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交给程大约在《程氏墨苑》中刊刻的第一幅图，描绘的是使徒彼得在加利利海波涛中挣扎的场景。在利玛窦的设想中，这幅图景来自《马太福音》第14章，讲述的事发生在基督用五张饼和两条鱼喂饱了众人之后，他独自一人走到山上去祷告，让门徒们先上船渡到海的那边去：
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
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1]
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利玛窦按他的想法自由地翻译了这则故事，因为当时还没有《圣经》的中文译本。尽管许多中国人劝他接过这个任务，但都被他拒绝了，理由是译经工作压力太大，困难极多，而且必须先征得教皇的同意。[2]但是既然程大约要求每一幅图画都配有一段用汉语写成的文字，利玛窦便从《圣经》故事入手，并且按照自己的想法对故事进行了改编，使其能适应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宿命论（利玛窦用发音为“Bo-do-lo”的三个汉字“伯多落”来翻译彼得的名字，这是他认为发音最接近于Pietro、Pedro或Petrus的字）。他将这则短文命名为“信而步海，疑而即沉”：
天主已降生，托人形以行教于世。先诲十二圣徒，其元徒名曰伯多落。伯多落一日在船，恍惚见天主立海涯。则曰：“倘是天主，使我步海不沉。”天主使之行，时望猛风发波浪，其心便疑而渐沉。天主援其手曰：“少信者，何以疑乎？”
笃信道之人，踵弱水，如坚石，其复疑，水复本性，焉勇？君子行天命，火莫燃，刃莫刺，水莫溺，风浪何惧乎？然元徒疑也。以我信矣，则一人瞬之疑，足以竟解兆众之后疑，使彼无疑。我信无据，故感其信，亦感其疑也。[3]
这则文字的第二段完全出自利玛窦的创造。这里利玛窦所说的“君子”是指中国学术传统中的贤哲，他们能够通过对“道”的凝思而进入澄明之境，甚至水火不侵。然而利玛窦的这种诠释，并没有点明他的第一段叙述和福音故事本文之间的差异。在利氏的汉语译文中基督“立海涯”，并对彼得“援其手”；而《马太福音》当中的基督则“行走在海面上”，并在彼得将要沉下去时“拉住他”。如果我们讲求教义的细微区别，那么这种差异似乎就带来了如何进一步诠释的问题。但利玛窦关心的还不是如何诠释，而是必要性的问题，若他希望使用图像来促进记忆，必须要考虑视觉上精确性的要求。当程大约向他要求提供图画时，如果他手边正好有最想翻印的图画，就不必作如此改动了。
这幅“最想翻印”的图画就来自纳达尔（Jeronimo Nadal）的《福音故事图像》（Images from the Gospels）一书。利玛窦十分珍爱此书，在他行旅中国时一直随身携带。1605年5月，他写信给阿桂委瓦会长的助手阿尔瓦雷斯（Alvarez），信中说：“当我们与中国人交谈时，可以拿出这本书，让他们亲眼看到相关事物，而这些事物往往我们用言语是无法描述清楚的。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甚至发挥了比《圣经》更大的用处。”[4]利玛窦本来想给程大约用来作为彼得故事插图的，是纳达尔书中第四十四幅图画。该画展现了惊慌的门徒们之群像，有的紧紧抓住船桨，有的正奋力拉开已经收卷起来的船帆，有的人在看到汹涌波涛和基督的身影时，高举双手，或惊声哭叫，以为看见了鬼怪。站在船边的人是彼得，他正准备跨出小船，长袍被大风吹着，套住了膝盖。在近景处的还是彼得，此时他满脸恐惧，身体正在水中下沉。耶稣的形象占据了画中最显著的部位，他平稳、坚定地在海浪上行走，画面中他用左手轻轻地握住彼得右手手腕，而自己的右手摊开并上扬，向天祈祷。[5]
遗憾的是，当程大约提出请求时，这本纳达尔的书已经不在利玛窦手上了。此前他已把它借给了耶稣会同事阳玛诺（Emmanuel Diaz）神父，后者将书带到了南昌，用于传教工作。他俩当时有个交换，阳玛诺把纳达尔的书带去南方，而在北京的利玛窦则得到了一套装帧精美、多语对照的八卷本普朗坦《圣经》（Plantin Bible），此书当时刚刚运抵中国。但利玛窦很快就后悔这一决定，他立即写信到欧洲，希望再寄几本纳达尔的书过来，但路途遥远，一时难以到达。[6]
面对程大约的请求，利玛窦感到机会实在难得，不可错过，于是就采用了偷梁换柱之法。他在北京的住所中另藏有一本由二十一幅木版画组成的图册，描绘的全是基督受难的场景。这些版画和纳达尔著作中的许多插图一样，都是出自威克斯（Anthony Wierix）之手。这套版画集的第一幅从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开始，至最后一幅基督升天结束，其中并无涉及诸如“水面行走”之类基督早期生活的事迹。但利玛窦发现，这套中的第十九幅画，描绘的是基督复活后向他的门徒们现身的场景，当时他的门徒们正好在加利利海捕鱼。根据福音故事，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对此事的描述，使徒约翰最先认出了基督，但一贯性格冲动的彼得却当即跳入水中（先穿上了衣服，因为他干活时一直赤着身子），向他的主那边游过去。尽管在威克斯的画上，水中的浪很小，使徒们都在奋力拉网，似乎并没有被夜晚风浪大作所惊吓，但至少在画上彼得身处水中，而基督也向他伸出了手。只要将《马太福音》的原文中“基督行于水上”的情节改为立在岸边，将基督“抓住彼得的手”改成向彼得伸出手去，那么接下来只要运用想象力，这两幅画面就能重合了。还有，威克斯的原画上清楚地描绘出基督的手脚上被钉过的洞眼，以及罗马士兵的长矛刺在基督身体右侧的伤口，这些即刻被修补掉。利玛窦请一位中国能手帮忙，在翻刻图画的时候，将基督经历十字架受难的痕迹统统遮盖。[7]
所以，利玛窦如此这般对福音文本作了修改，使错误的图画也能发挥恰当的作用。一旦图画和注文相配，程大约就会将其制作成售价不菲的水墨画，在中国富有的文人阶层中售卖，或者会将其印在书中，以牟取更多收益，这两种传播方式亦能相互促进。但若设想，当只有这幅画本身出现在中国人面前，那么它也许能通过记忆唤起信仰，而盖过理性和意愿的作用，如此说来，它背负的责任也更为重大。视觉形象能够让人联想出更多散失的情节，这能深入到每一个细微之处：远方的城市里，每一个饥民都能得到食物。在那座高山上，基督隐退其中祈祷修行。在那条渔船上，所有船员都在努力打捞，或者说，所有人都在努力营救伯多落，他若在船上还算安全，但他跳入水中，身着厚重的长袍在波浪中挣扎，用焦急的眼神注视着岸边平静的基督。
利玛窦的世界既被水撕裂，又被水所连接。当他在1578年从葡萄牙坐船到印度时，由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所开辟的伟大的航海探险时代已经过去了七十年，而这些新的大洋航线——从塞维利亚到委拉克鲁斯，从阿卡普尔科（Acapulco）到马尼拉、从里斯本到果阿和澳门——已经成为全球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对于海洋，人们依然所知有限，在地图上大部分海域都无法标明。即便是1602年利玛窦在北京修订完成伟大的《坤舆万国全图》，虽然吸收了最新近的地理发现，采用了最优良的制图技术，但依然把南半球的底端绘制成一整片巨大的次大陆。按图所示，那些航船从好望角或者麦哲伦海峡往南哪怕只有几英里远，都被认为会被那荒凉和无情的海岸撞成碎片。事实上，利玛窦从未使用过“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这个新出现的委婉名字，他宁肯使用更古老而准确的名字——“风暴角”（Cape of Storms）。[8]
在利玛窦的时代，出于传统以及航海的经验，到印度或是远东的旅行都要遵循某套固定的程序。教皇曾于1494年在托尔德西里亚斯（Tordesillas）裁决，将世界分成两片大区，每片都由一个天主教海上强国把持，利玛窦的时代仍是如此。那些向西旅行，前往拉丁美洲、太平洋甚至菲律宾的人必须搭乘西班牙的船只；而向东到印度、摩鹿加香料群岛、澳门或日本的人，则要搭乘葡萄牙的船只（当时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海上力量才刚可以和这两家垄断者竞争，远未达到打破这种垄断的地步）。如果要在远航时获得最佳的风向，前往果阿的船只应设法在3月从里斯本出发（当然在复活节前出发都还算是安全的），一直南下到达非洲西海岸，接着转向西南，经过巴西海岸；当到达南纬30度时折向东，经过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Tristan da Cunha）和好望角，然后借助西南季风之力就能在9月到达果阿。如果他们希望在一年内回到欧洲的话，旅行者就必须在圣诞节前离开果阿，抓住东北季风的时机，大概在次年5月的时候绕过好望角。[9]
旅行中在任何港口都会有长时间的耽搁，因为每段航程的开始都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出航日期实际上是由季风或者盛行的信风来决定的。当时最好的一些船，比如尾部极高的葡萄牙大船——它们常被叫做“卡雷克”（carrack）——最大的能有两千吨重，装备二十八门大炮，但这些船大多只有四百吨重，二十门左右大炮，需要一百二十名船员。“卡雷克”通常是在科钦和果阿的船厂里用印度柚木建造的，这主要是由于16世纪晚期南欧地区造船用的木材严重短缺。[10]然而，自16世纪早期的探险时代以来，除了船体尺寸变大之外，造船技术本身并没有什么进步，而且大型“卡雷克”的适航性反而比它相对小巧的前辈们要差。科学和航海技术还没有紧密联系起来，哥白尼的天体学说开辟了新世界，却还没有给航海活动带来任何益处。海上的计时很不准确，罗盘的指示也常常出错。纬度的测量此时已经相当精确，但经度测量就差得多了，有时只比纯粹猜测好那么一点。[11]尽管有些意志坚韧的商人，比如意大利人卡莱蒂（Francesco Carletti）能够凭借自己的经验，梦想在16世纪末打开全球贸易的航路，使商人们在两年或更短的时间里就能环绕地球，但卡莱蒂本人足足花了八年的时间（1594-1602）才完成了从塞维利亚出发，经由墨西哥、长崎，最终到达荷兰泽兰（Zeeland）的航行。航程耗时如此之长，不过当时倒很少有人会表示惊讶。[12]
在华耶稣会士对海上的危险都十分清楚，因此他们写信到欧洲时往往一信两发：一封交至由马尼拉出发，经墨西哥回欧洲的西班牙大帆船，另一封则交给从澳门出发，经过果阿的葡萄牙“卡雷克”。利玛窦的上级范礼安有一次由澳门寄信回罗马，足足花了十七年，他可能会十分震惊。[13]利玛窦本人从发出信至收到回信平均要六七年，他对此习以为常。1594年，当他从韶州写信给一位友人时，利玛窦意识到，如此漫长的通信时间不仅会使发信时的情况早已时过境迁，“而且收信的人也可能早已到了另一个世界，我时常会想到，我写了这么多关于此处生活的长信，但收信人说不定已经去世，每念及此，我便丧失了继续写作的力量和心情”。[14]但此中最令人心碎的例子，莫过于利玛窦和他父亲的通信。他的父亲吉奥瓦尼·巴蒂斯塔·利奇（Giovanni Battista Ricci）是马切拉塔当地一位富有的药师。1593年，利玛窦在写给他父亲的信里说：“要不是通信如此麻烦，让我知道家里的近况，以及你们都健在安好的消息，我会是多么的快乐！”[15]此时他已经五年没有得到双亲的消息了，上次他们给利玛窦发信还是五年前他离开里斯本的时候。三年之后，利玛窦从一位意大利密友处获知，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为此庄重地做了多次弥撒以示纪念。[16]但在1605年，他终于得知，他的父亲尚健在人世，激动之下，他又写了信回去，这是他毕生所写家书中，唯一一封充满温情的（至少是我们能看到的唯一一封）。在信里他简述了自己在中国传教事业的主要成就，并以此结尾：“我不知道这封信到达你那里时，你会在世间还是在天堂，但无论如何我都要为你写下这些话。”[17]然而，当这封信到达马切拉塔时，吉奥瓦尼·巴蒂斯塔已经过世；同样，当报告他父亲死讯的回信——这次消息确凿——抵达北京的时候，利玛窦也已经撒手人寰。[18]
利玛窦的预感通常不会出错。他在东方传教的这段日子，正是海难频频发生之时。这些海难并不仅仅由于暗礁、远洋或是突如其来的风暴导致，也有可能出于人祸，由于官僚批文或者造船时间的耽搁，航期延误十分常见，使得船只往往不得不在风向和天气条件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出发。尽管葡萄牙的航海技术享誉世界，但船员大多是未经训练的，甚至无能的。据记载，有位船长曾发现，他那些刚从乡下招募来的船员根本分辨不出何为左舷，何为右舷，于是只好把蒜头和洋葱头分别挂在船的两边用以区别。根据某位历史学家的旅行记录，船上新水手的名单里包括有“裁缝、鞋匠、仆人、农夫和一些无知的男孩”，而许多高级船员则是毫无经验的贵族。[19]
从航程一开始，食物和水就十分短缺，而且很快就变得更糟，因为船上还有偷渡者和半合法的乘客，偶尔还包括一些前往印度的妓女和高级船员的情妇之类人，这都使情况雪上加霜。[20]当船上出现病疫时，它会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尤其是在那些极度贫困的葡萄牙人当中，这些人每年出海的多达两三千之数，深受病疫之害。所以，在有些航程中，尽管天气情况还算理想，但还是可能损失一半的船员。有些乘客不愿使用公共卫生设施而随处大小便，下到船舱里的人们往往会被那些垃圾和大小便的臭味熏得呕吐，甚至昏厥过去。草草制作起来的休息座位摇摇晃晃地挂在船侧，即使在平静的海面上也显得让人胆战心惊，更别提是在大暴风雨的时候。
然而，造成船难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那些不常出海的船只上疯狂的超载情况，如果航行顺利的话，他们能以此获得极高的收益，所以大堆的货品随意杂乱地堆放在甲板上，摇摇欲坠，船员和更为贫困的乘客一样，为了赚钱，把他们宝贵的船舱位置腾出来放货，自己则睡在甲板上，无论天气晴朗还是恶劣，都跟货物挤在一起。原来混乱的环境就变得更加糟糕。[21]这些还不够，许多船只本来就是用劣质的木料建造而成，难以维护，钉子和填充材料都从腐化的木料当中掉落出来。甚至还有人为破坏，有位令人厌恶的葡萄牙船员在一次事故中损失了大部分的财物，为了发泄心中的怒气，他用一根孟加拉竹杖劈裂了船龙骨的圆木。有些船队要通过危险的海域时，会匆匆忙忙把几艘船用绳索相互捆绑起来，从船头到船尾绕过，并用绞盘系紧。[22]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当中曾写道，1587年，凶恶的中国官员威胁要将耶稣会士逐出中国时，他含着热泪请求官员的同情，并表示，要再一次穿越“横在中国和他们家乡之间的汪洋大海”，是“不可能的”。[23]他的朋友斯宾诺拉（Nicolas Spinola）就是在1578年9月和利玛窦一起安全到达果阿的，他写信给罗马的上司说：“那些渴望旅行去印度的人应当将生死置之度外，随时准备好献身；他应当虔心信仰我们的主，心甘情愿忍受苦难；他应做好准备，克制自己所有的情感，因为在这条路途上，人只能靠经验去认识自身，而不能靠任何理论思考。”[24]
私掠船队是海上的又一公害，它对航海造成的危险丝毫不亚于上述这些。1578年3月24日，当利玛窦和耶稣会同伴们从里斯本港口起航之后，两艘全副武装的法国船（或许是与天主教的对头——荷兰新教势力结盟的胡格诺派的船只）尾随了他们的船队好几天，试图抢劫小商船里掉队的。这些小商船主要目的地是巴西，在前往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的这段航程中，一直紧紧跟随着三艘赴印度的卡雷克大船。当卡雷克的船长们下令准备开炮时，耶稣会士们（尽管正忍受着晕船的严重折磨）都聚到了甲板上，紧握着手中的十字架，时刻准备动员全体船员加入战斗。由于不愿冒险与这三艘装备精良的船只展开炮战，法国人最终离开了，他们还编了个拙劣的谎言，称自己并非法国船只，而是迷失了航线的佛兰芒货船，装载的全是谷物。[25]
并不是所有的船只都这么走运。在16世纪后期，英国、荷兰的私掠船队与法国人串通一气，他们的恶行加剧了宗教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这些船队劫掠的目标甚至远到哈瓦那、莫桑比克和澳门等地。在许多情况下，葡萄牙人总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不惜付出沉重的代价去击退这些侵犯者，他们甚至不惜让大商船带着大多数海员和全部货物沉到海底，也不愿向新教势力或日本敌人作一丁点的屈服。[26]饶是如此，那些机动性更强、火力更猛的私掠船只，必然会获得许多标志性的胜利：比如1587年，英国人劫获了满载财宝的西班牙大船——刚离开阿卡普尔科的“圣安娜”号（St.Ana）；而在1603年，荷兰人在几周时间里连续在马六甲和澳门洗劫了两艘葡萄牙卡雷克船，此类事件层出不穷，这两次只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前一例中，英国人获得的战利品大约总共值50万克朗，而后者的荷兰人掠走物品价值超过350万荷兰盾。[27]
16世纪航海活动的一大特点是，过大过重的责任全担负在舵手一个人身上。就拿西班牙和葡萄牙船只来说，皇家条例规定，舵手全权掌控船只的航程，因此无论深浅，舵手都只能依靠自己在航海中积累的经验，比如风向、海流、鱼类和鸟类的活动特征，加上使用简单的海图、过往海员的记录、罗盘、星盘、四分仪之类的工具，来掌控航行。但与此同时，他要承担的却是整艘船的安全重任——上千吨重的船，载着上千名乘客和船员。[28]一旦航行中出了什么差错，舵手自然就难辞其咎，并一己担负当时人所有的指责。圣托马斯·阿奎那曾经对四种类型的因果关系作过著名的分析，这在当时属于受教育的天主教徒的标准读物，其中阿奎那说：“同一事物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后果。比如，一位舵手可以成为一艘船沉没或者存活的原因，如果他坚守岗位，船只就能获救，若是他不在其位，船只就会沉没。”[29]然而，这些文字毕竟写于13世纪——早在远距离航海的时代到来之前。在利玛窦时代的大多数人看来，阿奎那的这段话或许要修改，增加第三种情况，即舵手的坚守岗位反而会导致船只的沉没。史蒂文斯（Thomas Stevens）是位性情温和的英国耶稣会士，他曾经在1579年对航海船员十分感激，欣赏他们的精湛技术，因为那年他一路平安最终到达果阿。但是，当某次他乘坐的船绕过以暴风雨闻名于世的好望角时，却遭遇了此生唯一一次接近遇难的险境，他不禁责怪起了船上的舵手：
然而，我们到那里时并没有遇上暴风雨，只有翻涌的大浪。这时我们的舵手因疏忽而出错。因为，在这一带，所有的航海者通常都不会把船开到能看见陆地的范围，而是依照某些征迹来判断海底的深浅，以确保航行的安全。但我们的舵手满以为风向尽在掌控，开始贴近陆地航行。不料后来风向突变，南风大作，滔天的巨浪以排山倒海之势把我们的船裹挟到离陆地只有不到14英寻[30]的地方，离厄加勒斯角（Capo das Agulias）只有6英里远。在那里我们完全陷入了困境。在船下方是无比巨大的礁岩，不但锋利而且陡峭，以至于完全无法停锚。海岸上的情况也完全不容许我们登陆，岸上尽是些残暴而野蛮的土人，所有的陌生来客都会被置于死地。因此，我们不再抱有任何努力的希望，只有听凭上主的安排，祈求良善的回报。[31]
正如他所说，史蒂文斯搭乘的船只最后能幸免于难，旅程最终能平安抵达，靠的不是舵手的功劳，而是上帝的青睐。
其实许多旅行者的亲身经历都比这次更为生动和跌宕，巨大海难中幸存者们的记述，是16世纪晚期很受欢迎的故事题材，每有海难发生后，此类故事就被编成小册子或是书籍出版。从1577年到1578年初，利玛窦和他的耶稣会同事们为了等候去果阿的船队组建，在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学足足等了十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应该可以读到1565年在里斯本出版的那本讲述“圣保罗”号（St.Paul）命运的书，从而对舵手在“圣保罗”号悲惨旅程中扮演的角色有详细的了解。
“圣保罗”号是在1560年4月底离开里斯本前往果阿的，船上共有五百人，其中有一百名水手，三十三名女性乘客，三十名在十二岁以下的儿童，两位耶稣会神父，其余则是高层船员、各色男乘客，以及一大批奴仆。在离港时，船员和乘客肯定能从他人的经验中了解到，他们出发的日期已经比通常安全航行的日期要晚许多。而且，尽管“圣保罗”号是在印度建造的，“船体非常牢固，在任何狂风到来时都能像岩石一般坚硬”，但是在药剂师迪亚斯（Henrique Dias）看来，“它在顶风航行的时候就像一个病怏怏的水手，船行相当艰难，方向难以掌控”，[32]迪亚斯带着满箱的药品搭乘此船前往果阿，他也是“圣保罗”号命运的记录者。航程刚开始，船就遭到了一场暴风雨的袭击，随即，又因为舵手的失误而迷失了方向，这名舵手“完全是印度航线的新手”。于是，“圣保罗”号不得不在非洲几内亚湾中滞留了整整两个月，等待适合的航行时机。船员和乘客们都陆续病倒，他们神志不清、腹股肿胀。由于无药可用，所以不停流血，因为迪亚斯带的那点药物早就消耗殆尽。船上的帆缆绳索在连日大雨的天气下开始腐烂，满船总共五百人，一度有三百五十人病疫缠身。[33]
在经历了四个月的折磨之后，到了7月底，“圣保罗”号才穿越赤道，到达巴西萨尔瓦多，在那里得到了修整。但是，有一百人离开大部队去巴西淘金，这更加削弱了船员队伍的力量。为了寻找到马达加斯加的航线，“圣保罗”号在惊涛骇浪中摸索前进，对于方向，“在船长、舵手、船主，以及那些对航海事务略有知晓的人当中，爆发了极为激烈的争论”。最终，“圣保罗”号完全偏离了前往印度的航向。1561年1月，船撞上了苏门答腊岛的海岸而沉没。在沉船的那天，所有人集合在船的上层甲板，将旗帜和圣物铺开，齐齐跪在前面，向上帝作着无比虔诚的临终祈祷。[34]当利玛窦在1578年到达印度的时候，这次劫难的部分幸存者经过艰险而令人绝望的长途跋涉，早已抵达了果阿并在当地定居，以各种方式续写自己的人生：这些人当中有帕埃斯（Francisco Paes），他在1585年成为中国至日本航线的船长（到1601年仍然作为一个审计长生活在果阿）；而丰塞卡（Antonio da Fonseca）已经成家，并在妻子去世之后加入了耶稣会；费尔南德斯（Francisco Fernandes）在“圣保罗”号船难时还是一名小船童，此时已长大成人，在果阿的拍卖市场做着叫价工作。而此时已年老体弱的绅士巴尔博萨（Pero Barbosa）是果阿当地教堂的管理人，由于经费实在缺乏，他不得不每天都上门向城里的宗教团体和富裕家庭去祈求资助。[35]
关于1578年利玛窦前往果阿的旅程，由于没有任何他自己的记述流传下来，我们无法确知他对于航海事务的看法。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在积极的一面，我们知道，在他的中文神学著述里，利玛窦曾经以海船上的舵手这一形象（和其他形象诸如弓箭手、制作地球仪的工匠、建筑师、印刷工等）为例，来说明一个人的技艺显然跟不上大千世界包罗万象的变化。但这其实只是他对自己读过的托马斯主义读物的一种附和。利玛窦觉得，舵手引领一艘大船在蕴藏无限危险的大海中航行，但远处的人却根本看不到舵手的行动，这一点同上帝安排人类命运的方式十分相似，当然，人类永远没法看到上帝。[36]我们也知道，利玛窦乘船前往印度的途中，曾经两次穿越赤道，在此期间所作的观察后来对他大有裨益。在后来绘制的世界地图上，他用中文写下这样的注释：“当我从西方来中国，途中经过赤道时，我亲眼看到南北两极的距离于地平线均分的位置，没有任何纬度的差别。”[37][38]
就消极一面来说，我们可以从别人的记述中得知，利玛窦所搭乘的“圣路易”号（St. Louis）在航行到莫桑比克港湾的入口处时搁浅了，海水大量涌入船舱，甚至更致命的危险即将到来。此情此景给人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以往所经历的种种险境会让人对此倍加惊恐。[39]在利玛窦用中文写就的神学著述里，有一段文字代表了他发自内心的感触，他写道，身处16世纪的人们，就如同“大洋间著风浪，舟舶坏溺，而其人荡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于己难，莫肯相顾，或执碎板，或乘朽蓬，或持败笼，随手所值，紧操不舍，而相继以死”。[40]
利玛窦的同时代人早就适应了在海上沉浮的生活，他们会尽情嘲弄舵手，尽管他们清楚舵手工作会遭遇的各种技术上的艰难和风险。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就是最好的例子。塞万提斯描绘的堂吉诃德在乘坐小船沿着条小河顺流而下时，自以为是在穿越浩瀚的大海，他责备仆人桑丘·潘沙知识的贫乏：“什么分至圈呀、经线呀、纬线呀、黄道带呀、黄道呀、南北极呀、两至呀、两分呀、行星呀、十二宫呀、方位呀，这些都是用来度量天体和地球的。”[41]由于没有随身携带测量的器具，无法算出他们已走过的确切里程，堂吉诃德自我陶醉地猜测他们已经走了大约两千英里（而桑丘则猜想他们只前进了5码），堂吉诃德继续说道：
“只要我身上带着一个仪器，能够测出极点的高度，我就能告诉你我们已经走了多远。不管怎样，我知道已经走过的地方，也知道马上要到的地方，平分南北两极的赤道线，准就快到了！”
桑丘就问：“要是我们到了您说的那条讨厌的赤什么线，那我们算走了多远的路呢？”
“很远啊”，堂吉诃德回答说：“因为照伟大的托勒密的说法，他可是最著名的宇宙学家哦，整个有水有陆地的地球共分作360度，咱们到了我说的赤道线的时候，就已经走了180度！”
“天啊！”桑丘说：“是阁下您让我有幸知道了这么伟大的人物，多什么蜜来着，还有他的什么算法。”[42]
相比之下，莎士比亚的描述就更加具体，也更富有寓意。在他的悲剧《麦克白》第一幕里，有一位女巫曾经提到一个女子，她的“丈夫是‘猛虎’号的船长，到阿勒坡去了”。17世纪早期的观众大多数都熟悉这个隐喻，它暗示的是英国商人费奇（Ralph Fitch）的命运。费奇在指挥“猛虎”号前往地中海东部的商业城镇阿勒坡（Aleppo）之前，曾于1583年在霍尔木兹被当做间谍逮捕，并被转运到了果阿那个臭名昭著、戒备森严的监狱。1599年哈克卢伊特（Hakluyt）出版的《航海记》，在第二卷用图解的形式详细记录了这则故事。[43]《麦克白》里的女巫接下来又讲到，那些迷失方向的航海者在风向飘忽不定的环境下是如何勉力支持的，他们绝对应该获得诸如前赴印度船队乘客的同情，正如这段对话刻板的收场白所说：
浪打行船无休息，
终朝终夜不得安，
骨瘦如柴血色干。
年年辛苦月月劳，
气断神疲精力销。
他的船儿不会翻，
暴风雨里受受难。
瞧！我有些什么东西？
女巫乙：给我看，给我看！
女巫甲：这是一个在归途覆舟殒命的舵工的拇指。[44][45]
有一点令人好奇，但又很有可能，那就是同时代的旅行文学给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带来了启迪，所以读者眼前的麦克白兼有舵手的勇敢无畏和烦恼缠身。那些舵手和麦克白一样，在某些重要时刻必须痛下决断，但此时天公并不作美，他们被固执的自尊心驱使，决定铤而走险，结果不但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命运系于一道的其他人。在反宗教改革时代的欧洲天主教世界，人们急切渴望听到这类故事，而生活也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581年，利玛窦第一次读到历史学家马菲伊的史著，并为之深深着迷。而马菲伊本人不但陶醉于阅读同时代葡萄牙的海难故事，而且还搜集了许多与利玛窦一样前往东方的耶稣会士的经历，并将其作为素材，写入了他那本博大精深的印度史的书。[46]
在1578年初，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前往果阿。他所在的船队由三艘船组成：即“圣格里高利”号（St. Gregory）、“伟大耶稣”号（Good Jesus）和“圣路易”号。十四名耶稣会士分乘在三艘船上，每船四五个人。利玛窦、罗明坚和另外三名耶稣会士被安排在“圣路易”号上。“圣路易”号算是一艘“旗舰”，由整支船队的主船长亲自来指挥，然而，这并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选择。就在两年前，该船经历了一次梦魇般的航行，尽管当时的天气十分适于航行，共有一千一百四十名乘客拥挤在船上，其中约有五百人死于热病以及由污秽不洁和过度拥挤引发的其他疾病，而这数字还不算在果阿上岸后死去的人数。[47]但是，利玛窦和他的朋友们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当时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已经下令，卡雷克船不能造得太大，以免无法管理；船舱不能太过拥挤，以免疾病蔓延。或许正是这些明智的命令——塞巴斯蒂安的继承者们早就将之忘记——救了他们的性命。[48]尽管如此，同往常一样，船上的舱位还是很昂贵的。3月23日晚上，当这些耶稣会士登船时，三艘船上的许多船员和士兵早已把他们的客舱位卖给了要存放货物的商人，或是想要更多空余空间的有钱人。[49]
虽然利玛窦关于这次旅行的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但幸运的是，他的三位同行者的记述得以流传至今，这三人分别乘坐在“圣格里高利”号和“伟大耶稣”号上。因此我们能知道，“伟大耶稣”号上的神父们境遇十分糟糕，他们住在上层甲板的一个窄小的舱室内，这个舱室是用非常粗劣的木材偷工减料建成的，其空间之小，只要四人在其中同时伸展手脚就能填满。舱内仅有一个极小的橱柜，供他们放置水和其他如油、醋、酒、奶酪和硬饼干之类的东西。“圣格里高利”号上的情况则要好些，神父们住在船尾的舱室，突出在船舵的上方。舱里开有三个窗子，其中一个直接向下对着水面，可以充当临时的厕所，也因此，神父们能听到下方波浪拍击的声音。[50]
三位同行神父在记述中一致认定，船队是在3月24日的黎明时分离港出发的。出发不久就迎来一阵顺风，三艘船驶离海岸，将人声鼎沸的码头甩在了身后。那时，码头上正在慢慢组建一支舰队，那是塞巴斯蒂安国王为了发起对北非海岸的攻击而准备的，舰队最终总共由八百多艘船只组成。[51]利玛窦的船队周围，有许多轻快的小船疾驶着，像是在催促船队加速。港口上空，基督创伤教堂（Church of the Wounds of Christ）的钟声久久回荡。这座教堂是前往印度船队的舵手和船长们的主保堂。[52]
就在这次长达六个月、两次穿越赤道的航海之旅当中，利玛窦平生首次体验了一种教会使命施行者的生活，不过，当时他还没有担任圣职，因此，在耶稣会有关这次旅行的文件中，他还是被称为“利奇兄弟”，或“神学的学生”。[53]船上的生活对他来说，就是即将步入的充满危险之未来生活的缩影，那里有他尚未经历过的种种社会关系，有肉体不适的考验，但同时也存在着自我苦行和献身服务普罗大众的各种机缘。利玛窦在罗马耶稣会学院所接受的训练，已经赋予他强健的体魄，能抵御各种肉体磨难。然而，正像他的耶稣会同事、搭乘“伟大耶稣”号的斯宾诺拉所记述的，在赤道地区炎热的气候，以及船上狭小难忍的环境之中，任何人的行为习惯都会发生改变。要想安然入睡是不可能的，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整夜汗流浃背，蜷缩在铺于木板上面的狭小床垫，忍受着船舱里的恶臭，还有虱子和臭虫的侵扰”。在持续的炎热和潮湿的环境里，所有的东西都开始腐坏发臭。书上的墨迹开始褪色，金属的刀具和汤匙逐渐生锈，长袍散发出毛料霉烂的味道，饮用水开始发馊，食物开始变质。在这种环境里，人们的牙龈肿胀，牙齿和下颚剧痛难忍，头疼欲裂。[54]
船上的水手大都粗鄙不堪，耶稣会神父们就试图改变他们那些糟糕的习惯。这些人拉帮结伙，彼此争斗不休，尤其是在闷热的夏季夜晚，那时神父们便会介入其中，充当调解人。有时，神父们会采用一套灵活的罚款方法，来减少水手当中无休无止的粗口咒骂。罚款的钱累积起来，之后就派得上用场，只要大家一致同意，就可以把这笔钱做一些造福全体的善事。如果水手们选择向神父忏悔，那么新的问题就出来了，因为神父们发现，想要找到个独处的地方，听他们讲述那些骇人的故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在这样一艘拥挤的小船上，仿佛每个舱室和舱壁上都长着耳朵。[55]但是，神父们的另一些做法，则会增加船员们的厌烦。他们坚持不渝地制止船员玩纸牌和骰子游戏，甚至把这些玩意儿扔出船外。他们还会没收那些混杂多种语言、带有在他们看来淫秽不堪的插图的书籍，而这些书本来是船员生活中很常见的消遣品。[56]
所以，在剩下的娱乐活动中，最受欢迎的要算是猎捕鲨鱼了。有些水手别出心裁地用布头做成海上常见的飞鱼模样，并给这些假飞鱼安上两根长长的鸡毛，在鸡毛里藏着粗重的金属钩子。然后把假飞鱼放入海中随波逐流，直到有鲨鱼跃出海面上钩。[57]另一些水手则用真鱼饵穿在连着粗麻绳的钩子上，诱捕一条鲨鱼上钩。然后他们用钩子钩住这条鲨鱼的眼睛，切开它的喉部，再将其扔回海中。这时所有甲板上无所事事的人们就成排地靠在船护栏边，激动地大声叫喊，看着其他的鲨鱼聚拢过来，美美地享用它们的同胞，直到再也吃不下为止。这些饕餮食客懒洋洋地在船的周围打转，然后自己也成了捕杀的对象。由于过度陶醉于这种游戏，有一次，四名水手在船边系一块木板浮于海上，并站在木板上观看，结果一条硕大的鲨鱼撞碎了木板，四人都掉入海中。所幸他们被及时救上船，逃脱了葬身鲨鱼腹中的结局。[58]
每条船上的耶稣会士都自成一组，安排他们自己的祷告仪式：每天清晨做一个小时的祷告，每八天做一次忏悔；时常阅读《灵操》以及达·托迪（Jacopone da Todi）的祷告诗；或是在他们狭小的舱室内练习苦行之法，每天做两次“良心的反省”，[59]圣依纳爵·罗耀拉就认为，这种“良心的反省”对灵性生命的成长至关重要。耶稣会士们每天还要至少背诵一次连祷文；在夜晚，他们去驾驶舱内，分两组和声吟唱圣诗，船员们则在黑暗中跪着祷告。[60]在圣徒的纪念日，所有人会列队在甲板上绕船行走，神父们身穿祭服，而辅祭的男童们手持蜡烛，捧着圣物和祭品。[61]在基督圣体节那天（1578年5月29日），有十七名船员身穿各式戏服，上演了一出长达两个小时的戏剧，这出剧演的是“帕多瓦的圣安东尼（Anthony of Padua）之诱惑”的故事，表现其中虔信者与魔鬼之间的战斗。帕多瓦的圣安东尼是葡萄牙天主教的圣徒，船员们为了求得他的佑助，都以极大的热情表演这出戏。[62]
这些圣徒的纪念日为海上的生活赋予了一种特殊的节奏，当利玛窦乘的船停靠在莫桑比克港口时，天开始刮起了逆风，船上的乘客都担心这会使他们错过到达果阿的最佳日期。为了求得风向的改变，他们甚至在8月12日举行了一场祭奠圣格拉希那（St.Gerasina）头颅的庄严仪式，然而却无济于事。船上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既然他们在圣母领报节（3月25日）和圣母访问节（7月2日）的时候都在海上，并呈给了上帝水淋淋的祭品，如今却未得上帝眷顾，那么可以推论，上帝显然认为，还在海上的他们没有必要再去庆祝圣母升天节（8月15日），同样，在圣母诞辰（9月14日）的时候，他们肯定还在前往果阿的航海途中，庆祝也无须举行了。[63]
在天气晴好、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耶稣会士们还有其他的任务要做，在他们离开里斯本时，塞巴斯蒂安国王曾经送给他们礼物，包括一些草药和有药性的植物，他们便用锅煎煮这些草药，给船上得病的人服用。[64]有的水手染上了很奇怪的病症，仿佛中邪了一般，这时神父们就得施行各种祷告仪式，为他们彻底驱邪。[65]但是如果船因为无风而停止不动，尤其是在赤道附近的危险水域里，那么人们就会列队，在甲板上举行更为隆重的祷告仪式。神父们手捧着殉道贞女们的头像或者是博尼法斯（Boniface，他有次率领了一支由一万一千名贞女组成的军队）的头像之类的圣物，带领跪拜的水手们祷告，蜡烛的火光在虔信者的手中闪耀，甲板上架起祭坛，圣母和圣子的画像摆放其上，在场的人们无不咏唱圣诗。神父们直接向上帝祈求风的到来，以使船队能够继续前行。同时，他们成功地说服了船上的每个水手拿出些份子钱，或直接从补贴的油中贡献一些，用来赠予莫桑比克岛上由多明我会神父照看的小教堂，使其中贝鲁阿特（Beluarte）女神祭坛上的油灯不致熄灭。[66]在风暴肆虐的海域，比如好望角附近，海浪拍打着船体，沉沉的黑暗之中，波涛汹涌地向船袭来，刻刻不停。神父们不时能听到船员的忏悔声（此时他们早已抛弃羞愧之情，再不害怕自己忏悔的罪恶被旁人听到），他们把刻有“神的羔羊”（Agnus Dei）的蜡制小圆盘抛入大海，以求得海浪的平息，祈望自己能摆脱疲累和疾病。与利玛窦同行的耶稣会士巴范济（Francis Pasio），后来曾总结了他们在这次漫长的旅程中得以幸存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每条船上至少有四名教士，每当事态到了绝境时，他们总能一次次地扭转局面。[67]
1578年10月，在抵达果阿之后，巴范济在书信中偶然提到，他所乘坐的“圣格里高利”号在莫桑比克时曾载有“三四百名黑人”，[68]而利玛窦所坐的“圣路易”号则很有可能载得更多。当时“有大量的奴隶在市场上贩卖，既有穆斯林也有其他异教徒，在部族战争中被敌人俘虏之后送来市场”，这些奴隶被人从非洲大陆用船运到莫桑比克岛，葡萄牙人将他们买走，再运到印度去使用。这样，就构成了一条与西部非洲不相上下的奴隶贸易线路，而西非的奴隶主要是运往加勒比地区、秘鲁和巴西的矿山和种植园。在船队横渡印度洋的时日里，劝说这些奴隶皈依基督，成了神父们一项乐此不疲的工作，而大部分奴隶目睹先前死去的同伴之惨状，都选择接受这一信仰。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穆斯林奴隶只要答应唾弃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就能接受洗礼。有些人来不及皈依便死去，神父会在他们临死时举行一个简单的宽恕仪式。尽管从莫桑比克到果阿的旅程只有短短一个月，其间天气条件十分理想，船上的饮用水和新鲜食物都十分充足，但在“圣格里高利”号上，还是有十八名奴隶死去。同在这整段旅程当中，五百名白人中只有三人去世：一名是船上的杂役工，一名是不幸落水溺亡的水手，还有一名水手从里斯本出发之时就已经染上了热病，最终也未能治愈。[69]
在莫桑比克，利玛窦平生第一次踏上葡萄牙帝国的海外领土，其后，他旅程的每一步，都恰好步入帝国一连串的海外据点——果阿、马六甲，最后到了澳门。尽管莫桑比克岛是一片贫瘠而毫无吸引人之处的土地，但对于船上的乘客、神父和水手来说，这是他们在四个月前离开加那利群岛之后第一次见到的陆地，许多人甚至因为登陆时遭到了耽搁而感到失望。岛上没有淡水，几乎不生长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所有的物品都需要从非洲大陆运过来。但当他们到达时，岛上刚好有充沛的酒、干饼、果饯、大米、小米、禽肉，以及旅客们所尝过的最为美味的野猪肉。船上的人们必定欢欣鼓舞，他们终于有机会活动筋骨，由于长时间待在船上，腿脚都已不便。他们的精神也在教堂中得到休养，这座教堂旁建有要塞，以枪炮护卫，人们可以在安宁的环境中祈祷。岛上还有座规模宏大的医院，堪称地标建筑，伤病员可以得到治疗。[70]但莫桑比克带给人们的快乐，比起船队到达果阿时就不足多提了。正如“圣格里高利”号上的一位神父所写的，在海上漂泊数月之后，即使只是在雾气中朦朦胧胧地看到充满危险的海岸线之一角，也足以让所有的乘客跑到甲板上欢欣跳跃，大声高呼“陆地！陆地！”。能与这种欢乐相媲美的，恐怕只有“我们的灵魂升入天国之后的那种喜悦”。[71]另一位神父的描述也差不多，果阿的群山，被冬雨洗刷得苍翠浓绿，山脚下茂盛的棕榈树和雅致的房舍，好似“一张精美的挂毯，其工艺之生动，几乎已穷尽人之想象”。[72]实际上，又有谁真的能够完全形容这种喜悦呢？五个半月以来，船上每个人所分配到的饮用水极其有限，而且咸涩难喝，如今，置身于果阿耶稣会学院之中，人们可以尽情地洗澡、洗衣，享受凉爽的清水从泉眼和喷水池当中倾涌而出，四处漫溢。[73]
利玛窦生命中余下的几段漫长的航海旅行——1582年从果阿到马六甲，以及同年从马六甲到澳门——并没有像前面这段经历那么富有戏剧性。但是，他在前往澳门的旅行中病得十分严重，以至于感觉有必要在家信中提及。[74]（就在他抵达澳门后，当年前往长崎做生意的葡萄牙船队中的几名海难幸存者回到了澳门，也带来了他们流落在当时还未开发的台湾岛上几个星期的艰辛故事。[75]）利玛窦在中国行旅期间，曾有两次机会，让他能够再次体验自己当年刚到果阿时的那种兴奋之情，但那已经是大概二十年后了。
第一次是在1595年，当时他终于得到了中国官员的许可，从韶州北上到南昌。路途当中满目山川冰雪，牵动了他的怀乡之情，这是他多年来第一次见到雪景，便难得地给马切拉塔的弟弟写了一封家信，记录下自己的心情。[76]第二次是在1598年的夏天，利玛窦获准进入中国的陪都，扬子江上的南京城，这也是他渴望已久的事情。然而，当他在7月初坐船抵达南京的时候，中国与日本在朝鲜第二轮的战争正好爆发，朝廷颁下诏书，下令逮捕所有看似可疑的外国人。所以，没有人敢邀请利玛窦到家中做客，也不敢把房子租给他住。他自己也不敢多上岸行走，除非是乘坐遮盖密实的轿子在近处简单逛逛。在此情形下，他被迫只能在中部中国的骄阳之下，栖身于狭小而窒闷的船上，在水面上度过了整段酷暑时光。“这真是活受罪”，他在《中国札记》当中这样写道，“船不但很小，还几乎没有什么设施”。[77]但是，当紧张的战争局势缓和下来之后，就有一位富有的中国官员赵可怀，邀请利玛窦到句容的乡间宅邸作客。从南京骑马到那里需要一天时间。在句容，利玛窦居于优美的环境当中，后来他用一种抒情的笔调回想起当时的愉悦：赵可怀的宅子建在较高的地势上，其规模可与宫殿相媲美，正厅“精心雕琢，雕梁画栋，共开有三扇门，正门向南开，东西两面也各有门。门外有条精心铺砌的通道，两侧的围栏玲珑有致。在栏杆之外是一片开阔的庭园，绿树成荫”。在这处胜地，有一角摆放着供奉中国本土神灵的神龛，就在利玛窦到访的几天时光，他利用这块地方，把随身携带装在盒子里的三联画基督圣像摆放在神龛上，旁边点上香火供奉。他“一整天都待在那里诵念祷文，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上帝”。[78]
这些经历在他的心灵里打上了极深的烙印，利玛窦一生中最重要的梦就与此息息相关，即使算不上最重要，至少在他心中是唯一值得写在信中和记录在《中国札记》里的。这个梦，是他坐船从南京到南昌的途中所做的。对他来说，这两座城市正好代表着炽热和冰冷的两极。当利玛窦的小船接近南昌城时，鄱阳湖上正好刮起一阵逆风，使船难以前行。他在船舱中昏昏沉沉地打着瞌睡，思考着传教事业的艰辛。在给幼年时代的好友、马切拉塔的科斯塔（GirolamoCosta）的信中，他描述了随后的体验：
我绝不能忘了告诉你，我做的一个梦。这是在我到达这边几天之后所做的。当时我站在那里，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成果、旅途又是如此艰辛而感到忧伤。这时，我好像遇见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他对我说：“那么就是你吗，一直来在这片土地上行游，想摧毁它古老的律法并用上帝的律法来取而代之吗？”那时我惊讶此人竟能如此洞察我内心深处的想法，于是便回问道：“你是上帝还是恶魔？”他回答说：“我不是恶魔，正是上帝。”
所以我伏倒在他的脚边，哭泣着问道：“我尊贵的主啊，如果你洞悉这一切，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给我一些帮助呢？”那个人就回答说：“到那个城里去吧。”——对我来说他似乎说的是北京——他又说：“我会帮助你的。”我满怀虔诚的信仰进入了城里，不费吹灰之力。这就是我的梦。[79]
“到那个城里去吧”，这个指令与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所接受的神秘启示如出一辙，而在1537年，圣依纳爵·罗耀拉也曾在拉斯托尔塔（La Storta）的礼拜堂内见到过救世主现身，利玛窦对这些必定了然于胸。[80]他写道，当他苏醒的时候，眼中正噙满了泪水，他把这个梦告诉了船上唯一的同伴——他的中文老师和挚友钟鸣仁。钟是一位华人信徒，耶稣会候选会士，教名为塞巴斯蒂安。他始终陪伴着利玛窦，作了这一次失败的南京之行，并一同回到南昌。[81]
利玛窦对中国的了解，很大部分来自他在中国江河、湖泊、运河上旅行的经历。他很早就注意到，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愿意出海冒险，因为海上的航行，甚至是住在海边的生活，都太过危险。他曾经说道：“只要两三条船的日本人就可以在中国沿海登陆，并挺进内地，占领乡镇和大城市，大肆烧杀劫掠，而几乎不会遇到什么抵抗。”[82]当然，这是1550年代的真实写照，但半个世纪之后，这种恐惧依然广泛存在，这让利玛窦觉得难以接受。他说：“这让我们很惊奇，尽管走海路既近又便捷，但中国人还是极其害怕海运和海盗，他们不愿走海路运输货品，尽管已经有人向皇帝进言倡导海运，而在过去的年代海运也曾很繁盛。”相应的，中国人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内陆水运上，这点和利玛窦在欧洲的经历截然不同。他曾引到当时在西方普遍流行的说法，即很多中国人生活在（河）水面上，如同在陆地上一般。“即便不全是如此，”他谨慎地补充道，“无论如何对于那些一直生活在船上的人而言，这似乎就是实际的情况。”[83]
利玛窦始终抱有一种欧洲军事战略家的眼光，放开视界，注意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以便今后可能派上用场。所以，即使是在他临终前所撰写的《中国札记》当中，我们发现他对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口的水情也有细致的观察。尽管那里水流湍急，充满翻船溺亡的危险，但“在我看来，带有后桅的军舰和船只可以从入海口一直上溯深入到这片区域”。[84]在当时，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经常会对他们旅行中经过的江河和水道的情况进行仔细记录，以作为交战侵略行动中军事谋划的基础，而对外人怀有戒心的中国人则总是防备着这种行为。[85]但更多的情况下，利玛窦的眼光会被雄伟壮观的大船和丰富繁忙的水上生活所吸引。在给罗马耶稣会学院的朋友弗利加蒂的信中，利玛窦以意大利人熟悉的景象作对比，描绘中国的水上风景：这些河流比波河要大得多，有些船只极为富丽雄伟，它的中厅就有罗马耶稣会学院的礼拜堂这样大小——天花板极高，四边开有十扇甚至更多窗户，厅内布置有名人字画和其他各类装饰品，桌椅更是数不胜数。这些船上还有许多房间可供休息和安睡，甚至厨房和药房“都可以直接配给陆地上最好的宅邸”。为名满天下的大太监马堂特制的游船更是富丽堂皇，这艘船航行在北京至苏州的运河上，它的木质梁柱外面不但包漆，更是涂上了金粉，窗户外也装上精致的花格。[86]
在东部中国的主要内陆水道大运河上航行的船只成群结队，不可尽数。每处河岸的水面都被船只填满，它们拥堵在用来调控水位的巨大船闸前，日复一日。有时它们会急速分开一条路，因为有手握重权的达官显贵或是宫中大太监的船只要通过；有时某个船闸会突然开闸放水，那些没有准备的船甚至会措手不及而倾翻。在河岸上，成千上万的纤夫奋力拉拽着满载货物的船只，更多的纤夫则站在旁边，随时准备接替他们的工作。[87]不难想见，穷困和富足在这里交织在一起：在运河边，利玛窦曾见过巨大的储冰室，内中放满了冰块，从南方千里迢迢运去北京的水果和鱼就置于其中保鲜；他也见过一千多个服苦役的纤工排成一列，口中喊着号子，牵拉着由珍贵木材做成的木排。有人告诉他，其中一些最为珍贵的木材，每一棵就值大约三千达克特。这些木排体积庞大，又异常沉重，每天只能拉动五六英里。这些木材是用来重建不久前毁于火灾的几处皇家宫殿，以及修筑万历皇帝的宏伟陵墓。[88]那时代的中国人应该都能体会这些纤工的悲惨境遇，他们经年累月地在运河边劳作，顶着烈日的灼烤，衣不蔽体，正如当时有人所说，“他们背上的皮肤都裂了，像是鱼鳞一般”。[89]
从1573年到1620年，中华帝国长期处于万历皇帝的统治之下，而利玛窦于中国生活和传教也正在万历年间。当时由于皇帝本人不愿多过问政事，充当皇帝和官员之间的“中间人”的宦官太监们就获得了很大的权力。[90]利玛窦很快就了解到，太监们控制着大运河上获利极为丰厚的运输事务，于是就想方设法和他们一起旅行：一个有权势的太监可以迅速通过一道道关卡，而通常人们在缴纳了大笔通关费后，还得等上四五天才得以放行。利玛窦曾讲述过，有次他和一位耶稣会的同事向一位太监租用货船上的空舱位，准备由运河运水果到北京。从南京出发，他们和船工商定，共付十六达克特，预付一半，抵达后再付一半。而那位太监则向他们额外再要八个达克特，并威胁说如果不付，就把他们的货物和行李全都扔下船去。经过谨慎小心的协商之后，耶稣会士们承诺在到北京之前就把余款全部付清，太监才算是满意了。[91]经此教训，再加上回程时囊中现银紧缺，利玛窦为了节省费用，就空手返程，租了一条极小的船。船费是够便宜的了，但是小船破旧不堪，船主也雇不起纤夫来加快船行的速度。因此，他们每天只能前进几英里路，最后，在北方河港临清遇到水面结冰，再也没法赶路。在那里无所事事地待了几周之后，实在闲不住的利玛窦把同伴和行李撇在船上，独自一人从陆路南行。他雇了一辆独轮手推车，车夫带着他沿着运河岸飞快地前往苏州。这种交通方式他以前从没试过，如今他发现其实既快捷又方便。[92]
利玛窦心里也很清楚，中国的大江大河往往充满危险。当他还在罗马做学生的时候，就曾经历过洪水大泛滥。当时，暴雨倾盆使台伯河水涨出了堤岸，冲毁了农田和房舍，使得粮食的价格成倍猛涨，街头巷尾充斥着抢劫和骚乱。[93]然而，他才到中国三年就亲眼目睹了一场更为可怕的洪灾：暴涨的西江水吞噬了他所居住的肇庆地区，同时爆发地震，使损失更为惨重。当地志书记载，各处有九十个乡镇村落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有两万一千七百五十九户人家流离失所，超过十万英亩田地的庄稼被毁，共有三十一人在洪水中溺亡。[94]
关于黄河，利玛窦在晚些时候这般描述：“这条河给沿岸流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既因为洪水泛滥，也由于黄河频繁改道。基于此，中国官员举行祭祀活动，伴有许多迷信的仪式，仿佛是在祭奉某种神灵一般。”[95]利玛窦当时对这些“迷信的仪式”所知甚少，因而没发表什么评论。但他后来涉猎佛理，逐步深入，则应该会从中国流传的许多有关人与水的宗教故事中得到一点启迪。
正在利玛窦来华前，在明帝国远洋航海的伟大时代里（在15世纪早期，由宦官将军郑和率领），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有一名水手掉入了海中，但由于他虔诚地信奉“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竟奇迹般获救。[96]另外一些传说则更具日常生活的风味，比如有关果贩沈济寰的故事。沈济寰是虔诚的佛教徒，在1593年的冬天，他带着一船橘子渡过太湖，半途之中，忽然遇上了一场大风，湖面顿时天昏地暗，如房屋一般高的大浪汹涌而来，船上的橹和桨都无影无踪，船体开始下沉。沈济寰大声呼救，但令湖岸上的目击者大为吃惊的是，他们看到有两个金甲神把船从大浪中托出，把沈济寰、船工和货物都平安地送到岸边。这两个金甲神人就是金刚神，由于沈济寰十分虔诚，每日清晨开工前都要诵读《金刚经》，出门还随身带有经文抄本，金刚神也为之感动。从此，在太湖地区，沈济寰就以“青果沈佛家”而闻名。[97][98]五年之后，利玛窦乘坐独轮手推车正是路过这片湖岸，他在当地也有不少好友。
另一则故事或许更为动人，这发生在更早些年代，故事的主人公是僧人董吉。董吉和尚不通水性，有一次他想去探视和安慰一位重病的朋友，此时春潮汹涌，他途中被一条水势湍急的河流所阻。这位董吉和尚极富勇气，并怀着对佛陀的虔诚之心，他脱下袍子，把身上带的佛经包在其中，顶在头上，步入了激流之中。河水在他脚下好似只有几寸深，他轻易便过了河，平安到达对岸。但当他踏上河岸时，发现佛经和包裹全都不见了。尽管心中难过，他还是加急脚步；来到朋友家中，却发现那包经书就放在朋友家的桌上。他欣喜地取过来看，发现包经书的袍子早已经湿透，仿佛被大雨淋过，但里面的经书却是光洁而干净。[99][100]
利玛窦曾品尝过这种遗失圣书经文的痛苦，也经历过失而复得的快乐。在他中国传教的这些年里，他始终希望得到一整套精美的普朗坦《圣经》，他第一次见到这套经书是在印度，传教士把它当做礼物——希望能起到劝导皈依之作用——送给了莫卧儿帝国皇帝阿克巴（Akbar）。[101]普朗坦《圣经》之所以珍贵，并不仅因为它其中多种语言包含的丰富学识，也不只是它的宗教性内容，最主要是因为它的外表精美：卷帙繁多、纸张精细、封套华丽，这套书共有八卷，每一卷每一页都是精心排印。中国的教徒总是反复抱怨他们的教理书籍脆陋不堪，他们询问耶稣会士，该如何回击那些嘲笑他们的中国士人，因为士人们总是说，这薄薄几页的小册子怎么可以囊括基督宗教所有的智慧。失望于此，有些耶稣会神父就开始自己印制《圣经》，依旧用拉丁文，但有汉字加注。尽管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翻译《圣经》全文，但至少做了一些音译和解释的工作。这些文本对他们的读者而言依然难以理解，可毕竟是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因为他们至少给基督教所宣称的东西增添了分量。[102]
由此，普朗坦《圣经》提供了他们所期望的一切。这套庞大的八卷对开本的《圣经》，印有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和迦勒底文等多种文字，还附有由低地国家的一流画家所作精美绝伦的铜版插画，代表了“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奢华花费、坚定信念和虔诚奉献的巅峰水平。它制成于1568年至1572年之间，是普朗坦（Christopher Plantin）应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之约在安特卫普印制的。为使这个浩大的工程得以启动，国王花费了两万多弗罗林（?orin），在印制的大部分时间里占用了普朗坦的十个印刷间和三十多名熟练工人。这项工作需要费力搜集各种语言的不同字体模具，在文本字句上需要征求罗马和宗教裁判所神学教义专家的同意，还需要雇用懂得多种语言的校对工，当然，还包括熟练的装订工、着色工和排印工。其中有十三套极尽奢华的《圣经》是专门为皇室定制的，仅此就用掉了三千张羊皮，而其余的一千两百套则使用了一百九十万张上等纸张。[103]
终于，在1603年末，由红衣主教塞维利那捐赠给中国传教事业的一套珍贵的普朗坦《圣经》运抵澳门。1604年2月，费奇规（Gaspar Ferreira）神父被安排携带这套《圣经》连同其他用品和礼物前往北京。他在4月到达了南京，并在当年8月初抵达北京近郊。[104]但就在这里，正像利玛窦在给阿桂委瓦会长的助手阿尔瓦雷斯神父的信中所说，北京的神父们遭遇了一次肉体和心灵上双重的“沉船事故”：费奇规到达京城时，正赶上暴雨肆虐，华北地区所有的河流都泛滥成灾。怒吼的华北河水吞噬了京城近郊成百上千的房屋，使数以千计的人无家可归，费奇规搭乘的船只被洪水冲毁，裂成碎片，船上装载的东西也坠入了滚滚洪流。其中为弥撒特别准备的价值七十达克特的酒当时就沉入水中，再也找不回来。画像、圣匣等宗教用品全都被水卷走。最令人痛苦的是，这套用多种语言书写的普朗坦《圣经》，在横跨半个地球的旅程即将到达终点的时候，还是失落在了泛滥的洪水之中。[105]
然而这套圣书并没有沉入水底。放置在木箱中的八卷《圣经》随波漂浮，并被附近船上的一些中国人从水里打捞了上来。钟鸣仁——来自澳门的华人耶稣会士，曾经多次与利玛窦一道经历险境——看到船工们正打开木箱，不解地翻看着这些天书般的文字，趁他们还没从失望中回过神的时候，钟鸣仁便和他们还价，最终只用了一把铜钱（按照当时意大利和中国的货币兑换比率，大约相当于十分之三个达克特，或者是三个古里[giulii]）就成功地买回了这八卷《圣经》。而这套《圣经》在当时至少值三百达克特，利玛窦告诉阿尔瓦雷斯，“这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能以不到三个古里的价钱买回了它”，大概只是它实际价格的千分之一。这八卷圣书并没有被毁掉，如利玛窦所说，它们只是“略微受了些潮”，镀金的外表依旧完好，装订也没受损。[106]在圣母升天节那天，做过早晨的弥撒之后，为了戏剧性地吸引信众的目光，利玛窦第一次向北京信徒们展示了这八卷《圣经》，这确实起到了效果：“（信徒们）用钦慕的眼光欣赏着这庄严的圣书和精美的印刷，虽然他们读不懂其中文句，但肯定能对书里蕴藏的绝妙教义有所体察。”[107]
洪水与死亡是水上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耶稣会士们十分清楚，危险无处不在。利玛窦最早在中国建造的房屋位于肇庆，那栋屋子早已被洪水冲击得不成样子。而且，早期对教会财产冲击最为严重的事件之一，是由当地愤怒的村民挑起的，他们要求传教士们捐出物品来建造抵御洪水的堤坝。[108]利玛窦经常在信中谈到洪水之可怖，也会感叹这种矛盾情况：“这些江河流淌，使中国变得如此壮丽与富饶，但也会带来这样深重的灾难。”他告诉阿桂委瓦，他曾经亲眼目睹连日的暴风雨之后，洪水带来的危害：“大量的房屋崩塌，甚至被夷为平地，无数财物都毁于一旦，成群的人们溺亡于屋内，或被洪流卷得无影无踪。”[109]当利玛窦和他的信徒们在那套拯救回来的普朗坦《圣经》边上祷告之时，我们不禁会想，那一刻利玛窦是否会回忆起，它用来买回这套《圣经》的三个古里，相当于在天灾年代里买一个十岁男童的价格。他很清楚这一切，因为他在大运河上曾遇到一个友善的太监，那人送给他一个男童，其身价就值那么多。[110]
有时，河流地区的秀丽风光、水运的便捷，与河水的狂暴及其足以致命的力量交织在一起。1605年，利玛窦从北京写信给科斯塔说，“这种对比的反差一直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下去”，“然而，无论风向如何，圣彼得的船依旧按其使命行驶着”。[111]1595年春天发生的事正是如此。当时利玛窦还在韶州传教，他应邀前去拜访一位官衔颇高的武官，此人刚获得任命，途经韶州前往京城，去负责办理朝鲜战事的后勤。我们只能从利玛窦的记录中知道，该武官的名字是佘立（Scielou）。[112]这位佘将军有个二十岁的儿子，突染重病，将军多次听人赞颂利玛窦的科学技巧，因而就希望利玛窦为他的儿子治病。利玛窦正好趁这个机会，提出以他的医疗知识作为交换，获得进入北京的许可。佘将军同意交换，承诺为利玛窦进京的许可提供保证。根据利氏的描述，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这位公子的疾病是因为在科举考试中名落孙山，心中郁积了“忧虑和羞愧”而催生出来的。鉴于此，利玛窦就想用西方的记忆法来训练他，帮助他重获信心，再次振作，参加科举，以争取功名。因而，尽管利玛窦基本不具备什么医学知识，还是冒险接受了这个看上去毫无成功把握的任务。[113]
佘将军的船队满载着贵重的物品，带着家人和妻妾、仆从和侍卫，浩浩荡荡地北上，他嘱咐利玛窦尽快与他们会合。利玛窦热切地希望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离开韶州这个充满敌意、有害身心的环境，他仅用了一天半就处理完在韶州居住五年累积的所有事务。利玛窦把传教工作移交给了他那年轻的助手，刚到中国、还基本不会说汉语的郭居静，以及另两个耶稣会的华裔高级修士，自己则带着两名新来的年轻中国同工，和两位最信任的仆从，租了一条船北上。尽管他们尽力赶路，但还是没能赶上佘将军的大队人马，因为将军凭着他的官衔，可以任意调用纤夫船工拉着庞大的船队逆水航行，而根本无须支付费用。[114]
当利玛窦北行到达南雄的时候，还是没能与大部队会合。利玛窦曾在三年前到过此地，并在当地的中国富商当中发展了一些信徒。这里是北江向南航行段的终点，船员和旅客都在此处下船登岸，带着自己的行李，沿着陡峭的台阶登上梅岭山，在翻过山头之后，就能到达另一条河流赣江的码头。顺赣江北上，就能到达中国的中部地区。成群结队的旅客和商贩在石子路上艰难登行，挤成一团。有几位基督的信徒跑来帮助利玛窦搬运行李，他自己则坐在轿子里，穿过人群。十年以后，当时经过的那些客栈、店家、列队的侍卫兵丁，仍然清晰而生动地留存在他的记忆里。待至登上梅岭山顶，利玛窦便能远眺壮阔的风光，南面是业已经过的广东省，而北面则是尚待探索的江西。在名为南安的河岸小镇，利玛窦再次转渡，由于佘将军另备有一条船等他，两条船就顺流而下，向赣州进发。在平静的旅途中，利玛窦受邀登上佘将军的官船，他们一同讨论科学和宗教问题，倒是把将军儿子的病体撇在了一边。到达赣州时，他们得到了隆重的欢迎，兵士列队鸣枪致敬，声震长空，据利玛窦猜测，手持火枪前来迎接的士兵大约有三千名，他们沿着河岸列队，足足有三英里长。就在这里，利玛窦自己租了条船，雇了些船工，以便独立应付下游航程的险境。在前方有两条大河交汇，山崖陡立，怪风阵阵，水流湍涌，漩涡密布。当地人称之为“十八滩”。[115]
第一个发生事故的是佘将军的妻妾和孩子们所乘的船只，但不严重。船撞上了一块礁石并开始下沉，但由于该处系一浅滩，船身又造得较高，船就此搁浅，将军家人们惊慌地逃到船的上层，很快被紧随其后的利玛窦和他的船工们救出。然而，利玛窦的慷慨使他又失去了自己的船。由于佘将军不愿让他的家眷再抛头露面换一次船，就命令他们留在此船上，待到天黑之后，即可顺利在夜幕掩盖下调换。佘将军在他装行李的船上给利玛窦弄了个铺位，继续行程。[116]
这下利玛窦孤零零地和佘将军雇来的船工们待在一块，唯一陪伴他的是一位年轻的中国信徒，这位信徒来自奉教家庭，曾就读于澳门的耶稣会学院，1592年被派往韶州协助利玛窦传教。他的葡萄牙语名字叫若望·巴拉达斯（Jo?o Barradas）。利玛窦十分喜欢他、信任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让他获得福祉。[117]然而，就在几分钟后，痛苦从天而降，刺透了利玛窦的心灵。当年晚些时候，他在写信给澳门的上级孟三德神父时，笔尖依然充满痛惜之情：
我们到了一个叫“天柱滩”的地方。此处位于高山脚下，激流奔涌，水势极深。面对发出雷鸣般巨响的河水，我努力祈祷，希望它能够平缓。（江西）这边的船桅杆都做得很高，却没有龙骨，我感到它们在激流中很容易倾覆。但任凭我苦苦恳求，这些舵手和船工还是如此粗心，竟将船以全速驶进了急流之中。顷刻间我们的船就翻了，在漩涡中打转，另外两艘载着将军行李的货船也是如此。我和同行的若望一道掉入了水中。然而，那一刻上帝帮助了我。从船上摆下来的绳索正好在我的手边，我感到那是神圣的旨意，就一把抓住绳子使劲攀拉，总算爬到了船的支架上。这时我发现自己的书箱和床都漂浮在水面上，就将它们拉到身边。而后，几名船工游了过来，爬上了船，把我也拉上甲板。然而，若望就此沉入水中，激流将他卷走，再也没有露面。[118]
佘将军为自己损失的财物而痛惜不已，而利玛窦则因失去好友而悲痛难抑，他们派出船工沿着河搜寻。这些船工潜入水中，打捞出许多佘将军的物品，大多已经湿透，但却没有发现若望·巴拉达斯的尸身。将军给了利玛窦一笔钱，“用来办丧事”，但既然那时连死者的尸体都没法找到，这笔钱也只好成了补偿给耶稣会的费用。[119]佘将军的船队到达河流下游，又遭遇了一场暴风，船队无法前行，将军感到命运显然在水上和他作对，于是就决定改走陆路。利玛窦曾郑重考虑，是否要放弃整段旅程，但最终还是决定和将军的几个手下一起前往南京，这些属下前去南京是为了料理东家的生意。经历了这次打击后，利玛窦久久未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在致阿桂委瓦会长的信中他说，自己绝对未曾想到，“上帝竟然会让我在河流中遭遇船难，在此前我已经历过如此多的海上旅行，却从未遭遇失事”。[120]
注释：
[1]《马太福音》第14章第23-33节。
[2]利玛窦谈到过翻译《圣经》，他拒绝为之，可见1605年5月12日给阿桂委瓦的助手阿尔瓦雷斯的信件，OS, p.283。
[3]《利玛窦题宝像图》，页1至页3b，《程氏墨苑》，卷6，第2篇，页36至38b，其他版本的译文可见Laufer, “Christian Art,” pp. 107-8, Duyvendak, “Review,” pp.389-91。
[4]OS, p.284.
[5]Nadal, Evangelicae Historiae Imagines, no. 44.欧洲的耶稣会士们大多偏爱使用这些插画，意在彰显纳达尔的名著《福音笔记与省思》（Anotationes et Meditationes in Evangelia）对于传教士劝人皈依事业的巨大价值。纳达尔本人的神学见解比较正统，丰富且清晰，但是缺少能让人印象深刻的感官刺激和直接性。所以，耶稣会的上层人士们多年来一直为能获得一套插图版的纳达尔著作（由著名的印刷商普朗坦印制）而努力。比起那段印制多语言版《圣经》的时光，普朗坦的印刷机在1580年代要空闲许多，当然它们从没停止过。至于那难对付的威克斯兄弟，他们自己作画，还制成版画，也有许多《圣经》场景题材，耶稣会士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版画，不但受尽屈辱，而且花费巨大。威克斯三兄弟被视作是欧洲最好的版画家，但同时也是臭名昭著的酒鬼、好色之徒，对钱财贪得无厌。即如其名，他们在1586-1587年间不断增高每张版画的价格，但最终还是在1593年成功地完成了整个作品。（在普朗坦的《通信集》第1160、1182、1188、1193、1194号信中，我们可以了解耶稣会士们和普朗坦之间冗长而精彩的谈判过程。）纳达尔著作的完整版共有150页的图画，从诞生、受难到复活，描绘了基督的一生。纳达尔的图中有时还嵌有小图，边上标有字母以凸显，而图下方则有注文。每张插图实际上都是为纳达尔那长篇的评注提供指引，图文并茂，适宜用在布道和解经中。
[6]有关与阳玛诺的约定，见OS, p. 260；要求更多纳达尔的书见OS, p. 283。
[7]有关这幅画在这一系列版画中的位置，参考Mauquoy-Hendrickx, Estampes. pp. 17,20-21。这些版画所依据的原作，其画家为Martin de Vos。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藏有原画的两种版式，其一出自Visscher（51.501.1765:20），另一幅来自Eduardus ab Hoeswinc [kel]（53.601.18:43）。显然利玛窦采纳的原型是后者，其相似特征，一眼即可鉴别。
[8]参见d'Elia所著Mappamondo全书各处，大概的地图则参见FR, vol. 2卷首插图。另参考J. H. Parry, Age of Reconnaissance, p. 139. 此书认为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是最早为海角改名之人。
[9]Gomes de Brito, Tragic History (1589-1622). 由Boxer翻译，见第1页和地图。
[10]同上，pp.3-5。
[11]同见上书，并见Parry, Age of Reconnaissance, pt. 1, James Duffy, Shipwreck and Empire, pp. 49-51。
[12]Carlerri, My Voyage, pp. 102-4.
[13]FR, 1/290n.
[14]OS, p.125. 1594年11月15日信，写给Fabio de Fabi。
[15]OS, p.113. 1593年12月10日信。
[16]OS, pp.218, 230.
[17]OS, p.268. 1605年5月10日信。
[18]OS, p.218 n.1，汾屠立认为，利玛窦的父亲在1604年去世。
[19]可见这些书中例子。Gomes de Brito, Tragic History (1589-1622). pp. 9-10. Duffy,Shipwreck and Empire, pp. 62-63, 73-74.
[20]Gomes de Brito, Tragic History (1589-1622). pp. 20-21.
[21]同上，pp.15-17; Sassetti, Lettere, p.280. Mocquet, Voyages, pp. 220-21. 在Mocquet的书中他讲述了自己在1609年前往果阿的旅程中最糟糕的那些事情细节。
[22]Gomes de Brito, The Tragic History (1589-1622). 第116页讲到腐烂的木材，第191页讲到“施洗者约翰”号上腐烂的船舵。而关于船尾的缆绳可见Tragic History(1559-1565). p. 31。
[23]FR,1/238.
[24]Doc.Ind. 11/312 .
[25]Doc. Ind. 11/306, 336. 见Spinola和Pasio的叙述。
[26]Downton船长对此类反抗的叙述可见Kerr, General History, 7/456-60.亦可见Boxer,Fidalgos, pp. 59-62.
[27]Parry, Age of Reconnaissance, ch.11, “Atlantic Trade and Piracy”; Boxer, Fidalgos. pp.50-51; Schurz. Manila Galleon. pp. 306-8. Schurz的著作中提到，“圣安娜”号的战利品价值两百万比索，第313页又说，在伦敦贩卖这些掠夺品还获得五十万克朗。而Hakluyt在The Third Volume中则说，主要的战利品值“十二万两千金比索”（第816页）。Spate在Spanish Lake书中则认为掠夺品并没有这么多。
[28]Gomes de Brito, Tragic History (1589-1622), pp.11-13; Duffy, Shipwreck, pp.70-74.
[29]Aquinas, ed. Bourke, p.70.
[30]英寻（fathom），长度单位，一英寻等于六英尺。
[31]St evens,“Voyage”, p.467, 有关史蒂文斯在果阿，稍晚的叙述见Pyrard, Voyages.2/269-70 。
[32]Gomes de Brito, Tragic History (1559-1565). pp.4-6, 59-60.
[33]同上，pp.61-67.
[34]同上，pp.68-72.
[35]同上，pp.8-9.
[36]利玛窦：《天主实义》，第383页，Lancashire译文，第4页。
[37]D'Elia, Mappamondo, plates 3-4.
[38]这段引文是作者对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注文的改写，相关注文如下：“匀分三百六十度，随地而移，如北极出地一度，则南极入地一度也。中横环名曰赤道，日行至此则昼夜平矣。”
[39]Doc. Ind. 11/343. 利玛窦提到莫桑比克时只是一笔带过，见OS, p. 67。
[40]利玛窦：《天主实义》，第425页，法语译本第193页。书中这些话是出自“中士”之口。
[41]Cervantes, Don Quixote, tr. Cohen. pt.2, ch.29, p. 659.
[42]同上，第658页。感谢Ian Spence提供这一参考。
[43]Fitch, “Journey,” p. 472; Hakluyt, Second Volume, pp. 250-65. Pyrard, Voyages. 2/1822. 从Pyrard书中我们能看到对果阿监狱的生动描述。
[44]Shakespeare. Macbeth. act 1. scene. 3. lines. 19-29.
[45]此处用朱生豪先生译文。
[46]参考S?o Jo?o和S?o Bento两艘船相互链锁而最终沉没的事，（Duffy, Shipwreck,pp. 26-27.）也可见马菲伊的叙述（L'histoire, bk.4, ch.3, pp.266-68）。至于从里斯本到果阿的航船生活之细节，见马菲伊书（bk.12, ch.2, pp.119-20.），还有巴范济的说明（Doc. Ind., 11/366）。马菲伊对这一征程满怀信心，但最初曾遭到萨宾努斯（Procurator Sabinus）的质疑。（Doc. Ind., 11/625-26）
[47]Doc. Ind., 10/17, 21, 709-13, 关于1576年那悲剧性的航程见同书11/353。有关船队的指挥官见Couto, Decada Decima, bk.1, ch.16, p.147. 但他书中关于1577至1579年船队航行日期的记载都已经过篡改。有关耶稣会士的分派见Doc. Ind., 11/160-62.
[48]Duffy, Shipwreck, p. 52.
[49]Doc. Ind., 11/310-11.
[50]有关“伟大耶稣”号见Doc. Ind., 11/305，有关补给食物见同书11/342，“圣格里高利号”见同书11/338。窗子是一些水手开的，他们希望在平静的大海中听到波浪拍打船的声音。
[51]1578年里斯本码头的情况参看Brooks, King for Portugal, pp. 14-15, 160n.
[52]Doc. Ind., 11/305, 有关该教堂见Gomes de Brito, The Tragic History (1589-1625). p.30.n. 2，而第二年类似的一次启程见Stevens, “Voyage”. p. 463。
[53]Doc. Ind., 11/161, 375. FR, 2/650. plate 22.
[54]Doc. Ind., 11/307.
[55]同上书，11/308-10。
[56]有关玩牌和看书，见上书，11/351，Wicki, “The Spanish Language”, p.16. 文中分析了16世纪的船员航行中阅读的情况。
[57]Doc. Ind., 11/358.
[58]同上，11/308-9，Stevens, “Voyage”, p. 466. 其中说到一则类似的故事。
[59]Doc. Ind., 11/310, 351-52. Guibert, Jesuits, pp. 94-95, 190-93. 讨论了耶稣会士们对于“良心质询”的使用。
[60]Doc. Ind., 11/351.
[61]同上，11/311。
[62]同上，11/318。
[63]同上，11/347。
[64]同上，11/351。
[65]同上，11/313。
[66]同上，11/342.
[67]巴范济的叙述见上书11/354，有关圣物匣见11/339，关于风暴来临时的皈依和圣迹见11/312，关于风暴中的祈祷和纳塔尔见11/316，关于公开的忏悔见11/316，平静之时则见11/337，圣人头像见11/338。“伟大耶稣”号航行的真实细节，形象地展现了利玛窦航行中会遭遇的那种真正险境。在启程时，这艘船状况良好，离开佛得角群岛时在三艘船里一马当先，在轻风吹拂下一路加速到了好望角。然而，在离开非洲大陆的南端后，它驶入汪洋，遭遇逆风，接连两晚上的狂风大作，船被吹至反方向行驶，而舵手竟毫不知情。舵手本人太过相信船上的罗盘，当天气晴朗后，他自信满满地转向北，当时船上看不到陆地，他坚信船只正沿着非洲东海岸一路向莫桑比克驶去。事实上，船这时正在非洲的西海岸行驶，航行指向葡萄牙。尽管许多乘客都感到不对，焦虑地频频对他表示质疑，但他们一路还是走了足足九天，大约八百英里距离。最终，经过漫长而激烈的争论，无论船员还是乘客都筋疲力尽，浑身被雨淋透，而船上的补给和饮用水都已紧缺，舵手终于调转航向，又一次驶向好望角（Doc. Ind., 11/313, 345. 斯宾诺拉用发自心底的愤怒口气说“如此荒唐之事”），这一次成功地绕过了好望角，没有发生意外。然而，可以想见，由于耽搁了时间，时节已晚，他们就必须直接驶向果阿，而不在莫桑比克停留并补充食物和水。“伟大耶稣”号上的船员和士兵都紧握武器，以防发生哗变。斯宾诺拉神父谨慎地说，船上的人大都有此感觉，“舵手实在是不怎么明智”。（Doc. Ind., 11/317.）
[68]Doc. Ind., 11/352.
[69]同上，11/341, 352-53.
[70]参考Boxer, “Mo?ambique Island,” pp. 10-15. Doc. Ind., 11/341, 346.
[71]Doc. Ind., 11/376.
[72]同上，11/350.
[73]同上，11/349.
[74]有关他的“严重病况”见OS, p.27. 巴范济则说他“略有小恙”，见FR, 1/163, n.9.同前注以及FR, 2/562, n.1. 德礼贤说，利玛窦从6月14日至7月3日在马六甲停留。
[75]FR,1/178 n.3
[76]OS, p. 219. 1596年10月13日信。他说的是“在过去那一年”（l'anno passato）。
[77]FR,2/11.
[78]FR,2/15-16. 金尼阁（Gallagher译本，第304页）把这个三联圣像画说成了耶稣受难十字，完全改变了那场景的意义，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
[79]这段文字见于利玛窦1595年10月28日给科斯塔的信，见OS, p. 182. 有关科斯塔的传记可见前书119页注1，更精准的版本见FR, 1/355-56。
[80]《使徒行传》第9章第6节。德礼贤叙述过罗耀拉的反应，见FR, 1/356, n. 1。
[81]FR,1/356, n.3. 有关钟鸣仁的生平，见FR, 1/290, n.1。
[82]OS, p. 48，参见So, Japanese Piracy, pp. 71-73. 该书中有关于中国的几个例子。
[83]FR,2/19-20. 关于西方人相信有一半中国人生活在水上，参见Plancius, Universall Map, p.256. 右页。在某种程度上，利玛窦此处或许仍然是在回应达克鲁兹，见Boxer, South China, pp. 111-14。
[84]FR, 1/348.
[85]参见这几处的详细记录，FR, 1/228, n.3；FR, 1/280。
[86]OS, p. 68，这是1585年11月24日信，另见同书66页注1。有关马堂的船见FR,1/92；FR, 2/110。
[87]FR,2/19, 102.
[88]同上书，2/20。
[89]Hoshi, “Transportation,” p. 5.
[90]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对万历帝的统治作了精要的概括。
[91]FR,2/21. Hoshi, “Transportation,”有关私下贸易见第6页，太监滥用权力见第27页。
[92]关于船见FR, 2/31，独轮推车见2/34。
[93]Delumeau, Vi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Rome, 2/530-35, 605-6.
[94]《肇庆府志》卷22页34a（重印本第3333页）。
[95]FR,2/18.
[96]《古今图书集成》，第498部（“博物汇编”，卷106，页36b）。
[97]同上部，页35b。
[98]这则故事原文为：“明沈济寰，居嘉兴北丽桥，开青果店。每晨起，必持《金刚经》，或出外，则一袋贮经悬胸前，不旷持诵。万历癸巳冬，往洞庭山贩橘，太湖中流，陡遇龙风，湖面昏黑，沈船漂荡如叶，楫橹尽失。巨浪如屋高，出于船丈余。船已陷没水底，呼号间，忽有巨力，提船而起，拔出波间，夹送如飞，顷刻达翁家嘴登岸。则岸人共见有两金甲神行水中，左右擎船而来。船中人知为金刚拯救，共感沈德，号为青果沈佛家。”见《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第106卷。
[99]同上书，第498部，“博物汇编”，卷103，页21。
[100]这则故事原文为：“晋董吉者，於潜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进。恒斋戒诵《首楞严经》。村中有病，辄请吉读经，所救多愈。同县何晃者，亦奉法士也，咸和中，卒得山毒之病，甚困。晃兄惶遽，驰往请吉，董何二舍相去六七十里，复隔大溪，五月中，大雨。晃兄初渡时，水尚未至。吉与期设中食，比往而山水暴涨，不复可涉。吉不能泅，迟回叹息，坐岸良久，欲下不敢渡，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恻然发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计躯命，克冀如来大士，当照乃诚。便脱衣，以囊经戴置头上，径入水中，量其深浅，乃应至颈，及吉渡，止着膝耳。既得上岸，失囊经，甚惋恨。进至晃家，三礼忏悔，流涕自责。俛仰之间，便见经囊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湿气，开囊视经，尚燥如故。于是村人一时奉法。”见《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第
103卷。
[101]利玛窦对这套《圣经》的评论见OS, p. 6. 见1580年1月18日信。
[102]见FR, 2/229-31. 其中所插的金尼阁的观察。
[103]Voet. The Golden Compasses, vol. 2, pp. 37-46. Roover, “Business Organization,” pp.237-39. Rooses, Plantin, pp.120-33. 蒙田在罗马曾见一部此版《圣经》，十分精美，见Journal de Voyage, p. 223.
[104]FR,2/279, n. 1.
[105]OS, p. 282.
[106]参见利玛窦写给阿尔瓦雷斯的两封信，1605年5月12日（OS, p. 282）和1609年2月17日（OS, p. 388），其中说《圣经》只是“小小受潮”。
[107]FR,2/282. OS, p. 298.
[108]FR,1/245-46.
[109]OS, pp. 364, 344.
[110]见FR, 2/111. 利玛窦把那价格等同于“三钱”或是“三古里”，更多有关东西货币兑换资料见FR, 2/46, n.5, 2/211 n. 2. 参见Albert Chan, Glory and Fall, p. 88. 其中提到1594年山东省买卖孩童仅用“一钱”。
[111]OS, p. 274. 1605年5月10日信。
[112]德礼贤认为，这位“Scielou”是当时的兵部官员石星，本书作者史景迁并不同意，但他也不确定此人身份。近来学界研究，有“佘立”和“孙矿”两说，此处取佘立说。以下称为“佘将军”。
[113]见FR, 1/338-39. 德礼贤认为这位“Scielou”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见FR,1/339，注1，顾保鹄在《利玛窦的中文著述》（第241页）文中也沿用此说。这观点和我们已知的事实并不符合，但我也无法从所知的广西官员中确认此人是谁。
[114]FR,1/341.
[115]景观和旅行见FR, 1/343-44. 还有OS, p. 103其中的南雄部分。
[116]FR,1/344.
[117]有关巴拉达斯，见利玛窦书信的两个段落，OS, p.128, 194。
[118]OS, p.132. 1595年8月29日写给澳门的孟三德的信，OS, p.193-94. 1595年11月4日写给阿桂委瓦的信。
[119]FR,1/345.
[120]OS, p.193. 1595年11月4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