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黛英
抗抗同志：
你好！最近，我有幸看到了你在西柏林举行的妇女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很受启发，也感到意外地高兴。因为近年来我一直对妇女文学问题很感兴趣，也写过一两篇有关这方面的十分幼稚肤浅的文章。而你的这个发言，尽管明确表示不甚赞同妇女文学这个提法，但字里行间却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可以说是近年来我国女作家就妇女文学问题发表自己比较全面而系统看法的第一个。这个发言，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份极为宝贵的研究资料。
可能因为作家与批评者观察生活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常常不尽相同，对于你发言中的某些看法，我不敢苟同，但也未必能提出正确的、有说服力的论点和论据。我只是想，凭借《文艺评论》提供的这块争鸣园地，就这些问题，大胆、坦率地与你这位已经誉满国内外的作家进行一番讨论，意在通过这次讨论，能把对妇女文学的认识引向深入。
你在发言一开始就对妇女文学的提法表示了疑义，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至今为止，国内外流行的妇女文学这一概念，其外延和内涵一直比较模糊。不过，总的来说，大致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泛指一切描写妇女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包括男作家的此类作品）。如我国近年来有一个新创办的杂志《女子文学》，其宗旨就是“女子写，写女子”（也发表男作家作品），可以视作广义的妇女文学。而狭义的一般指女作家的作品，有的定得更为严格，限定只有由女作家创作的，描写妇女生活，并能体现出鲜明的女性风格的文学作品方能归入妇女文学。这几种分法是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划分的，各有道理。我个人赞同狭义的概念，并认为，与其用“妇女文学”这一提法，不如改用“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如是从国外引进，翻译时似应为“女性文学”更妥）。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侧重点不同，后者更突出了性别特征。我可能在这方面太狭隘了，过于执着于两性间的差别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我以为，既然称之为“女性文学”，就应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它是相对于“男性文学”而言的（国内外也已有此提法，并已有所研究），应是能体现出鲜明女性特征的文学作品。当然，我不否认，作为人类的两种不同性别的群体，确有许多可以相通甚至完全相同的地方，否则就不能共称为“人”，但他们之间又确确实实存在着某种差异（包括生理、心理及由此派生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自身认识能力的日益提高，各国对两性间差异的研究也更加深入。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分类已很细，其中也包括按性别分类的学科，如妇女心理学等。男女两性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某些不同，必然导致他们在感知世界、认识世界以及改造世界能力诸方面的差异，并由此派生出诸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别。这一点，目前已为公众所接受，因为生活实践和科学研究已提供了这方面的有力证据。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曾翻阅了有关科研资料，并借助于自身作为女性的感受体验，试图从女作家的创作中寻找和探究“女性文学”的若干特征。（见《文艺评论》1985年4期）尽管这种研究显得粗浅狭隘，甚至被某些人视为毫无价值，但毕竟对两性间的生理、心理差异如何投影在文学创作上这个问题作了初步探讨。令人欣喜的是，在评论界，已有人开始对此注意，也有了为数不多的几个知音。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对女性文学的讨论和研究将会日渐深入。
另外，从文学作品的分类来看，自古以来，就有多种分法。除了按体裁、题材、艺术形式等对文学作品进行基本分类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分法，如按纵的时间年代和历史时期划分的（像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或按横的空间地域分的（如欧洲文学、亚洲文学、中国文学……）。到了现代，伴随着新的艺术形式的层出不穷和文学研究的深入，对文学作品的分类也越来越细。仅新时期文学，人们就可以从各个角度加以划分如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是从题材角度分的；乡土文学和现代文学，是从表现手法角度划分的；海洋文学、森林文学、草原文学等，则是从作品所着力表现出来的自然环境特色来界定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划分都未必十分科学、合理，但经过社会的约定俗成，也都已被接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越来越细的、多层次、多角度的交叉分类，我们对文学的研究也更加深广，并趋于立体化，同时也更加有利于我们对新时期文学作总体的宏观把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男性文学和女性文学也不失为一种按作者性别（更准确地说是按作品表现出来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特征）来对文学作品加以区分的分类法。所以，从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九二九年的一次演说中提出要创造一种女性的文风以来，尽管有不少人从这样那样的角度加以反对，但女性文学的提法却已被普遍接受。这次西柏林召开的妇女文学讨论会就是一个有力例证。
你在发言中还肯定地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森林中尚未长出妇女文学这棵大树，并以谌容等作家及你自己的创作为例，加以证明。我不否认，在建国之后直至一九七六年，这二十多年间，确实未形成女性的文学盛况。但进入新时期以来，由于大批女作家的崛起，女性文学虽然尚未长成参天大树，但也已枝叶丰茂，正在走向繁荣了。绝大多数女作家都从自身体验出发，创作出了大量反映妇女生活、探索妇女命运的作品（这是广大读者有目共睹的，不必一一列举了）。其中，也不乏“在千百万妇女中引起轰然回响的作品”，如张洁的中篇《方舟》和航鹰的中篇《东方女性》，都曾在广大女读者中引起过强烈反响甚至心灵的震撼，尽管这两位作家的妇女观并不相同。
即使在你认为并非反映妇女问题的作品中，我也十分容易地感受到了渗透其间的女性意识和作家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的妇女切身问题。谌容《人到中年》的主题，并不像你所总结的那样单纯，仅仅是反映了中国中年知识分子的苦恼，这篇作品之所以引起社会的轰动，在于其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历史的信息以及成功的艺术典型。我们且不谈它反映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各种社会矛盾，写出了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在陆文婷身上的积淀和投影，仅就陆文婷因过分劳累猝然倒下这种事本身，就可看到我国当代知识妇女普遍面临的家庭和事业的尖锐矛盾。另外，全篇所刻意描写的陆文婷在病重期间的心理感受和情绪变化，是那样细腻、优美、柔和、深挚，这些，都表现出鲜明的女性特点。
至于你的中篇《北极光》，尽管你以为它不属于妇女文学之列，而写的是我们这代人对生活的态度，并以许多男读者的积极反响为例。实际上，古往今来，几乎没有过单为女读者或男读者所创作的作品。正如你在发言中所说的，妇女文学也决不单单是给女性看的。大凡优秀作品，由于蕴含的信息量比较丰富，可以给人以多种感受和启示。鲁迅评《红楼梦》的一段话想来你也一定很熟悉（恕不转引），他的意思是说，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角度去读《红楼梦》，会获得不同的感受。你的《北极光》写得内涵较深，且有一定的象征寓意，使作品超越了一般小说的情节模式，而获得了对人生的探索这一更高层次的意义，这就使正在从各个方面探索人生的青年都能产生较为强烈的共鸣。但芩芩的追求又显然带有她自身鲜明而又强烈的女性特点。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她的追求是安娜式的，而不是列文式的。（他们的追求代表了男女两性在不同方向上的对人生的探索。托尔斯泰的原意可能也在此。）因此，你的《北极光》曾不止一次地被我作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加以分析和研究。
在发言中，你还探究了自己所以对妇女文学不甚注意的原因。你认为，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面临着共同的生存和精神危机，特别是十年内乱时对“人”的问题的思考，几乎吸引了你的全部注意力，所以你一直无暇顾及妇女命运问题。你有一条条看起来似乎很有说服力的道理：“当人与人之间都没有起码的平等关系时，还有什么男人与女人的平等？”而我的看法正与你相反。我认为，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往往成为社会解放的某种先导，如考察各国妇女运动史，这类例子比比皆是，恕不赘述。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女性较之于男性，受压迫更深，而且在两性之间，自夫权制以来，女性一直受到男性的奴役。这并非我的杜撰，而是许多社会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早已证实了的。从时间顺序和因果、逻辑关系上看，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同样，男女平等也是实现人与人平等的前提），而不是它的后果。只有当妇女首先解放了，随之，作为妇女统治者和压迫者的男性也最后解除了来自异性的反抗威胁，获得自身的解放（尽管两性的“解放”含义不尽相同），因此，没有妇女的解放，人类的解放只是一句空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傅立叶首先提出了“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这一论断，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和赞许。
我想，如果你想通了这个道理，就会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对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责任，从而自觉地为妇女利益而斗争。令我感到高兴的是，你在发言最后部分突出地强调了作为妇女代言人的女作家的职责，并明确指出“妇女文学的真正责任在于提高妇女”。这就有力地证明，尽管你声称自己不怎么关心妇女命运，实际上，你始终没有抛开你的女性意识，而且并非对妇女命运漠不关心。不过，你的关心，不像别的作家，更多地体现在同情和理解上，而主要表现为对相当多的同性自我轻视的焦虑甚至不满，颇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
确实，现在是到了中国女性正确地认识自己，了解自身所具有的种种长处和弱点，以使自己进一步从形形色色的束缚中（包括外在的和内在的），解放出来的时候了。你的见解是深刻的，你的焦虑与不满甚至要比同情、抚慰更有价值，这对我很有启发。以前，我一直较多地从外部去探讨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宏观原因，而较少从内部挖掘其主观因素，甚至由于自身的狭隘和偏爱对女性的某些弱点作了较多的美化，这对读者实际是有害无益的。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如此，当遇到种种因性别造成的不利条件时，我就常常怨天尤人，一味谴责社会和他人，实际上这也是弱者意识的表现。这种积淀在心理深层的潜在的弱者意识，在大多数妇女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我们这一代女性有责任在提高自己的同时，也去努力提高广大妇女群众。我作为你的一名忠实读者（有时也是一个颇为挑剔的批评者），迫切地期待着你能早日写出这一类作品来。
这封信本应到此打住，但看了你发言结尾的并非题外话，又忽发联想，很希望与你共同探讨，故又添了这条蛇足。你对中国七十年代社会上出现的女人“男性化”现象持激烈的反对意见，这我很赞同。但我以为这只不过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人为造成的，如果生活迫使我们不得不向“男性化”发展时，我们又该怎么办？这是我近年来一直颇感苦恼的理论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实践问题。现代社会剧烈的竞争（包括知识、能力、体力等方面，并非指经济意义上的），往往使我们不知不觉地在某些方面日益男性化起来，譬如进取、好胜、强悍等原本属于男性的一些性格特征已在越来越多的女子身上体现出来。张辛欣是女作家中比较早意识到这一点的，她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自己的矛盾心理，“作为一个女性分析自己，我深知自己的软弱和渴望依靠的天性。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你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往前走”。她的中篇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比较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思想，作品女主人公在家庭与事业发生尖锐矛盾时毅然选择了后者而舍弃了前者，这种选择完全可以视为是男子式的。
对于这种社会现象到底怎么看？评论界有不同见解。有人认为，这是历史的进步，是妇女解放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有人把它看作是西方女权运动的末路，是一种违反天性的畸形的病态。我以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只是暂时的，它是一种对妇女压迫的矫枉过正，是在恢复女性本来面目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方在当代都出现了这一类社会现象。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也大多面临这样抉择——要么成为家庭主妇、消费的奴仆，要么同时担当起两项工作的重担。西方社会把后一种既操持家务又有职业的妇女叫作“超级妇女”，在这类“超级妇女”身上，也出现了某些类似男子的性格特点。这种相似现象表明，东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了同步前进的某些迹象，它对于考察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趋向和某些规律提供了依据。从这一现象，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通过这种英雄式的抗争，女性才能争得与男性真正平等的地位，而后，才有可能在男女平等的前提下，恢复女性的本来面目（即所谓女子的天性）。我以前曾把这种男性化看作是现代社会对女性的异化，现在我仍持这种看法，不过更深了一层。我以为，这种异化比起尚束缚在家庭中，处于人身依附状态的家庭奴仆式的异化，是不同形态，甚至是不同性质的异化。前者比起后者来，又高了一个层次，升了一个阶段，即使仍是异化，毕竟距离人性的复归更近了一步。因此，这种男性化很可能是妇女解放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个结论真有点耸人听闻，可能难以为人接受，但生活自有它钢铁般的逻辑。
从发言的结束语，我看到，我们俩的看法又达到了一致，你凭艺术家的直觉也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以我们的优势去战胜和改变劣势。这一选择，充分显示出一位强者对生活的自信。
拉拉杂杂写了许多，文笔枯涩又多说教，大有裹脚布之味。只因对此问题十分关注，所以不惮浅陋，冒昧请教。抱歉。
祝
笔健！
吴黛英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原载《文艺评论》198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