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室内空间设计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空间规模宏大，一些建筑特别是宫殿、陵墓建筑的平面都很巨大，如阿房宫前殿、未央宫、长乐宫等；由东汉明器陶屋等形象资料可知，当时的重楼、望楼一般为三、四层，有的甚至高达五层，说明一些建筑的室内空间有向垂直方向发展的趋势。第二，空间布局水平有所提高，在汉代住宅中使用了一种简明而实用的基本型，即“一明两暗”三开间住屋的空间形式，这种空间形式在东汉明器、画像砖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如成都出土的东汉庭院画像砖上，就有三开间正房的形象；一些建筑的空间形式趋向复杂，如沂南东汉画像石墓，沿轴线对称布置主、次空间，主空间有前、中、后三室，次空间有东三室、西二室，空间布局复杂而有序，再如云梦出土的东汉明器陶楼，将室内分为前后两列，前列为居室空间，有上、下层共七室，后列为辅助空间，有三室，空间布局复杂而灵活。第三，室内装修已采用“藻井”，据文献记载，《西京赋》中有“蒂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
注：“藻井当栋中，交木如井，画以藻文”，因此得名；也有实物留存，如乐山崖墓里的“覆斗形”藻井、沂南汉墓里的“斗四”藻井。
二、从融合到成熟：魏晋南北朝与唐五代宋时期从魏、晋、南北朝(220-581年)，经隋、唐、五代(581-979年)，到宋(960-1279年)，在一千余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分裂与统一不断反复的局面。无论是分裂还是统一，这时期的中外文化、南北文化交流，促进了建筑的发展。中国建筑室内空间设计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的融合期后，于唐宋进入了它的成熟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经历了一个十分动荡的局面，首先是三国鼎立，然后是两晋与十六国，再后是北朝与南朝的分裂与对峙。
这种南北分裂的局面，在造成社会不稳定、经济严重破坏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印度佛教的传播，出现了南北文化、中外文化的交流，对建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时期，由于晋室南迁，中原人口大量涌入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推动了以建康城为中心的江南建筑的发展。佛教自东汉初年通过西域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由于帝王贵族的尊信和提倡，使佛教建筑大量兴建，到南北朝时，南朝建康有佛寺500多所，北魏洛阳有佛寺1367所，而北魏共有佛寺达30000多所。虽然此期的城市、宫殿、陵墓、住宅等建筑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佛寺建筑显然是此期最重要的建筑类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对当时建筑艺术与技术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南朝寺、塔的建造对木结构发展作用尤大，对摆脱汉以来宫室建筑中土木混合结构残余，向全木构架发展，起主导作用。”
魏晋南北朝的室内空间设计，主要体现在这时期的佛教建筑中，以石窟寺来说，有“塔院式”、“佛殿式”、“僧院式”三种空间布局。塔院式石窟，常把雕刻成佛塔形象的塔柱置于室内空间的几何中心，这种布置形式可看成是对“中心塔式”寺院的模仿，如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4窟、云冈石窟北魏第6窟等。佛殿式石窟，室内取消了中心塔柱，在后壁和左、右两壁凿有佛龛，以佛像为主要内容构成室内空间的主体，这种布置形式又可看成是对“宅院式”寺院的模写，如太原天龙山北齐第3窟等。僧院式石窟，室内后壁凿有佛龛，左、右两壁凿有小窟，供僧人打坐修行之用，这种石窟相对较少，仅见于北朝。佛教建筑的室内装饰，常采用外来的装饰构件和装饰图案，如“须弥座”作为一种特有的装饰构件，先是用于室内的佛像座，以后逐渐用于佛塔和殿堂的基座；“火焰纹”、“莲花纹”、“卷草纹”等装饰图案广泛用于室内，把莲花用作藻井的“圆光”，莲瓣用作柱基装饰，火焰纹用作券面雕饰，而卷草纹是各种条形装饰的常见画题。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期战乱和南北分裂局面，虽然隋代持续的时间很短，但兴建了都城大兴和东都洛阳，为唐代长安和洛阳两京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统一、巩固、强大、昌盛的王朝。唐代初年大力发展生产，政治清明，经济持续发展，文化、科技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唐代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形成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第二个高峰。唐代建都长安后，沿用隋代宫殿，改大兴宫为太极宫，以后又建大明宫和兴庆宫。其中，大明宫的麟德殿，其面积相当于北京故宫太和殿的三倍，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木构殿堂。武则天在洛阳兴建的明堂，也是中国古代着名的宫殿建筑群。佛寺建筑遍及全国，多采取殿阁为主体的布局形式，塔由寺院的中心位置改为建在别院，有实物留存至今，即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芮城广仁王庙正殿、平顺天台庵正殿。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建筑的真实面貌。特别是佛光寺大殿，虽然比南禅寺大殿的建造年代稍晚，但更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所以梁思成先生说：“它是建筑遗产中最可珍贵的无价之宝。”此期木构技术已趋成熟，大体量建筑已不再像汉代以前那样依靠夯土高台建造小型木构建筑的办法来解决，如麟德殿即是如此；木构件的形式和用料已呈现规格化的现象，斗栱在木结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佛光寺大殿就是例证。
隋唐室内空间设计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空间规模宏大，秦汉建筑已具有这一特点，到隋唐建筑达到高峰，如隋东都紫微宫的乾元殿，面阔13间，进深29间，高50m；唐大明宫的麟德殿，面阔11间，58.2m，进深17间，86m，面积约5000平方米；唐明堂，方88.2m，高86.4m，三层，是唐代所建最高大的木构建筑。第二，建筑组群空间布局水平提高，形成了以中央殿堂为主体的“回廊院式”布局，它是以回廊院作为布局单元，由数个或数十个回廊院组成，每个回廊院内都有一座主体殿堂，并以回廊连接各单体建筑的室内空间，这种布局形式在《戒坛图经》、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均可见到。第三，单体建筑空间布局水平提高，以内外槽空间的使用较多，这种布局可以获得较为宽敞、突出重点的内部空间，如佛光寺大殿即是如此，它把室内分为内槽空间与外槽空间两个部分，通过对内外槽空间的巧妙处理以及空间与佛像的有机结合，充分显示了“在简单的平面里创造丰富的空间艺术的高度水平”。第四，室内装饰与木架结构高度统一，从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看，结构构件柱、梁、枋、斗栱等都得到真实的表达，没有为了装饰而附加上去的构件，中国建筑的这一特点，在唐代建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宋辽金时期，中国又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先后出现北宋与辽、西夏，南宋与金、元的对峙。北宋在政治上采取对外妥协的政策，但在经济上，农业有所发展，商业、手工业发达。南宋时，随着政权相对稳定，经济、文化都得到较快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兴盛，文化上也超越了北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宋代建筑继续向前发展，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崛起于华北、东北的契丹、女真族，通过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和技术，在建筑上也有所发展。此期的宫殿建筑与唐代相比变化较大，宫殿规模明显缩小，布局紧凑，“壮威”的因素降低，而实用的要求提高。陵墓建筑的规模也远逊于唐代，而且一反常规，陵墓呈前高后低的格局。佛教建筑经过唐代的发展，到宋代已经中国化，各地普遍建造佛寺和佛塔。佛寺常以高阁主体建筑作为全寺的布局中心，这是唐中叶以后追求侍奉高大佛像的结果，如北宋正定兴隆寺的慈氏阁、辽代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等。佛塔中最有名的是建于辽代的应县木塔(亦称“佛宫寺释迦塔”)，它也是现存中国古代最高的木构建筑。住宅建筑仍沿用传统的院落式布局，北方住宅以土木混合结构为主，而南方住宅以全木结构为主。木结构的两种主要形式在此期都有使用，抬梁式用于重要建筑，穿斗式主要用于南方的一般建筑。宋代建筑留存至今的仍然很少，还不能全面反映当时建筑的面貌，但由北宋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弥补了这个缺憾。《营造法式》全书包括“总释”、“总例”、“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六大部分，共36卷，编修的目的是制订一套建筑工程的制度，以便核算工料，照章关防。尤为重要的是，法式建立了一种“材分制”，区分了两种木结构形式——“殿堂式构架”和“厅堂式构架”，标志着木结构技术的成熟和定型。
宋辽金室内空间设计的发展和提高，主要表现在：第一，空间规模缩小，此期的宫殿建筑再也没有出现过像隋唐乾元殿、麟德殿那样宏大的殿堂，空间规模和尺度明显缩小，如北宋汴梁宫殿的大庆殿，面阔9间，南宋临安宫殿的垂拱殿，面阔5间，金中都宫殿的大安殿，面阔11间，金刘秀屯宫殿的正殿，面阔9间，44.5m，进深5间，22.8m，而此殿是“已发现的宋、辽、金时期建筑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当属金上京的重要宫殿基址”。第二，空间向垂直方向发展，佛教建筑为了满足容纳高大佛像的功能要求，常把室内做成高直空间，其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为了容纳一尊大佛像，把佛殿建成二、三层的高阁，如辽代独乐寺的观音阁、北宋兴隆寺的慈氏阁；另一种是为了容纳数尊小佛像，把佛塔建成高达数层的楼阁，如辽代应县木塔。第三，建筑组群空间布局水平进一步提高，在原有“回廊院式”的基础上，发展为“廊庑院式”布局，廊庑院中央的主体殿堂，也由原来“横长形”平面，发展为“工字形”平面，以廊庑连接各单体建筑的室内空间，显得更加实用、完整，这种布局形式在北宋汴京宫殿、汾阴后土庙、宋画《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住宅中均可见到。第四，单体建筑空间布局水平进一步提高，布局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殿堂型构架的空间布局，《营造法式》图样中显示了四种分槽形式，即“单槽”、“双槽”、“分心斗底槽”和“金厢斗底槽”，佛光寺大殿、独乐寺观音阁和应县木塔，都属于殿堂型构架；另一种是厅堂型构架的空间布局，厅堂型与殿堂型完全不同，它不必规定定型的平面，内柱的位置、数量也可以不同，以适应“减柱”、“移柱”做法，如南禅寺大殿、镇国寺大殿、佛光寺文殊殿和善化寺三圣殿，都属于厅堂型构架。第五，室内装修发展成熟，装修已从“大木作”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小木作”一行，《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中列有7类42种，属于室内装修的有3类19种，充分说明宋代室内装修的发达与成熟。现存宋、辽、金建筑中，也可以见到各种装修遗物，如独乐寺观音阁的平闇、藻井，应县木塔的藻井，保国寺大殿的平棊、平闇、藻井，净土寺大殿的平棊、藻井，正定兴隆寺转轮藏殿的转轮经藏，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壁藏等，它们在室内空间的分隔与组织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从简化变革到高度成熟：元明清时期
从元(1206-1368年)，经明(1368-1644年)，到清(1616-1911年)，在七百余年时间里，中国经历了由蒙古族、汉族、满族分别建立的统一国家。中国建筑室内空间设计继续沿着古代的传统向前发展，在经历了元代的简化变革后，于明清进入了它的高度成熟期。
蒙古族贵族建立元朝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处于较迟缓的发展状态，建筑上上承宋辽金，下启明清。宫殿建筑仍采用宋代建筑的“廊庑院式”作为建筑组群的空间布局，以“工字形”平面构成主体殿堂，不同的是，在工字殿的下方建有三重大台基，如元大都大内大明殿、延春阁，这种形制对后来明清宫殿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帝王贵族崇信宗教，佛教、道教、X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此期都得到发展，使宗教建筑异常兴盛。藏传佛教得到提倡后，在都城及各地大量建造藏传佛教寺院，如北京妙应寺、西藏日喀则萨迦南寺等。道教在元代也受到尊信，建有一些道观，如山西的永乐宫、大都的东岳庙等。中亚的X斯兰教建筑也在大都等地得到兴建，如杭州的凤凰寺；到明代时，X斯兰教寺院逐渐发展出具有汉族建筑特点的清真寺。元代建筑保存至今的已不多见，可以山西洪洞县广胜下寺和山西芮城永乐宫为代表。广胜下寺大殿柱网布置采用内额减柱法，前内柱列减为2根内柱，后内柱列减为4根内柱，共减去6根内柱，扩大了殿内空间。永乐宫三清殿的做法则较多保留了宋代建筑的传统，但又有所不同，在柱网布置上将前部和左右两侧各退入1间2椽，扩大了外槽空间，而缩小的内槽空间用于安置神龛。
明朝建立后，明初采取各种恢复生产的措施，使得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成为继汉唐以后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强盛的王朝。满族贵族建立清朝后，清初也采取了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的措施，到乾隆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都达到清代的鼎盛时期。中国建筑在明代和清中叶以前，形成中国建筑发展史上最后一个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