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万丰、钟正扬
一、红帮第一村
宁波，是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发祥地。
20世纪80年代，原中国纺织工业部领导人就有明确论断：宁波，是红帮裁缝的故乡。
2001年10月，第4届宁波国际服装节期间，中国服装协会、宁波市服装协会、鄞县服装技术协会、宁波服装博物馆等服装界、文化界领导人和有关人士，来到鄞县姜山镇孙张漕村村头一棵大樟树下，树立了一尊碑石，碑面为现代服装上衣前襟左片式样，上书“中国红帮第一村”7个大字。
这块朴素的石碑，揭示了中国近现代服装史一个重要史实：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开拓者、中国服装现代化的主力部队，最早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对此，民国《鄞县通志》在舆地、工业、服饰、礼俗等部分中，已有具体而生动的论述：“姜山，村民多以捕墨鱼为业，兼业西帮裁缝，商者亦多，故较富庶。克强乡的应家、孙家、林家、大桥头、下倪、俞家、唐家、蒋家、王家堰等村，居民自农业外，则操呢绒业及制西服者多……故殷富者多。”
“南乡……丰和之西南为永和乡，其地之边界毗连奉化，居民之风气、语音，往往有与奉化近者。平居生业，若横山后、蔡郎桥、孙家庄、周家埭、姜山头与其邻乡之张华山、侯家、陈家团、孙家山等村，大率农服先畴工习西帮裁缝，且有远赴日本而因以起家者。一人唱之万人和之，相率而成风。”
“自海通以还，工人知墨守旧习，不足与人相竞争，于是舍旧谋新，渐趋欧化。若成衣、若土木、若铜铁、若机械、若绘图等，成衣、土木名之曰‘红帮裁缝’、‘红帮作头’。”
“海通以还，商于沪上者日多，奢靡之习由轮舶运输而来，乡风之丕变，私居燕服亦被绮罗，穷乡僻壤，通行舶品。近年，虽小家妇女，亦无不佩带金珠者。往往时式服装，甫流行于沪上，不数日，乡里之人即仿效之，有莫之能御矣。”
这就简明、扼要地把这段历史说清楚了。《通志》中所说的“西帮裁缝”、“操呢绒业及制西服者”、“红帮裁缝”，实际上都是从事现代服装业的新式裁缝——红帮裁缝。他们最初是从宁波地区走出来的。最集中的是奉化江两岸的鄞县和奉化县。
虽然时代相去并不甚远，但由于儒家的重农主义、以农为本而贬抑工商的传统思想的影响，红帮裁缝诞生一个多世纪了，却依然名不见经传，近现代的史学家们（包括早期的服装史研究者），在他们的著述中根本不记述或极少提及红帮人士的历史性贡献，以至于“现代服装史成为中国服装史中最薄弱的无头无绪的环节”。改革开放之后，红帮故乡的人们开始收集、整理宁波的服装史料，终于发现红帮在中国服装史上开创性的历史功勋。为了觅得切实可靠的史料，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走访千家万户，查阅千卷万档，终于获得万千资料（实物、文字），初步整理出了红帮裁缝孕育、诞生、发展的历程。从迄今掌握的资料考察，《鄞县通志》中所说的“一人唱之，万人和之”，这个“一人”就是从孙张漕村走出去成为第一个现代裁缝的张尚义。他随渔船意外流落到日本横滨港，学会了西式裁缝技艺，从事现代服装业，并取得成功。一个几年杳无音讯的人，突然回来了，而且混得不错，他成了新闻人物！他的经历，他的成功，对乡亲们的启示性和现实影响力是极大的。
据孙张漕村的老人传说和当年留下的片纸、文书综合考察，孙张漕村的裁缝孙通江到日本学做西服，在神户创办“益泰呢绒昌西服号”，是紧随张尚义之后的，也是“红帮第一村”的元老。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孙张漕村《张氏宗谱》记载：族人孙通江“体母氏之志，长而东渡扶桑，经营商业，不数十年，积赀累储，门祚昌大。光绪二十五年（1899），孙君以积劳成疾自东瀛归。”
孙通江回国时，把“益泰昌”交给长子友益经营。不久，孙友益也回国，遂将“益泰昌”交给同乡又是表兄弟的周盛赓经营。周盛赓经营有方，逐步做大做强。孙氏和周氏后人，有很多人承继祖业。孙通能、孙通章、孙惠堂及其子孙曾在上海、重庆从事服装业；孙友益的女儿淑贞也在“益泰昌”工作过，回国后曾在汉口、九江等城市从事现代服装业；孙氏后人孙铭利、孙修生、孙德生、孙荣茂、孙亨瑾、孙亨瑆、孙桂娣、孙锦利、孙林娣等等，曾去俄国、日本和上海等地学习裁缝技艺，曾在日本和国内从事服装业，堪称红帮裁缝世家；周盛赓有十来个子女，都久居日本，其子周铭正后来成为神户服装界名望很高的人物，曾任中日友协三江（浙江、江苏、江西）理事会会长。周氏后人族人周海山、周庆仁、周万里、周根源等，都是从事现代服装业的。显然，周氏也是典型的红帮裁缝世家。
和孙周2个裁缝世家有承传关系的，还有一些人。邻村的洪友钰，1933年曾去周氏“益泰昌”学习裁缝，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在上海钧益西服店、东源西服店做裁剪师，1946年曾去张尚义侄子有福在上海创办的“有义西服店”工作。
从“红帮第一村”和邻近村落走出去的有名的红帮裁缝还有很多：胡平耀、胡平安，早年去日本做洋服，其后代一直在日本冲绳县具志川市开洋服店。其继起者中有孙钦华，1918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梯子胡同开过“孙钦记服装店”，曾为孙中山、宋庆龄做过服装。其子孙光武1925年在京学红帮工艺，1938年到天津，受聘俄国洋行和维汉学院，分别任裁剪师、教师。
两年后返京，在王府井大街二条胡同开蝴蝶女西服店。同村的孙通钿，也在日本学习服装工艺。另一位孙某某，父兄早在横滨中华街开“兴隆洋服号”，曾为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做服装。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万里访问时，曾至该店访问。
还有陈氏裁缝家族：陈陞曙，1917年学了裁缝手艺后，曾北上俄国达哈巴罗夫斯克开办“别德罗夫洋服店”。1922年回国，在哈尔滨秋林洋行服装部学习罗宋派西服。1946年开办侨民会服装店，人称“跨国裁缝”。与他一起工作的有：沈风水、董家跳（斗门桥人）；陈谒福，1936年在哈尔滨其姨丈邬显辉开的“春光洋服店”学艺，1946年回宁波，在公园路开过“培华西服店”；陈业生，1942年在哈尔滨南岗开创“陈业生服装店”（后易名“新生利服装店”），曾被评为哈尔滨市商业系统劳模。
陈氏还有另2个裁缝世家：陈清瑞，陈清裕，陈清标兄弟3人，1920年起，在长春闹市区的二马路开创了“三益洋服店”，是长春市第一家西服店。三兄弟对西服业锲而不舍，齐心协力创品牌，敢与日商竞争，抗战后回乡。陈顺来，1910年与同乡到俄国学做西服，先在宁波人开设的洋服店打工。1925年，与同乡董荣全合资在哈尔滨道外开创“义昌西服店”，后自立门户，开办“全记西服店”。其子陈宗瑜北上后，承接父业。1946年哈尔滨解放，陈宗瑜接班当“义昌”经理，并被推选为市缝纫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曾组织同业做了大批军服，支援解放战争。1957年起当选市政协委员、常委，为哈尔滨市服装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氏红帮世家也颇负盛名。李玉堂1906年曾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开办新纪西服店，经10年苦心经营成为名店，曾为末代皇帝溥仪、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美国人）做过西服，颇受赞誉；其子秉德擅长英美派西服，其孙世杰的“新丰行”曾是红极一时的西服名店。李世杰的弟弟世源从事西服业也有近半个世纪。
挂一漏万，红帮第一村及其邻村的红帮前辈和红帮人士是不胜枚举的。
据零星统计（尚无系统的完整统计），1867年在日本横滨的华侨已有660余人，大多以“三把刀”（裁剪刀、大厨刀、剃头刀）为业，多数是浙江、江苏、江西人，浙江人中又以宁波人居多，宁波人中又以裁缝居多。1899年8月成立过商业会所，1900年5月成立过三江同乡会会所。鄞县孔方生等曾被选为会所领导人。到20世纪80年开始进行红帮调研时，“红帮第一村”家庭中有人外出从事现代服装业的，已占总户数的90％。毗邻的奉化县，至20世纪40年代，仅在上海开办的西服店就达130多家。
从上述概略的叙述中人们会注意到，中国红帮第一村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这个村外出闯世界的人起步早、人数多、发迹快，更重要的在于，他们在中国社会历史大转型的关键时期，以他们的生动实践，启迪、改变了农民固有的“穷家难舍，熟土难离”的传统观念，让人们看到，外边的世界很大很大，从而发心离开“穷家”，走向城市，学习技艺，发家致富，开创事业。从这个意义上看，红帮第一村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在封闭、落后、贫困的农村中点燃了一个火种，为乡亲们照亮了一条新的农村发展之路，使他们产生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生活理想。
二、红帮第一人
在近几年出版、发表的一些著述中，出现了称张尚义为“红帮祖师爷”、“红帮鼻祖”的说法，实际上，时代相去并不很远，张尚义也就是红帮的“老爸”——父辈或父兄辈吧。他的同村人、同乡人和隔江相望的奉化裁缝出现时间，都和他从红帮第一村走出去的时间相距很近，同村同乡的孙氏、周氏、陈氏以及奉化江口镇王溆浦村的王氏、江氏等等，都可以说是同时代人；张尚义的儿孙辈，已经生活在红帮形成期中间了。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早于张尚义从事西服业的中国裁缝了，因之可以称之为“红帮第一人”。
且看张尚义是怎样率先走出红帮第一村，成为红帮第一村的第一人的。
据民国20年（1931）重修的《东张张氏宗谱》记载：张尚义祖籍河南，先祖张次宗于唐末迁居鄞县。也是避北方之乱而逃亡江南的。他家居住的孙张漕村是一个孙姓和张姓杂居的小村，只有90来户人家。两姓祖祖辈辈均以务农为生。由于“人稠地狭”，加上原本土质不好，常受卤潮侵蚀，水利失修，常有倒灌成涝之虞。因之仅靠农耕，已经难以维持生计，于是张尚义又学了本帮裁缝手艺，农闲时为人缝衣赚钱补贴家用。但穷乡僻壤之间，要做新衣服的人并不多，迫不得已，他又到渔船上帮厨。不幸的是，在一次出海打鱼时遇上了海难，他们的船随着大风大浪漂流到了日本横滨港附近，他被日本人救护上岸，成了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