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点年纪，感情变得十分脆弱。人际往来中最怕的是两件事：一是怕探望垂危的病人；一是怕参加遗体告别会。前一怕是怕打扰和刺激病人，引起病者和家属的情绪波动；后一怕不消解释，目睹死者的遗容，家人的悲切，怎么能好受，要黯然神伤好一段时候。
几个月以前就得悉罗洛得了肺癌，发现时已不是早期，显然是希望不大了。有两次想去看他，一次是耿庸电话来约同去，恰巧第二天要外出，得摒挡行李；本来挤一下也能腾出时间去趟医院的，但迟疑一下，主要是上述的怕看病人的那个情结，请老耿代为致意了。另一次是九月上旬冀汸从杭州来沪，相约同去；不知临时为了什么，他们的车子先走了，我仍没有去成。冀汸回来在电话里诉述情况，说了病人插着两根管子，气息奄奄的惨状。我一面深为未能去探视而抱憾，一面也觉得不去亲睹这种痛苦之状也好。冀汸说，看情况，这大概是最后一面了。我也真怕这种诀别的场面。
果然，不几天，噩耗传来，罗洛溘然长逝了。这时我才因未能见最后一面而负疚。哪怕再怕，我也必须去告别会，一睹他的遗容。
回来的车中，耿庸谈起往事，提到我和罗洛初次见面是在他的寓中，由他介绍而相识的；那次同时初识的还有在“文革”中早已逝去的张中晓。那是1952年，他们三人都是今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新文艺出版社的同事。这之前，我知道罗洛是诗人；很抱歉，他的诗我却没有读过。我知道我的旧识阿垅、芦甸都是罗洛的朋友，因为这层关系，我们一见面都像是老朋友了。没料到以后又一起卷入1955年的那桩灾难。
我循着初识罗洛时的情景一路追忆几十年来和他的交往，一些印象较深的往事在我脑子里“过电影”。最初的印象他是温文尔雅，轻言细语的青年；他比我年轻约十岁，但比我却要老成持重得多。他知道我的事似乎要比我知道他的多得多，估计是从芦甸那里得知的。他知道我的妻子吴仲华是他的成都老乡，知道我抗日战争时期从西北到西南的行踪，甚至还知道我和妻子出川经过西安时邂逅从中原突围出来的芦甸、李嘉陵夫妇的事。可知他是个很细心而记忆力又极强的人。
最初印象他是温存的，讲话很留有余地的人，但这一印象不久就打破了。大概是1953年，一次在我寓所集会，那是因为当时在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的王戎，到安徽铜官山“生活”回来，写了一个故事片的文学本，邀集朋友在我家，由王戎朗读剧本，征求大家的意见。到场的还有贾植芳、任敏夫妇、耿庸、张中晓，别的人忘了。王戎读完后，发言的人都很平和，只提出些枝节上的毛病。罗洛最后做了长篇发言，慷慨激昂，论述了人物性格、情节、场景，几乎把这个剧本基本否定了。我颇为之动容，从此察觉罗洛不是一味温良恭俭让，无棱无角的人。从他的发言中，也领略了他所拥有的理论水平和文学上的追求方向。
此后所能记起的是1955年春节锦江饭店那次聚会，即后来被诬称“上海胡风集团分子布置撤退战略”的集会。其实是张禹出了一本书，得了一笔稿费，贾植芳敲他请一次客，于是在锦江饭店定了两席，上海的熟人，后来被株连入“胡风案”的人大都应邀赴了宴。罗洛坐在我旁边，竟席无语，他本来就是沉默寡言的人。临别向我说，新来的新文艺出版社负责人李俊民想同我见见面。事实是，我当时在上海出版公司出了三本关于古典小说的论著，据说，夏公读了其中的《论〈儒林外史〉》，表示首肯，向李俊民提起，为什么不在新文艺出。大概见面是谈这件事。过了些时，罗洛来我家，果然带来了李俊民的一封约见的短简。我去会见李时也是找罗洛引见的。
这年5月间就爆发了“胡风案”，连我这个与胡风素无往来，也不曾在胡风的刊物上发表过一个字的人尚且不免于身陷缧绁，罗洛那样和胡风有交往，和《七月》《希望》的“外围”刊物《呼吸》《蚂蚁》等刊物有关系的所谓“七月派”诗人，自然更不能幸免于捉将官里去。我被糊里糊涂地扣进去了，关了一年多又糊里糊涂地被释放，罗洛的进去和出来大概时间也和我差不多。这回告别遗体会上分发的《罗洛同志生平》，第三段里提到“1957年被错误地开除党籍，受到撤职降级处分”，指的当然就是这回事。但不提事由，以至下文的“1980年5月……为罗洛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都显得没有着落。不提冤假错案，突然说“彻底平反”，文章也未免做得过分委婉了。
我出来后进了李俊民任社长的古典文学出版社，说起来和最初引见的罗洛倒还是有点渊源的。罗洛则到了上海市出版局审读处供职。这之间，除了有一回他叫人送了一本古典文学的稿件要我代提点意见外，没有见过一次面。“反右”期间我被出版系统弄到大会上去批判，我瞥见他坐在人群中，低下了头，大概是“我不忍其觳觫”，怕见我被批判的狼狈相吧。直到我被发往宁夏，始终没见过面。以后他也被发往青海，这是我直到1962年回上海医病时才知道的。
相隔了二十多年，直到1980年，我因事到北京，住在今已改称为《求是》的前《红旗》杂志招待所。罗洛不知怎么知道了我在北京，并知道了我的下处，突然来找我，真是一场意料不到的惊袭。原来他已在中科院兰州图书馆当馆长，到北京来参加一次科学会议，住在中组部招待所。于是，他带我到他的下处，记得他还带我去见了也住在那里的帅孟奇大姐，三人并共同进了一次餐。次日，又约我一同去西直门国务院二招去会见梅志，使我得悉了胡风案即将平反的消息。他还引导我看了北京的几个朋友，花费了不少时间。这回我深深感到了他的友好的热情，这成为我回忆两人关系的一个亮点。
他那次向我诉述了去青海以后的经历，他说已经“改行”，只做自然科学方面的翻译工作，声称和文学“告别”了。但我在他住处的写字台上，分明看见了翻开的本子上还写着一行行的诗句。我知道，纠缠了他大半辈子的诗，他是没有能力摆脱的。
两三年以后，我在王元化家里遇到了罗洛，他回到上海来了，接任元化大百科的工作。这十多年来，虽然同在一地，但会晤的机会不是很多，记得最后的一次会晤，是1994年10月我和妻子举行金婚喜宴，罗洛和杨友梅都参加了。此后也许还有一两次偶然的邂逅，都是别的集会上碰到，寒暄一下就分开。连他迁入华山路的新居我都没有去拜访过，没想到这么匆促就迎来了令人伤怀的遗体告别！
以上便是我记忆中和罗洛遇合的一篇流水账。除了1980年在北京，有几次较长时间的深谈外，几乎记不起亲密的接触。两人的关系之间更缺乏戏剧性。只有北京那次，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相处了一个下午，在座的还有在故宫紫禁城出版社工作的刘北汜，现在也已成了故人。那次，他很动情地谈到了胡风案发生前一次在上海贾植芳家里的会晤，那次会晤刘北汜也在座。说没想到这几十年的事件竟会如此！历数熟人们的不幸遭遇，激动而至挥拳击桌。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他大动感情，并体会他的一往情深，和平时略带拘谨甚至有点腼腆的罗洛判若两人。那时我想：罗洛毕竟是个诗人，不论外表如何温文冷静，内心是火一样燃烧着的——那么，他对人生的感慨可能比易于外露的人更深沉……
《文学报》1998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