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小恩
王才运（1879-1931），浙江奉化王溆浦村人。
13岁随父亲王睿谟离乡赴上海，先在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不久跟随父亲改学裁缝；初为包袱裁缝，1900年，其父亲从日本学习西服裁制技术归来，在上海浙江路与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开了一家西服店——王荣泰洋服店，王才运就在王荣泰洋服店一边跟着父亲学习西服裁制技术，一边帮着父亲经营店堂；西服店在父子共同努力下，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同时又得到亲戚慈溪人潘瑞章的资助，1910年，王才运与同乡王汝功、张理标3人合伙，在南京路与西藏路口（现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1916年，3人拆股，王汝功、张理标退出“荣昌祥”，“荣昌祥”由王才运独资经营，资金达10万银元，成为当时上海商界最著名最完备的西服专业商店之一；1927年前后（1），王才运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由王宏卿经营；1930年春，他为了挽救中华皮鞋股份有限公司（原系1917年奉化人著名律师余华龙创办的“中华皮鞋商店”，1925年，余华龙作为律师，业务甚忙，加上社会活动频繁而无暇经商，故将商店以6000银元盘给了王才运。王才运将店名改为“中华皮鞋股份有限公司”，生意日见兴隆。1927年回乡时，将该公司交由王宏卿打理），又一次离开故里赴上海。在他的努力下，公司虽然起死回生，但是由于过度劳累，1931年7月，王才运突发脑溢血而逝世，年仅53岁。这位曾被誉为“模范商人”（2）的红帮裁缝在归葬前，有蒋介石、孔祥熙等30多名国民党党政要员和上海、宁波、奉化的著名人士为其题像，表示怀念和颂赞。
一、上海西服业界的领军人物
王才运一生从事服装事业，是20世纪前期上海西服业界的领军人物。
他创办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在西服业界长期昂立榜首，他培养的西服业传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垄断了上海南京路上的西服店。这些西服名店对中国近现代服装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对现代服装业和西服业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王才运在上海从事服装事业之时，正是整个社会转型时期。此时正值上海开埠，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纷纷登陆上海滩，上海成为全国的时装中心。随着欧美来华人数的剧增，西服需求量也大幅上升。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资料显示，西方侨民在上海的人数，1880年为3504人，1900年增至7396人，1905年为12328人，1910年为15012人，1930年为58607人。国外移民的大量涌入，使上海与国际的联系愈发密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近代上海的服饰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化趋势。随着国内有产阶级，高级职员，为外国人服务的买办、洋员、保安，富家子弟，社会名流等追求时尚，争穿西装，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西装热”。再加上民国服制改革，使西式服装在中国服饰领域占有了越来越多的份额。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都市穿西装的人极多，学生、教师、公司、洋行和各机关的办事员都纷纷穿上了西装。
王才运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创立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地段佳，位于南京东路与西藏路交汇处，是上海最繁华的闹市区域；规模大，3层10开间门面，装潢气派，成为当时上海最完备最著名的西服专业商店之一。王才运以“荣昌祥”为平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中国服装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首先是在西服店的经营管理上，王才运超越了红帮前辈，也超越了自己，他开创了工贸合一一条龙生产服务新方式。
红帮裁缝的创业史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他们之所以能从包袱裁缝到小作坊，继而经营店堂，乃至服装公司，一步步走向成功，这与他们在经营上的不断创新是紧相关联的。在上海的红帮裁缝的生产方式一般经历了3个阶段：起初是包袱裁缝，走街串巷，上门兜揽生意；继而是摊头裁缝，在马路边、弄堂口等处定点设摊，承接来料加工；然后是店堂裁缝，乃至服装公司，租赁或购买临街房屋营业，拥有字号、商标、门市部和加工作坊。上海的店堂裁缝以小型的代客加工为主，占店堂裁缝总数的80％，分布在湖北路一带；也有一部分店铺备有衣料，兼来料加工，占店堂裁缝总数的15％～18％，分布在四川路一带；还有2％～5％的店堂裁缝是大上海的名店，分布在闹市南京路一带，门面宽敞，装潢考究，这部分店堂的层次、规模已接近于服装公司。王才运的“荣昌祥”应该属于后一层次。
王才运是从包袱裁缝逐渐走向服装公司的大型红帮商店的第二代红帮人，他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是由“王荣泰洋服店”经过了10年的技术积累、资金积累、经营管理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大上海首屈一指的西服名店。王才运在布置店堂时“以顾客至上”为理念进行精心设计：3层10开间店面，楼下一层为商场，二三层的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辟为裁剪、配料和工场，三层后半部分为职工宿舍。商场内以各种西服为主体，同时配有琳琅满目的西服配件，如时髦的衬衫、羊毛衫、领带、领带夹、呢帽、开普帽、皮鞋、吊袜带等，以满足不同顾客穿用不同西服之需。“荣昌祥”的店员大都来自浙江奉化县王溆浦村，这些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王才运作为一店之主，十分重视员工文化水平的提高。他深刻地认识到，员工的文化修养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荣昌祥”的盛衰。因此在每天店堂打烊后，王才运就会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文制订18条店规，将店规悬挂在店堂明显之处，要求职工熟记于心、严格遵守。店规中要求文明热情礼貌地接待顾客，即使生意不成，也要热情送客出门，决不容许与顾客顶撞，如遇外国顾客，须用英语接待。这些规定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留下了美好的声誉。
王才运在经营管理方面较之于红帮前辈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先进之处：
一是工贸合一，开创了服装经营新方式，扩大了经营范围。此前的红帮裁缝店经营品种多为单一的西服，或来料加工，或定制，或门售，如王才运与父亲睿谟公在1900年创立的王荣泰洋服店、奉化江良通于1896年在上海开设的和昌号西服店、顾天云于1903年在日本开设的宏泰洋服店等等，基本就是专营西服的店堂；王才运在经营西服的同时，又经营西服面料，而且10开间二三层前半部分全为呢绒，批发兼零售，从店堂布置和“呢绒西服号”店名来看，呢绒-服装面料的经营，与西服的经营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超过西服，经营范围由成衣扩大到成衣与面料。在经营方式上，将服装制作加工与服装、面料、配饰的贸易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条龙生产服务的服装经营新方式。
二是注重服装与服装的搭配、服装与饰物的搭配。“荣昌祥”一楼商场以西服为主，同时兼营衬衫、领带、皮鞋、帽类，将服饰搭配艺术引进了服装卖场，全面倡导服饰现代化。这在当时无疑又是一种创举。
三是注重员工服务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在“荣昌祥”，提高员工服务水平和文化水平有两条途径：订店规和学文化。订店规是老方法，各店的店规虽然内容不同，但性质一样；而组织员工学文化在当时就不是所有的店主都能做到的了，这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行动，至少反映出了一店之主王才运的远见卓识和宽广的胸怀。
总之，“荣昌祥”把商场与工场、门售与加工、零售与批发、西服与配件结合在一起，这种工贸合一一条龙生产服务的方式，无论对加工服装的顾客，还是门售顾客，或是需要批发的顾客，都给予了极大的方便。王才运和员工的共同努力为“荣昌祥”争得了顾客，赢得了市场。“荣昌祥”的经营之道为其他中小红帮服装店堂树立了榜样，在“荣昌祥”以后，红帮服装店堂在经营品种上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对员工文化水平和工艺技术的提高也越来越受到有见识的店堂经理的重视，从业余时间的学习到参加有组织的培训班，到开办学习文化的夜校，到举办服装学校，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荣昌祥”的王才运勇于开创自己的经营之路，显示出了一个现代企业家的品格和风范。
第二是在服装技艺的提高上，王才运从不墨守成规，而总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努力探索服装改革的步伐。
王才运出身裁缝家庭，在“王荣泰洋服店”期间，王才运就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西服裁制技术。但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在经营“荣昌祥”期间，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拔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订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在经营“荣昌祥”的同时，王才运作为红帮创业功臣之一，在孙中山等民主革命者的倡导下，积极探索服装改革之路，努力开创中国服装的新世纪。
在经营西服的过程中，他并非照搬西服样式，而是借鉴西服理念和先进的裁剪方法，为我所用，从东方人的实际出发，把中国人量体裁衣的优良文化传统和中国缝纫功夫的长处运用到西服制作中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培罗蒙”等服装名店“海派”西服的创制成功，与王才运等出类拔萃的红帮裁缝在服装经营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积累是分不开的。
在中山装的创制中，王才运更是功勋卓著。当时西服流行，而西服原料多为进口呢绒，大量白银外流严重影响国计民生；不少国人不习惯于穿西服，因此中国服装领域出现了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怪现象，这有碍国人的体面和国家的形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倡议创制中国新服装——中山装。此服装采用西装造型和制作技术，参照西服样式，根据中国人的体形、气质和社会生活新动向，融入中国服饰文化传统。初期的中山装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日本的张尚义后人制作的：直翻领，胸前7个扣子，4个口袋，袖口3个扣子（3）。中山装的修改、定型应该在上海的红帮服装店，而且时间在1910年“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成立以后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前（另据《宁波日报》报道，认为孙中山1916年在杭州、宁波演讲时已穿改进后的中山装，照此说，中山装的改进、定型时期应该在1910年至1916年）。
1927年3月26日《民国日报》登载了“荣昌祥”广告，连登三天，内容如下：民众必备中山装衣服。式样准确，取价特廉。孙中山先生生前在小号定制服装，颇蒙赞许。敝号即以此式样为标准。兹国民革命军抵沪，敝号为提倡服装起见，定价特别低廉。如荷惠定，谨当竭诚欢迎。
同年3月30号《民国日报》刊登了“王顺泰西装号”的广告，内容如下：中山先生遗嘱与服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乃总理遗嘱也。至于中山先生之服装，则其式样如何，实亦吾同志所应注意者。前者小号幸蒙中山先生之命，委制服装，深荷嘉奖。敝号爰即取为标准，以供民众准备。式样准确，定价特廉。倘蒙惠临定制，谨当竭诚欢迎。
从这两则广告可知：第一，孙中山先生生前曾约“荣昌祥”和“王顺泰”两家服装店制作过“中山装”；第二，孙中山先生对这两家服装店制作的“中山装”颇为满意；第三，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抵沪之时，两家服装店全力推广制作中山先生生前约请他们制作的服装样式——中山装，而且式样准确。
由此可见：第一，中山装的定型是在上海红帮服装店完成的，王才运的“荣昌祥”是肯定参与此事了；第二，王才运等红帮裁缝在中山装的推广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5年，在“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院李瑊副教授也提出：“中山装的诞生与宁波籍红帮裁缝密切相关”，而且明确了改进中山装的人物和时间，“第一款正式的中山装是由红帮人物王才运根据孙中山的要求于1916年缝制而成。”她说，1916年，王才运等人应孙中山之约，在此前的基础上，结合先生的意见进行了改进：将前襟7个纽扣改为5个纽扣，以象征“五权宪法”；改上贴袋盖为倒“山”字形笔架式，称为“笔架盖”，象征中国民主革命要重用知识分子；袖口仍为3个扣，以象征三民主义。（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