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干旱地区，向种植的调适是困难的，一些先进的猎人声称存活的野生种群是他们自己的。通过控制它们的哺育，连接其对新生动物的爱，他们驯化它们。然后，猎人的神灵变得过时了，因为它们不再能给牧人对动物的占有提供保护了。在以前的时代，猎人只从他们猎杀的动物那里，取很少的献祭部分，付给神圣的动物主人。相反，牧人需要更伟大的神灵，以便对他们对整个种群和存活的野生动物的占有，给予公正性。请记住，根据他的过时的宗教，任何过时的猎人可从任何人的种群中，猎取任何动物。因此，牧人的献祭品包括了对神灵的较大的付出——常常是头生的或另外可代表整个种群的动物。为了种群的存在，它们作为牺牲付出了。农民发展了这种从神灵赎买的方法，他们献祭从田野里收获的首穗或首果。用这种形式，他们保持了田野占有者的头衔。
在“人类进步”的一般过程内，一些野心勃勃的驯化者将他们的权力越过植物和动物，把家庭和人类部族也包括进来了。在这种形式中，以人为祭品和战争明显地支持了对人类集体、黩武主义和奴隶制剥削的占有。驯化者将人做祭品的实践，静悄悄地和独一地建立在猎人的旧发明上。从前，你能杀死的，就是你的。在组织了大量人口和文明的新统治者的情境中，这意味着不论是谁他可以杀死，他就可以教给谁死亡的恐惧，那些人他实际上“占有”着——指挥他们如战士，剥削他们如奴隶。以战士做祭，在战争或在和平时期，在古代文明中是可接受的实践，包括中国在内。是否处以极刑，或作为神圣帝王、他的独一的上帝、伟大祖先的祭品，结果都是一样的。杀人表现了对遗留下来求生的那些人的权力。活跃的英雄主义和对权力的强烈渴望，在最近的两次世界大战中给现代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我将回到宗教历史上著名的时刻。3500年以前，在所有的世界文明中，以人为祭品仍然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基本实践活动。以此为独裁者树立神圣统治的形象。族长亚伯拉罕，《圣经》和《古兰经》都曾提到他，据传听到了上帝要他儿子做祭品的命令。他答以承诺——根据《圣经》的篇章——如此他就可以“继承他的敌人的大门”。这准确地表现了独裁者最纯洁的野心，做梦都要变成“人类的驯化者”。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欢庆这些帝国智者业绩的“文明”——因为这些巨人建立的城堡有令人惊叹的遗存。宗教史家们，不管怎样，也试图从人类牺牲品的观点，来审视同样的历史资料。
在3种主要宗教——以色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上，亚伯拉罕的故事变得有意义起来。故事变得重要首先是因为它的革命性的信仰价值，表现了上帝对将人作为祭品的反对。这一神学上的阐释折射了人民对早期神权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像多数人相信的那样，亚伯拉罕的故事最初被人记住，不是用来庆祝这位著名族长的宗教信从的。相反，原来被记住是因为它是一则讽刺作品，表现了族长的愚笨，他作为一神论者，知道上帝不会吃或闻烤过的人肉——特别不可能是命中注定了要继承“被选族长的敌人的大门”的这个人的肉。故事的讽刺如此理性，以致所有在感情上热爱他们的父位继承人的追随者们，没有抓住它的历史价值。在任何情况下，对普通动物祭品的回归，像最早期的牧人们所提供、使用的那样，对著名牧人亚伯拉罕或易卜拉欣的上帝来说，已足以好地表达了敬意。亚伯拉罕的传奇故事引发了宗教传统对帝国神权政治的抗议，数世纪后，摩西的故事和继起的先知们，继续了这种对神权政治的抗争。
从埃及、罗马、波斯和阿拉伯兴起的伟大帝国——甚至包括中国中央王朝——都趋向一个绝对主义的一神论信仰。这一趋势在起源上是必要的，它表现了对皇帝独一统治的公正性的渴望。人民是独一上帝的仆从，他们也是从上帝那儿不能分别的唯一帝王的臣民。服从的，因此也是容易统治和剥削的。帝国水准上的一神论，是帝国方便的信仰。在独一上帝的名下，皇上是人民头上的帝王，决定生和死。敌对帝国间由战争引发的紧张，进一步加强了单个帝王对他们的臣民的控制。
宗教一神论对野心的“神圣”帝王的一神论帝国的挑战，主要由革命引发，他们试图站在人民的一边。抗争者的方法，从一个到另一个，变化非常大。摩西的故事告诉人民，从埃及帝国的奴役中逃走。沿着埃及王国的周边，革命的大卫变成了王，他的儿子所罗门重新引入了独裁的神权政治体系——包括一座巨石建的埃及神庙。继起的以色列先知们抵抗了他们自己的神权政治体系威胁要采纳的形式。耶稣成了一个叫“天堂王国”的人民运动的核心。作为人民的“上帝之子”，研究证明，他作为一个活的符号站起来，与施行压迫的罗马帝国斗争——因为罗马帝国以作为“上帝儿子们”的权威进行统治。
对由祭祀产生的文明进行一种无神论的反作用，由乔答摩即佛陀采取。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温和的避世宗教，3个世纪后，也变为了悔悟的阿育王的王国主义的一个工具。在古代波斯，为了反对一种类似的以牺牲品献祭的宗派，琐罗亚斯德起而奋斗，在中间派的二元论概念的调节中，理性化了一种比较纯洁的一神论。面对来自业已建立的教士制度的反对，他带着欣赏，接受了韦什塔斯帕王忠心的支持。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宗教蔑视中开始，3个世纪后，当康斯坦丁在十字符号下重组罗马帝国时，却屈从了帝国的诱惑。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教，作为对阿拉伯部落和部族的挑战，创建后将他们提升到了较纯洁的一神论水平。这位先知，任何早期的先知们，不可能知道作为王国主义基础理想的一神论的历史渊源。当伊斯兰教运转、建设一个阿拉伯帝国时，一些以色列先知偶尔产生的、含糊的反帝国趋向，失去了它。在尖锐、激烈的纷争中，为了与基督教的拜占庭、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在战争中并驾齐驱，伊斯兰教变为一个由一神论引导的有组织的帝国。拜占庭和波斯，在那个时代，双方代表了一神论的改革运动，但已沉沦到了仅给予王国主义以公正性。
孔夫子，中国的人文主义者，创造了教育人民公仆的经典，在有效地驯服中国的王国主义达两千年的时长后，轻柔地结束了。我个人欣赏作为改革推动力的不可知论者——但不是完全的无神论者老子和孔夫子的思想——虽然由他们教化的宗教派别和学术流派后来神化了他们，他们的反对者有时也喜欢将他们解说为无神论者。
当帝国的统治通过一神论给予公正的机制不再工作时，无神论的教条试图充当扶正的体系。在19~20世纪期间，有组织的人民—帝国—的一神论和无神论的隔区开始涌现，在地球上渐渐卷入了最具破坏性的原始性重组——直到目前。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创始人，也许可被分类为参加了由保守的无神论和不可知论哲学家们所开始的运动。他们参加了我们反抗由神学支持的现存帝国的最后战斗。不幸的是，他们的无神论的或现世的理想主义确实同样缺乏必要的检查和平衡手段，回过来，这些手段本可以通过阻止帝国文明幻想的没落——或反对由军事才能保障的拯救福音，来保护他们的政治遗产。
这一历史考察的全部内容，不会导致这位宗教史家对传统宗教趋向消极的态度。虽然古老的和近几个世纪的帝国已经倒下了，目前的帝国继续衰落，但它们的有组织的宗教趋向生存。遗存的宗教组织可以改革自身，它们可以继续以“检查和平衡”的方式，服务已经取代了自我毁灭的极权政府机构的新政府的机构。为着人类生存的缘由，过去的帝国需要，今天的帝国同样需要强大的、理想的和例行的检查和平衡手段。民主主义需要它们，宗教团体自身也如此。至少，就像它们对这位宗教史家所显现的那样。
卡尔·W.路卡特是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宗教史专业的退休荣誉教授，著名宗教学家。这篇论文是卡尔·W.路卡特教授2007年7月11日在宁夏大学所作学术演讲的内容。
张宗奇（1964~），法学博士，宁夏大学回族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民族学、宗教学。
伊斯兰教与穆斯林在美国：21世纪的挑战和展望
伊凡·奥马尔著张佐堂杨筠译
引言
1890年，第一个著名的白人穆斯林亚·鲁·维布感慨地说，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得到公正的（传播）机会。他认为，不论是对普通老百姓还是对有学问的人来说，伊斯兰教是唯一一个不被众人所知的“宗教体系”。维布试图传播伊斯兰教的时代过去了，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宗教体系在美国未得到基本认识的情况依然存在。尽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可能已经不同于维布所描述的，当今大多数宗教学者都会同意J.G.迈尔顿的看法，他认为在美国所有的宗教团体和传统中，穆斯林和他们的宗教是“知名度最低的”。对有些人来说很可能觉得此事有点不可思议，因为2001年“9·11”悲剧事件及其后由美国牵头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引发了公共场合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讨论，各种渠道和场合都有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消息。在西方世界，尤其在美国，伊斯兰教成了大家街谈巷议、评头品足、争辩不休的话题和取笑的对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泛滥于公众媒体的对与世界事件相关的伊斯兰教的诠释阻止了人们对伊斯兰教理解的严肃的努力。其结果是，有关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故事不胜枚举，但对该宗教给出客观评价的却屈指可数。
虽然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各个方面都经历着讨论，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伊斯兰教传统几乎不了解。不少穆斯林认为那些所谓的“新闻”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描述不仅仅是由于知识的缺乏，同时还有某种程度的偏见。更有甚者，2001年以来政府在恐惧和焦虑前提下制定的政策引发了一系列的过激行为：在全美所有穆斯林社区产生了进一步的不信任感和被划为“坏蛋”的感觉。
另一方面，美国大众似乎认为美国的穆斯林应该对针对美国的恐怖行为负集体责任，对有些人来说，不只是穆斯林信徒受到了冲击，连他们的宗教也受到多方面的攻击。最近由《华盛顿邮报》和ABC新闻部主持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将近46%的美国人对伊斯兰教持否定态度，他们当中33%的人认为伊斯兰教是鼓励或推动暴力行动的，而其他宗教则不是。
与2001年进行的民意调查相比，这个数字在2004年11~12月的报告中有了明显的增长：有38%的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持否定态度，而且有44%的人认为应该剥夺宪法赋予穆斯林公民的合法权利以保证美国的安全。
早在2001年“9·11”攻击前，美国社会一些团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情绪就已经很普遍，伊斯兰教被认为是“对美国教会的最严重的威胁”。穆斯林被美国大多数人认为是产生于外国的、反美国的，并且在本质上对抗“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40%美国穆斯林是美国黑人和白人后裔，生于美国，长在美国，而且有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背景。
而另一方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穆斯林在改进其经济条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对他们的信仰有了进一步的认同。穆斯林的机构，包括清真寺和伊斯兰教中心、学校、智囊团以及其他社会组织都在蓬勃发展。通过与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跨信仰、跨文化交流，穆斯林正在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作出他们积极的贡献。美国穆斯林生活的这些方面充分表明穆斯林社团不仅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度里的角色日趋重要，同时也表明带着其自身所传承的文化上的多样性和宗教上的宽容性对美国多元文化所作出的贡献。
可以说，眼下美国穆斯林的经历既富有挑战又充满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这方面很可能需要讨论的问题有：对于今天生活在美国的穆斯林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其他人的认识和穆斯林本身的经历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社区、个人以及组织？他们对美国和穆斯林世界之间的地理政治学的态度如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多元文化美国的这种经验是否会使穆斯林传统重新定型？是否会有人试图构建一个独一无二的美国式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美国
伊斯兰教是通过不同渠道传到美国的。尽管最先到达北美的穆斯林历史还在撰写中，但公认为在所有被从西非带到美洲的奴隶中，约30%是穆斯林。希尔琬·迪欧弗所描写的，就是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些穆斯林中一些人的状况的证据。尽管以当时的环境而论这些穆斯林及其后裔要想继续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十分困难，他们当中那些肯定是宗教学者的人还是设法留下了确切的证据，如个人故事和他们生活的记载，均表明他们的伊斯兰教根源。以前，这些早年的经历没有得到完整的记载。只是在近年人们才着手努力记录这些早期穆斯林的有意义的生活。
美国黑人，包括许多后来变为穆斯林的人，发现贩奴运动和非洲，伊斯兰教之往事确实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在过去几十年的多棱镜式的往事重建过程中不少人曾试图激活并表明他们的非洲，伊斯兰教身份。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马尔科姆—X，他拒绝接受出生时别人给他的姓氏，因为他认为那姓氏可能是当年奴隶主给的。为此，他以“X”为姓，表明他渴望能追溯到贩奴运动之前寻根问祖。后来，在他去麦加朝觐之后，接受了一个穆斯林名字，哈吉·马立克·沙巴兹。
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美国人是穆罕默德·亚·维布，以前是长老派教会的白人。他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大名人，因为皈依伊斯兰教时他是美国驻印度的外交官。在当时，一个美国白人自愿声称信仰伊斯兰教的消息肯定轰动不小，因为它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穆斯林世界。
后来，维布通过参加1893年在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创造了历史。在会上他将伊斯兰教首次介绍给美国大众，同时在大会演讲中将美国伊斯兰教介绍给全世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世界各地许多宗教团体的代表。就维布在美国传播伊斯兰教的努力而言，尽管他成功地创建了一些宣教兄弟会，但在推动或吸引改变信仰方面影响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