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荫愉
近年来，文学理论界已有不少同志瞩目于妇女文学的研究和妇女题材作品的探讨，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现象，它至少说明了我们已经开始不再回避从性别这个特殊的角度去探讨作家的创作意识、读者的接受意识（包括编辑意识）以及性别在作品中人物生存方式上的意义和作用了。孙绍先同志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一九八六年第四期上的《文学创作中妇女地位问题的反思》就是一篇颇有见解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短小，却发人深省地提出了几个值得引起创作界和批评界重视的问题。诸如文学作品中的妇女问题能否仅仅归结为婚姻问题；妇女所要做的全部事情是否就是争取自我择偶的权利；妇女题材的创作重心是否要放在引导妇女树立强者意识上来等等。孙文认为封建时代的文学对妇女地位的探讨实际上还是在妇女精神依附和人身依附之下进行的，而近现代文学虽然开始接触到了妇女精神解放的课题，但事实上仍未超出精神依附的范围，并且这种现象直到新时期同类题材的作品中也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因此孙文呼吁，妇女题材的作品应该大力探讨妇女自身的独立价值，打破婚姻关系上传统的平衡观念；妇女应当自强不息，站立起来也同男子并肩成为一棵树而不是一棵藤。孙文的这些看法，仅就其理论表层而言，笔者是赞同的。
但同时又感到，对一个事实上极为复杂的妇女地位问题仅作一种限于文学意义上的单纯的理论反思，而且仅只强调妇女单方面认识的提高，或许会使作家的创作意识与真实的人生之间出现较大的偏离角；而有时，读者方面一种以偏概全的理解也会使问题走向另一极端而恰恰违背了反思者的初衷。假如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假如孙文的观点又能成功地影响作家和读者的话，我感到有必要对文学创作中的妇女地位这样一个事实上复杂而又沉重的问题，进行一些不仅限于妇女自身，也不仅限于文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
1.文学创作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说是作家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作的带着主观色彩的艺术思考。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任何人无法随心所欲地改变或改造历史。作为人类的重要成员，妇女不是一个孤立的、抽象的存在物。她们生活在历史、现实、未来的一切社会关系之中，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所以即使对于文学创作中的妇女地位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无法离开人类活动的时间结构来进行孤立的思考与表述，或者仅据一种良好的愿望去塑造她们的未来形象。妇女和所有人类的其他成员一样，都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是由历史的妇女发展而来的，她们具有历史性；妇女又处于现实的种种社会关系之中，这种现实性使她们无法不受到今天错综复杂的时代因素的制约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妇女终究要发展，要不断创新和丰富自己的内涵，更新自己的形象，因此她们又拥有未来性，这使她们以无限可能奔向明天。这样一种事实使我们必须把考察妇女问题的起步点，放到人类历史长河的滥觞处。而妇女问题所以成为历来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也就因为妇女与人类历史生活的这样一种关联性。我们反思的注意力就无法仅集中在“现在”这一个时间点上而不瞻前顾后。毕竟，妇女问题在人类的全部生活中，是太复杂了、太微妙了，也太不轻松了。假如我说它复杂和微妙到甚至与谈论者的性别意识都不无关系的话，相信不会遭至太大的误解。
2.妇女要在生活中找到应有的位置，当然必须摆脱自身心理上的依附感，但这种依附感或残余对妇女精神的约束以及它在创作中的表露，又并不单是妇女克服自身“已经有了做强者的条件，却偏偏要把自己当成弱者”这样一种意识就可以轻易消除的。妇女的价值并不在于寻找男子和战胜男子，她们要战胜的是客观世界，找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在这样努力的途中，自身的弱者意识其实只是种种阻力的一种，此外还有男子的阻力、家庭的阻力、社会的阻力等，这一切使妇女的奋斗夹带上隐隐的悲观意识，而对于男子的失望其实正是她们对于现实的难以征服性的一种折射。而这种失望感和悲观意识又成为她们透彻认识自身生存的不合理的一个动因，由此促成她们反叛旧有，渴求新生，因此也就不能把她们对男子由希冀转为失望说成是一种简单的无可依附的茫然，抹掉认识这种“失望感”的积极价值。说到底，妇女不是一个只接受各种规范的被动客体，她们的主动性决定了她们无限可能的生命活动处处要受到全人类经验的制约和社会的调节。这里首先必须考虑的，就是妇女有史以来所承担的与男性不同的历史活动和由此而来的不同的历史积淀。
由于生理的客观差异（这是重要的、无法消除的因而不可忽视的），从野蛮时代开始，“纯粹自然产生的”“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的分工就形成了，“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11]“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12]然而这也就形成了建立在妇女世代共同的生活体验和社会经验之上的女性认识论和女性价值观。这些，当然受制于她们自身的自然属性，也受制于她们自身的社会属性。女性的眼光、女性的感知方式、女性的逻辑和女性的能力以及这一切世代积淀的结果，就影响着她们价值观念的浮沉起落。因此，即使在今天这个为男女平等提供了前所未有条件的社会里，女性要彻底摆脱精神依附感而肆无顾忌地去争取自身的独立价值也是谈何容易的，不只是社会政治的问题，还是历史心理的问题。
既然“母系权利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既然“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既然“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13]那么不要忘记，一切心灵戕害都会超越世纪而留下痕迹的。妇女的被奴役感、屈辱感和依附感正是人类历史的作品，它们最后只能随着造成这种历史恶果的因素的消除而逐渐为平等感、自由感所取代。时至今日，妇女仍然面对千万年遗留下来的强大历史惰力，在这个尚存缺陷且发展极不平衡的世界上，特别是与私有财产相联系的种种经济考虑还无法全部排除的社会里，两性的平等摆脱不了种种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科学发展等方面的限制，社会还没有为妇女单方面实现强者意识提供普遍性的可能。正如我们呼吁加速精神文明的建设，却不可能超越现有的物质文明条件一样，妇女地位和妇女自身价值的争取，同全社会的进步程度也只能取同步的进程。君不见近代“鉴湖女侠”秋瑾对“男女平权”的呼号何等锐利酷烈，她的强者意识何等身体力行，然而她毕竟只能成为一切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无法实现之间的悲剧英雄。
3.孙文认为，“古往今来，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都把全部妇女问题归结为婚姻问题”，“而妇女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争取自我择偶的权力”。姑不论这两个“全部”是否失之武断，我以为文学作品中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结果。毕竟爱情、婚姻、家庭在任何时代都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社会的基本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如下的事实：人类的生产活动归根结底只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4]。后一种生产客观上只能由妇女来直接承担，而它长期以来由于仿佛并不创造剩余价值往往受到轻视，妇女所充当的为妻为母的角色使她们日益沦为生育工具而无足轻重，以至到了今天，女人为家庭和男人牺牲事业还在不少的文学作品中被当作美德竞相赞颂，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正是这种沦为繁衍工具的地位，使妇女从一开始就格外注重生活中一组与自身关系密切的环节，即与种的繁衍和间断相关联的婚姻、家庭、生育、哺养和离异、流产、死亡等。这成为她们最重要的生存经验、选择经验和价值判断。称心的丈夫、融洽的家庭、健康的孩子是她们最本能的理想，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正是自我择偶权的争取和对这种权利的恰当运用。今天的妇女当然已极大地投入了社会生产劳动，然而她们并不能摆脱对人类自身生产的承担，因而文学作品中的妇女除了继续徘徊在“寻找男人”的世界里，她们的面前还展开了一个与此有关的“男人”与“事业”冲突的新天地。那里的一切悲欢苦乐事实上都仍旧植根于旧有的世界里。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家庭迄今为止仍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一个基本的经济单位。妇女地位的争取首先要在家庭内实现。而从一个家庭的风风雨雨来看一个时代的动荡变迁，正是历来文学作品好取的一个精神角度。它不是唯一的却是合理的。这也使得文学作品中的妇女问题往往与婚姻问题有相当牵连。
婚姻的演进从蒙昧时代的群婚制到野蛮时代的对偶婚制，妇女都没有实际的择偶权。到了文明时代，由于子女生育和财产继承而形成的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使妇女地位更加恶化而决不是她们个人性爱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15]因此在婚姻关系上，迄今即使最进步的法律，也无法顾及夫妻幕后真实的情感生活。（当然，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多义性使它事实上正在理论界搁浅。）历史上从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直到一夫一妻制家庭以及今天或许已有相当性爱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婚姻和家庭都并没有肯定地失掉由于它们的起因而打上的烙印，一种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家庭奴隶之上的个体家庭在相当时期内就还有存在的充分合理性。妇女的择偶还不可能消除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而获得仅出于相互爱慕的自由感。除了寻找依托而外她们的自我奉献还往往由于盲目和不觉悟导致被欺骗的惩罚。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妇女题材的文学作品要始终瞩目于婚姻问题并执着于妇女择偶权的争取就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且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了。
进一步讲，婚姻、家庭在两性生活中的比重是不尽相同的，男女对社会责任感的考虑也持不同的角度。妇女题材的作品较之其他题材的作品的不同处，就是它难以绕开这样一些颇为复杂的问题而去展示通体透明的远景。也因此，女作家的创作一旦认真地观照妇女自身的命运，探讨所谓“第一世界”时，作品就由于联系到她们个人的遭际而不可避免地丢失了“优美”和“典雅”“轻松”，而为一种“焦躁”和“沉重”所取代。她们与笔下的女性人物无可奈何地进行混声合唱。张洁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李惠薪的《老处女》、徐乃建的《因为我是三十岁的姑娘》等都是这样的佐证。你指责她们丢失了美学上的间距感也好，你愤激于她们艺术把握上的失态也好，但她们是真实的妇女，她们的作品是她们个人生活或她们同胞生活的折射，这种生活无法超越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性别意识使作家在涉及妇女地位的作品中极难以稳当的中立姿态出现，即使明知会令一部分读者烦恼，认为她们和她们的人物都“不可爱”，她们仍然这样写了。当然，她们中的一些人出于种种更明智的考虑，或许只是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投入到一场无休止的争议和辩论中去”[16]，于是她们在开拓自身以外的“第二世界”时也取得了毫不逊色的成功。然而这成功极难说清是属于女作家自己还是属于社会，因为从她们对“第二世界”的切入点和观照心理看来，翅膀依旧沉重。事实上，女作家作为妇女的一员，她们特有的生活积淀和心理积淀虽然是一种局限，但同时更是一种给予、一种选择，是历史赋予她们的一份可贵财富。做妻子的经验使她们学会体贴和奉献，做母亲的经验使她们学会妥协和倾听，这些在她们感知生活方面都是难得的。她们拥有一个男性作家难以企及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一个她们自己的领域。我以为，虽然古往今来的男性文学家，如托尔斯泰、茨威格、曹雪芹、茅盾、张弦、李宽定等等对于妇女的描写也已达到相当的历史深度，然而这丝毫不能成为女作家要主动撤离这片渗透了她们血泪的阵地的理由。
4.妇女题材的作品对于帮助妇女克服依附心理和弱者意识、变革传统择偶观念、追求自己的独立价值并合理协调家庭与事业的矛盾，是责无旁贷的，不如此，作家便是对社会和妇女的不负责任。不过在这样努力的同时，更要注意到问题的艰巨性。目前在我国，还存在着三大差别和按劳分配造成的人们经济地位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偏远的乡镇和城市的一些角落里，包办婚姻、买卖婚姻、虐待妇女等现象并不鲜见，早婚早育和学龄女童的受教育问题还正在受到重视。就是在受过较高文化教育的知识女性那里，成为女强人也并不是普遍性的可能。（这也是直到目前妇女题材的作品较之近现代难有实质性突破的原因。）我们要考虑的是，妇女在这种现状下去找一个比自己弱的男子作为终生伴侣，或者去“成为一个家庭中精神上的主导力量”，就还不是一个可能性和可行性大小的问题了，（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首先是这种情况所面对的强大社会舆论和这种女强者内心的真实感受。难道一种已成定势的社会心理不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而使妇女自己无法置若罔闻吗？很难相信在现阶段一个女强人会拥有幸福安宁的情感生活和心安理得的内心世界；反过来，作为女强人伴侣的男子也如此。生活中更多的倒是妇女往往将事业上的成功作为有缺陷的情感生活的一种补偿、现实中一种追求的继续、内心里一种压抑的发泄。成功感在这里事实上是一种感情的补白，是她们的“最后的停泊地”。妇女所要面对的是整个世界史的积淀，这里任何单纯的理想主义都显得无济于事。事实上，她们一直在努力。
我们还特别要注意，别把妇女由于自然属性形成的生理依附和由于社会属性形成的精神依附混为一谈，这将使问题更加扑朔迷离。男女由于生理的差异，对社会的贡奉和对家庭的贡奉并不能完全相同。仅就这一点，可以说两性事实上是互为依存的。这些都是我们讨论妇女地位时不可忽略的一些参照系。
5.最后，孙文以藤和树的关系来说明妇女对男子的依附感，这不失为一个贴切的比喻，尤其是已经强壮如大树一样的青藤不该为找不到依附对象而苦恼。这个比喻很可以起到宽慰人心和缓和矛盾的作用。只是并非“出路很简单”。只要人类的性别差异无从消失，那么由此而派生的一切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就会以不同方式永世长存。妇女们（或者首先是“妇女中最有头脑的人”）即使有一天全都与男子并肩成为大树了，谁也不能担保柳树不会因为不是松树而苦恼。再说，在人类生机勃勃的森林中，假如不再既有大树，也有青藤，还有千姿百态的花草和小鸟的歌唱，那么世界不也太单调和枯燥了吗？
这些话已有偷梁换柱之嫌了。我希望理解和宽容与人类同在。
一九八六年八月
原载《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