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庚申）：《亚里斯多德》
1921年（辛酉）：《清代学术概论》
1922年（壬戌）：《中国地理沿革图》
1923年（癸亥）：《中国关税问题》
1924年（甲子）：《汉书艺文志讲疏》
1925年（乙丑）：《史推拉》
1926年（丙寅）：《古史辨》
1927年（丁卯）：《社会论》
1928年（戊辰）：《读书堂西征随笔》
1929年（己巳）：《理想国》
1920年《亚里斯多德》
前一天，在涵芬楼买到一本《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商务印书馆2003年初版，居然是文言文。后一天，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到一本《亚里斯多德》，中华书局1920年初版，居然是白话文。
比起来，白话文读着省力，旧版书又有一种特殊味道，自然先读后一本。
这是一本译著。译者说，“亚氏宰制欧洲思想界一千多年”，对欧洲人影响深厚。其实不仅是欧洲人，作为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其思想影响是世界性的。随着西方学术思想进入东方世界，中国哲学家也深受其影响，尤以其“条理清楚，体系整齐”的伦理学为大。
张君劢把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作为“第一丰富之矿穴”，表示自己若无缘接触这座富矿，连学业上的少许进步都不可能。张东荪则认为，有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世间才有伦理学这门学问。他当年肯为严复侄孙严群的“精读亚书”专著校阅、作序，正是为扩展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影响。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又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这古希腊三贤一传再传，对道德、伦理问题的钟情始终如一。传承当中，苏格拉底精短、智慧、不拘一格的对话，一变而为柏拉图大段、敏锐、正襟危坐的对话，再变而成亚里士多德长篇、谨严、条分缕析的著述，学问慢慢成了系统，有了格局，却渐渐少了活泼，失了天趣。
读苏格拉底的时候，时常有会心一笑爬上嘴角。例如“知道得越多，才知知道得越少”，例如“我能忍受了自己的老婆，就能忍受任何人”，例如“告诉我你的朋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到了读亚里士多德时，似乎就与共鸣、会心、击节这样的感受告别了。尤其是意识到面对着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者，自己对其中任何一科的知识储备都远远不够，似乎连读懂的自信都在溜走。
曾见过煌煌十大卷《亚里士多德全集》，仅是目录里的逻辑学、物理学、心理学、生理学、动物学、伦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学、文艺学、修辞学、机械学、天象学……未及点算一遍，已没了通读的勇气。甚至，只读上一卷的信心都不足，实在是愧对先哲。如今，从这本仅五万余字的小书里，又知道“亚里斯多德的书籍几乎全失，我们所有的，只是许多讲义……现世所有，不过是亚氏讲义的手稿，死后由他的学生辑成付刊的，这事由确凿”。如果确实如此，那就只有高山仰止了。
后来听说，曾经有过亚里士多德学院。这老先生不仅在这所学院里写出了一生中的大部分著述，建立了他的演讲学校，还形成了据说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图书馆，以及让人觉得很遥远的“逍遥学派”。这所学院曾在公元前被一个罗马将军毁掉，后来重建，又被湮灭，再后来，在雅典新现代艺术馆扩建挖掘时被发现。从2009年夏季开始，已经向公众开放。
或许这是个走近亚里士多德的机缘吧。既然已识字，能读书，却一直没有正儿八经去读他的书，总感觉欠了他点什么。如果有机会，似乎应该去他的学院逍遥一下，近距离道个歉。
1921年《清代学术概论》
“读书文丛”之一，梁启超为朋友出书作序，写出的篇幅太长，成了另一本书，这本书又回请那位请梁氏作序的朋友作序——这段故事早就耳闻，却只是耳闻。多年里，似乎知道，但知也不清，说也不确，严格讲，还是不知。直到得见该书，细读书首三篇序言，又作延伸阅读，才算大体弄明白了这段掌故。
蒋方震，字百里，是民国初年的总统军事顾问和保定军校校长，有“现代兵学第一人”之称。蒋在军事理论上是高手，热心国防建设，文化上的兴趣也很浓，主编过《浙江潮》杂志，参加过文学社团，从事新文化运动。1920年，蒋编写出《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作序。
梁责无旁贷。这本书的始作俑者正是他自己。
梁、蒋二人早有交往。以年龄论，梁长九岁，蒋视梁为“谊兼师友”，梁却不肯以师自居，呼蒋为“老朋友”。梁在北京办的《庸言报》及其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凡是关于军事的论文，都是请蒋执笔。1918年底，梁组团出访欧洲，选各方专家同行，如外交的刘崇杰、工业的丁文江、政治的张君劢、军事的蒋百里、经济的徐新六等。
这次欧洲游历为期一年，他们似有“天降大任”之感，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竟作夜谈。言语间，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反思过往，规划未来，决意从此告别官场，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梁在后来著述的《欧游心影录》中记录当晚的情景道：“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
在巴黎期间，梁对欧洲文艺复兴历史大感兴趣，自己出题目，请法国名流逐一讲解，并嘱蒋作记录。后又嘱蒋把记录的资料整理成《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作为“共学社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蒋请梁作序的来由。
梁一向视自身所处的时期为“文化昂进之时代”，把清朝的学术发展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既为蒋著作序，“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于是，梁荡开思路，纵其史笔，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历史流变。半月之间，写出洋洋洒洒三十三节文字。文中贯穿的一泻万里之气势，让人想到“醒时兀兀醉千首，应是鸿蒙借君手”的状态。
待序文收笔，梁发现自己写出的文字已经与蒋著的篇幅相当。他觉得“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本来约定的一篇序言，生生被梁写成了另一本书，原定序文，只有另写。
梁原来就有写出《中国学术史》的宏愿，打算分成五部来写：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学术。这篇“宣告独立”的长序，从内容上看，应属于原设想中的第五部，即《清代学术史》。但在动笔之初，梁没有独立著书的想法，所以，虽可以成书，体例上却有诸多不惬意处。梁觉得史书不能如此简陋，却又懒得改动，出于这个缘故，出版时定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封面的书名旁边加括号说明系其“中国学术史第五种”。
1921年2月，该书的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序言由原来请梁作序的蒋百里作。蒋在序言中说：“清学之精神，与欧洲之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接着，他提出了在“清学发达之历史中”看出的几个大问题。一是西方科学东来之势在康熙以后突然中断，二是致用之学后来转入经典考据，三是戴东原理欲之说倡导启蒙却遭当世冷落，等等。蒋由此直陈时弊，如“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呼吁“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
梁著成于蒋序之前，书中文字却响应了蒋的呼吁，足见志同道合。《清代学术概论》泱泱六万字，梳理三百年间发展脉络，到头时，指出了晚清学术的笼统、肤浅、凌乱之病。其痛切之语如下：
“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
这话说在九十年前，似发于当下。如今的学界人士若能认真读读，不知会作何感想。
1922年《中国地理沿革图》
有兴趣研究历史的人，自然会留意到地理。顾颉刚先生就是在研究上古史时碰上了很多古代地理问题，引发出其研究中国古代地理的志趣，乃至成立禹贡学会，形成禹贡学派，出版《禹贡》杂志。
就中国言，有人感叹，五千年间版图分合“纠若乱丝，昧于其地斯茫于其事”。没有清晰的地理分辨，难有准确的历史感知与判断。梁启超说：“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观念不确定，譬诸筑室而拔其础也。”
广西藤县苏甲荣曾求知北京大学，地理学兴趣浓厚，并被触动灵机，在历史地理领域躬耕不辍，终成正果。1922年出版的“洋装金字”版《中国地理沿革图》，即其代表性著述之一。
该书一大看点，是“上起禹贡下迄民国”的中国历史版图变迁，从禹贡九州到民国分道，刚好百图。图中穿插叙史文字，并有时局介绍，格局观察，变局分析，大局判断，无不精心安排，以致内行评者有“十万卷之古史昭于此一卷精图”的赞语。
或是因此，引出该书另一看点，即蔡元培为该书的题签和五篇煌煌序文。
蔡题书名苍劲朴茂，顶天立地，加之八开书本，确实气派。
五篇序文作者分别为：张相文（1866—1933），有“中国地理学革新先驱”之称，曾于1916年北大校长出缺时反对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另外安排，力荐蔡元培，并最终如愿。杨敏曾（1858—1939），光绪五年举人，一生热心教育，是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岳父。朱希祖（1879—1944），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兼史学系主任。白眉初（1876—1940），主张“爱国，学地理之首；建国，学地理之本”，我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家。梁启超（1873—1929），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人物。五篇序文中，前四篇排字，惟梁氏文章以手书影印，横跨两页。展读之时，只觉满纸风云。其中表彰“藤县苏子以其极缜密之学识，极浓挚之兴味，极忠实强毅之责任心，竭十年之力，累易其稿，制成斯图”之功，对“迄今未识苏子”表示遗憾。
苏甲荣另有众多图著出版，如1926年《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图》，1930年《各国在华交通侵略图》，1931年《日本侵略我东北地图》，1937年《中华省市地方新图》，1940年《最新远东大地图》，等等。其中《中华省市地方新图》在第四图专设“中国南海各岛屿图”，在东沙、西沙、南沙诸群岛都清楚注明“属中国”。苏氏在编辑例言中写道：“南海中我国之岛屿至多，范围甚广……东西沙固为国人所习知。至南沙团沙两群岛，则以往坊间图籍多所忽略。本图以南海为我国海疆所在，故特绘专图，列于水系图后。并择要附注西文译名，以资参考，因航海关系，而西人于此等岛屿亦早注意及也。”
今天看，对于南海诸岛的问题，苏氏有先见之明。据一位军事专家提供的最新消息，南海现有油井一千一百口，都是其他国家打的，没有中国一口。这就不仅是个“航海关系”问题了，至少是能源安全问题，实质是国家安全问题。
1923年《中国关税问题》
1949年后出生的中国人，大概多数是从《新人口论》开始知道马寅初，而不是其本行的经济学。
《马寅初传》书末附有“马寅初主要论著”，所列著述几乎全是经济学专著。《中国关税问题》是其早期著作。
当时，国内研究经济学的人很少。为培养这方面的人才，马寅初在北大课堂上专门讲授经济学，并把重点放在这门学问的应用方面，如银行学、货币学、交易所论、汇兑论，等等。同时，他还在有关场合发表演讲，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评论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和流派，激发读者兴趣。为推动研究，扩大队伍，他还联合同仁，于1923年在北京发起成立了“中国经济学社”，据说是我国最早的一个全国性经济学术研究群众团体。
《中国关税问题》一书于学社成立当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值王云五接手该馆编译所，主持大规模出版“文库式小丛书”之初。1923年出版的“百科小丛书”即其中一种（另有“国学小丛书”、“师范小丛书”，等等，每一丛书含单本百种，每种约两万字）。《中国关税问题》版权页上特意注明“百科小丛书第一辑十二种”。
王云五在《岫庐八十自述》中曾引资料，自该馆创立至1923年，出版物种数与册数为“民前十年15种，27册；民国元年132种，407册；民国十二年667种，2454册”。到1923年数量迅猛增长，当与“文库式小丛书”出版有关。
作为经济学外行，读该书难免隔膜，但有些常识层面的问题尚能看懂。例如，说到“吾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之缺点”，马寅初认为：物类繁多，物价不同，税则表之区别，自然是越细越好。日本国的税则表上，大类为六百四十七种，小类为一千五百五十七种。美国比日本还要细。但是我国的税则表粗疏至极，咸丰八年所制订的税则分类，大类为十三种，小类为一百七十五种。到马寅初写作该书时，虽已改为大类十七种，小类六百八十九种，却还是粗疏得很。
如纸张一项，每年进口的种类很多，价格不一，本应独立分为一种，却在税则上归于颜料漆胶之类。又如机器一项，当时我国使用机器多从外国进口，种类不下数十，也有理由单独分为一种，却被归入钢铁铅锡类中纳税。
这种税则，按说该改，可是改起来却十分困难。为此马寅初设专章谈“修改税则之困难”，并提出“时时修改税则之理由”，更从国情出发提示“从价税在中国，不如从量税之重要”。鉴于从量税对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马寅初的远见让人钦佩。
进入1980年代后，为配合中国“入世”，当初很难改的关税条例开始作频繁修改。1985年3月，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1987年9月，国务院对该条例进行修正，主要是为大幅度降低关税水平。1991年3月，国务院再次修订并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同年，有关部门根据该条例制定了新的《进出口关税税则》……
时过境迁，马寅初当初主张的“时时修改税则”，如今已不再困难。但是，我国的新税制仍然是以从价税为主。不知是马寅初的远见太过超前，还是我们的税则制定者太注重从价税在通货膨胀状态下的保税功能，愿得方家指教。
1924年《汉书艺文志讲疏》
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据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
作为寻常读者，尤其是欠缺古籍阅读和专业训练的读者，总觉得目录学既遥远，又高深，如果不懂目录学并不影响日常阅读，或可敬而远之吧。
后来见过一句话，“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因一向看书不求甚解，所以并没细看，大脑的第一反应是“不读艺文志就没法儿读书”，或者“不读艺文志读书也白搭”，心里不免一动。本来看书就少，今后时光有限，再弄个白搭工夫，不就太浪费光阴了？
细看，发现人家说的是“天下书”，且是瞄着“学问”、“著述”这类名山事业去的。如果没有读天下书的志向，也不打算做学问、写书，只是信手闲读，该不至于不通目录学就没法过吧。如此想想，也就放下了。当然也不刻意回避，随缘就是。其实，早些年买“前四史”时，知道里边有“艺文志”，因为懒，一直没有翻过。
想不到还真有点缘分。最近为一项作业，需要逐年接触些民国时期的文史类读物。在1924年的出版物中，碰上的第一本就是《汉书艺文志讲疏》，是东吴大学的“东南大学丛书”的一种。也好，以自己的阅读水平，直接看《汉书·艺文志》，可能会觉得吃力，有本“讲疏”帮助入门，或可在理解上少费点脑筋。如，开卷就是“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一句，过去对“微言大义”望文生义，想当然认为，“微”既与“大”相对，应可解为“小”，延伸出由小见大的意思。该书的注疏对“微言”的解释并不见“小”，曰“隐微不显之言也”，曰“精微要妙之言耳”，在理解上显然高明得多。
尚未翻过开卷之页，就被该书流传过程中留驻于该页的印记吸引。书名及班固、颜师古名下，是一枚“徐氏”藏书章，阳文篆刻，古雅、工整。书眉上的批注更是耐看，毛笔书写，蝇头小楷，馆阁体中略带行草，疏密有致，功力内敛，每字皆小于书上的正文铅字。边看边感慨，先不说写书人了，过去读书的人都这么有学问，比起来真是让人气短。面对“徐氏”书法，即便仅仅是自认为读者，也有滥竽充数之嫌了。
这么漂亮的批注，不时现于书页之眉，跳荡闪烁。一时间，对我这等既无慧根、又少定力的人，吸引力大过了书的正文。细察全书，眉批有八十余处。一一读过，感觉这位读者不仅字好，学问也好。眉批间有注疏，有评点，有考索，有订正，有校雠……等于扩展了该书的内容。能跟在这样一位学养丰厚的读者之后，待这本书有了高人手泽再行开卷，算得上有福。为此，特把其藏书章附录于书影，留作纪念。作为该章主人的“徐氏”若健在，希望有机会当面一拜。若已作古，则盼其有后人，并能看见这几行字，以寄托我的敬、谢之意。
1925年《史推拉》
这本标着“世界文学名著”的书，是个剧本，作者是歌德。
“史推拉”是剧中主人公（一位年轻女性）名字的译音，原文Stella。不无冒昧地想，这个译名，当初应能找到更上口的译法，比如“丝黛拉”、“姒蒂乐”等。用“史推拉”作一位年轻女性的名字，实在是太欠缺女性气息了。当然，这无妨剧情。
译者汤元吉先生大概看过歌德文集，说“他文集中有不少忏悔之作”，主要源自其“一生多恋”。《史推拉》便是其忏悔作品之一。汤先生说，读这个剧本的时候，“觉得文章的美婉流丽，情节的哀婉悱恻，真不愧为世界文坛上第一流作家的手笔”。他虽觉得自己译笔“不足方其万一”，却无妨传递其剧本精神，所以热心介绍到国内来。
《史推拉》是个悲剧。主要角色一男三女。女主角史推拉是陆军大尉费南多的情人，车绮丽和罗西是费南多的妻子和女儿。费南多曾与妻子真挚相爱，并有了女儿。他遇上史推拉后，两人热恋，便抛弃了妻女，使她们陷于生活的困境。在外多年后，费南多回家乡，看到前妻的居所冷清，心生愧意。但他要找的是史推拉，为此觉得“又重新回到新的生命里来了，什么事都觉得新奇”。
世事难料。费南多的前妻、情人和女儿已是好友，正打算住在一起。在同一场合同一刻，三位女性终于明白她们思念的是同一个人。矛盾纠葛缠绕中，大段台词表达各人心声。费南多想随前妻和女儿走，好好赎罪，又丢不下史推拉。前妻要把费南多留给史推拉，自己则带着女儿远遁。史推拉为敦促费南多回到妻子女儿身边，服药自尽。费南多觉得罪无可赎，举枪自毙。帷幕合上之前，剩下史推拉一人缓缓倒地。
该剧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初版。1933年底，出“国难后第一版”。译者说，1927年3月4日，该剧曾在北京国立艺专初演。同年5月28日，公演于清华大学。1931年5月，又在杭州民众俱乐部公演。在这次公演中演史推拉的刘梦莹，即1932年轰动一时的陶刘惨案主角之一。
译者译出该剧本后，曾请杨锺健先生为之校阅。巧的是，买到的这个旧本，应该正是杨先生曾经的藏本。封面上的藏书章为正圆形，不借朱泥，以钢印压出凹凸，漂亮至极，非常少见。
检索Google，知有位中国古生物学家叫杨锺健，曾于1923年至1927年留学德国，后来有“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之父”之称，是院士。据说，由于其在专业领域取得杰出成就，在大英博物馆，杨院士的照片与达尔文等挂在一起。若当年为《史推拉》译本校稿的正是这位院士，这个旧本应更有价值。
杨院士显然不属于书斋学者。专业之外，其常有外出或考察途中的游记出版。留学时有《去国的悲哀》，1930年代初作蒙古、新疆考察后有《西北的剖面》，后来有《抗战中看河山》，1950年代有《访苏两月记》等。写到这里，忽从“史推拉”三字中体会出更多意思来。该剧作者也好，译者也罢，剧中的Stella也好，剧外的杨院士也罢，放进历史，都是过客，不是被推着，就是被拉着，不由己处常八九。
1926年《古史辨》
从琉璃厂中国书店买到的这本《古史辨》第一册，系1926年朴社初版。版权页上有顾颉刚一方阴文小篆红泥印章，印于宣纸，贴于书页。
《古史辨》的名气很大，早就听说，但没有见过，更没有读过，想当然地以为是顾颉刚的著述。直到把书买到手，才知是论文集，顾先生外，论者还有胡适、钱玄同、丁文江、魏建功、容庚、王国维等，都是学界顶尖人物。这些人聚在一个话题下各抒己见，应该比一个人的论说更有意思，场面、内容也更可观。
例如，胡适关于古史研究的主张怎样，书中收录的一封信说得清清楚楚。“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的轨道以后，再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显然，这是胡适“从不疑处有疑”的治学观念在古史研究方面的表现。他接受了西学训练之后，很自然地看重实证研究，三皇五帝之类的神话传说，只有付诸存疑。
丁文江更以其科学家的专门知识和方法说明大禹治水在科学上的不可信。他举例说，1923年曾与扬子江水道委员会的专家一同到万县考察，得出结论：即便用现代技术来疏导长江都不可能。石器时代的大禹如何能有这种能力？他又举曾实地考察过的黄河龙门砥柱为例，说：“砥柱又叫做三门，是因为有两块火成岩侵入煤系的岩石之中；煤系软而火成岩硬，所以受侵蚀的迟速不一样。煤系被水冲开一丈，被风蚀低一丈，火成岩却不过受了十分之一的影响，成就了所谓三门。与禹何涉？”
顾颉刚是自幼读经书长大，不像胡、丁那样受过系统的新式科学训练。同是疑古，胡适、丁文江有科学做基础，顾氏则多属事理、逻辑上的推论，觉得“上古茫昧无稽”。他显然意识到了科学进步对于疑古派立身的重要，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明确表示：“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为此，他甚至想有五六年的时光去打好包括科学在内的学问根底，再去做研究，发议论。只是他因疑古文章暴得大名，已入闻达者流，身不由己了。
顾先生为此抒发牢骚，连篇累牍，很是沉重。他说：“现在中国的做事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得这样少，在社会上跳动的老是这几个人……样样事情都须他们经手。我因为屡屡受了他人的邀约而发表些文字，姓名为世所知……每承招致。我尝把和我发生关系的团体（不管是实际的或名义的）写出一看，竟有了二十余个；分起类来，有历史，古物，文学，图书馆，教育，哲学，政治，社会，商业，编辑十种。这真使我惊骇极了！……在社会上活动固然有出锋头的乐趣，但我哪里爱出这种的锋头呢？”
读至此，一叹。学界浮泛风气，非自今日。处处躲避出头露面的人尚且如此，喜欢出风头的人能有多少机会，可想而知。好在顾先生脑子清楚，虽不堪其扰，总还向往安静，才把古史接着“辨”了下去，使我们有机会续读《古史辨》第二册、第三册、第四册……
1927年《社会论》
以前只知道“基尔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买到这本《社会论》，见作者柯尔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查了点资料，始知“基尔特”是英文词guild的音译，是行会、同业公会的意思。
认同或信奉某种主义，是一种精神现象，应该与希望理解一些社会矛盾、消除一些社会问题有关。据说，基尔特社会主义是看出了现代化大规模工业生产中的问题（例如卓别林电影中曾表现的人被机器控制的现象），想促进政治与经济的分权分责，恢复人的政治、经济自由，重建工人群体的工作兴趣和社会自尊。
这样的主张，在《社会论》中被作者分列为十四章，详加讨论。作者表示，他在该书中一直想尽量说清楚的，就是人类社会自身是有生命的，一个接一个的变化过程延续着社会的生命。社会既不是一个机器，也不是一个机体，人类不能靠着自身的合力任意装配，但是社会也不能脱离开人的意愿而自己生长。而在驱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中，作者对“劳动阶级”表示了充分的敬意，称“改造社会之职务将必归于劳动阶级者”。当然，这其中有个前提，就是劳动阶级需要组织起来，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
这本书的译者是张东荪和吴献书。吴献书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东吴大学的“东吴元老”之一，也是该校名师，被三度受其教益的学生许国璋称为“通儒”，对学生作业，少作改动，详作批语，使学生得益既大且远。张东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学者、报人、教授、政论家、政治家等多种角色，曾为民社党、国社党领袖人物，当过民盟中央常委，勤于著译，人称“输入西洋哲学领域最广、影响最大的人”。
倾力于西方学术名著译介的同时，张东荪对国内政局也经常大声发言。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反对袁世凯违反法制，同时批评国民党有“乱党之罪”。他明白看出“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所以选了避免暴力斗争、主张渐进改良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译介引进。
张东荪反对激进和暴力，但在暴力临头时并不骨软。1941年末，日本宪兵强占燕京大学，逮捕了一些名教授，张在其中。日本人拉拢他，要他做教育部部长、北平市长，他以“向来反对国民党”的理由而拒绝。日本人转而要求他对同处拘留中的共产党人施行感化、劝诱，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据说，在这次关押中，张以未遂的四次自杀表示与日本人的拼死对抗，可谓铁骨铮铮。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解放军为和平解放北平与驻守北平的傅作义进行谈判。因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不成。为打破僵局，中共方面找到张东荪，希望他参与谈判，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张东荪果然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使这位将军决意和平解放北平。事后，毛泽东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
张东荪也觉得，使千年古都免遭战火涂炭，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事情。这在很多相关文章中都读得到。较新一篇是蓝英年为《同舟共进》所写回忆父执的文字。
1928年《读书堂西征随笔》
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掌故部1928年初版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封面标有“清代文字狱案资料之一”。作者汪景祺，便是当时因文惹祸而被“枭示”，并连祸五服以内所有族亲。具体罪名，见该书收录雍正朱批原本影印手书，曰：“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汪景祺（1672-1726），浙江钱塘人，康熙五十三年举人。原名日祺，字无己，号星堂。雍正二年，汪氏游陕西，作了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的幕僚，写下《读书堂西征随笔》。
这部书多记时事见闻，偶及古史。汪氏在书的序文中说：“自邢州取道晋阳河东，入潼关，至雍州，凡路之所经，身之所遇，心之所记，口之所谈，咸笔之于书。其有不可存者，悉毁弃之。名之曰西征随笔。意见偏颇，则性之所近而然也，议论悖戾，则心之所激而成也。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这段文字说明，汪氏自己知道，书中所写，已存偏激之处，或致不太平的结果。但他并未存心扩散，仅作年大将军幕僚而著述。其中有一篇题为《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对年羹尧极尽赞颂之语，如“台阁之文章，斗山之品望”，“守清廉中正之操，处脂膏而不染，端正心诚意之学，居暗室而无欺。上侍庭帏，孝敬根于天性，下训子姓，慈严合于义方”，等等，乃至出现“宇宙之第一伟人”的谀词。这样的话，明显是把皇帝放在一边了。至于《诙谐之语》一文中的“皇帝挥毫不值钱”一句，更是大不敬的话。
其时，雍正皇帝对年羹尧宠信有加，此书在帅帐中，本可全无忧虑。谁知横祸突来，年羹尧因恃宠傲群、贪敛巨财、结党营私、贺表出错等在雍正三年获罪。查抄之间，《读书堂西征随笔》手稿在第一轮中漏网，后来终被从乱纸堆中搜到。查抄者即报，“臣等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谨将逆犯汪日祺所撰书二本封固，恭呈御览”。遂得雍正上述朱批。年羹尧对此书“见知不举”，也成其五大逆罪之一。
手边这本《读书堂西征随笔》，购于中国书店，扉页钤有“周一良所藏书”印章。另有一方，“毕竟是书生”。此话本是周先生自况，印于此处，不知是否也指汪景祺。
周先生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堪称上乘。自幼生长于名门，读书得进燕京、清华，又经史语所和哈佛大学，一路名校和顶尖机构，且学兼中西，才华早露，钟情于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本有望成为一代史家。无奈身处世变之激，为求安稳，不能持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也就没有把应有的学术研究做下去。陈寅恪在那篇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这话传到周先生的耳朵里，他该作何感想？
周先生的晚年回忆录，命名《毕竟是书生》，至少有两层意思吧。一层，内心深处还存着书生性情和理想，乐意呼吸自由的学术空气，知识分子良知未泯，遂能“觉今是而昨非”。另一层，昨日之非源自时代驱策，一介书生又能怎样？包括谨小慎微、精神迷失、信仰错位，乃至日后觉得更为不堪的言行。借汪景祺的话说，“知我罪我，听之而已”。类似的话，不知已有多少文人说过，却知还会长久地说下去。
1929年《理想国》
柏拉图活了八十岁，前半生求学、游学、参与政治，后半生办学、讲学、培养学生。《理想国》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在他的中年，正好是其半生的分界线上。
雅典贵族出身，师从苏格拉底，逐渐形成了柏拉图的贵族政治理想。为实践理想，他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活动失败当年，四十岁的柏拉图对现实政治感到失望，他回到雅典，开设学园，从此开始讲学，直到去世。
《理想国》这部书，写于两千四百年前，被称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胡适当年留意中西文化差别，注意到“欧人长处在敢于理想。其理想所凝集，往往托诸‘乌托邦’”。他开出一个书单：柏拉图的《理想国》、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穆尔的《乌托邦》、圣阿格斯丁的《上帝城》、康德的《论万物之终结》等，认为其中说的主要都是乌托邦。胡适对这种理想中的完美国家，表示“虽不能至，心向往焉”。
人类的这种心情，最迟在柏拉图写《理想国》时已经表达出来。在书中，他借助苏格拉底与他人的对话，描摹出一个理想中的社会。他已深知这个理想社会不可能实现，但还是要描绘出理想的政治蓝图。全书通过讨论财产、正义、节制、个人、国家、教育、艺术、善德、婚姻、哲学、政治、生活等话题，汇集成该书最重要的主题，即国家的正义。
理想国中的国家主人，不是君，而是民。对于民众来说，正义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他们不听大道理，看的是大家的实际生活是否由正义主导，自己是否被正义所保护。这就带出一个问题，描绘理想的话题一经提出，立即就碰上现实矛盾。如，正义需要大家的信守和维护，可是，社会上“不正义的人生活总要比正义的人过得好”，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守着不好的生活？书中的苏格拉底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认为“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理想国最重要基石的正义，从什么地方开始生长呢？
活跃而智慧的讨论从这里开始。在柏拉图笔下，擅长于讨论的苏格拉底或是有意把讨论引向深入，在该书第一章结束时，他居然表示自己“不知道什么是正义”。
接下来的篇章中，类似的语句纷至沓来：
“诸神也罢，众人也罢，他们给不正义者安排的生活要比给正义者安排的好得多。”
“诸神显然给许多好人以不幸的遭遇和多灾多难的一生，而给许多坏人以种种的幸福。”
“要做一个正义的人，除非我只是徒有正义之名，否则就是自讨苦吃。”
“名利多作恶，举步可登程。恶路且平坦，为善苦攀登。”
……
于是，苏格拉底提问：“是用堂堂正义，还是靠阴谋诡计来步步高升，安身立命，度过一生？”这个问题，发自古希腊，穿越两千多年，在东方世界一位中国当代诗人笔下激荡起回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天不变，道亦不变。理想国，仍在理想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