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
在西柏林参加这个妇女文学讨论会，很高兴。但我希望，我首先是以一个作家，然后才是以一个女作家的身份发言。
并不是说我不喜欢作为一个女人。尽管在我三十五年的生活经历中，饱尝了种种女人的艰辛，我仍然庆幸父母没有把我创造成一个男人。当我感觉到自己内心的那种强烈的女性意识的时候，我为自己感到自豪。
但即使在我们国内，书籍报刊每逢介绍我们的时候，总是强调说：这是一位女作家。好像唯其因为我是女性，我才能被称为一个作家。这种特殊的身份让人产生不愉快的联想。就像伤残人运动会上，人们欢呼伤残运动员同正常人一样跑步是一项奇迹，虽然他们跑得并不快，但正因为大多数观众认为他们根本不会跑，也不应该跑，所以他们了不起。我想这种赞扬在心理上是不平等的。因为，只有对一种显然是出乎意料的事才值得如此大惊小怪。七十年代末，中国女作家崛起，使得各阶层的男子大为惊叹，许多人纷纷研究女作家涌现的性别优势，好像女作家的成功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秘诀。而人们在谈论男性作家的时候，从不特别声明说这是一位男作家，似乎男人成为作家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生来就应该是作家。这里有一个差点被我们忽略了的前提，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不需要在一块被特别划分出来的空地上自然而然地体现我们的价值，也不需要向读者特别指明我们的性别来引起他们的兴趣，而是任其自由选择我们的作品时，我们才获得了与男作家同样的平等权利。
我的开场白太长了。
开场白似乎在故意拖延时间。因为我不知道以下我应该谈些什么。对于妇女文学，老实说，我没有什么研究。没有研究的主要原因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很好地关心它。感谢这次讨论会使我有机会接触这一个关于我们自己的题目，并且有可能在今后的日子里开始对它发生兴趣。
我不太清楚欧洲关于妇女文学的概念，仅仅是指女作家的作品，还是一切有关妇女的题材和所有反映妇女生活、包括男作家描写妇女的文学作品？如果仅仅是前者，那么妇女文学的含义就太狭窄了。因为，这是一个男人和女人共同的世界，男人笔下的妇女形象恰是女人塑造自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联邦德国作家伯尔的《无主之家》《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优秀作品，都深刻地揭示了女性永久的痛苦和追求。所以我理解妇女文学是一个范围广阔的领域，在这里浸透了男人和女人共同体验到的妇女对生活的一切爱和恨。
我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我尽管塑造了许多青年妇女的形象，但我认为我的作品似乎并不属于“妇女文学”的范畴。
严格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森林中尚未长出“妇女文学”这一棵大树，中国还没有形成妇女文学的主潮。
这个看法只代表我个人。
因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很少有作家专门去诉说妇女的苦难、单纯讲述女人的经历和心理历程，或者着重反映妇女们某一方面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茹志鹃写过《家务事》《儿女情》等描写妇女生活的小说，她的女儿王安忆写过纯情少女雯雯的梦想，张洁写过《爱，是不能忘记的》，乔雪竹写过反映劳动妇女婚姻自主的《北国红豆也相思》，还有问彬的《心祭》，写一个孤独的寡母希望改嫁给青年时期的恋人，却由于得不到孩子们的理解，终于郁郁死去的故事。但是像这样的小说为数不多。
谌容的中篇《人到中年》，主人公是一位女医生，可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中年知识分子的苦恼。
我的中篇《北极光》，写一个青年女子婚前的烦恼，实际上写的是我们这代人对生活的态度。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女作家们的注意力似乎都没有集中在她们自己的问题上。当代文学也没有出现在千百万妇女中引起轰然回响的作品。
一种解释是：比起世界上其他国家，现代中国妇女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比较确定的保证，早在五十年代，妇女就纷纷走出厨房参加了工作，建立了“双职工”的家庭结构。目前中国女职工已占全国职工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种家庭由夫妇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劳动，男人做饭带孩子甚至洗尿布也是较为普遍的事情。在农村，妇女一般只要付出与男人同样的劳动，就可以得到相同的报酬。职业妇女在婚后、生孩子后的工作和工资，都有绝对的保障。旧中国束缚妇女的第四根绳索“夫权”，在许多家庭中已转化为“妇权”，许多家庭婆媳不和大多因为儿媳说一不二。在我出生之后，我的生活中从未见到过萧红三十年代小说中所描写的、受到欺压的童养媳，也很少见到被醉酒的丈夫毒打和虐待的妻子。我所遇到过最触目惊心的事，是在我中学时代下乡劳动时，生产队长的妻子，怀孕八九个月，还在冰冷的河水里洗菜。她偷偷告诉我，如果这次她生下的又是女孩，婴儿就要被扔到河里溺死。在中国农村，重男轻女是普遍的习俗，买卖婚姻还时有发生。封建时代不死的幽灵还在四处游荡。但是无论它遗留下来的阴影覆盖面有多大，中国妇女那个受苦受难的时代是结束了。她们以主人的姿态走进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事各种活动。她们中间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加入到科学家、艺术家、实业家的行列中去，并取得显著的成就。从总体趋势来看，妇女问题已向较高层的阶段即精神领域转移。所以既无不堪忍受的压迫，也无深切的悲苦怨仇，就不会有反抗的呼号和血泪文字。在这个确立了妇女的合法权益的制度下，一个旧的浪潮退下去了，一个新的浪潮还未涌上来。也许我们的妇女文学正处于这样一个间歇时期，呈现出一种暂时的稳定与平静。
但这种解释显然还不能令人满意。
我自己就不满意。
我清楚我以往的创作。我想寻根究底。我发现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秘密。
我的作品中写过许多女主人公，但如果把她们统统改换成男性，我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和矛盾冲突在本质上仍然屹立。
因为我写的多是“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的危机。十年内乱中对人性的摧残、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个性的禁锢、思想的束缚，一九七八年以来新时期人的精神解放、价值观的重新确立……这些对于关系到我们民族、国家兴亡的种种焦虑，几乎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它们在我头脑中占据的位置，远远超过了对妇女命运的关心，我这样讲绝对没有排斥妇女文学的意思，我只是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作为男人和女人共同的苦恼还会是一个相当突出而又迫切有待解决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妇女的解放不会是一个孤立简单的“妇女问题”。当人与人之间都没有起码的平等关系时，还有什么男人与女人的平等？所以我们如果总是站在一个妇女的立场去看待社会，正像中国古诗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个社会只是平面的和畸形的。
我的作品在中国国内受到许多青年的欢迎，男青年也从我的作品中发现自我、认识自己。有一个男青年在读了《北极光》以后给我写信说，他觉得芩芩身上的那种追求精神写的是他。我相信不认识我的女青年，也不会因为我是个女作家才读我的书。而且我的名字听起来根本就是一个男孩子。
这些说明了什么？朋友们，我就是想说，女作家完全可以有一个广阔的天地。妇女文学这个游泳池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小了。我们完全可以到大海里去游泳。
所以，优秀的妇女文学也是给男人们看的。它帮助男人们了解女人那颗丰富易感的心灵，也因此认识他们自己。
但这个说法还不能使我完全满意。
关于当代妇女文学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这就是苏联《奇怪的女人》这样的作品虽然没有出现在中国，却触动了中国许许多多知识妇女（包括男子）的原因。并没有什么人明令禁止作家们去反映这类题材，而是充满着这个社会的那种封建的道德标准，陈旧的习俗、风气、舆论制约着作家的神经和思路，使这个现代妇女的感情生活领域至今仍是一块无形的禁区，一个难以攻占的堡垒。
事实上，正如我前面谈到，大量的知识妇女正日益要求得到更多的学术发言权、国家和企业的管理权，希望人们首先把她们作为一个有用的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人看待。她们不愿意通过丈夫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希望自己的个性在工作及与人的交往中充分展现，希望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按自己愿望去做事情，成为丰富的、全面发展的人。于是，她们对于夫妇之间的感情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希望丈夫对自己的个性有更多的尊重，也愿意扩大社交，同更多的男人建立友谊来提高、充实自己，她们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不断调整焦距，寻找自己新的位置……由于这一切从女人的自我出发产生的行动，便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离异、分居、独身等新兴的多种生活方式，破坏了以往稳固平和的家庭结构，又一次向实际上依然是男子为中心的社会提出了挑战和反抗，引起了社会的惊慌。这恐怕也是世界性的潮流。她们赋予爱情新的生命、新的内涵、新的乐趣。传统家庭模式不断受到冲击，而爱情却在生长和强化。中国妇女在过去可以忍受无爱的婚姻，而现在却走向不受婚姻和传统舆论束缚的爱情，到底哪一种更为道德呢？在座的朋友们的答复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我却暂时不会去写这样的小说。许多人都不会。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将把宝贵的时间投入到一场无休止的争议和辩论中去。也许，目前中国的当代文学，最敏感的并不是暴露文学，而是“妇女文学”。要写出这个时代真实的妇女文学，我们还需要做必要的等待和准备。
这也是现代妇女面临的不幸。可悲的是：在一个愚昧落后的社会里，妇女的解放总是最先遭到妇女们的反对。因为传统的意识往往在妇女头脑中沉淀得更加深厚。
于是，问题最后回到，我们女作家——妇女的代言人，怎样认识妇女本身。
历史上以及当代世界上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对妇女倾注了深切的同情，塑造了众多的善良、美丽、聪慧而命运悲惨的妇女形象，也有许多作品颂扬了女性勇敢的叛逆、反抗精神。这里我不想再重复这个大家熟悉的话题。
我经常想起《斯巴达克思》中的充满着爱和狭隘报复心理的爱芙姬比达。
还有我们当代文学《人到中年》中那位不学无术、仰仗夫权、自命不凡的马列主义老太太。
无疑，她们也是女人的一个组成部分。
即使是那些优秀的妇女，也具有人类各种弱点。如果我们在作品中回避这些，就会使我们的女读者在认识上发生误差，对自己的不足视而不见，把社会对妇女的偏见的责任一概推给男子，这不但没有维护妇女利益，反而给我们带来不利。
毫无疑问，历史、自然和社会对妇女是不公正的。这种不公正不仅仅表现为男尊女卑、大男子主义的传统意识，还表现为大多数妇女在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下，由于遗传和生存适应等自然规律的碾磨而形成的心理缺陷。许多妇女缺乏自强自爱的坚韧意志，难以摆脱自己的依附性和惰性，对于家庭、丈夫孩子的兴趣总是大于对自身的智力开发……如此种种，便成为许多男人轻视妇女的理由。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中爬行。如果我们真心希望唤起妇女改变自己生活的热情，那么我们在作品中一味谴责男人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应当有勇气正视自己，把视线转向妇女本身，去启发和提高她们（包括我们女作家自己）的素质，克服虚荣、依赖、嫉妒、狭隘、软弱等根深蒂固的弱点。只有当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证明了我们的价值，才能有力地批判男性中大量存在的大男子主义、自私、狂妄、粗暴、冷酷等痼疾，也才能真正赢得男人们的尊敬。
妇女文学真正的责任在于提高妇女。提高妇女的自我意识将是长期而艰巨的。
我想举一个例子，一次有一群男女大学生激烈地讨论问题，其中一个女生责怪男生说：“你们真没有大丈夫风度，也不让着我们点儿。”——这就是弱女子意识。她缺乏足够的自信，只能依靠对方的让步，来获取胜利，这种以不平等心理去换取的平等，决不是真正的平等。正如一些慷慨的男士总要表现出“保护妇女”的姿态，而大多数妇女也很乐意接受这种“恩惠”。她们并没意识到，当她们把自己作为“弱女子”去乞求保护的时候，她们就如同旧势力希望的那样贬值了。最可怕的不是社会轻视妇女，而是妇女总把自己当成完美的弱者。
不能说男人和女人谁比谁更好或更坏。他们都有各自的和共同的问题。不要把男人和女人绝对对立起来。事实上，生活中同性之间的矛盾往往比异性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
我们需要两个世界。
我们必须公正地揭示和描绘妇女所面对的外部和内部的两个世界。所以，如果能够把女作家所写的关于女人和男人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作品，统称为妇女文学，它的内涵和外延就会更加广泛和深刻。
我的发言本该结束了。请允许我讲完最后几句并非题外的话。
七十年代的中国历史上，妇女的地位曾突然变得“至高无上”。大批女钻井队员、女消防队员、女矿工应运而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她们，都是些浓眉大眼、气势汹汹、只谈革命不谈爱情、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男性化的人。这样的形象被当成妇女解放的标志。实际上却是一次更大的倒退。这是对于人性的严重歪曲，对女性的精神侮辱。如果扼杀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女性美和女人柔韧温婉的天性，无异于扼杀我们的生命。中国几乎经历了一个没有女人的时代。教训沉重而惨痛。而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的妇女，她们比任何时候都更珍视自己的女性特质。她们并不一定非要和男子做同样的事情，而是要以与男子同样的自信和才能，去做适合她们做的事情。她们决不仅仅希望同男子一样，而是要更像女人，与男子有更大的不同，比男子们更富于魅力。她们需要事业、成功和荣誉；也需要爱情、孩子和友谊，她们同一切陈规陋习的斗争将旷日持久。
当然新的问题总是层出不穷。事业和爱情难以两全其美，事务和工作的矛盾日益突出。献身于科学文化事业的妇女，不容易寻觅到满意的伴侣，因为男子们更愿意选择能够为他们服务的贤妻良母。有成就的中年妇女，承受着照料家庭和事业竞争的双重负担，智力上优势的强度和持久度也总是低于自己逐渐上升的生理劣势。这种不公正是上帝的错误，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努力把这种劣势变为优势。以我们的优势去战胜和改变劣势。我们只能以自己加倍的勤奋和努力，以我们潜在的力量，使男人们不仅在口头上，而是真正在行动上承认妇女参与管理这个世界的权利。
只有当不再需要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提醒男人们尊重妇女的时候，妇女才有自己真正的节日。
原载《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