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以兰炼为主体的我国石油炼制行业攻克“三航两剂一重”的技术难关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科技精英，这些人不仅仅填补了无数国内空白，为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他们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徐应铨就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要寻找徐应铨？因为他对兰炼的科技贡献和他高尚的人格以及他追求的崇高境界鼓舞了很多人，他的事迹仿佛荧屏上所塑造的人物一般传奇。我力求在生活中还原他，要在面对面中，求证故事，复原本来，让他感动别人的事迹更加具体化。
正当笔者准备去采访他时，很突然地收到徐应铨生病住院的消息。是胃癌，已经化疗7次！徐应铨是83岁的老人了，他能经受得住吗？
我很紧张！
但他爱人陆瑶华在电话那边说：“没有事。他这人洒脱，精神挺好，你放心。”
是啊，徐应铨很洒脱。
徐应铨的母亲在国外定居，当年曾4次归来接他出国，但他都很洒脱地拒绝了。
那年月，徐应铨硬是把爱人从北京动员到兰州。当时陆瑶华是北京大学生物系教研室主任。到兰炼后，不早不晚，正好赶上了所有的运动。两个人一起挨斗，“造反派”都快把徐应铨给批斗傻了，但他依然在坚毅、洒脱地搞科研！
关于徐应铨被批判、挨打、遭受人格侮辱的传说，在兰炼很盛行。
陆瑶华说：“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就那样，我和老徐都认为，那是国家的大形势所致，不能简单地抱怨什么！过去的就过去了，那也是一种历练。”
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待遇的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不得不令人敬佩！
徐应铨是1960年来兰炼的，1984年调往甘肃省科技委员会任总工程师，在兰炼工作了24年。
陆瑶华说：“老徐这人书呆子味很浓，又不喜欢当什么官，到省上后也没有科研可以做。1985年，北大和清华援建烟台大学，正好我们北大时的老师也邀请，他就和我到了烟台大学。老徐负责筹建烟台大学化工系，并担任系主任。我在生物系教学。”
陆瑶华说，她和徐应铨都非常感谢在兰炼时的领导和群众，特别感谢龙显烈给予他俩很大的帮助！
陆瑶华说，徐应铨认为，当前中央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非常伟大。我们国家的炼油工艺技术，就是要有自己的研究技术，就是要科学发展，只有自己拥有新技术，有核心技术，我们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徐应铨申请到中国石化总公司课题——“硫化床脱蜡”新工艺研究，他在烟台大学化工系领衔研究这一课题。1997年“硫化床脱蜡”新工艺研制成功，在兰炼通过了工业化试验，也通过了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技术鉴定。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硫化床脱蜡”新工艺被闲置下来了。
如果要问徐应铨这一生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么“硫化床脱蜡”新工艺没有投入到工业生产，是他晚年最大的遗憾。这个工艺技术是我们自己研制的，是目前世界上很新的炼油工艺技术，有很强的生命力，每年可以节约资金在1亿元左右！
1998年，徐应铨在烟台大学退休。退休时，他很牵挂“硫化床脱蜡”新工艺的出路。
2011年，徐应铨躺在了病床上，生病时，他还是牵挂着“硫化床脱蜡”新工艺的运用。
徐应铨生为科研，活为科研，身患重病仍然想着科研。
有人说，生活就是，生下来，要活着。活着却是为了干事。
徐应铨是华侨世家。他幼年在香港度过，出生时，迎接他的是战乱不休的炮火、满街逃生的哭喊。稍懂事时，耳濡目染民主科学、爱国救国的思想教化。转眼间，徐应铨长成一个20岁的大小伙子了，他只身来到燕京大学读书。假期，朋友和家人都劝他去美国父母那里更好地发展自己，但他执意要在国内读书，以报效自己的祖国。
1952年，徐应铨从清华大学毕业了，因为成绩优异，他被分配到石油部。后来由石油部再到兰炼。
为尊重徐应铨本人的要求，在这里就把那些曲折的过程予以省略。
徐应铨到兰炼时，头顶“右派”的帽子，他被安排到石油炼制研究所工作。初到大西北，徐应铨觉得虽然外面的风沙很大，但民风淳朴，人情味浓。
1961年，兰州炼油厂党委同时下发了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都是和徐应铨有关。一份是，关于宣布摘掉他“右派”帽子的通知；另一份是，关于任命他为“80号地蜡”研究组组长的通知。
这好事真的还成了双？
徐应铨找到组织部门，专门索要了一份文件，直到看见那鲜红的印章时，他才相信这是真的！
“80号地蜡”，国内没有生产技术，长期以来依靠进口。此时，国防急需！
国防急需就是命令！
这么重大的担子，让一个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人来承担，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和期待啊！像旷日持久的阴雨天突然晴空万里一样，徐应铨觉得自己浑身只要有一分力气就要使尽它！兰炼石油炼制研究所科研基础薄弱，但他克服各种困难，带领研制组日夜忙碌，查找资料，取料实验，运用自己扎实的专业知识努力攻关。他把研究所当成家，憋足一股劲，“不完成课题绝不回家见老婆”！硬是用了一年多时间就研制出合格的产品，经工业化试验和专家鉴定，产品质量达到国际水平，为国家填补了一项空白。石油部领导专门接见了徐应铨和他的研制团队。
初战告捷，这对徐应铨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使他更加坚定了从事科研的决心。一个目标达到了，他又在琢磨下一个研制目标。他分析我国石油炼制工业的发展趋势，分析我们的现状及应该具备的优势，提出兰炼要加强润滑油基础研究，要多炼油，炼好油，研制如何增添新品种、新工艺，为全国其他炼厂提供借鉴和发展模式，这样才能赢得在同行中的地位。没有料到，他的这一思路正好和上级的科研计划不谋而合！
1963年，组织上给徐应铨交代了一个任务：开展中型润滑油试验装置的技术研究。他很兴奋，决心要搞出国内最先进的润滑油研究平台。
正在这时，徐应铨的母亲来大陆探亲。母亲把他叫到身边：“孩子，看你待的地方，是什么环境啊？跟我去美国吧！那里有更加适合你的事做。”徐应铨着急了，还没有等母亲把话说完，他就给母亲做起工作来：“我们的国家刚刚成立，急需大批科研成果。在这里，我很受重用，我刚刚研制成功了‘80号地蜡’，现在又有了新的任务，这才是我实现理想的地方。”看到儿子这么坚决，母亲再也没有说什么就返回美国了。
徐应铨带着课题组成员继续攻关。他反复地琢磨，不断地思索，在当时，没有任何同类装置可供参考，他就只有靠本专业的原理推想，自己设计了。
应该说，徐应铨的创造能力是很强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也非常全面、非常扎实。1965年，我国国内第一套润滑油中型试验装置建成了。这套装置性能先进、技术全面，对我国润滑油研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68年12月，徐应铨又一次被打成“右派”。这一次把他打成“右派”的所谓理由是：
“四清”运动时，他“贪大求洋”、“成名成家”；
“文革”运动前，他建设的润滑油中型试验装置以“修正主义”罪名而被“彻底砸烂”；
“文革”运动中，因为他保护科研装置而被定性为“对抗‘文革’运动”。
第二次成为“右派”的时候，徐应铨刚好40岁。运动刚开始，他的确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他是在为国家建设做事情啊！
徐应铨不愧是个搞科研的料，把这样的运动也当成了科研课题去研究。研究的结果是：这样的运动迟早要结束，自己爱国没有错。这一次落了这么个下场，就像无数次实验中，失败的那一次一样，很正常！思想通了，一通百通，人也坦然了。
当笔者问及徐应铨这一时期所经受的磨难时，他爱人说：“徐应铨没有被人揪打过，他所受的迫害主要是精神上的。”“那时候，国家整体形势就是那样的，我们不能纠缠，也不能抱怨什么！”她淡定的语气有一种超脱和包容的力量。
研究出“这场运动迟早要过去”的结论后，徐应铨就悄悄地补充知识，为日后更好地开展科研而做准备。他翻译英文资料，学习日语，钻研专业上的各种书籍。
1972年5月，兰炼党委又发出了两份文件，还是针对徐应铨的，甚至于连文件的内容也与上一次如出一辙。徐应铨这个人也能够创造纪录的！我相信这样的文件，在兰炼历届党委下发的所有文件中是绝无仅有的！5月的鲜花，5月的阳光，鲜花和阳光同样使人感到欣慰。这一次，徐应铨没有找组织查证，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徐应铨什么话也没有说，他愉快地接过了负责研制“喷雾蜡脱油”新工艺的攻关任务。这是一项提炼石蜡的新工艺，当时的石蜡在国外异常紧俏，一吨石蜡，可以换回一吨国内急需的不锈钢。徐应铨自然知道石蜡的重要性，他全力投入，闯关攻坚，一切似乎都那么顺利。正当他吹起口哨，想放松一下时，蜡球含油量高的试验又一次失败了。失败的消息传来，徐应铨突然想起了总工程师龙显烈的话：“我国的炼油装置，差不多都是学国外的。只有你们搞的这套装置完全是我国自主开发的。”这话对他既是激励又是肯定。徐应铨下决心继续冲击！走路吃饭都在想蜡球，白天黑夜也想蜡球，急得他几天几夜不回家。而得到的回报是，终于有办法了，难题也成功地解决了。
1974年10月，在全国人民庆祝新中国成立25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徐应铨和他的团队研制的我国第一套喷雾蜡脱油装置顺利投产，当年为国家增加利润100多万元。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既是在庆祝国庆，又好像在为徐应铨团队的成功而鸣放。徐应铨研制的成果则是他为伟大祖国献上的生日礼物！
沾着国庆的喜气，有关单位要拍摄反映喷雾蜡脱油的电影纪录片。拍摄镜头时，有人不许徐应铨入镜；介绍成果时，有人不许提徐应铨的名字；介绍经验时，有人不许徐应铨出面。一系列的“不许”中，只有一个理由：徐应铨曾经两次当过“右派”。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事的确既滑稽又可笑，但在那种极端的年代，这些事又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好在徐应铨泰然处之，他不会为个人的事患得患失！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可以没有他搞科研的机会。只要他研制的成果能够为国家做贡献，能够转化成为生产力，他就知足了！他就觉得自己为祖国尽心竭力了！
这就是他身患重症，病卧榻上，还仍然关心他的研究成果“硫化床脱蜡”新工艺的原因所在！
他爱人说：“徐应铨一生就是这样，从来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只要有科研做就行！”
是啊，只要有科研做就行！他关心的是自己能够从事科研。
1976年春节，徐应铨年事已高的母亲再次回国探望日益思念的儿子，作为母亲，她对儿子的遭遇非常伤感！她又一次劝说徐应铨，希望儿子能够跟她一起去美国定居。徐应铨紧紧地拥抱着白发老娘，他被这深厚的母爱所触动，不禁身心战栗！母亲也不停地摩挲着他的头发，似乎把所有的母爱都要在这一瞬间全部给予他，徐应铨流下了没有尽人子职责的泪水。母亲操心自己，一趟又一趟地这么跑着，而自己对母亲做过什么？去美国当然有去的优越，但自己的事业在这里，在祖国的石油化工事业上啊！徐应铨眼泪汪汪地对母亲说：“对不起您老人家，我又叫您失望了！我还想留在这儿，虽然我经受过挫折，但那只是母亲打了孩子一个巴掌，人总不能因为被母亲打了一巴掌而记恨她一辈子吧？”母亲还是没有能够说服儿子，只能抱憾而归。
1976年，徐应铨承担了“稀释冷冻脱蜡”新工艺研制任务。这项工艺攻关难度十分艰巨，花费了他很大精力，难关攻破了，但徐应铨消瘦了很多。这项新工艺大大地提高了炼油速度和收效，具有20世纪7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1978年该工艺在兰炼建成投产，效益可观。
1978年，已经50岁的徐应铨第一次当选为先进，这个姗姗来迟的荣誉，亦不啻为对徐应铨的精神抚慰，给予他应得的公正。这以后，他的荣誉便接连不断地到来，应接不暇：
甘肃省科技先进个人；
“80号脱蜡”获甘肃省科技大会奖；
“喷雾蜡脱油”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国内第一套“甲基吡咯烷酮精制润滑油”新工艺获石油部科技进步奖；
“喷雾蜡脱油”荣获全国科技成果发明奖……
获奖后，有记者现场采访徐应铨。他非常平淡地说：“国家炼油工艺落后，不靠我们靠谁？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那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国家应该有自己的炼油工艺技术，应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这对于我国石油炼制工业很重要。我愿意这样做下去！”
1987年，放心不下儿子的母亲第4次来到徐应铨身边，这次是铁了心要把他带走的。在来的途中，母亲就筹划着“先下手”的策略。她先抵北京，后达兰州。在北京时就悄悄地办理徐应铨的移居手续了。母亲想，大陆已经完全开放了，这次，徐应铨应该能够跟她回去的。母亲来到徐应铨家时，正好他刚刚参加完甘肃省科学大会，徐应铨把省长亲自给他披戴的大红花献给母亲。母亲惊喜地说，这花太珍贵了！说着，母亲流出了眼泪。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开口提儿子出国的事。
明亮的月光灿烂升起，这样的月光叫人感到希望，徐应铨从月光中得到了抚慰。
1984年，甘肃省主要领导亲自出马，徐应铨被调到了甘肃省科技委员会任总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