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想把徐務写成苏轼，苏东坡是我最喜欢的诗人，下面是网友“周慕白”对苏轼的评价。
苏轼：全能性的文化巨人
如果要评选宋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恐怕还不是欧阳修，而是一个号称东坡居士的后辈，尽管欧阳修也很伟大，对宋代文坛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但相对而言，其整体的文化建树是不如这位东坡居士的。
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最全能的才子，恐怕就不是唐代的王维了，尽管王维也是一个全才，诗、书、画、音乐样样精通，但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就有那么一位超人，无论是散文、诗、词，还是书法、绘画，样样几乎都是当时的天下第一，这个人就是眉山的苏子瞻。
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最可爱的文人，恐怕也不是李白，尽管李白也很惹人喜欢，也得到了后世士大夫的广泛喜爱，但要说到雅俗共赏，士大夫和平民都喜爱的恐怕就不行了，能够做到这些的，唯有那个苦中作乐且风趣幽默的苏东坡了。
无论是东坡居士，还是苏子瞻，还是苏东坡，其实都是一个人，他就是北宋的苏轼，中国历史上全能型的文化巨人。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伟大的文学家、诗人、词人、书画家、政治家、哲学家、佛学家还有美食家，四川眉州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为“三苏”，“唐宋八大家”之一。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超人那超凡脱俗的传奇一生：
一、天才的横空出世
在今天四川省眉山市的苏家故居里，其大门之上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一门父子三词客，下联为：千古文章四大家。上联的“三词客”指的当然是苏洵、苏轼、苏辙，而“四大家”指的就不是他们家了，而是指唐宋以来最杰出的四位散文家，分别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与苏轼。也就是说，这上联与下联都有苏轼，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这幅对子主要就是讲苏轼的。
唐宋八大家，顾名思义，指唐宋以来的八个人，在这仅有的八人当中，苏家就占去了三席，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百年罕见的家庭。看来他们家祖坟葬得好，光发热也许是不行的，得要喷火才行。而他们家大公子苏轼，那更是五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
那么苏轼是如何成为这么牛叉的人物呢？他的早年家庭教育又如何呢？
很多人都认为，苏轼之所以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是源于其父亲苏老泉的谆谆教诲，这固然是有理的，但也不尽然，其母亲程氏在苏轼的成长过程当中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凡伟大人物几乎都有一个贤良的母亲，比如元稹，比如欧阳修。而苏轼也有这样一位贤良的母亲大人，加上还有一位善写文章的老苏在教导，苏轼想不成才都难。
关于苏轼的早年教育，从他的诗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老苏对于小苏那是很严格的。后来小苏长到十岁时，老苏便游学四方去了，把小苏的全部教育工作移交给了他的老婆大人，也就是苏轼他妈程氏。程氏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亲自教小苏读书。《宋史》上说，苏轼打小就很聪明，“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闻古今成败之事，一下子就能准确地说出其中的扼要来。
有一次，苏轼他妈程氏读了《后汉书·范谤传》，大为感慨，深为范谤的舍生取义而感到欣慰。这时，在一旁的小苏听到了，竟说：“轼若为谤，母许之否乎？”孩儿如果也想做范谤一样的人物，母亲大人可答应呢？
小小年纪，口气还真是不小，这下可就要考验程氏的教育能力了。
程氏当即就表示：“我儿如果真能成为范谤那样的人物，我又怎么不能够做范谤母亲那样的人呢？”我们知道，对于范谤的舍生取义，其母亲是高度认可并赞许的。
真是深明大义啊！能够有这样的老妈，苏轼是幸福的。
待到小苏弱冠之时，即二十岁，他已经博览经史子集了，已经非常博学，下笔千言，言之成理，尤其喜欢贾谊、庄子等人的文章。贾谊，何许人也？西汉名士，才高气短，善写政论性文章，如《过秦论》；庄子自不必说，超脱神逸，物我两忘，追求天人合一的超凡境界。可以说，苏轼汲取各家之所长，养成自己才高且洒脱诙谐的个性。
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进京参加了礼部举行的科举考试。
关于这场科考，我们在前面讲欧阳修时已经详细说过：就是在这场考试中，欧阳大人乃是主考官，他听闻副主考梅尧臣发现了一篇绝妙的文章，也看了看，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真真是好文章啊！便有意想把这位考生定为第一名。可老欧一时惊醒，这莫不是我那门生曾巩所作？若把他定为第一名，那别人岂不是要说我欧阳修徇私舞弊？这样不好。就这样，这位考生瞬间就由状元变成了榜眼。
这份考卷哪里就是你那宝贝徒弟曾巩所作呢？你欧阳修也忒自信了吧！结果一揭开大名，原来是一个名叫“苏轼”的举子。其实，欧阳修的门生曾巩在这次科考当中，既不是第一名，也不是第二名，不过好歹曾巩也算是考上了。
劳欧阳大人的一时“公正”，苏轼名列第二，也算凑合吧！后来苏轼又参加了殿试，中乙科。自此，苏轼在刚满二十周岁时便高中了进士。
作为被主考官欧阳修录取的考生之一，苏轼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欧阳修门下的弟子了，这拜见恩师是再正常不过的。于是有一天，苏轼就带着自己的“拙作”去见欧阳修了。当时的欧阳修乃是文坛泰斗，能够得到他的赞誉，完全就是一种至高的荣耀，可以使被赞之人很快名满天下。
其实，苏轼是自信的，尤其喜欢卖弄自己的学识才华，拿文章去拜见欧阳修，很有这个意思。您老不是文坛泰斗嘛！看看我写的文章，兴许不比您差呢！当然，苏轼绝没有要与欧阳老前辈一较高下的意思，这其中有尊敬，有请教，还有一丝骄傲在里面。
欧阳修当然是识货的，他看了小苏的几篇文章之后，便摇头叹息，感慨道：“哎呀呀！三十年之后，恐怕天下再也没有人记得老夫以及老夫的文章了。”言外之意就是说，三十年之后，天下间的文士们都只知道他苏轼了，都只诵阅他苏轼的文章了。并且，欧阳修还对他多年的文友梅尧臣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这也正是“出人头地”成语的来历。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小苏自此声名大噪，而使他名满天下则还在于另一次科考：
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参加了朝廷举行的制科考试。
我们知道，唐代也有制科考试，如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等，那是在进士科考试之后，几乎跟进士科一样，每隔二三年便举行一次，只有进士、明经及第的人才能参加，通过了你才最终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宋代的制科考试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考生在进士及第之后便可授官，无须再参加制科考试，而制科也不是每隔几年就举行一次的。制科考试说白了，就是宋代的一种特殊的考试制度而已。
据史籍记载，有宋一代，北宋与南宋加起来，大约共三百多年时间，但一共只举行了二十二次制科考试，共录取人数四十一人，掐指一算，也就是平均每次录取二人。而两宋加起来共录取了进士四万多人，相比之下，中制科的概率就好比是中六合彩特等奖的概率，不，比它还要小。
不过，对于像苏轼这样五百年难得一遇的超级人才，制科考试也还是小菜一碟。面对皇帝亲自出的题目，苏轼奋笔疾书，不一会就搞定了。仁宗皇帝一看，大加赞赏，破天荒地给了他一个第三等。
大家不禁要问了，怎么才第三等？怎么不是第一等、第二等呢？要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些位置纯属摆设，而宋代制科的第一等、第二等就是一个摆设，因此，这第三等就成了最高等级了。对于苏轼的这一绝无仅有的光辉战绩，就连《宋史》上都由衷地发出了感慨：“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宋代自建立以来，只有两个人入了这第三等，就是吴育和苏轼。而且这个吴育还是个第三次等，比苏轼的第三等还差了一个层次。这样的牛人真是古今罕见，文章写得好也就罢了，没想到应试也这么牛。
对于这样特殊的优秀人才，仁宗皇帝自然也就要特殊对待了，苏轼作为刚大学毕业的应届毕业生，是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毛头小伙子，可朝廷竟给他安排了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一职。这是一个正八品的官职，按照苏轼的资历，只能给他派一个从九品下的不入流的芝麻小官，但苏轼是天下的考试状元，自然与其他人不一样。
好，自此，苏轼便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开始为人民服务。
二，为人民服务
说到苏轼的做官能力以及为政水平，那也是可圈可点的，比唐代的很多诗人都要好。你让李白去当官试试？你让杜甫去当当看？我看多半不及格。究其原因，我想还是源于唐宋科举考试的不同：
我们知道，唐代的进士是以诗赋为主，注重的是考生的文学才华，因此，能考上的多半是些才子，能吟诗作赋，文人气质很浓。毫无疑问，这样的人多半不适合当官，因为才华与能力是两码事，这二者之间并不是等同的。当然也不排斥一些能人，比如张九龄、李绅。
不过要说到宋代的科举，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宋代不再是以诗赋为主了，而是更加注重策论，也就是对当时的一些国家政治问题或者刑罚，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能够考上的举子，不仅要有文学才华，更重要的是要有施政能力。因此，我们看宋代的那些大文豪、大词人，他们往往在为官上都很厉害，在地方他们能造福一方，在中央他们也能有一番作为，比如欧阳修、司马光，再比如王安石、范仲淹，他们都称得上是卓越的政治家。而苏轼也是一样，无论是在地方上还是后来在中央工作，他都很有一番作为。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话说苏轼在密州担任知州期间，有强盗作案，为此，当地的治安主管部门安抚使便成立了专案组，对强盗作案一事进行调查抓捕。只是这所谓的专案组，其实就是由一些骄悍的兵卒组成的，他们以抓捕盗贼为名，私闯民宅，开展大搜查运动；不仅如此，他们还诬陷老百姓家中藏有宫禁之物，这当然是要“没收”的，一旦见老百姓稍有反抗，这些兵卒们便格杀勿论。
这哪里是为民做主的警察啊？这比强盗还要强盗！
这一伙人见自己抢了东西又杀了人，心中不免有些害怕，便纷纷逃散了，不回去复命。
面对这样严重的形势，老百姓纷纷跑来告诉了苏轼，希望苏知州能够为他们做主，并说这一伙大头兵还要作乱的，望大人想个法子把他们统统给抓起来，将他们绳之以法。
苏大人一看他们呈上来的控诉书，眼睛骨碌一转，立马做出了一副很不以为然的样子，接着就将那一纸诉状扔在了地上，露出很不屑的神情，说：“我看不至于吧！一定是你们诬陷！”
老百姓看后直摇头，贪官一个啊！
那些杀人掠货的兵卒们一听这话，都放心了，看来老大人很有觉悟，于是一个个又都出来了，不再藏匿。好，苏大人等的就是你们，苏轼马上派人把他们一个个都给抓起来了，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老百姓拍手称快，看来老大人真是睿智，演技真是高啊！
这第二个例子便是苏轼带领民众抗洪抢险的故事了：
话说苏轼在担任徐州知州时，有一年正赶上黄河发大水，只见当时那个哗啦啦的黄河水啊向东流，奔腾到海不复回。两岸的堤坝抵挡不了黄河的这种气势，做千里溃堤状，在曹村这个地方决了口，一路泛滥到了水泊梁山，流入到南清河，汇聚在徐州城下。水位上涨迅猛，一发不可收拾，眼看这徐州城就要变成汪洋大海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徐州城里那些有钱的富人们开始行动了，他们当然不是抗洪救灾，而是要出城避难。
面对这种情况，苏轼拿起了大喇叭，对着他们是一番慷慨陈词，说：“你们这些富人都出去了，老百姓必然会受到动摇，这样一来的话，太守我和谁一起守城呢？那样的话，这徐州城必破无疑。现在有我在这里，洪水就一定不能冲塌城墙！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富人们于是又都被赶进城里去了。紧接着，苏轼去了当地的武装部门——武卫营，对他们的卒长说：“如今眼看洪水就要冲坏城墙了，事情紧急，你们虽是禁军，现在姑且给我出力，听我指挥。”
卒长应声答道：“太守身先士卒，抗洪抢险，尚且不躲避水患，我等小人，应当效命。”于是，他就率领着兵卒们拿起畚箕、铁锹等工具出去，筑起了一条东南长堤，这条长堤从戏马台开始，直到城墙。
雨一直下，日夜不停，苏大人也没顾得上休息，日夜不停地坚守在大堤之上，在此过程中，他还学起了人家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老百姓感动了，眼泪哇哇的。最终，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之下，徐州城总算是保住了。
尽管苏轼没有听过***的敦敦教诲，也不知道“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更不了解“****”重要思想，但他却都做到了。
此外，苏轼为人民服务还相当具有艺术性：
据史料记载，苏轼出任杭州知州时，有一次，遇上一个案子，案情是这样的：张三向李四借了一笔钱，用来做扇子生意，可谁曾想，杭州连日来阴雨不断，张三这扇子生意自然是惨淡无比，可李四却不管，坚决问他要账。张三没钱还他，李四只得将他告上了法庭。
按理说，这案子很简单，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没钱拿房子抵押就是——这是一般庸官的做法，到了苏轼这儿那就不一定了。苏大官人听完之后，略微沉吟一会，说：“张三，你把那没有卖完的扇子全都呈上来。”接着，只见苏轼在那些扇子上面分别画上了山水花鸟以及各色花卉，对张三说：“去，把这些扇子再拿出去卖，一把卖三百文，卖完了就去还债吧！”
经苏轼的妙笔一画，这些滞销的扇子自然是一售而空，债呢，也还清了，房子呢，也不用抵押了，岂不是两全其美？
在苏轼徐州届满之后，朝廷又任命他为湖州知州。苏轼来到湖州以后，先是上表称谢，然后便继续开始为人民服务，可是他却不知道，就在这时，一场惊天大阴谋正在慢慢向他逼近——
三，惊天大阴谋“乌台诗案”
应该说，苏轼之所以会辗转在各个地方当知州，回不了朝廷，也不想回朝廷，那是因为总的来说，苏轼属于旧党中的一员。这个旧党，也称保守党，是相对于王安石的新党而言的。
宋神宗即位之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也力图改变北宋长期以来积贫积弱的状况，便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以及追随他的诸多官僚便被称之为“新党人物”，他们所组成的党派也就是所谓的“新党”了。
当苏轼出任湖州知州时，新党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已经被罢相，这时的王安石已年近六十，闲居在金陵。而旧党的领袖人物司马光也辞官在家。宋神宗尽管将王安石罢免，但依然对他很尊敬，对他所倡导的新法也依然在贯彻执行，将他罢免不过是为了顾全大局而已。
因此，朝廷里面仍然是以新党占统治地位的。只是山上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王安石走了，他以前的那些追随者们自然也就上位了。只可惜这些人就没有王安石那样的君子之风了，说白了，都是些小人，比如其中的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应该说，王安石变法之所以最终失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王安石用人不当，他的周围总是围绕着一些小人，这些小人根本就不是为了富国强兵才追随他王安石的，而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
现在他们当政，加上又有神宗皇帝的支持，他们自然找各种借口严厉打击那些旧党人物。他们还想树立一个典型，杀鸡给猴看，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他们最终找到了苏轼，因为苏轼名气大，又是旧党的得力干将，对于像司马光那样的领袖人物他们是惹不起的。
好，他们锁定了目标，接下来就该出击了，但是如何来定苏轼的罪名呢？他们想到了苏轼写的诗文。因此，李定、舒亶、何正臣这哥几个便不遗余力地收罗起了这方面的证据，甚至就连苏轼的一篇《湖州谢上表》，他们哥几个都能闭门在家研究好几个月。经过他们的层层推理，最后得出结论，苏轼在这篇上表中，诽谤朝政，讥讽新法，藐视皇上。
他们一起上书神宗皇帝，说尽了苏轼的坏话，要求神宗严惩，最好是将苏轼给咔嚓了，免得他毁坏了皇帝的一生英明。神宗当然不会相信，但又要考虑到这几位新党大臣的感受，便说，那你们就派人去调查调查吧！
好，等的就是您这句话，紧接着，这些小人便派人快马加鞭去湖州抓人，生怕他苏轼跑了。苏轼正准备在湖州大展拳脚为民请命呢！不想却来了这档子事，可怜的他还以为自己这次是在劫难逃了，便对公差说，容我跟家人告别。为首的官差冷冷地说道，那还不至于，接着二话不说，就把一代大文豪给五花大绑拷走了。
在押赴京城的途中，路过长江岸边时，苏轼几次欲投江自杀，可转念一想，又怕连累了家人。如果苏学士真的投江死去的话，那么那几个陷害他的小人将是历史的大罪人，万死都不足以赎其罪。
——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也叫“乌台诗案”。所谓乌台，指的是御史台，因这件案子后来是由御史台来审理的。
苏轼被押往了京城开封，接下来等待他的就将是严厉的审判。那些小人收罗了苏轼的全部诗歌文章，并作曲意解读，说这首诗是在诽谤朝廷，那首诗是在讥讽新政。最后竟屈打成招，逼得苏学士签字画押了。
这时，营救的呼声从各处传来，甚至就连在金陵的王安石都坐不住了，他给神宗皇帝写了封信，为苏轼求情。
北宋在建国之初，赵匡胤就曾颁下诏书，切不可因言论而杀士大夫，神宗皇帝自然也不敢。最后，英明神武的神宗终究还是将苏轼给放了，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神宗将苏轼贬到了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一职，大约相当于地方武装部的副部长。但这仅仅是个虚衔，苏轼是没有实权的，非但没有，苏轼甚至就连官俸也没有，说白了，他就是一个带罪的囚犯。
一桩赤裸裸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最终宣告结束！
另外说一下，由于苏轼是被贬的犯人，所以在黄州连个住的地方都是没有的。因此可以说，在黄州等待苏轼的将是一场艰难的旅程，那么苏轼将是如何度过这场人生的危难呢？这便要看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潇洒作风了。
苏轼在这里开始反省自己的性格缺陷了，正是有了这种自我反省与洒脱的情怀，苏轼才在黄州创作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千古华章来，一场伟大的文学盛宴就此拉开了序幕！
四，黄州赤壁的千古华章
我们说过，国家不幸诗家幸，我们又说过，穷而后工，我们还说过，文章憎命达。范仲淹被贬了，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名句；欧阳修被贬了，写出了《醉翁亭记》这样的好文，写出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样的绝唱。
那么苏轼呢？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后又写下了什么呢？相对于范仲淹与欧阳修来说，苏轼在黄州更是写下了亘古未有的绝唱来，一首首诗、一首首词、一篇篇文章，都在宋代的文学史乃至中国的文学史上划出了一道道最为光彩夺目的星光——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临江仙·夜饮东坡醉复醒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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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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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赤壁赋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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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