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绯
张辛欣说自己是“幸运儿”。
在新时期璀璨的女作家群中，她确是最为独特的一个。然而，我们却不是从获奖作者的名单中，在批评界对女性作家并不过分地匡护和褒扬声中认识的她。人们对她的注意，恐怕主要来自她的几篇作品在当时所引起的较大争议。与桑晔合作的大型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的发表，使得一度沉寂的张辛欣，再一次集聚起社会异常关注的目光。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辛欣的创作活动是由女性的和带有普泛意义的人两部分构成的。她的作品可用内心视境的展示和外在视界的开拓来牢笼，以主观型的内心视境小说和客观型的外在视界小说划界。这两类作品分别代表了当代女性作家所创造的两个不同的文学世界（即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标示着当代女性文学的双向发展前景。张辛欣的小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女性文学很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上篇：内心视境小说
走进张辛欣的内心视境小说，你觉得自己仿佛徜徉在女性心间幽深的小路，倾听着思绪翻腾的涛声，沐浴着感情飞流的瀑布，在那强悍而又柔弱的女性心房的颤动中，隐隐传来——美好憧憬的长笛，和着艰难挣扎的呻吟、痛切反省的忏悔、亢奋的呐喊、喃喃的倾诉、温情的呼唤、沉郁的叹息，这一切汇成了女性心灵乐章的交响曲。
这是浸润着哲理化的感觉和诗化情绪的内心视境，是一个主观化、女性化的文学世界。我把这个由女性作家创造的特殊的文化领域称为“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
女性文学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的划分，是从女性文学的创作主体必须是女性的这一根本基点出发，在对创作客体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向的总体把握中，按照创作主体观照世界的不同眼光，及创作客体的特定内容作出的大致归类。张辛欣的内心视境小说之所以归入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是因为这部分小说所展示的乃是纯然由女性的眼光所观照的社会生活、是女性心灵的外化，也是一位女性作家对妇女自我世界的开拓，其中最大限度地负载着女界的生活和心理（包括潜意识）的信息，可以说是女性在文学上的自我表现。这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张辛欣的这些属于女性文学第一世界的作品，展示出真正的女性文学较之男性作家写作的妇女题材作品，具有后者难以企及的美学优势，表现出与女性的气质、心理机制最贴切契合的美学特色。
张辛欣最善于描写性格倔强、执着于事业的青年知识女性的感情，这之中不能说没有她的自我写照。那贯注于作品的充满女性的热忱与温情，以其独特的深刻、透辟与清醒，使张辛欣有别于其他女性作家。《我在哪儿错过了你》《在同一地平线上》《最后的停泊地》所构筑的是心理的艺术空间，作品所刻画的女主人公，就都是这样的青年知识女性。一种被艺术化了的富有哲理性的和诗意的感觉及情绪，从人物心间涌流而出。但是，这些小说人物的主观情绪和迅速闪回的一系列内心意象，并不完全是单个人的精神再现，在那主观的、个性化极强的内心视境里，却蕴蓄着客观性的、非个人化的深广内容。作者在感的描述、情的宣泄、理的生发中，探索女性精神生活的奥秘，使作品涵纳着女界人生的深邃知识，对这样的女主人公的刻画，对这样的女性心灵的剖露，使张辛欣的这些作品呈现着一种合成了阳刚之美的阴柔风格。
《我在哪儿错过了你》通过一位普通的青年售票员在对事业的追求和对爱情的思慕中心灵的骚动，倾吐出自强自立的年青女性寻求理解、呼唤知音的心曲。处在妙龄时节的女主人公本可以尽情地畅饮青春的美酒，但是一种使命感，使她自觉放弃一切享乐和可以得到种种实惠的机会，把业余创作的重轭硬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依靠男子汉一样的强悍精神，支撑着自己在工作和事业上站立。她几乎是用鞭子不停地赶着自己在前进的路上一寸一寸地爬。但她毕竟是一个青年女子，她那颗心也有柔弱的部分，有时难以承载生活和事业的重荷，常留下空白，带来孤寂和苦恼的折磨。她也有基于女子天性的依赖感。在人生艰苦的跋涉中，希望能靠在男性坚实有力的臂膀上得到慰藉。她的剧本的导演带着理想中男性的魅力，闯进了她的生活。为了得到爱情，她精心地用标准女性的言行检点自己。但是，一种类乎男性的强悍精神已深深渗入到她的气质中，她终于因此而失落了自己的爱。这篇作品的深度就在于，作者把人物的主观世界与客观的外在世界结合起来，放大自己的观察点，在主人公心灵的内省中，蕴含着对历史、社会、人生的深沉思索。十年“文革”的特殊历史条件，使她不得不戴起中性甚至是男性的面具，在人生的旋涡中奋力挣扎。而在现实生活里，她也必须像男性一样承担工作生活和事业的重负。她说：“上帝把我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我像男人一样！我常常宁愿有意隐去女性的特点，为了生存，为了往前闯，不知不觉变成这样！”历史和社会生活以自己权威的巨掌雕造着人、改变着主人公的女性气质。爱情机缘的错过由于带着人物性格的必然性和时代生活的必然性，从而超出一般的情场风波，具有了历史哲理含义。女主人公爱情失落所引起的个人痛感，在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反思中，转化为对女性价值观和对女性的要求及评价标准的思考，表达了作者对早已渗入到人们意识深层的某些凝固化的传统女性观是否合理的推问，作者面对这种传统女性观如此束缚人的思想、约制人的情感、困扰人的行为，不能不生出一种惆怅之情。这篇作品在个人情感的跳荡里，融入了相当分量的社会历史内容，作者在女主人公的内心反省中，向历史叩问，向时代叩问，向生活叩问，向传统叩问，向人心叩问，抒写了在女性的全面发展受到许多障碍的当代生活中，奋斗型强女子得中有失的孤寂悲哀的典型情绪，显示出作品在反映妇女问题、妇女意识和妇女生活方面所特有的历史高度、哲理深度和现实力度。
《在同一地平线上》内心视境的展示不是完全女性化的，作品采用复线式并行结构，男女主人公的内心视境在对比中彼此参照、互补、衬托。虽然作者在几乎一半的篇幅中借用男性的目光观照社会生活，披露男主人公生存竞争意识扭曲的内心世界，但是作品的感情基调、题旨的具体要求，赋予了女主人公的内心视境以无形的主导地位，并在其中凝聚着小说的思想内核，因而还应把它纳入女性文学第一世界。
这篇小说反映了作者追求两性价值对等的妇女观，抒写了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女子，面对社会生活各种正常竞争的压力和挑战，不得不抛掉天性里、生活中、情感上许多难以割舍的东西，以实现自身价值的十分矛盾和复杂的感情，使人看到在各种条件尚不十分完善的当今社会生活中，女性全面发展所受到的障碍，展示出当代女性从痛苦的“非我”阶段挣扎出来，走向既有清醒的妇女自我意识，又能超越个人和家庭的局限，以求得全面自我发展的“大我”阶段的艰难历程。从这样的意义上讲，不少曾经谴责这部作品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宣扬生存竞争思想的不乏有见地的批评文章，似乎有些喧宾夺主，乃至在相当一个时期影响了对这篇小说作出公正的评价。
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是一对青年夫妇。她与他曾热烈地相爱过，为了爱人事业的发展，她放弃了最后一次报考普通大学的机会，希望在结婚的归宿中，从爱人那里找到人生的支撑和依靠。但是，从小受到的理想教育，青春时期奋斗的本能，使她对自己的存在若有所失，在温存和抚爱的满足之后，她体尝到的是迎面袭来的惶恐感。妇女的自我意识使她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内心深处渴求发展。她意识到，现存世界使当代女性“同样面临生活的各种竞争”，这之中不存在“女性第一”的绅士口号。女子同男子一样，面对的是整个世界，她必须逼迫着自己和庸惰的自我抗争，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奋击、去获取。她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有了生活主见，从“非我”状态中超离出来，以顽强的毅力练习写作，专注于自己该做的事，努力去实现自身的价值。自私自利的丈夫因此而不满。社会虽然向女性提出了许多和男性一致性的要求，但是现实生活并没有真正实现两性价值的对等，时代的具体要求与生活的实际状况间出现的某些脱节，必然造成一部分家庭关系的失调。在家庭生活和事业的竞赛场上，她与他就未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他把她看作自己的附庸，只“需要她温顺、体贴、别吱声、默默做事、哪怕什么也不懂”，对生活给予她的压力视而不见，对她的努力和奋斗不屑一顾，这就使性格倔强、事业心极重的她与他的离异成为必然。但事业上的顽强拼搏、自强自立精神的获得，并不能改变她既是美点又是弱处的女子天性，她在“不变地去爱的本能和不断地保持自己的奋斗中”苦苦地来回挣扎，恨他，可还是不能完全把他从自己的感情世界中摒弃。作者把人物内心视境的展示推到了女性心理结构的一个很深的层次，真切地再现了人物隐秘而幽深的心灵世界，使人透过那举手之间的断然抉择，看到女性争取自身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不仅受到社会的、历史的局限，还必须跨越来自女子天性的层层心理和情感的高栏。对于人性的全面表现，只有深入到人的本性、人的潜意识层次才能真正完成，这篇小说反映了作者在人性深度的开拓上所作的努力。当然，时时缭绕在女主人公情怀中的依恋之情，还来自她认识上的模糊，这种模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思想局限。虽然她厌恶他的“艺术家气质全被商人气淹没”，却没有认识到她与他的竞争观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她的竞争观来自新时期社会生活对人的新要求，没有超越社会主义社会合理竞争和竞赛的界限，她所理解的社会的生存竞争对人的压力和挑战，亦属于新的正常的社会现象，她的所作所为是无可非议的。而他则把这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局部社会生活中某些带有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性质的现象等同起来，乃至把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史。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行为，而她却用自己在“事业奋斗中的全部苦恼和探索去理解”他，美化他，崇拜爱慕他的硬汉子气质，并在他身上不断发现自己“所缺少和需要的许多东西”。这就使她在思想的判断上发生了偏差，在情感的释放中出现了偏激，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批判力量。
如果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是从事业和爱情生活的冲突中打开缺口，探入女性的多层次心理结构，那么，《最后的停泊地》则倒转了一个圈儿。它不是写爱情与事业的冲突，不是写这两者之间必居其一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所带来的感情的潮动，而是写事业对爱情空缺的补白，写人生的真正依托和最终归宿，把事业看作是人在失意的爱情生活里最高的精神慰藉，最后的停泊地。因而，这篇主要抒写女性在爱情波折中内心体验的小说，获得一种潜在的积极力量的托举。小说的情感不像前两篇那么热烈，更趋于老成和理智，某些意识的跳跃、闪回由于主观性过强，思维间隔空间过大，而失之隐晦，令人难以捕获和确认，反映了张辛欣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这篇小说十分真切地传达了在爱情的选择还不可能达到充分自由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部分知识女性的典型情绪，这种情绪是作为女性在爱情的深刻内心体验中上达于哲理认识的演化。女主人公是个年青的戏剧演员，她曾经希望在爱情中找到人生的依托和归宿，但是爱情的大门前设置的诸多来自社会和家庭现存秩序的、人心理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障碍，使她在一次次爱的失望中感到无力握住那通达人生归宿的航标。小说弥漫着一股对爱情的茫然和惶惑的情绪，在女主人公内心视境的展示中，却倾注了作者对爱情问题的严肃思考。尽管这之中存在着这种偏激情绪，却相当尖锐地触及了特定时代的历史局限所造成的社会爱情生活的某些畸形和缺憾。这篇作品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女主人公并没有一味蜷缩在自我的感情世界中，她努力从个人的不幸境遇中超脱出来，在角色里，在舞台上，在实实在在的事业中找到自己的感情的最后停泊地。在女主人公的内心视境里，使人看到个人生活不幸却更执着于事业的知识女性的闪光的灵魂，了解了部分知识女性压抑在意识深层的内心希求，展示出一种真实而可贵的人生态度。这篇作品在写法上亦很有特点，女主人公的内心视境是在人生和戏剧的两个不同的舞台上展示出来的。人物在爱情生活中的内心体验与她进入角色之后的舞台体验交相渗透，后者往往是前者的强化或升华，两个不同的舞台将压抑在女主人公意识深层的内心希求从不同角度释放出来，既深入全面地表现了人性，又不是只沉溺在人的本能和天性中，从而生发出积极可贵的妇女意识。
从社会观上看，女性文学自然应该反映妇女自身的特殊社会问题，但是反映此类问题并不是女性文学唯一的使命。女性文学的社会观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的天地可以包容得更广。随着妇女解放程度的提高，当代女性在自身的现代化实现过程中，目光不仅仅盯视在个人狭窄的天地里，感情也不只局限在自身命运的憾叹上，女子与男子一样面对的是整个的社会生活，这就使得女性的眼光和思维方式从自身世界不断向外部世界拓展，从而开阔了当代女性作家的审美视野，使得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成为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以开放的女性眼光观照社会生活，表现具有开放性的妇女意识、妇女的感情和生活的文学世界。这是当代女性文学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浮土》《清晨三十分钟》，在女主人公内心视境的展示中，就不同程度地超越了妇女自身的问题，反映了当代妇女对社会历史、现存世界、人类生活的敏锐感受和认识，表现出当代妇女意识的开放。
《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从女性的角度，展示出作者对城市生活现状的平庸，生活内容的乏味，生活方式的呆板琐碎，生存空间的狭小拥挤，人际关系的微妙复杂的深切感受和积极态度。作品的女主人公不甘心在碌碌无为中淹没自己，却又无力自拔于庸碌，寻求到更有价值的生活，因而不得不到虚妄的理想和荒唐的梦中去讨生活。那不时撩拨着她的情怀，激扬着她精神的梦，是一段系在她心里的童年时与一个男孩子的邂逅，这个男孩子在想象中成为她理想的偶像，并以此画饼充饥，填补自己充满缺憾的生活空白。当她知道自己日夜思恋的男孩子恰是与自己住在同一单元，暗地里给她穿过不少小鞋的顶头上司时，她失望了，开始正视本色的现实。荒唐梦的破碎，虚幻理想的失落，反衬出女主人公生活的可悲，作者正是想以此来唤起自己的同辈朋友，“正视我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真实现状，不断摆脱我们的茫然感”。小说中的童话作家刘晓的形象，使笼罩着蒙蒙灰色的平淡生活闪出了光亮。这个形象是对女主人公的参照和衬托，在他缓缓流淌的生活小河里，有丰富的生活潜流，有饱含着人生价值的微波细澜。他心中的梦和实在的生活之间，不是处在相互冲突或隔绝状态，而存有一种自觉的交流，仿佛在其间架置了一座无形的小桥，使理想延伸到生活，生活又在理想的推进下向前伸延。作者凭借自己出色的想象力，在刘晓的形象中寄寓了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人生态度的暗示，向人们发出“面对前进的生活，重新寻找更加切合实际的，更具有建设性的理想”的内心呼唤。
《浮土》中十年“文革”被遗忘的往事和在“合理解释”覆盖下的历史真实，经过女主人公成熟而深刻的心灵透视，如同“在强烈的阳光下升起阵阵烟尘”的浮土，一览无余。作者所感兴趣的显然不是外部的历史事实，而是女主人公走向成熟后重温历史事实时的内心体验，使小说的内心视境上达于哲理层面。展示一个充满稚气的十三岁女孩子眼睛里的“文化大革命”，是个极妙的角度。幼稚的狂热，好奇的心理，冲淡了血雨腥风的严酷，凸现了这一历史大难的荒谬，像是用轻喜剧的形式处理悲剧的内容，笑声里有泪水，轻松之中使人感到沉重。作者在“我”对往事的痛切反省和虔诚忏悔中，对一向以“那都是因为信念犯下的过错”为盾牌，“把个人真诚的愚蠢算在历史的总账下边，请它一起付清”的普遍的社会心态和认识方式，作了彻底否定。通过历史的反思，把人们早已心安理得地推诿给历史的个人应该偿付的那部分责任突出出来，重视对人自身的思考和建设。作者在静观、宏观历史时，以历史的深刻教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反省个人在历史中应负的责任，应该“写写我的错误和失败”，以保持整个民族清醒的头脑。这就使小说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同类题材中具有独特的思想深度。女主人公的内心视境，是童稚心灵和成熟心灵的结合，是幼稚的思想和深刻反思的统一，像蜿蜒的小溪，隐曲而有韵味，像深不可测的湖，明澈而含厚蕴。《浮土》虽是一个不长的短篇，却表现出张辛欣高出许多女作家的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概括力、解剖力和干预力，表现出她创作风格的老辣、犀利，富于男性力度的艺术特色。这样一个创作特色在《疯狂的君子兰》等作品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张辛欣的内心视境小说不是采用传统的叙事方法，客观主义的冷静态度，描写无评价的现实，而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人物（主要是女性）的内心世界和心理秘密，描写女主人公的意识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把主观化的精神世界作为一个心理化的客观世界展示在读者面前。这是经过主人公心灵透视后的心理现实，有人把这称之为“心理现实主义”。这种“心理现实主义”不仅是张辛欣，而且是女作家在女性文学第一世界的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异常普遍的创作倾向。女性作家的创作实践表明，“心理现实主义”不仅是女性文学第一世界创作的主要艺术手段，也是其创作的直接目的。这种文学就是要在作品所构筑的心理艺术空间中展示妇女意识、妇女的感情和生活，从而使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成为艺术文学的一个特殊文化领域。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在“心理现实主义”的选择与运用上亦存在着某些差异。“心理现实主义”在女性文学第一世界的创作中带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而在这个文学世界之外，它的选择和运用带有更多的创作主体的随意性。张辛欣的内心视境小说运用心理现实主义构筑的心理艺术空间，是作为自我封闭的空间而存在的。在女主人公的意识里，时序是自在的，一系列事件虽在不同的时间层次中进行，却不表现为毫不关联、支离破碎的遐想，它们都系在女主人公的身上，在主人公的意识中有机地衔接起来，联合成一个整体，表现为明白、清晰、严谨的叙述。
下篇：外在视界小说
这里所说的外在视界，是针对女子世界而言的。外在视界小说指的是张辛欣以辩证的眼光（中性的眼光）观照社会生活，在艺术表现上超越妇女意识、妇女的感情和生活的那类作品。张辛欣的外在视界小说属于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
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是女作家对妇女自我世界之外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艺术把握，是女作家与男作家站在文学的同一跑道上所创造的一种不分性别的小说文化。按照心理学家的一般看法，在创作才能方面，女性从整体上居于男性之下，如果是，则女性作家要想在这一文学世界里，在与同性作家和异性作家的双重较量中，达到出类拔萃之境，难矣。
张辛欣却出乎其类。好像没有几位当今女作家能像她的外在视界小说那样，以自己的锐意创新，在文学的疆域里作如此丰饶的开拓。《疯狂的君子兰》采用荒诞的手法，对现实生活和民族生存状况作出了既变形又如实的特写；《封、片、连》打破通俗文学和雅文学的界限，熔现实与历史、文化与心理、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炉；《北京人》以直接传达中国人的当代意识的口述实录文学形式，把握时代心理的全景。张辛欣的外在视界小说，显示出作者极强的创作张力。和她的内心视境小说比较，张辛欣在外在视界小说中更多地是以客观、冷静的态度追踪现实，作者不直接参入作品，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叙述。
《疯狂的君子兰》突破了生活外相的有限真实，截取社会生活整体的一个侧面进行适度的夸张变形，在荒诞的小说氛围中展示现实生活的真实图景，怪异的故事体式里深涵着真实的生活元素。疯狂的君子兰拜物教显然是作者对某种社会精神生活的畸变现象的哲理概括。人们纷纷拜倒在君子兰下，希冀以它打开自己合理、不合理欲念的大门。君子兰被尊为神，以它空前的实利显示出惊人的魅力，主宰着社会的灵魂，使人失去了理智，丧失了道德和社会责任，整个小城被它无端地搅动着，疯狂起来。作者以冷峭的笔墨，荒诞的手法凸现出现实生活中已成为见怪不怪的精神生活畸变现象，给人以强刺激，将人的心智唤醒，达到惊世骇俗的目的。作品里那位卢大夫是个饶有深意的人物形象。作者写了这位清廉正直的中年知识分子在君子兰拜物教的疯狂袭击之下，精神的惶惑、人格选择的困顿，并通过他所做的那个荒诞不经的噩梦，对现实世界存在的荒谬进行强化，以超经验梦境的创造深化对于经验的感性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对人非人的社会异化现象作深刻揭露和激烈抨击。小说的结尾深藏着人生哲理的高度，从噩梦中惊醒的卢大夫回到了现实，找到了自我，送还了病人用来酬谢他的一盆名贵的君子兰，从此自甘寂寞，在一无所有中保持自己的高尚人品。这个形象寄寓了作者热烈呼唤的理想人格。小说笔锋犀利、机智而老练，荒诞手法的运用亦很娴熟。作品对于社会生活的解剖力和干预力，在当代女性文学中是不多见的。
《疯狂的君子兰》或许会使人误认为张辛欣是个钻到社会问题中皱着眉头深思，一头扎在人生哲理中作严谨探察的女作家。可是，她除了专注于写不乏深度、高度、力度的严肃文学，也喜欢写像《封、片、连》这样的“非常好玩”的东西，寻求一种文学的消遣、娱悦的美学价值。她对文学的看法有很大包容量。她以为文学中“绝对有一部分展现出来的世界，是相当的读者不能接受的”，她创造了这样的世界，却又并不以此心安理得，可能她也会时时反省，经常回视自己与最广大的读者群之间是否间隔着很大的距离，因而她提出了文学要顾及读者，觉得自己乃至所有的作家都该做一做通俗作家，“不断地争取不断变化着的读者”，这使得她的美学追求不是单向的，而是多方位的。如果说她的右手紧紧握住的是一把文学的解剖刀，那么她的左手却能十分惬意地玩着一根很有意思的娱乐棒。
但张辛欣在《封、片、连》的创作中走着的是一条与一般通俗小说家不同的路。这部小说与她以往的创作风格大相径庭，富有故事性、娱乐性、知识性、趣味性、消遣性，“是一个俗文学和纯文学相结合的故事，是发生在当代的推理、侦破、历史拼盘”。张辛欣在这篇小说中铸造了一把打开俗文学和雅文学通道大门的钥匙。作品保持了俗文学故事性强、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的特点。作者围绕着一枚临城“大劫案”珍邮孤票的命运，卖关子、系扣子、设悬念、层层铺衍，引出一个个人、一件件事，又将这些分散的人物与事件圈在一个有机的连环套里，在相互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中，展开情节。同时还借用西方侦破、推理小说的手法，把心理学与逻辑学结合起来，使情节的展开获得一种内在的逻辑推动力，为作品的可信性提供依据。由于扣子系得多，悬念设得绝，作品始终紧勾着读者的心。当人们怀着对珍邮孤票的好奇心，在历史、集邮知识、世相人情中寻觅它的秘密的时候，当人们沿着这张“大劫案”无疑是被一个蓄谋已久的人盗去的逻辑判断，紧张地追踪着小说中一切可疑人物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实，把故事引上另一条逻辑轨道：邮票是被一个根本不懂得它价值的农村小保姆顺手拿走的，她剪下“大劫案”上青色的小龙，寄到家乡去给弟弟做小兜肚的花样。奇峰千仞的情节忽然跌落平阳，推动情节展开的逻辑内力骤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直被作者不断铺垫而又有意掩饰起来的暗线蓦然明晰凸现，一场似乎是正儿八经的重大侦破案，被轻松幽默的误会所取代，一张具有世界意义的珍邮孤票如此轻巧而富有诗意地被毁灭，就像一个傻乎乎的小孩对大人耍了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把戏。这篇小说在语言上亦保持了俗文学明白晓畅、富有地域性和大众化的特征，采用淳厚的北京方言写世情、讲史实、论世理，描画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北京市民生活的风俗画。聚集着集邮爱好者的邮票总公司的门外奇景；异常喧嚣噪杂的闹市；马路电影广告牌下悠然晒太阳的“一溜青衣、灰裤的老年人”，津津乐道的古今逸事；不同家庭的生活内幕；“大劫案”和邮学的历史知识；细腻而生动的民俗和民情，娓娓叙来，对读者有很大吸引力。为了最大可能地“争取低层次读者”，张辛欣确实在娱悦性效果上下了功夫，然而她却不以此降低作品的审美水平，而是在雅文学作家审美眼光的观照之下写通俗小说，追求通俗性与文学性的统一。这篇小说没有把注意力只放在编撰故事上，而是自觉地去写人，小说中各类人物的塑造，反映了张辛欣对市民生活的谙熟，对社会不同类型人的深刻体察，说明她的目光并不局囿于某一或某些社会点，某一或某些社会圈，能够穿透社会的不同层面，把握不同类型人的心灵世界。“大劫案”的制造者、收藏家、博学深居的老知识分子徐邦翰，投机取巧、心怀叵测的邮学权威黄效骞，在钱财上算尽机关、俗不可耐的马筱芳，深谙世事、精打细算的马世昌，像谜一样不露声色、专抓“倒爷”的谭子，纯洁无瑕的小姑娘端端，泼皮又软弱的待业青年四儿等等，排列成作品小小的人物长廊。作者对这些形象不同的心理类型的准确把握，使他们不是那种像昙花一样随着情节的展开一现即逝的人物，亦没有染上通俗文学中人物仅仅是为情节和主题服务的工具，人物性格被情节所消融的弊病。另外，作者避免了在人物塑造上把审美注意力只侧重于人物的外部行动上，而是注意在人物的命运中抒写他们情感的波澜，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透视他们内心泛起的涟漪，使这些人物进入较高的审美层次。
大型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最能反映张辛欣广阔的社会视野，也最能反映这位女作家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的广泛游动与转移。《北京人》是一百位普通中国人对自己的生活和理想的叙述。这部作品以最迅捷的方式切入现实生活形态，借助于社会学的某些研究方法和成果，在时代心理的全景把握中，表现中华民族的当代意识。作品虽然较完整地涉及了社会中的个体的“文明程度、自我生活、社会互助、群体及组织意念”，“也反映了社会的不平等，也就是层次、性别与性角色”，但是《北京人》在审美上的认识价值并不低于其社会学的认识价值。《北京人》的创作和它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使我们获得了当今社会由于“审美趣味的循环变易”所带来的一种文学的审美简化的信息。
文学艺术伴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为审美主体开创了越来越广大的欣赏空间。空间的开阔，亦使审美主体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选择自由，也为新的时代审美趣味的萌生、发展创造了条件。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生活内容的特殊构成，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传统的审美观念，造成了社会审美重心的偏移。有时，审美主体脱离了纯文学的某些趣味，更倾心于一种简洁、明快、爽利的风格，希望能通过文学作品贴近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人生、实实在在的人和未经修饰的心灵，从中获得最充分的当代人的信息。《北京人》以口述实录的文学形式，向社会呈献出一束文学审美简化的锦簇花团，这是张辛欣对新的时代审美趋向的呼应。
《北京人》的审美简化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作品所呈现出的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模糊性上，它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西方的“真实电影”。这种形式亦不是张辛欣的首创，它在西方文学中早已被人采用。口述实录的文学形式，抛弃了小说艺术离不开的“虚构”概念，放弃了通常所谓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复制能力，用非艺术的形式艺术地再现真实的生活、传递动态中活生生的人与事之真，追求临场感和实况感。“因为这种体例更接近真实，它能够使文字与读者，文字所表达的内容与现实之间的空间缩小。”（张辛欣语）《北京人》使我们真真地听到一个个普通老百姓的倾心之谈，仿佛那真的就是作者与人物原封不动的录音谈话。但是张辛欣说：“不可能有纯客观的记录，肖像画传达被画者，亦表现了绘画者。……我们在《北京人》所做的，和纪实性影片一样，其实都是借助新的技术手段获得新的创作思路，都是在模拟一种更接近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欣赏、接受心理的现场感、真实感。”因而，《北京人》显示出的审美简化的特征表现为：极力将艺术隐藏起来，简化艺术与生活的中介或中间层次，创造真实生活的非艺术形式的艺术境界。
文学审美简化的特征决定《北京人》的创作不是一个简单的整理录音带的过程，张辛欣说：“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指望过录音机”，“在忠实地按原叙述结构的复现中，可能不知不觉地丢掉了叙述者本来具有的底蕴”。它的创作难点大异于一般虚构小说，需要作者精心地选取看上去似乎是偶然相遇的采访对象，需要作者敏锐地捕捉住能够恰切反映出叙述者心理结构的关键字眼儿，需要在采访、交流中迅速抓住闪出的问题，制造“由冷静的提问所构置的规定情景中的心灵碰撞”，并且需要“在心里不断抓住对象有意味的瞬间形态”。审美简化是创作实录文学的观念前提，审美简化制约着实录文学的创作方式，《北京人》以逼真的艺术模拟，显示出文学审美简化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实录文学对当代人所特具的强大审美简化效应，使张辛欣都觉得“真不必写小说了”。（以上引文均为张辛欣语）
《北京人》以一百位具有各类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的自述，对时代心理的全景进行宏观把握，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当代社会由于空间的局限，心理的隔膜，人与人之间难以达到的最充分的信息和心理能量的交流，使读者感到自己在直接倾听别人的恳谈，从而超越了人的某些现实存在，达到心灵的共鸣和沟通，消除了当代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孤独感和隔膜感。《北京人》的审美简化特征所显示出的逼真艺术效果，以及它所负载的较多心理能量，较高的社会信息量，不同程度地满足了现代人寻求各种途径排遣孤独感和隔膜感的渴求。
以上这些，就是迄今张辛欣在女性文学第二世界创造的实绩。张辛欣的外在视界小说表明：她不仅在女性文学的第一世界占有了自己的独特位置，她也在女性文学的第二世界印上了自己那深深的有力地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步履。到目前为止，张辛欣在女性文学的两个世界里表现出来的开拓精神和沛然不可御的创造力，都给人深刻印象。她还会在我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双向发展中做出更多的贡献吗？她会的，我信。
原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