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的生产网络
社会化小生产的第二个显着特征就是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的生产网络。这是由家庭、家族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延伸而来的。我国传统的以家庭或家族为单元的家文化，是家庭、家族企业乃至社会上多数人的行为理念与准则。这种行为理念崇尚亲情，以血缘、姻缘关系为基础，可以推至地缘、学缘、关系缘等，大到整个国家。崇尚权威，讲求近亲远疏。浙江家庭、家族企业的最初崛起就是依赖于血缘关系的凝聚作用，并由此一层一层由里向外推进，形成“一村一品”的块状经济。这种块状经济是家庭、家族企业的扩大化，是一种“血缘性的地缘”社会网络。
如在温州，非常“重人情，爱面子”，凡有联姻关系或祭拜关系的，平时往来十分密切，不仅婚嫁、丧葬、建房这些大事有往来，就是平时“时交月节”也都相互串门，“亲帮亲”、“邻帮邻”是情理中事。附近的亲戚越多，势力越旺，办事就越容易。实际上，从一个长期的过程来看，这种人情交换活动起到了一个互助合作的关系。在经济转型、全面创业的时期，温州家庭、家族企业以人情为媒介，获得了创建企业所需的大量资金，比如通过“做会”的形式。这种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化的过程在温州通过人情往来这一媒介得到很好的实现。
根据我们调查，目前的温州民营企业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家庭网络型、家族网络型、姻亲网络型和准亲缘网络型。前三类企业与生俱来就带有社会资本因素，姑且不论；最耐人寻味的是准亲缘网络型企业。这种企业本来是由不具备血缘或者亲缘关系的股东共同出资构成的，股东之间只是一般的业缘关系，彼此之间是纯经济联系。但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股东间往往也会或以拟亲缘的称呼，如大哥、叔叔、舅舅、阿姨等，或以彼此的人情来往活动，或以两方子女缔结姻亲的方式，发展出一组新的社会关系。
如温州瑞安坊村，它有个工业区，为浙南地区最大的汽车配件生产基地，分为南北两个：北工业区是1992年建成的，有两家瑞安市30强企业落户于此。南洋、胜华波、正东公司，都是生产汽车摩托车配件的。南工业区建于1994年，占地面积相对较小，入驻企业中规模较大的就是浩钢达汽摩公司。
工业区里面密布着各种规模不一的企业。一些大厂见业务就接，自己做不了的，就会把一些业务细分出来，分给其他小厂去做，乡里乡亲的，“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个村的不少家庭企业就是通过帮村里的大企业加工以维持生存的，利润虽小，但细水长流，终年不断。众多地缘、血缘联系密切的乡村工业共享区位，在专业化分工中形成了密集的信息网络、销售网络，从而节省了搜索市场信息的费用，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企业之间信任感强，容易交流和产生共鸣，传统性与现代性得到了充分有效的结合。
不仅是生产主要依靠亲缘、业缘、地缘的社会网络，就是销售同样如此。
临安义村位于临安的西部山区，主要发展山核桃加工企业。在义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销售方面，义村的各家企业在销售的开始阶段，几乎都是靠亲戚关系销售产品的。一般都是采取以下这种形式，有自己的亲戚在市里，或者更远的城市里工作，通过亲戚把产品介绍给熟识的副食品商店或者超市负责人，这样，费用低，销量也较大，一般不会出现欠账要不回来的资金周转问题，这样对企业本身的发展也有一些好处。比如，义村的桃源食品有限公司开始也是通过超市销售自己的产品，但后来发现，如果把所有产品全部放到超市，风险大，厂里管理困难，而且，各种名目的费用多，如进场费、代销费、管理费等等，销售下来利润不大，并且每次卖不完的货又退回厂里，损失较大。因此，他们除了在超市代销外，还在某些城市设立直销点，这样自己可以卖自己的货，省去了很多费用。当然，这还有另外一个好处，这些直销点能很快把握市场的需求情况，保证工厂在生产中能及时获取现在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以调整产品结构，拓展更大的市场，使工厂获取更多的利润。我们可以看出，在义村的家庭、家族制企业中，他们的销售网的建立，基本上是借助家族亲戚关系形成的一个基本的网络关系。他们在开始进行销售活动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亲属，然后才是朋友，以及借助以前的销售关系而形成的客户关系。
（三）以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为主要的生产形式
社会化小生产的第三个显着特征就是以市场为纽带的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的生产形式。从企业的规模看，中小企业主宰着浙江的经济，这些中小型的家庭、家族企业有的依赖专业市场，实行前店后厂的生产形式。这种市场形式成本很低，家庭、家族企业的辐射半径很小，既不可能也不需要独立的营销系统，大量小企业共同依赖附近的集贸市场来集散其原材料和产品，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有的依赖市场下的专业分工协作，专业化区域加工经济体系，或者说块状经济本质上是家庭、家族企业取得外部经济效益的必然选择。
中小型的家庭、家族企业通过区域聚集的方式彼此共享基础设施、信息、金融、政府以及社会关系的网络等资源。
浙江的工业化、市场化就采取了专业市场及市场分工体系这样的组织载体。从一村（镇）一品起步，就近建立专业市场，经过产品档次的多次提升，主导产业不断壮大，逐步构成规模产业和特色经济区块。凭借灵活的机制，成千上万的家庭、家族企业在块状经济中通过分工协作，超常规地降低生产成本，然后通过发达的专业市场超常规地降低交易成本，浙江产品因此形成极强的市场竞争力。
统计显示，在2001年时，浙江省88个县市区中，就有85个出现了块状经济，总产值5993亿元，占当年全省工业总产值的49%。其中，工业总产值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群519个区块中，总产值10亿～50亿元的区块有118个，50亿～100亿元的区块26个，100亿元以上的区块3个。
这些块状经济以小企业和生产百姓日常生活品为主，虽然产业层次较低，但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水平却很高。如浙江嵊州市的领带产业群，已有1100多家领带企业，每年生产3亿条领带，占领了国内90%、国际40%的领带市场。一条领带的生产需经过22道环节。在嵊州，领带产业链条的每个环节均有数百个单位参加，这些企业聚集在领带工业园内，充分竞争，相互合作，从而形成独特的块状经济，托起了一个年成交额20亿元的领带业。
浙江的家庭、家族企业在以市场为联结纽带的基础上，形成了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为主的生产形式，家家户户分散、专业、小规模的生产经营，在市场的连接下，进行了有效的社会化分工协作。而这种社会化的小生产又形成了独特的产业结构，即以“轻、小、集、加”为主的产业结构。这种产业结构反过来又进一步推进了社会化小生产的发展。浙江的主导行业，技术和资金门槛低，对生产规模和管理专业化的要求小，非常适合于在一种自然家庭组织的范围内来运作。这类企业的运行成本（管理成本）极低，经营非常灵活，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很灵敏，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运行严重不济的大环境下，这种基于家庭、家族的民营企业优势十分明显。
在家庭、家族工业起步的初期，温州家庭作坊将市场需求的产品按工序进行分工、组织生产，工序可细到一个家庭作坊的工作任务只是拧几个螺丝钉这样的简单步骤，有专人将原材料送到村里，各家领回材料，按时将加工好的半成品送回，由专人收走，并付给工钱。如温州瑞安坊村的汽摩配行业，就有着非常鲜明的“分工明确、协作密切”的特点。以社会化分工协作为纽带，全村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汽摩配产品的“田野工厂”。村民从事的市场经济活动大致分三类：一是自己办工厂生产成品，二是办加工厂，三是出门接业务或开店。出于竞争需要，他们生产的产品一般都自行开发，尽可能做到不与人家重复。根据2000年11月底的统计，该村汽摩配产品种类共有20多个系列、200多个品种、3000多个规格。加工厂更是以专业化见长，刻模的，电镀的，喷塑的，压铝注的，做电线的，搞氧化的，各做一行，各专一行。新坊村的家庭企业一般只有几台机器设备，几家规模较大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也没有置办全套的汽摩配生产设备。究其原因，一是资金不足，二是专业化生产可以节省成本，遍布全村的各类加工厂什么产品都能加工。因此，该村家庭企业主更为经常的做法是把大量的生产环节放到加工厂去加工。一位生产摩托车套锁的企业说，他的产品除了一两道重要的工序由自家工人生产，其余十几道工序全部由加工厂加工。
这种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手工加工业的发展，因此很快就在温州各地形成了全国驰名的十大专业市场（如桥头的纽扣市场、柳市的低压电器市场等）。专业市场多采用前店后厂的方式经营，使得产品的生产形成了地域上的集中，呈现出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温州企业集群初始形式。
以制鞋业来说，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制鞋业有6000家企业，目前共有制鞋从业人员30余万。从鞋皮、鞋楦、鞋底到内衬、包头、鞋饰，皮鞋的每一部分几乎都由专门的厂家进行生产，鞋厂最后只是组装。制鞋先有鞋楦，再有鞋型，每生产一种款式的皮鞋都要先做一双鞋楦。现在温州地区的鞋楦厂已经有100多家，而为鞋楦厂配套的企业在温州约有2000多家，在它们上游生存着约4000家制鞋厂，规模从4000人规模的“奥康”到10个人的家庭作坊不一而足。温州的鞋机厂从80年代开始发展，目前也已经有几十家，比较着名的有大龙、瓯江等厂，这些厂可以为制鞋企业提供整条生产线。在乐清白石的鞋底生产基地聚集了几百家鞋底厂，可以生产成型底、组装底等所有鞋底品种。鞋底主要原料聚氨酯在温州本地就能获得——温州华峰集团是全国最大的聚氨酯生产厂家。此外，巨溪的鞋面皮生产基地、平阳水头的鞋里皮生产基地、永嘉黄田的鞋饰生产基地完全可以满足温州制鞋企业对鞋皮、鞋饰的需求。甚至产业链的最初环节——生皮也能在温州市场获得。温州本地虽然不产牛，但巨溪有庞大的牛皮生皮交易市场，水头有猪皮生皮交易市场，在市场上可以得到全国各地的货源，甚至包括蒙古的黄牛皮、缅甸的水牛皮和美国的蓝皮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