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小生产的小规模、分散化、专业化的生产形式在温州的制鞋业里显示得淋漓尽致。在十来家最大的鞋业巨头下面，平稳生存着500多家规模在300～400人的中型鞋厂和3000多家纯手工操作的家庭作坊。6000家企业组成的温州制鞋业不仅是一条密集完整的产业链，而且已经构成了一个市场在外、内部循环良好、高度社会化分工的生态系统。温州制鞋业最大优势是成本优势，而专业化、产业链的高度集中是温州鞋获得成本优势的根本原因。这条产业链的韧性特别强，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存在激烈竞争，一家倒了马上会有四五家进来抢夺地盘，因此不可能出现产业链脱节问题。除非某个顶级大厂倒闭，否则这条产业链将始终保持稳定。
社会化的分工协作与稀缺生产资源的获得同样重要，它也是市场经济社会化生产形成的重要条件。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名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就是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成正比。浙江这种散沙式企业正是在以亲缘、地缘为主要生产网络，以市场为联结的社会分工体系中，有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它很适合产品品种奇多、单品种规模不大的日用消费品产业。它不仅解决了规模与品种之间的冲突，更将极小的核算单位与社会化生产分工结合起来，形成块状经济和集群产业。
块状经济和集群产业有利于信息和知识的迅速传播。由于地理邻近与相互信任，有关产品、技术、竞争等市场信息可以在集群内的家庭、家族企业中间迅速集中和传播，且成本很低。集聚对家庭、家族企业的贡献还在于同行业之间的非正式交流，通过不同企业的员工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工作之余的聊天等，使得不同的思想碰撞产生新的火花，从而有利于家庭、家族企业的创新。这也为块状经济和集群产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块状经济和集群产业的发达，使浙江经济竞争力节节攀升，推进了浙江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在中国百强县中，浙江省占据三分之一，百强县个数位列全国第一。块状区域特色经济的优势，也弥补了浙江企业规模效应弱的缺陷。可以说，由大量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发展而形成的浙江专业化块状特色产业，已经独树一帜地确立了中国加入WTO后其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不仅拉动浙江经济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跨越，而且也直接拉动了浙江大众化创业群体的形成和壮大，进而拉动了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
（四）以社会分工和市场为主要的联结纽带
社会化小生产的第四个显着特征就是以社会分工和市场为主要的联结纽带。浙江的以家庭、家族为主要生产组织，以亲缘、地缘为主要生产网络，以分散化、专业化、小规模为主要生产形式的社会化小生产正是一种社会分工的产物，是现代化市场分工体系下的社会化生产。各家庭、家族企业分工合作、互相补充，共同完成全部的社会活动。这种社会分工既有经济学上的意义，也有社会学上的意义，它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对分工与经济增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其着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就列举了一个制造扣针的例子，来说明分工和专业化对提高生产效率的惊人效果。斯密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是分工的日益深化和不断演进，经济增长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分工不断深化与演进的过程，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分工网络的协调，最终促成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着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条件。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个因果累积的过程所体现出的就是报酬递增机制。
浙江的社会化小生产有着严密而细致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以市场为连接，推进了浙江以专业分工协作为特征的块状经济及产业集群的发展。从一村（镇）一品起步，就近建立专业市场，经过多次产品档次的提升，主导产业不断壮大，逐步构成规模产业和特色经济区块。凭借灵活的机制，成千上万的个私企业在块状经济中通过分工协作，超常规地降低生产成本，然后通过发达的专业市场超常规地降低交易成本，浙江产品因此形成极强的市场竞争力。特色块状区域产业区内还存在一种“创新氛围”和“产业文化”，有利于信息和知识的迅速传播，促进创新的持续发展，具有“新经济”的某些特征。
浙江在没有享受广东、上海等省市那样的国家特殊政策的情况下，多年实现了比全国平均值高出约3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原因就是与浙江较为发达的块状区域经济直接相关。浙江块状区域经济最大的特色就是专业市场和特色产业互为依托、共同发展。或者是产业催发市场，或者是市场带动产业，市场优势与产业优势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形成了浙江的块状区域特色经济。正如杨格在其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1928）中所指出的那样，生产率的提高是分工水平提高的结果，递增报酬来源于分工的演进，即迂回生产方式，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分工链条不断加长、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相互协调所带来的最终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也就是现代经济学中所谓的网络效应。这也为浙江产业集群的崛起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产业集群是中国现代的产业集聚方式。一般具专业特色明显、具一定规模、支撑体系完善、产业链完整。这种产业集群对于发展中国经济，尤其是发展区域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浙江省的产业集群经济已占该省GDP的50%左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07年8月公布的《中国百佳产业集群》名单中的100个产业集群中浙江就占了36个，是中国内地产业集群数最多的一个省份，接近广东（21个）与江苏（17个）两省数之和。
产业集群的形成就是专业化分工的产物，是生产者为降低专业化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和获取由分工产生的报酬递增的产业组织形式。产业集群的多寡也显示出一个区域社会分工的程度与水平。社会分工的递增会提高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的提高有助于解决由于生产集聚体的扩大而产生的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这又会进一步促进分工的演进，带来更大的分工网络效应和递增的聚集收益，吸引更多的企业到该区域聚集。由于企业之间地域的接近，有利于企业间共享公共设施。同时，生产企业是根植于地方社会网络之中的，在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共同的价值观念基础上，通过信任基础更有利于生产企业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协作，从而促使交易双方较易达成并履行合约，减少信息失真和不确定性风险等，降低监督成本与机会成本。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交易效率继续提高，交易行为的种类和频率大大增加，各个分工单位之间的依赖性加强，从而产生更强的节约交易费用的欲望，进一步促使向同一区位的聚集。当专业化程度发展到足够高时，则所有交易集中在同一地点要比在多个地点进行多个双边交易更有效率，此时就出现了产业集群，伴随分工的不断深化则会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演进。产业集群正是顺应社会生产的发展趋势而产生的，产业集群的形成、演进与分工深化两者之间是互相促进的互动关系。
社会化小生产不仅推进市场经济发展，而且也有力推进了现代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的发展。社会化小生产将经济的增长从超经济的权力网络中解放出来，将现代产业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从对国家权力、对政府行政权力的高度依附中解放出来，为浙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上升空间，同时也深深改变了浙江的社会结构，增进了社会整合。
马克思非常强调社会进步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分工。马克思与亚当·斯密一样，敏锐地注意到了社会分工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伴随生产力的演化而演化，社会分工促进了生产方式的转变与所有制的建构。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得人们在不断改变着的状态中按“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同时也相应地处于不断改变着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从而从这些“现实中的个人”在发展着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结构”也会不断地发生变迁。
迪尔凯姆也认为，社会分工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凝聚力，而且也为社会确定了结构特性。社会分工促成了社会秩序，增进了社会有机团结。浙江以社会化小生产方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发展之路，那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市场化齐头并进，“三化”合一，使浙江快速地实现了社会结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在社会化小生产方式推进下，大量的农民随着块状经济和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而转移到城镇或非农产业，以中心城市、城镇和块状特色经济的发展带动产业和农业人口的集聚，农民数量迅速减少。1977年，浙江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3.8%，而经过29年的现代化发展，浙江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6.5%，30年间，城市化水平提高了42.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42个百分点。
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浙江省的劳动力也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数从1978年的1346.25万减少到2006年的712万，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也从1978年的75%下降到2006年的22.6%，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平均每年1.5个百分点的速度减少，第一产业产值在1978年占到国内生产总值中的38.1%，而到2006年底止，第一产业产值更是降到了5.9%。在近30年间，浙江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下降了52.4%。
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人们的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单位越来越增多，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具柔性和张力。这正像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分工越细，职能的数目，因之具有职能的人的数目也就越多；单个人，事无巨细，不管是最简单最日常的事务，还是最复杂最少见的事务，都依赖于这种职能。越来越多的人的行为一定要相互配合；行动的组织愈益精确、愈益严格地加以通盘安排，以使单个人的行动在其中完成其社会职能。
单个人被迫愈益细致、愈益均衡、愈益稳定地调整其行为。”
以家庭、家族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的个私企业快速发展，大大提升了第二、三产业活动单位在社会中的比重。根据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我们看到浙江的第二、三产业活动单位总和在全国占到1／14，尤其是第二产业的活动单位占到了全国的1／8还多。而每万人第二、三产业活动单位浙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倍或近一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