。书虽然未定稿，司各特写信对他的编辑说：“但我独自跟它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他打算分批交稿，那样他在这边改定稿，麦克斯在那边可以每个月读两章定稿。“又给你寄稿子的感觉真好啊。”11月，司各特给珀金斯写信说，他给珀金斯寄出了第一包书稿。这只是该书的四分之一内容——共一万八千个单词——司各特上一次给他寄稿子还是三年前的事。现在，菲茨杰拉德还得赶一篇短篇小说，这样才能有钱安心把计划12月初寄给珀金斯的第三、第四章改完。他请珀金斯等到看过完整的书稿再提出批评意见，因为“我想有一种每一部分都已定稿的感觉，不要再为它忧心忡忡了，即使我也许会在最后一刻又对全书大改。我只想知道，从总体上，你是否会喜欢它……上帝呀，看到这些章节躺在信封里真好！”
珀金斯给司各特回信说：“你有这样的安排，我非常高兴。现在可别改主意啦。”一周后，麦克斯就刚收到的书稿评论道：“我刚读完前两章。第一章我们完全赞同。写得极好。第二章里面有些片断是你迄今写得最好的——有些迷人的场景，给人以简洁而美丽的印象……我真希望有可能在春天就出版它啊，因为它前途无量，我等完稿等得都不耐烦了。”
珀金斯还在等菲茨杰拉德寄来第二批书稿的时候，他的畅销作者威拉德·亨廷顿·莱特（Willard Huntington Wright）——也就是成千上万读者熟知的S.S.范达因（S.S.Van Dine）——寄来了他的推理小说新作。莱特曾经是收入勉强糊口的艺术评论家和报刊编辑，他把自己的优雅风度和细腻情感移植到他创造的小说人物，私家侦探菲洛·万斯（Philo Vance）身上。最初几个月，他始终找不到一家愿意出版他推理小说的出版社；后来珀金斯读了他的好几个小说情节梗概，为这些复杂的情节所吸引，便签下了他。首先出版的是《班森谋杀案》（The Benson Murder Case），接着是《金丝雀谋杀案》（The “Canary” Murder Case）。现在，在1928年新年假期中，麦克斯通宵看新稿《格林谋杀案》（The Greene Murder Case）看到凌晨三点半，觉得它写得非常好。短短几年中，S.S.范达因已经成为爱伦·坡之后最畅销的推理小说作家。他的成功部分得归功于珀金斯在主人公菲洛·万斯的性格塑造上提供的细致帮助。对待推理小说作者，珀金斯所投入的思考和严格的要求，与他对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以及其他文学性显然更强的作者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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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编辑工作十五年中，麦克斯·珀金斯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逐渐被公认为最宝贵的人，他的待遇也相应得到了提高。在过去十年中，他的年薪翻了一倍——达到一万美元——还获得了为数不少的出版社私有股份。然而对麦克斯来说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斯克里伯纳兄弟让他在工作中逐渐摆脱他那年迈、保守的上司威廉·克拉里·布劳内尔的控制。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工作了四十年后，布劳内尔最近退休了。不过，七十七岁的他仍然几乎每天都要到办公室报到，他的工作效率已大不如前，而珀金斯正当巅峰期。现在，麦克斯与他的同辈同事挑起了编辑大梁，最活跃的新编辑中有一位华莱士·梅尔（Wallace Mayer），他在二十年代初曾在社内担任广告宣传经理，后来辞职出去“开开眼界”，再决定安稳下来找终身的职业。1928年，麦克斯把他哄了回来。
那年夏天，珀金斯正在温莎度假，布劳内尔去世了。麦克斯写信对斯克里伯纳先生说：“我读到布劳内尔先生去世的消息，感到非常难过。他是一个好人。”年龄的差距造成了他们对文学不同的欣赏口味，但珀金斯发现这位前辈停留在十九世纪的思想无损于他作为一位文学顾问的能力。珀金斯说：“如果一个年轻人在他[布劳内尔]身边工作几年，还不能成为合格编辑的话，那他就没有能力做这个工作。”布劳内尔所严格信守的一条原则是通过一次与作家的面谈，就跟读他的书稿一样可以掂量出他的水准，因为“流水是不会高于其源头的”。另一条珀金斯信服的布劳内尔格言是，出任何书，最糟糕的出版理由是它像其他书，无论作者多么无意，“一本模仿别人的书永远低人一等”。有时候，一本二流的书稿因为具有某些不寻常的特色而令编辑部下不了决心退稿。布劳内尔就会说：“我们不可能什么书都出。让别人去体验它的失败吧。”就这样结束了争论。
布劳内尔总是为被他退稿的作者考虑得很周到。每当一本有潜力的书被退稿，总是由布劳内尔来写一封深表同情的退稿信。珀金斯很敬佩这种富有人情味的退稿方式，视之为一门艺术。有一封退稿信写得太感人了，以至于作者又把书稿寄回来，并在信的边上写道：“那您为何不出版它呢？”
总之，珀金斯相信，布劳内尔为他作为总编辑的工作带来了尊严。一听到他的死讯，麦克斯主动提前结束假期，通知出版社他将在当周回去工作。他写信告诉查尔斯·斯克里伯纳，言不由衷地解释他不需要剩下来的假期：“反正剩下来那段时间，我也无事可干；虽然我觉得惠洛克和梅尔完全能够胜任任何工作，我们现在拥有一支任何出版社都渴求的、强大的编辑队伍。相信我们的书目会体现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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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珀金斯四十三岁了，已是成熟的职业编辑。风格已经定型。麦克斯在他婚后初期曾告诉路易丝，他希望成为“一个坐在大将军肩头的小矮人，指导将军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而无人察觉到这一点”。麦克斯以各种方式指导着他的“将军们”。有时，他很大胆。他常常对请他给作品提意见的作者说：“你写作的时候必须把自己抛开。”但有时，他也刻意少说甚至一言不发。当某个作者来找麦克斯，喋喋不休地讲述作品或者生活中的种种悲哀故事，麦克斯常常只是静静地聆听。有位斯克里伯纳的同事还记得，在一次午饭饭局上，有位作家当桌就说起他的种种问题。他在那里说，麦克斯则慢慢吃着，一言不发。这顿饭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作家站起身，双手握着编辑的一只手，结结巴巴地说：“感谢珀金斯先生给我这么多帮助。”然后飞快地夺门而去。
罗杰·伯林盖尔也记得有一次，一位作家站在麦克斯的办公室里，倾吐自己的苦恼。珀金斯站在窗口，似乎陷入了深深的同情中，凝视着楼下的第五大道。看了一会儿，他微微动了动身子，似乎准备说话，而作家也满含期待地等着编辑对他的困境发表看法。珀金斯没有转过身，说：“你知道，我不明白这些忙碌的人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偏偏行动快的人是那些溜旱冰、无所事事的男孩。我们为什么——大家为什么不穿旱冰鞋呢？”这位作家后来感谢珀金斯让他一时彻底忘了自己的苦恼。
人近中年，珀金斯对怪癖的嗜好大增。他颇感尴尬地继续相信颅相学——这是一种通过研究颅骨形状和隆起分析人性格的学说。他认为高鼻梁是有个性的标志，而小鼻子或塌鼻子的人不会特别有出息。珀金斯还认为，承认记性差是精神有病的表现。他常说：“永远别承认你想不起来，把水桶投到潜意识里去挖挖吧。”
他渐渐以自己有趣的方式变得大惊小怪起来。婴儿吸奶瓶会令他反胃。有一次，在宴请一位著名的美女之后，他批评她，因为“她的裸背上有白天穿衣服留下的痕迹”。他认为“真正的淑女”既不能喝啤酒，也不能吃辣酱油。他告诫女儿们：“在我们家，只说衬衣，不说内衣。”
他带书回家插进书架的时候，总是立刻把护封拆下来扔掉。每次看见书本打开，页面向下，他就会下意识地合上书。对别人舔手指翻书页的做法，他也看不下去。
他喜欢涂鸦，常常没完没了地随笔勾勒拿破仑肖像，毫无例外都是侧面。他还常以臆想日常问题的“实际”解决办法为乐。在他的概念里，蜂蜜必须装在透明的容器里，像牙膏一样挤出来才好。进而他建议一位广告界的朋友，他们应该以“液体阳光”为卖点给这种蜂蜜做营销。他还认为打字机的纸应该长长的，打孔以后像卫生纸一样卷起来。
然而，对于任何与机械有关的东西，珀金斯就一窍不通了。一位女儿说：“他连拧螺丝钉都不会。”一天，斯克里伯纳大厦五楼有好几个人因为闻到烟味而跑进麦克斯的办公室。他们发现麦克斯完全无视废纸篓里在冒火。老查尔斯·斯克里伯纳的外孙乔治·希弗林（George Schieffelin）说：“我敢肯定，麦克斯不知道是怎么着火的，更不知道怎么灭火。”
珀金斯的女儿们都一致认为，她们的父亲坐在汽车方向盘后，简直是潜在的危险。佩吉说：“他开车速度快得令人担心出车祸，除非他想到什么感兴趣的事情，才会放慢车速，慢得近乎爬行。别人超车会激怒他。他还总是拒绝把远光灯改成近光灯，说这很愚蠢。有一次，我们的车前方有一对男女在路边走路。他放慢车速，非常慢地跟在他们后面，试图向我们讲解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男人和女人走路姿势的区别。我们都求他快点开过去，因为这对可怜的男女显然被我们弄得不知所措。可他就是不听。他还兴致勃勃地沉浸在如何区分走路姿势的问题中呢。”
以发明家自诩的珀金斯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家永远都及不上伟大诗人。他曾写信对路易丝说，前者“从外部满足人的快感，仅仅从这个角度让生活愉快舒适一点”。
发明家已经改进了我们的外部环境——假如那可以说改进的话。但诗人则改变了我们的心灵。当我们邂逅伟大诗人，我们的精神高度就永远得到升华，我们可以更清楚、更深刻、更广阔地观察、聆听、感知事物。即使我们未能直接接触到他，我们仍然会被他所改变，因为他影响了别人，并通过别人将影响传给了我们；所以自古以来，一个民族会因为伟大诗人而改观，正如莎士比亚改变了英格兰。事实上，他也改变了整个世界，荷马和但丁的影响也是如此。
范·怀克·布鲁克斯在自传中写道：“我最早的朋友，也是我的终生挚友麦克斯·珀金斯过去常说，每个人都蕴藏着一部小说。这句话并非他首创——这实际上是老生常谈了——只不过他这样有个性的人把它化为己有了：我总觉得，如果他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是可以写出一流的长篇小说的。他具有风格独特的小说家的天赋，但是他没有发展自己的这一特长，而是将天赋贡献给了别人，去发展他们的写作事业。”
在这里，内战又爆发了——珀金斯家族对阵埃瓦茨家族，保皇党对阵圆颅党。布鲁克斯评论道：“一边是欣赏作者，另一边要帮助他们，这种双重心理可以解释为何麦克斯自己始终没有成为作家，而成了其他人倚靠的石头。”
注释
[1]爱丽丝·B.托克拉斯（Alice B.Toklas，1877—1967），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助手和同性伴侣。
[2]仿真木材壁炉芯（gas log），一种气体燃烧器，外形像一截圆木，用于壁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