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少年》杂志
1912年（壬子）：《中华初等尺牍》
1913年（癸丑）：《法意》
1914年（甲寅）：《中等国文典》
1915年（乙卯）：《作文法》
1916年（丙辰）：《袁世凯轶事续录》
1917年（丁巳）：《共和女界新尺牍》
1918年（戊午）：《新修身》
1919年（己未）：《短篇小说》
1911年《少年》杂志
1911年，中国历史除旧布新，大开变局，皇朝将去，共和将立。
每逢新旧社会方死方生之际，社会上对青少年的关注程度似显豁于平时。从新闻出版行业看，此前已有爱国学社的《童子世界》、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寰球中国学生报》、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等十余份青少年类报刊，仍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商务印书馆于当年创办《少年》杂志，再开一片新绿，当有“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意思。
主编该刊的孙毓修先生，曾于科举废除前十年考得功名。他有新思想，学过英文，认为“科举已成弩末，神州多故，非开径自行，决不足以问世”。
孙先生认同“教育救国”主张，且知行合一。其所开之“径”，集中于民智。民智之源，端在少年。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即参照欧洲童话编写中国儿童读物。在其陆续主编的百多种童话中，由他自己编写的计七十多种，在儿童文学于中国形成系统的初期有筚路蓝缕之功。《少年》杂志创刊时，其为首任主编，可谓实至名归。自创刊至终刊，《少年》上的文字，不知浸润了多少中国少年的生命。
1948年夏，钱锺书、杨绛夫妇带着女儿圆圆回无锡钱家，为钱锺书祖父做百岁冥寿。在“满地都是书”的一间厢房里，圆圆找到一小柜《少年》杂志。一本杂志能积满一小柜而未散，可见这杂志在钱家是被珍视的。大概钱家的孩子无人不读。
人称“文学圈外文章高手”的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其文字生涯即开端于这本刊物。他早年文学兴趣很浓，读到初中时，一位亲戚为他订阅了《少年》杂志。费孝通从此成为该刊的忠实读者，每期到手，都是从头读到尾，一篇不落。几期下来，这位少年已不满足于仅当读者。他要成为作者。
当时的少年，头脑里有许多从祖辈、父辈那里听来的、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费孝通在记忆中的故事里选出一个，写了出来，向该刊投稿，署名“费北”。
一个新年里，他收到了当年第一期《少年》杂志，照例细读，却不知已有自己的文字登在其中。待读到最后的“少年文艺”专栏，费孝通见自己投寄的《秀才先生的恶作剧》一文已成白纸黑字，遂“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
费孝通晚年回忆那次经历说：“这种深刻的激动，一生难忘。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着我写作又写作。我写给《少年》杂志的稿子，在该刊的地位，从此也逐步地从书末向前移动，直到开卷第一篇。写作就成了我抑止不住的爱好。”“回想我这一代，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文化界实际上起着伯乐的作用。我虽非千里马，但毕生与笔墨结成不解之缘，商务印书馆实为之媒。”
细察费孝通一生，不惟发表文章、出版著述的成就感助成其终身爱好，写作不辍，“开卷第一篇”的荣耀感更为其立言、立功、立德的各时期备下自信。
1912年《中华初等尺牍》
这本小书，是中华书局创立元年的出版物之一。
岁月太久，封面表层纸已脱去，以至不见当年面目。由封面开始的十余处虫蛀，最深者穿透二十四页。
读者开卷第一眼即被告知，“社会交际，通情达愫，端赖尺牍。下列诸书，程度有浅有深，文言白话咸备。或供模范，或资参考，各适其宜”。
所说“诸书”，有《书信构造法》、《白话学生尺牍》、《白话商业尺牍》、《评注中华女子尺牍》、《古今尺牍大观》等，共十七种。《中华初等尺牍》为其中之一。
中华书局成立宣言中说：“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这断语，致该书局把“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作为其四大宗旨之第一，为此在创立之初致力于“适宜之教科书”的编写，而又以中小学教科书为始。
《中华初等尺牍》“凡例”说，内容适合于初小毕业程度者，所以“文字力求浅显”，“俾儿童易于学步”，“注重寻常日用之事”。为此，分出“家属类”、“亲戚类”和“朋友类”三种。内文装帧全部采用“中华书局信笺”的样式，字体取楷书，如同工笔写出的一页页老式信函，直观而实用。
当年的初小毕业生，家书文字已可达到这样的水平：“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昨奉母舅手谕，敬悉外祖母旧恙日见平复，至为欣慰。惟家中自大人行后，各事不免废弛，万望早日回家，藉资整顿，并乞将归期先行示知为祷。男日来身体甚适，足纾慈念，肃此敬请 金安”。
为便于儿童学习，该书编者在“朋友类”尺牍处模拟来往书札。如：“某某同学兄足下：顷造访不遇，怅甚。兄如有暇，请驾临敝处一叙。因弟昨习算学有难题数则，拟藉此请教也。专此布达，务祈拨冗为盼。顺问 学安 弟某某手启”。
复信如下：“某某同学兄足下：昨承枉顾，适值外出。有失迎迓，至为歉仄。顷奉手书，敬悉一一。弟于算学素乏研究，既蒙不弃，许共讨论，当于下午趋前，畅聆教益也。专复顺问 日安 弟某某敬复”。
那时还是文言，如今的孩子中，能这样运用文言的，恐怕是凤毛麟角了。不仅语言换了时代，传递语言、表情达意的媒介也大为变化。有手机短信、MSN、E-mail、QQ以及博客、微博、微信等交流方式，手写书信已成当世稀罕之物。不过，人际交往中的礼貌、称呼、规矩、语言修养总还需要。眼看怀旧风起，文言的简洁内敛，包括具体措辞，似乎又受青睐。
写此文时，刚从美国斯坦福拿了硕士学位归来的女儿正给同学发短信，边录入文字边问：“我说到他的爸爸，怎么称呼更好？”
即把《中华初等尺牍》放到她面前，“看看百年前读初小的学生怎么说的。”
1913年《法意》
对严复的翻译成就，人以“严译八大名著”相称。八大名著指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由此，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以及古典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理论被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为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启蒙提供了早期读物。其首倡的“信、达、雅”标准，对中国翻译界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启超称严复为清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蔡元培也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西行漫记》中记述，毛泽东早年为开眼界“读了很多书”，其所列书单上，除了卢梭的著作，其他多是当时风行的严复译本。在后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把严复推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严复是第一批留学英国的中国学者。他本来是去学舰船驾驶和海军军事，曾与刘步蟾、萨镇冰是同学，但时代潮流改变了其志业。当时正广泛传播的达尔文进化论使他深受影响。他看到了船坚炮利背后的思想文化，由此研读欧洲近代思想家的著作，如哥白尼、牛顿、康德、培根、洛克、笛卡儿等，又上溯研读欧洲古代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德谟克里特等，为其以后的广泛译介准备了厚实基础。
《法意》是一部由探讨法律性质进而研究国家政治制度的法学、政治学理论专著。作者孟德斯鸠唾弃“君权神授”观念，认为体现人的理性的法律才是治国的根本。这引起了严复的强烈共鸣，与其家国观念和治国理念高度一致。尤其是《法意》中对中国社会的描述与分析，或许更使得严复意识到自己已站在时代潮头，对唤醒国人负有重任。
例如，《法意》第七卷第六、七两章说到中国“奢侈之弊”，曰：“至今中国，犹传前古皇帝之诏书，文辞粲然，训义深厚。”“考其历史，大抵一朝开创，莫不有初。仁圣恭俭，畏天勤民。而奕世之基以立。至其后嗣乃坠丧耳。”“夫百人作之，以衣一人，欲天下无寒不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得也；饥寒切于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
严复热烈响应孟德斯鸠的观点，在《法意》按语中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政体道：“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家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乌有所谓长存者乎！”
批判态度虽激烈，但在如何建设新政体的问题上，严复另有冷静心态、理性精神和渐进主张。他认为，鉴于当时中国国力、官德、民智等方面都比较落后，因此不宜走急进之路，而应行渐进之法，而且欲治国先强民，通过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鼓民力，新民德，开民智，聚民心。有了这样的经济文化基础，才利于国家逐步走上民主、法制之路。
1914年《中等国文典》
买下这本书，起初看重的是民国初年版本，章士钊编纂，用纸极好，装帧上佳，印制精良，将近百年过去，翻看竟如新书。后来知道，该书另有语言专业方面的价值。
有研究者说，章先生最早为汉语引进“词”的概念和术语，即在该书。
此前，中国人留意文法，多是说“字”，如“积字成句，积句成文”，似没有“词”的概念。《中等国文典》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就是“词与句”。
章先生取法“保旧增新”。先由老话讲起，全书首句即“句，集字而成者也”。接着，举《孟子》中“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为例，提出“词”的概念。“孟子”、“齐宣王”、“雪宫”都是名词，“见”是动词，“于”是前置介词。“律字以为词，规词以为句，编句以为文”，把其中的规则、道理讲清楚，就是“文典”，也可以叫“文法”。
该书封三印有“教育部审定批语”，其中说：“吾国向无文法专书，初等作文苦无标准。”估计章士钊也有如此看法，他在该书序文中说到了编纂初衷。那是一段百年往事。
1905年夏，孙中山由欧洲抵达日本，遍访中国留学生（如杨度、黄兴等），寻求同道。当时，章士钊也在东京学习英文。孙中山拜会黄兴，就是在章的住处。孙、黄合议后，于当年8月20日成立同盟会，许多人踊跃加盟，章士钊却拒不参加。据说他为此与马君武发生激烈争辩，闹到马先生居然动了拳脚，而章先生始终倔强不从。章氏后来有回忆文字说：“当同盟会旗鼓大张之时，正鄙人闭户自精之时也。”
所谓“闭户自精”，应是指其一心用功于学业，不近党人。章如此决绝，与其对书生本色的尊重、对“党人无学，妄言革命”的厌恶直接相关。二十岁上，他曾有“废学救国”的主张，为此报考南京陆师学堂，加入蔡元培的爱国学社组织军训。其热心革命，接纳志士，筹划起义，后因暗杀失利而先入牢狱，又流亡海外，深切体会到既废所学又无力救国的悲哀，故放弃之，“渐谢孙、黄，不与交往”，转而走“苦学救国”之路。同时，他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进步繁荣看出教育事业的重要，所以，“二十四岁初习英文字母而不以为耻，准备将来出国深造”，先接受先进教育，再谋以教育振兴国运。
1906年，湖南省派范源濂带领十二名女生到日本学速成师范，在东京实践女子学校学习。这些女生的使命，是学成后回国发展湖南教育事业。范氏请章氏到该校当国文教员。章氏在进修英文的同时，也教这些学生的国文。他从“英文文法之精严”受到启发，觉得“吾国文者亦当以是法驭也”，于是借鉴英文文法为国文典籍作出诠释。
学生们触类旁通，很有进益，遣词造句都遵循文法规则，没有多长时间，文章大有起色。这使得章先生越发觉得，教人学好国文，不能没有文典。于是，他利用一次因病住院三个月的时间，整理旧稿，编成该书。该书“续例”落款说，“丁未二月编者识于日本东京长兴胃肠病院”。
1915年《作文法》
四卷本，石印，滚筒纸，总计七十六页。薄薄的书页，翻检起来，内容却丰富到让人生出汪洋恣肆的感觉。
其序文上来就说，刘勰的《文心雕龙》论列详尽，但高深有余，不易理解。《昭明文选》选文众多，固然优美，却不通俗。再看西学东渐之后，青年学子不是以东洋为标准，就是以西洋为前提。外语之声琅琅，国文却被冷落。
作者为此忧心，谋求改善，知无力改变大局，就从方法上着手。他觉得，后生不近古文，不是由于古文太深，就是因为“雕龙”、“文选”标准太高，应从通俗层面有具体指导，于是编写这本普通人可用的《作文法》。
作者分列二十五章，章下有节。每章首节为总论，末节为结论。
由每章题目看，始以“储材”、“读文”、“析文”、“凝题”、“澄思”、“吐词”、“聚神”为准备阶段，续以“写景”、“状物”、“运气”、“点趣”、“布脉”、“成形”而初成局面，再以“炼虚”、“用字”、“严章”、“论笔”、“问难”、“典故”、“修饰”等手段作悉心推敲，最后从“仿古”、“存体”、“静动”、“从宜”、“生情”等角度使文章进入较高境界。
因其所分章节较细，目录竟占去七个页码。
如此用心地编写这本《作文法》，缘于该书作者对文字功用有极高视点。他认为“今天下之灭人国家者，必先灭其语言文字，使无国家观念，使无种族思想，故迄于亡而无怨”。他还列举史实说：“昔辽金元清称兵华夏，然而终不能久居中原者，何也？无他，文字未废之故也。俄灭波兰，英吞印度，至今犹附属而不能独立者，何也？无他，文字已废之故也。”
作者对中国文字抱有温情与自豪感，表示“我中国文字历以篆隶以迄于今，其文字之优美、组织之完备，直超欧美而上之，西洋学者称为世界之美文”，由此提出“我国学子当如何尊之宝之耶”的大问题。
该书编写于民国二年，“全盘西化”的口号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但作为一种思潮，“戊戌变法”时期已露苗头。“国学不废，中华难兴”的观点最迟在作者编写该书时已有人提出。对这类言论，该书作者深感痛惜，着意对抗。在《作文法》第一章“储材”中，专设“明经”、“攻史”、“读子”、“诵集”四节，把通晓经史子集作为写好文章最基础的事情做。同时，在“储材总论”中指明，“读书不多，则材料少而典故乏。文无佐证，便无生动……其文如清水，淡而无味”，在“储材结论”中勉励，“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古人之笔，尽为我用，古人之意，尽为我取”，“即情即气，即神即理，亦莫不皆然”。
当然这还只是储材阶段，是为锦绣文章打基础，后面还有二十四章工夫要下。仅是“生情”一章，就有“生喜”、“生怒”、“生哀”、“生恨”、“生羞”等项需要在心，需要计较，以利经营文章气象。最终，作者提出一个标准，值得记取，即“文章如佛像之庄严，而无跳梁之为患”。如此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16年《袁世凯轶事续录》
见到这本书，最先想到的是此前会有一本《袁世凯轶事录》，只是迄今无缘得见。如果真的有，作者大概会是同一人。这本“续录”，版权页上署名为“编辑者野史氏”，这个名字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的一个笔名相同。
《袁世凯轶事续录》一书所收第一幅照片，是“小站练兵时之袁世凯”。袁站在高处，位于图片中央，一身戎装，回望镜头。其身旁有人手执帅旗，有人似在望远。这一场面，无疑是袁世凯当年小站督练新建陆军的一个瞬间。
百多年后，为做袁家往事的口述实录，曾随一位袁家后贤走到小站练兵之地。眼看满地荒草，石轮横躺，一派沉寂，遥想当年车辚辚马萧萧，有时空错位之感。在清军编练现代化拉开序幕的地点，金戈铁马气息连一丝也没有了。如今看见这幅照片，似又稍稍能回过神来。史迹虽已杳然，毕竟上演过“气吞万里如虎”的活剧。
自从知道袁世凯这个名字，听到的，读到的，基本上是个历史的丑角形象。毕竟历史上有段时间，意识形态是扭曲变形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甚至是癫狂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对历史人物有客观评价。后来有个说法，“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回来”，意思是恢复历史原貌。
读读这本“续录”，可知当时对袁世凯并不一味作负面描写。虽首页即说其“少时……在金陵，日与无赖少年游，酗酒纵博，意气自豪”，像个小恶霸，次页又说他在课堂上与塾师为难，其文字也庸劣肤浅，但老师写下“一两三点不成雨”一句而苦无下句时，袁世凯立出“东南西面皆有风”一句，令“师为之惊叹不已”。
野史氏对袁的文字相当留意，收有其“祭李文忠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病逝，袁世凯接任。野史氏说：“项城亲为人祭之。文字殊不雅驯，然项城不肯请他人捉刀，以为非如此不足表敬爱之忱也。”
袁的祭文为四言，说到李的事功，曰：“手平匪乱，朽拉枯摧。邻邦握手，敦睦无猜。我公之政，游刃恢恢。我公之德，山岳巍巍。出将入相，振外耀中。湘乡并驾，他人难同。天佑我朝，生此巨公。中兴伟业，青史奇功……”
袁世凯当然知道，若找人代笔，会有更好的文字流传后世。但他宁肯“殊不雅驯”，也由自己书写。在代笔成风的官场顶层，已算是诚实无欺、值得称道了。
见过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熊希龄的一幅题词，说的正是袁世凯。“中华民国初建，四方鼎沸，众派纷争，具有统一能力者，中外皆推项城。以其地位、经验与才量，可称为适当人物也。”也见过继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的一幅题词，赞袁世凯“进退成规矩，从容若龙虎，其气象足以安民，其精神足以立武”。
这一类史料，目前可以越来越多地见到了。一个历史人物，有从更多角度和侧面记录、描述其生平、事功的文字，对如实了解、客观评价他，总是有益。
1917年《共和女界新尺牍》
“女界”这个词，现在不大见得到了，连《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都未收。清末民初那段时间，中国媒体上常说这个话题。1903年，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一本《女界钟》，倡导男女平等，主张婚姻自由，敦促妇女教育，呼吁妇女参政，产生了震动性的社会影响。《女界共和新尺牍》这样的书，应该就是响应妇女教育的人士之作。
“新尺牍”编者为“萧山孔宪彭”，孔氏宗亲网上介绍他参与编纂过《孔氏宗谱》，孔夫子旧书网上有其多部著述，如《中华民国最新字典》、《共和新尺牍》、《共和新论说启蒙》、《初学论说必读》等，看来是民国初年比较活跃的一位作者。
书中设有多种收信人角色。亲族之间，诸如叔侄、姐妹、亲家、夫妻、母女、姑嫂、表亲等。亲族之外，如朋友、同学、师长及陌生人等。另有公文类的推荐书、筹款书、婚礼祝贺书、劝娼从良书、劝僧还俗书，等等，都照顾到称谓、格式、敬语、谦辞、落款等。如今读这类文言书信，觉得老气横秋，在当时已属“新尺牍”了。
初读其文字，以为是作者模拟编写。读到“女士参政同盟会代表”贺章太炎、汤国黎结婚书，又觉得像是对成品的选编实录。如是，则该书不仅有模本的使用参考之用，更有史料价值。
例如，署名“汉英”的一位女士写给其伯母、叔母的信，说到自己的生活，其郁闷、快慰、心愿当中，都可窥见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与需求。
其郁闷处，是她“幼年惟知入校读书，他非所长”。结婚后，丈夫家的女孩都擅长纺织，“乙乙之声通宵达旦”，她在校所学无从参与。
其快慰处，是她发愿组织一个女子学艺会，“以我之文字易彼之手工”，得大家赞成。遂“上午讲诵，下午纺织，颇有成效”。
至于其心愿，是她发现改良纺织的阻力极大，“且纱昂布贱，获利甚薄。意欲撇去旧法，而别开新面”。她想起伯母、叔母平时所织之布，“有各种花样，灵巧雅致，鲜艳夺目，拟请尊驾传授”。由此，一个女性的家居家事、所忧所乐、所思所行，很自然地接通了学校教育、家庭副业、纺织改良、社会变革、新旧交替等题目，大有意味可品，且是女性有志向、有能力走向社会并推动社会变革的明证。
“汉英”可以代表的这类进步女性，很可能都读过《女界钟》一书，至少受到过该书的影响。这本被柳亚子称为“女界黑暗狱之光线，女界革命军之前驱，女界爆裂丸之引电”的激进革命之书，据说是中国近代鼓吹女权的第一本，对此后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更成为流传广泛的一时名句。
《女界钟》的三篇序言，作者都是女性。她们的序文是大写的“女界新尺牍”，写给了全体姐妹，写给了全社会，写出了黑暗中的缕缕光明。正是有这样的优秀女性，书中才有如此的赞颂：“善女子，汝之眼慧眼也，汝之腕敏腕也，汝之情热情也，汝之心肠悲悯之心肠也……汝之身天赋人权、完全高尚、神圣不可侵犯之身也……吾国民望之久矣！禽名精卫，终填海其有时；虹号美人，看冲天而一起。”
1918年《新修身》
辛亥革命前，我国初等小学堂就设有修身、读经讲经等功课。进入民国元年，废止了读经讲经，修身课得保留，但换了课本。是年6月，商务印书馆编纂出版了标明“共和国教科书”的《新修身》（全八册）。封面用汉字标注“教育部审定”、“国民学校，春季始业”，版权页用英文标注供初等小学使用。
手边这本书，是其初版第六册在1918年3月的印本。版权页上显示，六年间，该册已印到了第三百六十版。年平均要印六十次，意味着每周印行一次都还不够。
该册编纂者“武进沈颐、杭县戴克敦”、校订者“长乐高凤谦”，都是当时很有成就的出版大家。沈颐、戴克敦曾与陆费逵、陈寅、沈继方集资创办中华书局，该书局在创设之初，便是以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印起家。高凤谦曾任浙江大学堂总教习，晚年以表字“梦旦”行世。1903年冬，高应张元济之邀，到了商务印书馆，除了1909年一度出任复旦公学校长外，与商务同舟共济三十余年。他有出国考察的经历，眼界开阔，认为教育的根本在小学，主张编出一套有足够分量的教材，推行现代教育，取代四书五经，以彻底改变“文人入仕、八股为尊”的观念和旧路。
名家汇聚，心意拳拳，于是孩子们读到了新时代的《新修身》。以第六册为例，由初小三年级学生春季使用的这个课本，共分十八课，分别以“技能、苦学、自治、责己、不妄取、择友、友谊、睦邻、隐恶、宽容、忠勤、仁勇、公益、合群、仁慈、爱国（一）、爱国（二）、爱同胞”为课程名称。
“第一课 技能”课文曰：“欲谋生计，必有职业。欲图职业，必有技能。家拥巨资，而水火盗贼或出不虞。向人假贷，而有无多少一听人便。惟有技能，可以随时择业，故无冻馁之忧。”在本册课文中，修身课不是空讲大道理，而是先从最基本的生存立身能力说起，应该是更合乎常理常情的，也更适合儿童的心理接受特点。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识字渐多，始能阅读，也开始有了初步的理解能力，心灵如一张白纸，吸收能力极强。既如此，画上什么，怎么去画，实在太过重要，此时在品行方面的熏陶将留下终生的心灵底色。由个人立身之需出发，及早明白更好地立身需要哪些基本品质与素养，决定着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着成长起一代什么样的人。那时的名流大家肯为孩子编教材，写故事，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想到这些，看重这些。
在他们笔下，每课课文不出百字，内容古今中外，文字浅显易懂，且多讲故事，少说道理，润物无声，自然会产生较好的教育效果。
为讲求效果，《新修身》的编者还为这门课的老师准备有配套的“教授法”，说明该课“所言事实以家庭教育为主，兼及社会，皆日常习见习闻者，取材颇适合儿童心理。书中间涉女子事，尤便男女共校之用”，并提示教师“可以随宜活用，所设发问语式亦均斟酌得宜”。那时的小学教师，能享受到高梦旦这等人物的直接服务，实在有福。
1919年《短篇小说》
当年美国《展望》杂志推选全世界“百名闻人”，胡适当选。他去看当选理由，读到自己照片下面的一段颂词，不禁失笑。原来，当选理由是“曾经替中国发明了一种新语言”。
胡适说，这样一项荣誉，没有任何人可以担当得起，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曾经替任何国家“发明”过一种语言。但是胡适承认，他是一个被迫走上对中国语文进行激进改革的人，主张用活的通俗语言去代替（半死的）文言作为教学工具和文学媒介，并身体力行，为此做出具体尝试。
1919年出版的胡适译《短篇小说》第一集，或可作为其尝试汉语改革的一个标本。
该书共收十一篇小说和一篇论文。其中，用文言翻译的小说有三篇，其余是白话。论文的语言也是白话。这个比例，说明胡适当时已明显倾向于白话写作。
他在该书“译者自序”中说，这些小说“不是一时译的，所以有几篇是用文言译的，现在也来不及改译了”。如果来得及，看来胡适是希望把他译的短篇小说全部用白话文字提供给读者。
胡适说过，他极想提倡短篇小说。当时国内短篇小说大概尚未脱离初学阶段，很多文人不大懂短篇小说是什么样子，该怎么写，似乎不够长篇的小说就是短篇小说，而且有个基本模式。诸如“某生，某处人，幼负异才……一日，游某园，遇一女郎，睨之，天人也……”，被胡适斥为“烂调小说”。
胡适遗憾自己不能创作，无力做出示范，于是介绍外国名家的名著，如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梅吕哀》、契诃夫的《一件美术品》、高尔基的《他的情人》，等等，另外加上论文来作解说。
这番用心，来自胡适所感知的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文学体裁变化。他已经看出，“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简要……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经济’。若不经济，只配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们看，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这段话，写在该书中唯一的论文里。
从文学自身看，世界进入现代阶段，老的语言工具已经不能充分表达现代人的思想和观念，需要寻找新的语言工具。胡适为寻找新的语言工具作出尝试，注意到短篇小说。
1920年3月，胡适出版《尝试集》，表示自己“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并感谢社会上对他的宽容大度，承认他的白话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读者以买其书作为投票，《尝试集》出版两年间销售万部，应该是不错的成绩。
胡适没有为此头脑发热。1922年，《尝试集》出“增订四版”，他写自序说，回头看自己的白话诗，觉得像是一个缠过脚的妇人，再怎么放开束缚，也恢复不了天足的模样。所以，从1920年年底开始，胡适把五六年间写出的诗作集中起来，重新挑选，名曰“删诗”。他说：“我自己删了一遍，把删剩的本子，送给任叔永、陈莎菲，请他们再删一遍。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那时周作人先生病在医院里，他也替我删一遍。后来俞平伯来北京，我又请他删一遍。”如此删法，实在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