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是美国的金融之父，联邦政府成立之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就崭露头角，是国家主义的斗士，美国宪法起草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汉密尔顿深受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和大卫·休谟的影响，认为人性本恶，政府则是建立在对人类私利和激情的驾驭之上。在他出任财政部长之后，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财政政策，挽救了美国政府的财政，但是由于他和杰斐逊的争论，终于导致了美国两党制的形成。
革命军中少年郎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他的父亲是一个破落的贵族，母亲则是一个法国“胡格诺”新教徒。10岁时，他的父亲抛妻舍子，去向不明。12岁时，他的母亲一病不起，撒手尘寰。此时的汉密尔顿成了孤儿，在别人的帮助下，得以成人。由于他天资聪慧，被带到了纽约，在这座城市他受过法律教育，在英王学院（后来的哥伦比亚学院）就读时，曾为殖民地居民的权利进行过出色的辩护，名噪一时。因为出身底层，他是一个非常了解底层社会的人。独立战争爆发以后，汉密尔顿立即投身革命，在战争中他的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深得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的信赖。20岁刚出头时，他已经成为华盛顿的侍从武官。
1781年，在著名的约克敦战役中，汉密尔顿曾经率领一支突击队，作战英勇，立了大功。在战争期间，汉密尔顿已经开始为这个国家的将来进行思考，已经在考虑如何将各州联合起来，建立大政府的问题。这时的汉密尔顿开始逐渐具备了一个政治家的素质。
宪法的积极推动者
战争结束以后，汉密尔顿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律师资格，和妻子在纽约过着富足的日子。虽然这时的汉密尔顿才年方三十，但是凭着他在独立战争中的功绩，他足以称得上是“开国功臣”。汉密尔顿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对邦联的研究上，他不断发表文章，对邦联制度的弊端进行抨击，呼吁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政府。
在1786年9月召开的安纳波利斯会议上，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一起，说服了与会代表，并且让他们相信，这样一个力量薄弱的邦联办不成任何事情。会议通过了由汉密尔顿起草的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了邦联的危急局面，建议所有13州选派代表举行一次会议，“进一步拟定在它们看来为使全国政府体制足以应付联盟的紧急事务而必要的条款”。这次会议促成了1787年制宪会议的召开。
按理来说，汉密尔顿作为制宪会议的积极推动者，理应有资格作为制宪会议的代表，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汉密尔顿虽然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但在当时的纽约州议会，两名代表与汉密尔顿的观点格格不入，汉密尔顿在岳父的帮助下才得以成为纽约州的第3名代表。制宪会议召开以后，汉密尔顿明显地成为纽约州代表的少数派，对纽约州毫无影响力。会议开到一半其他两名代表便回纽约去了，临行放话说汉密尔顿一个人不能代表纽约州投票，这无疑使得汉密尔顿成了制宪会议中一名没有投票权的代表。
即便如此，汉密尔顿在制宪会议上并不是一个沉默者，相反他表现得异常活跃。1787年6月18日，当“弗吉尼亚方案”和“新泽西方案”的讨论陷入僵局的时候，汉密尔顿要求发言，他是有备而来的，在会上滔滔不绝地讲了五个多小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史称“汉密尔顿方案”。这个方案和“弗吉尼亚方案”之间的分歧在于：行政首脑和参议院成员当由选举人来选举，并在其行为良好期间任职，行政首脑应有更广泛的权力，包括绝对的否决权，各州州长应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对该州的立法有否决权。但是汉密尔顿提出的这个方案并没有引起激烈的讨论，原因就在于这个方案过于激进，难以得到共鸣，就如麦迪逊所说：“纽约来的绅士……人人赞扬但无人支持。”
制宪会议结束以后，汉密尔顿约同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解释宪法的文章，其中2/3是汉密尔顿的作品。这些文章就是后来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在纽约州，宪法的通过困难重重，麦迪逊此时来到纽约与汉密尔顿一起说服民众，推动宪法的通过。在他们的努力下，1788年7月23日，宪法在纽约州得以通过，汉密尔顿功不可没。
出任财政部部长
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在纽约宣誓就任总统。华盛顿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财政问题，他必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理财能手，最先选中的是莫里斯，但是莫里斯却推荐汉密尔顿出任财政部部长，华盛顿采纳了这个建议。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华盛顿对汉密尔顿非常了解，并且曾经称赞他“有一颗银子般的心”。汉密尔顿曾经有一个关于财政改革的构想被华盛顿所了解，这个构想后来成为汉密尔顿改革财政的蓝图。1789年9月11日，参议院通过了汉密尔顿出任财政部部长的任命，年仅34岁的汉密尔顿成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
在汉密尔顿就任财政部部长的第十天，众议院要求他提出一个“充分支持公共信用”的计划报告，1790年1月4日，这份报告被提交到众议院。这份报告内容翔实，不啻出于一个富有经验的财政部部长之手。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以债券形式偿还外债，以票面价值偿还内债，由联邦政府承担各州在独立战争时期的州债。为了实现这些必须建立偿债基金，其主要来源是依赖税收、出卖西部土地和政府债券利息等。
对于这个报告，麦迪逊是坚决反对的。这个汉密尔顿昔日的盟友提出反对意见，其主要理由是战争时期所发行的债券大部分落入了金融投机商人的手中，现在由联邦政府出面用进口税收入偿还本息，对于债券的原始持有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其次，再发行新的债券进行负债经营，反对派不能接受。
在麦迪逊的带领下，反对这个方案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媒体也开始对这个方案进行攻击，甚至对汉密尔顿进行人身攻击，把他骂成是“东部的杂种投机家”。面对种种责难，汉密尔顿一度到了绝望的地步，对美国的前途感到迷茫。他深知如果不能通过这个方案，美国的国家信用就不能恢复，就不能融入欧洲市场，不能发展商贸和经济。可是众议院成了阻碍这个方案的门槛，过不了众议院这道坎汉密尔顿只有打算辞职了。
在这个时候，救星出现了。汉密尔顿偶遇从法国归来的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交谈之后，杰斐逊很乐意帮助汉密尔顿渡过难关，由杰斐逊出面邀请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共赴晚宴，商量解决办法。在这次晚宴上，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达成了谅解，作了一次政治妥协：麦迪逊答应帮助汉密尔顿在众议院通过重建国家信用的方案；而汉密尔顿则要动员国会中的联邦党人通过把首都建立在波托马克河边的方案。这是美国建国初期最为重要的一次妥协，经过这个妥协，汉密尔顿重建国家信用的计划大刀阔斧地实施了。
威士忌暴动
在推行国家信用重建计划的同时，汉密尔顿又推出了三个改革财政的报告，即《银行法案》、《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和《国产税法案》。
《银行法案》的目的就是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银行，并由这个银行来为国家提供可靠的储蓄，协调各地的银行业，提供统一的货币等。但是这个法案一提出就遭到了麦迪逊的反对，理由很简单，这个法案是违宪的。国会里，对这个法案的争论难分难解，最后还是通过了这一法案，当它被提交到华盛顿总统手里的时候，原本打算对这个法案予以否决的华盛顿总统还是征求了司法部长伦道夫和国务卿杰斐逊的意见。最后华盛顿将这些意见转告给了汉密尔顿，并对他说：“除非你能说服我，否则我将行使否决权了。”没过几天，汉密尔顿向华盛顿提交了一份意见书，这就是美国财政史上有名的《论银行的合宪性的意见》。这个意见书是汉密尔顿依据自己的实践体会，对宪法实行方式的补充，其出色的逻辑和论述能力博得了华盛顿的认可。1791年2月，美国第一家全国性银行建立。
为了重建国家信用，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了《国产税法案》，即在现行税法之外，对奢侈品和酒类进行征税。但是其中的《威士忌酒税法案》严重伤害了种粮食酿威士忌酒的农民，这个法案一出来就预示着他们的生路即将被切断。尤其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由于高山阻隔，交通不便，大规模的粮食运输交易几乎不可能，只有酿酒、运酒才能使农民获得足够的收入，对威士忌征收25%的消费税，就如同“血淋淋地拔鹅毛”。
1794年7月，人们胸中积压已久的怒火终于喷发出来。匹兹堡征税员约翰·奈维尔的房舍被宾夕法尼亚西部几个县的农民放火烧毁，这些农民毁坏了匹兹堡的邮件，并阻止了联邦法院的审判。8月12日，起义者召开会议，甚至有人提出进攻匹兹堡的口号。对于这一事件，汉密尔顿极力主张采取强硬手段，调集民兵直接镇压。8月初华盛顿以总统名义签发了第一项公告，命令起义者于9月1日前返回家园。但是这个命令并没有得到回应，起义仍在扩大，并波及到弗吉尼亚、马里兰西部地区和宾夕法尼亚的东部。华盛顿立即签发了第二项公告，称暴乱是由于“那些破坏社会和平与秩序的煽动者”挑起的，决心用强硬手段去对付。
华盛顿把镇压暴动的指挥权交给了汉密尔顿。汉密尔顿领军进入宾夕法尼亚西部，抓了几百人，但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起义领导者的罪证。他派军队砍掉了当地象征自由精神的自由杆，还抓了二十几名起义者押回费城。其中有两个暴动领袖人物被送进监狱。等到事情过后，华盛顿以他们是“傻瓜”和“疯子”为理由，将他们赦免了。
“威士忌暴动”没有出现血腥的暴力镇压场面，汉密尔顿所带领的军队没有制造流血事件仅仅是出于侥幸，而这一行为本身，在杰斐逊看来，其实就是华盛顿变成国王、联邦政府变成人民敌人的危险信号。
盟友与对手
我们不妨看一看华盛顿的内阁，仅有区区四名部长运作整个国家机器，在这四名部长中，汉密尔顿尤为出众，在某种程度上他充当了首相的角色。他那激进的政治观点，强硬的行政手段，对于曾经是盟友的麦迪逊来说，汉密尔顿的种种措施已经是对整个国家民主的一种挑战，杰斐逊的归来，使得反对汉密尔顿的力量进一步加强，政治上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
就在反对派开始聚集力量的同时，汉密尔顿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这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预言书，他在报告中指出：“不仅一个国家的财富，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似乎都与物质上制造业的繁荣相关联。”但是这样的东西在杰斐逊等人的眼中是不能容忍的，他们依然希望美国躲避在一个浪漫田园里，维持世外桃源式的农业社会。矛盾不断加深，汉密尔顿的施政举步维艰。
1793年春，反对派在杰斐逊的领导下，在国会对汉密尔顿进行弹劾，执意要汉密尔顿处理外国贷款和个人财务问题。很快，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200余页的个人财务报告，弹劾在国会没被通过，投赞成票的只有他昔日的盟友麦迪逊等5人。事情并没有结束，12月，约翰·泰勒又指控汉密尔顿领导下的财政部与银行勾结，造成了政府腐败，但是调查的结果依然没能找到证据，不了了之。
面对各种压力，汉密尔顿最终选择了辞职。1795年1月31日，汉密尔顿离开了财政部长的位子，重操旧业，开始继续他的律师生涯。即便如此，他依然是国会内联邦党人的领袖，依然得到了华盛顿的信任，其中著名的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就是由汉密尔顿起草的。1799年华盛顿去世，汉密尔顿失去了慈父、良师和保护人，在政治上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在联邦党人之中，他越来越孤立，主要是因为在派系斗争中，他的思维异常活跃，言辞犀利，下笔伤人。尤其是在竞选的关键时刻，他对联邦党人的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进行连篇累牍的人身攻击，这件事对汉密尔顿的声誉和政治影响伤害极大。
对亚当斯的攻击直接导致了联邦党人在大选中失利，杰斐逊和伯尔对总统的角逐到了白热化状态。在汉密尔顿眼中，杰斐逊虽然是对手，但并不是一个危险的人物，而伯尔则不同，在汉密尔顿眼中，伯尔“一无是处，就连最偏袒他的朋友，都不会认为他有好的私德，他已经身败名裂”。汉密尔顿积极活动游说各派，最终使得杰斐逊当选为第三任总统。
对于汉密尔顿的攻击，伯尔认为这是对他的人格侮辱，提出要与汉密尔顿决斗。1804年7月11日清晨，汉密尔顿和伯尔来到新泽西州，在野外履行“约会”。决斗中汉密尔顿首先开枪，奇怪的是并没有打中对手。而伯尔毫不犹豫地将汉密尔顿一枪毙命，这一年汉密尔顿49岁。美国的金融之父就这样离奇死亡，给后人留下了难以解开的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