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逾六旬，历经了很多值得回忆的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像流水一样在我脑海里一天天流逝，唯独实行大包干那段往事，却留在了我的心底，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家乡实行大包干是1981年秋，那年我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开始实行大包干时，上边有要求，外地有经验，但推广起来也是很难的。我们村（小河东村）当时叫东方红大队，下设四个生产小队，大队征求下边意见时，分歧也很大：干得比较好的小队（第三生产队）每年社员的日值都在两元左右，多数社员不同意分，怕分后不如在生产队时挣钱多；在生产队干活调皮捣蛋的社员不同意分，怕分后自己就没有机会偷懒了。除了第三小队和几个个别社员不同意分外，其余的三个小队大多数社员都同意分。第四生产队每年日值只有几角钱，最少的一年日值只有两角六分，社员们年年靠吃返销粮度日，有的社员愁眉苦脸地说：“再不分我们就要饿死了。”经过做工作还是统一了思想，都同意实行大包干了。
生产队里的车、牲畜、地等集体财产，采取什么方式分到户，当时大队队委会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研究，最后决定采取抓阄的办法，谁抓到什么算什么，凭自己的手气和运气，抓好抓孬谁也说不出啥。我们第一生产队当时有二十多匹马，二十几头牛，两台新马车和四台旧马车，五台破牛车，其中有一台只有车架子没有车轱辘的坏牛车，还有几副犁杖、几副耲耙和几个压地磙子等种地用的工具。全队有三十多户，一百多口人，三十多个劳力。在分之前，召开了两次社员大会，研究确定分配方案。最后确定的分配办法是，按户按劳力分组，财产分成堆，按户抓阄。由队长和会计等人把队里所有的东西互相搭配分成十堆，队里的劳动力每三个为一组，自己找伙，分成十个组，每组派一个人抓阄。家没有劳力的一户顶一个劳力，我们家父亲和我还有弟弟都是劳力，不用和别人家合伙，自家一个组。在抓阄前我们家也开了家庭会，商量让谁去抓，最后父亲和我说：“你二弟弟有福气，让他去抓吧！抓好抓孬就凭命由天了。”我同意父亲的意见。抓阄那天，生产队的大院男女老少都是人，谁都希望自己能抓到如心顺意的车马。到弟弟抓阄的时候，我们的心啊，怦怦直跳，唯恐抓到不顺心的阄，还真挺幸运，弟弟抓的阄是第三号，一台旧马车，两匹马一大一小，其中那匹灰色骒马是父亲在队里经常使用的马，算不上一流马，但也是队里的上等好马，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也有的户抓到的马不是自己想要的，就去找队长换，队长告诉他：“那是你命不好，马都分到各家各户了，你相中的马已被别人抓走了，要换只能你自己和人家商量了。”生产队的地是采取“按户承包，按人分地”的原则，十几块地，一块地一分，一块地一人一垄，全队有多少块地就抓多少次阄，把地都编成序号，按序号抓，分完了一户就用锤子在地头钉一个橛子，上边写上户主的名字。一块地分完后有剩余的或不够分的，就挪到下一块地一起分，直到把地分完。我们家三口人，每块地都分得三垄。生产队的财产不到两天时间就分到了户，变成了各家各户的私有财产。牲畜分到家没有地方放，家家户户开始建畜舍。父亲在房子西侧，挨着房子搭了个马圈。有的户把自家三间房子腾出一间做马圈，分到户的牲畜可算都有地方待了。但是牲畜也和人一样，有个习惯，再好的新圈也不如它们从前在一起群居的大圈好，有些户的马牛一不小心，马笼头开了或牛头绳断了，它们就偷偷地跑回原生产队大院，一看自己待过的圈棚都被拆了，有的还干别的用了，那也不回去，还是围着老圈转，直到主人来了才把它们赶回去。
生产队时期，每到冬天，社员们就开始猫冬。实行大包干后谁都不闲着，有的到河套打鱼，有的到野甸子捡粪。从前粪蛋满道，走路都绊脚。现在是起来晚了就捡不到粪，天还没亮就能见到有人挑着筐或赶着车在村里村外捡粪。家家都有自己的粪堆，都相互比着积肥，看谁家的粪堆大。俗话说得好“庄稼是枝花，全靠粪当家”，有了粪肥就不愁自己种的地不出粮了。
开春了，社员们开始发粪倒粪，一遍又一遍，把粪倒得很细。往地里送粪时，有的户因只分到一匹马和别的牲畜，够不上两马一挂车，就用马驾辕牛拉套，还有的是驴拉套，无论如何都得把粪都送到承包地里。种地时，拉犁杖翻地自己家的牛马不够用，就和别的户插伙种地。第一年种地，我们家与姓李的一家合伙，仅十几天时间就种完了地。队里有一个姓邢的，大家都叫他邢老怪，自己有一匹马，种地不和别人家合伙，自己种，有的地块洼，一匹马拉不动犁杖，他就在犁杖上拴一根绳子和马一起拉，也很快把地种完了。那年家家都把地种到腰窝上。没几天小苗出土了，苗齐苗壮，一家比一家好。父亲说：“我种了二十多年地，今年的苗情是最好的。”从前干活得敲钟，铲地时队长在后边检查质量，地也铲不干净。现在是自己铲自己的地，起早贪黑，两头不见太阳，把地伺弄得干干净净，在地里想找到一根草都很难。一分付出，一分收获，一分喜悦。到秋后一算粮食产量比生产队时高出一倍还多。粮食丰收了，社员们先交足国家公粮，再留够集体提留，剩下的全都是自己的了。生产队都是按人口按劳力分口粮，分得少，年年不够吃，有的家连仓房都没有，分点粮食用袋子一装，放到屋子里就搁下了。现在是粮食多了，放不下，家家户户开始修建粮仓。大包干那年，我家交给国家和集体粮食后，还有余粮一万多斤，粮仓装不下，在房子西侧又建了一个新粮仓。
记得第二生产小队有一个社员叫李铁瑞，他家七口人，四个儿子都是棒劳力，实行大包干之前，四个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千七百多个劳动日，到秋后算账，把口粮领回来了，还欠生产队一百多元，由于年年拿不回来钱，有三个儿子没钱说媳妇都打光棍。实行了大包干后，他家分到承包地六十亩，哥四个甩开膀子大干了。在承包地里上足了粪，采用优良品种，实行科学种田，到秋亩产平均达到五百多斤，老李兑现合同以后，光卖粮一项就纯收入两千多元，他花五百元给二儿子买了两间房子，剩下的钱给四儿子娶了媳妇。老李乐得合不拢嘴，见人便讲：“大包干让我富了。”看到老李家的变化，我动笔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老李愁容变笑颜》，我把这篇稿子投给《黑龙江农村报》，没想到的是，1983年元旦那天在《黑龙江农村报》头版头条套红发表了，上边还配了图，题目进行了艺术制作，把“愁”和“笑”两个字都制作成人头，让人一下子就能看到老李过去“愁”和现在“笑”的模样。过去我在报刊上也发过一些稿子，从来没见过编辑费这么大的精力，精心制作版面，让人耳目一新。
实行大包干的第二年，有的农户在种植品种上有了变化，不仅种植小麦、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又拿出一部分地开始种植甜菜、葵花、蔬菜等值钱作物。由于有了余粮，不少农户还办起了养殖场、面粉加工厂和饲料加工厂等。腰包鼓了，对土地投入也大了，开始购买拖拉机、播种机、喷药机等机械设备，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大包干后粮食产量年年有增长，家庭收入一年比一年高，让农民实实在在地富了起来。有个农民深有感触地编了句顺口溜：“过去生产大帮轰，社员得了胀肚病。是党送来致富药，治好老病债还清。”
一晃农村实行大包干已经三十六个年头了，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以前人们只能想象的如今已成为现实。过去泥泞的土路已经变成了水泥板路，还安上了路灯，路旁进行了绿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户都住上了砖瓦房，不用说家家户户都有了彩电和洗衣机，就连高级轿车也进了农户。村里有超市、有饭店、有舞厅、有文化室，村民们买生活用品、下饭店、搞娱乐活动不用出村了。过去因村穷户贫，外村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给本村的小伙，现在是大变样了，连城里的姑娘都往村里跑，有的农户还把家搬到了大城市里居住。2014年有一个开发商利用村里的湿地和自然水面，建起了龙腾湿地旅游庄园，吸引大量外地游客到村里旅游，又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最近小河东村又被列入黑龙江省乡村旅游示范村。大包干让家乡真正变成了经济繁荣、设施完备、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最近十九大报告中又明确了“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又给农民吃了颗定心丸。土地稳，民心稳，农民深耕农业放心了，进城打工和进城生活安心了，新的经营主体更有信心了。土地承包延期像春风吹遍了农村大地，“春来水暖鸭先知”，农民深知土地承包给自己带来的实惠，又开始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大干一场。2015年村里就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土地开始流转，向种田能手集中，实行联片种植规模经营，并采取了统一耕种、统一管理、统一收割的集约化模式，充分发挥了大型机械的作用，粮食产量又有大幅度的上升。土地流转后，出现了剩余劳力，他们开始到外地打工，土地分红和租金能收入一笔钱，外出打工又挣一笔钱，按他们自己的话说：“家里家外双丰收，我们的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原载《西部散文》201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