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的变迁对于重述一个地方的文明史，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江北本身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地域概念：姚江、甬江之北。这块土地，历史悠久，贤达辈出，文化璀璨，但是“江北”这样一个命名是非常新近的事情。1949年宁波市从鄞州析出，1951年江北作为一个行政区设立，1956年废，1978年夏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江北是古老土地上一个崭新的构造。
这块土地大部分原先隶属古慈溪，慈城的前身是慈溪县城，这个宁波的老属县沿着姚江创造了无数光亮的文明。其文明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河姆渡文明，这片土地下至今时时有新石器时代粗钝的作品被发掘出来。可以想象四明山北麓硖口的溪边，在七千年前散落着一座座杆栏式建筑，构成村庄的模样，其实河姆渡镇在建国前就在慈溪的境域内。姚江最初在今天的余姚城区一带径直向北奔往杭州湾，四千年前因为北部滨海地区的泥沙堆积地势增高，而改道望东海而去。大自然不经意之间的一个变动，却深深影响了这一区域的文明兴衰，断断续续繁衍了三千多年的河姆渡史前文化就此消逝。
这片区域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有过一群崇拜太阳神、以神鸟为图腾的土著居民。他们“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鸟田象耕”（王充《论衡·书虚篇》），在盐碱常侵的土地上求生存图发展。他们制作青铜器，虽然这些器具没有黄河流域殷墟故地出土的那么气势恢宏、规模庞大，但造型精美，纹饰精致、做工精巧，尤以铸剑精湛著称，在宁波博物馆可以看到这样的作品。顺着姚江，常常有一些摇棹东行的人，他们往往是躲避春秋战国的混乱从遥远的北方而来。在平缓的姚江边，他们由衷地感到了远离战争漩涡的安定，于是停下了脚步，在一些汲取淡水方便的山口隐居下来。这些人中不乏志向高远之士，常有医疗、做陶、建筑方面的绝技，使得中原地区的文明源源不断地渗入到这片土地。然而他们太寻求超尘脱俗的安静了，根本不想再为世间所知，于是我们仅能在古老的渡口旁边，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大隐”一类古老的村庄名中，听取这些远古的稀音。
因此江北进入文明时代，为史书记载的第一个声音就是一个城市——“句章城”，这也是宁波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可以说是宁波城的前身。这样说来，宁波城的血脉之母是江北，而不是常以为然的鄞州。这个城市在现在江北最西南的王家坝村，姚江北岸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宋宝庆《四明志》：“古句章县在今（慈城）县南十五里，面江为邑，城基尚存。故老相传曰城山，旁有城山渡。”据记载，古句章城为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72年所建，为句章县治。建城的目的是海防之用，如果到过王家坝村，看到姚江在这里转弯，前后山峦夹峙，背山面水而筑，就会感叹古人选址的智慧，它完全符合古代的风水理论。勾践在建城上明显花足了功夫，在这里出土了丰富的陶罐、瓷器、漆木类生活用具，巨大的梁柱、石础、官方建筑上的人面纹瓦当等等都可以说明那时人烟阜盛的情景。西去二十余里便是当时越王停车置厩、秣马厉兵、囤积粮草的军事基地车厩，车厩现属余姚大隐镇。
这个城市历经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872年。公元400年，东晋孙恩的起义军攻破句章城。孙恩可能为了战略上的目的，将这个军事要塞烧为一片灰烬。这也宣告宁波第一个城市时代的结束，宣告宁波第二个城市时代即“小溪时代”的开始。句章城在这一年南迁到鄞江镇畔的小溪镇，在那里大约停驻了四百多年，直到821年，明州州治移到三江口。在句章时代，宁波三江口一带还只是一块江潮出没的荒芜的滩涂地。
有不少怀古的人经常到王家坝村旁寻访，历经千年沧桑，这里已不能剩下多少证据了，据说最后一根引航的灯柱也在几年前被一只靠岸的船只撞断了；已经没有几个老人能够回忆祖先讲述的故事了。但是幸而在典籍中还保存着一些诗歌，“句章县，已千年，废墟里，犹传是古城。树树好花皆异色，声声野鸟自呼名。石田几处谁同井，茅屋三家是偶耕。闻说汉时陂近在，宦游今日想屠生。”（明·沈明臣《寻句章古县》）“闻昔句章县，江城面水隈。如何鸡犬地，一望尽蒿莱。潮汐无时歇，风帆此道开。当年戍守者，凭吊有余哀。”（清·胡亦堂《城山怀古》）“峭壁巉岩古渡滨，句章遗址渺荒堙。山峰北去乍生云，江水东来拍水频。”（清·郑辰《句章故城》）幸而还有开阔的江水、落日的余晖、古码头和亘古如斯的明月，风景美丽如画。
一直以为姚江是一曲诗歌之江，绵延的四明青山、深阔的姚江碧水、寂寞的古码头、春天里盛开的油菜花，东去是无垠的大海，西向是风华之都会稽与钱塘，这样的背景最容易产生浪漫的情怀。王安石乘船东来，到鄞县任职；黄宗羲从余姚黄竹浦出发，摇棹到甬上证人书院讲学；再如张可久、吴文英等等，几乎每一个码头都有他们的足迹，在停驻的时候留下了他们吟唱的声响。其实换作一个商人，刚从三江口贩卖了货品，转到西门口，换上了平底的小船，候潮西去内陆腹地；或者是刚从内陆贩了货物，要到宁波转口，心中快乐，把酒临风，何尝不想吟诗呢？这一船的青瓷、吴越绫罗绸缎、挺立的桅杆本身就是一首极具韵味的诗啊。
从姚江畔到北部丘陵地带，注定是人文渊薮的地方。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大县解体，唐政府设立明州，这片土地产生了一个新的县域——慈溪。一位在官场中颇受排挤的官员，匆匆赶来，他决心在这块东南一隅新开之地、这个最底层的九品职衔里，实现对一个城市构建的理想。这位官员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名相房玄龄之孙房琯（房琯后位至丞相）。经历官场起伏的他毫无“官场失意人自悲”的情绪，切实调查民情，熟悉当地的资源优势。不久，一项大动作就开始了——浚疏阚湖（即现在的慈湖），建造县治。因为他对风水学有独到的研究，所以他主持规划的城市渗透了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在罗碧山的慈溪县治可谓是中国古县城的范式。这个有1200年历史的古城，至今还保留着房琯的设计“一街一河双棋盘”，“中轴对称，左文右武”。既背山面水，又藏风聚气。江北有幸，有这样一个大手笔的人物开辟新元。多去去慈城清幽古峻的县衙、文庙边感受浓郁的唐宋遗风吧。在江南这片土地上要寻找唐宋的味道已不容易，比如杭州南宋皇城的繁华哪里还可寻呢？而这里的青石板路还保留着旧时温润的光泽；古建筑构成的笔直的巷道，还有难得的古韵风情；被雨水和阳光剥蚀失去棱角的石雕，还可以让人追想往日的繁华，追想古运河上许许多多的人物与故事。据《慈溪县志》载：慈城内曾居300多官宦人家、519名进士，帝师府、宰相府、兵部尚书府、驸马堂、向府、冯府、孔庙等古宅均可视可鉴，近现代名人冯定、周信芳、谈家桢、应昌期、冯骥才等的老屋亦保存完好。
房琯在筑城的时候显然要刻意突出清廉与礼制的主题，为后继者设计为政的品格。慈溪县衙前的一道照壁，使得贯直的道路在衙门前骤然停止，衙门显得大气而深邃。进衙门一门，迎面又是一道门，谓仪门，即礼仪之门，为迎送官员之地，提醒人礼仪是丝毫不能马虎之事；整个县衙，屋宇俨然，给人庄严清静之感觉。后靠浮碧山，“浮碧”不言而喻，有希望政治清明、为官廉洁的寓意。而历史上，在这里生活的官员大都以廉洁出名，并卓著强明。比如北宋端拱年间的慈城县令张颖，在县衙中路建筑的“清清堂”就是纪念这位清官。
房琯在慈城实际上呈现了一种最为坦然的生命状态，处江湖之远，远离官场的喧嚣与虚浮，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对晤，与自我对话，将为人的操守与做官的职责相融合，产生了一种真正意义上洒脱的人文情怀，于是盛唐的气魄也就被定格为一个城市的精魂沉淀下来。房琯成为江北第二个城市文明时代的奠基者。慈城是具有盛唐气魄的一个城市，慈城千年以来名士辈出，城市生生不息，与其中积淀的积极奋进、勇于开创的盛唐精神是分不开的。在走读慈城、坐在孔庙明伦堂听《论语》课时，我们就感到这种别样的儒风激荡于这片天地之间。
这1200年，慈城的城市文明一直是向着巅峰状态前行。从房琯的开元到杨简创建慈湖书院，从桂彦良（与宋濂、刘基同为明太祖三鼎臣）到袁枚（《随园诗话》作者），从慈孝精神的代代相传到清道观里道家思想的传播，从绵延千年的冯氏家族到闻人代出的孙氏、应氏、严氏等大家族，慈城的巷巷弄弄里无不是浓厚的研学氛围。这种道统一直没有断过。在明清两代，中原文明走向封建自闭的时候，这里的学术探讨一直和整个姚江流域的浙东学派保持着同步发展，而这种清明的进取意识直接导致了带有强烈儒文化色彩的巨商横空出世，如与山西平遥票号、安徽徽州盐商并称中国三大地方专业商的慈城药商，也直接导致了江北第三个城市时代的到来。
第三个城市时代的到来有些屈辱，是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的产物。英国人选中了宁波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在江北岸出现了一群红头发、蓝眼睛的洋人，他们建立据点，控制海口，垄断航运，推行洋化。现在的“江北”名称正是来源于此时，“江北岸”是最原初的称呼。一个城市的新脚步在蹒跚中、跌跌撞撞中迈出。也许在现在看起来，坏事也可能孕育着新的变革，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圈定的侨居区域，带来了洋轮、洋行、洋商、洋教、西洋建筑等等新鲜的东西，街道改称为马路，私塾书院变成了学校，三轮车变成了汽车，这些带着海洋文明气息的东西，刻着“先进”“科学”的名字，剧烈撞击着传统的大陆文明框架，成为整个宁波看世界的最好教材。
但是一直以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英国人创造了新江北。实际上，开创新江北的是江北人自己。首先，1844年开埠的宁波港，与20年后开辟的上海滩不同，宁波没有租界，宁波的主权没有一天是外国人的，外国人在宁波没有领事权；第二，外国人在宁波的时间极其短暂，在太平天国起义军到达宁波的时候，即开埠后三十年左右全部撤到了上海；第三，在外滩历史上有意义的实业都是江北人，或者说是宁波人自己创造的。据查宁波外滩的54处文物建筑中至少有31处与宁波商帮有关，而实际上宁波帮的遗迹远远不止这一些。
老外滩扬善路1号是一幢西式巴洛克宫廷建筑风格，又夹杂着细腻的传统中国工艺的三层楼房，叫严氏山庄。现在已被星巴克咖啡、半岛饭店与一家酒吧分割，所以你可以非常轻松地进入这幢宁波最早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坐在二楼的窗口看甬江潮起潮落。这幢房子的原主人名叫严信厚（1828—1906），一个土生土长的江北庄桥费市人，他跌宕的一生正好是江北第三个城市文明的缩影，甚至也是整个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坚忍前行的写照。他早年在宁波鼓楼前的恒兴钱肆学业，据说因为食量巨大，一顿能吃掉两升米，被店主找借口辞退。1845年，经同乡介绍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任职，后来在“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推荐下成为李鸿章幕僚，由此成为近代洋务派的重要人物。1886年创办中国最早的民族企业宁波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旧址在江北的湾头，这也是中国第一家近代机械化工厂，到1891年该厂的年生产能力已达皮棉3万担，为此于1894年在原厂附近又开设宁波通久源纺纱织布局，使轧棉、纺纱、织布连而为一。1889年在慈城创办浙江第一家火柴厂慈溪火柴厂；1896年，在宁波创办通久源面粉厂、通利源榨油厂。而严信厚对这一时代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一些，1897年在上海参与发起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任总董；参与创办四明银行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华兴保险公司，成为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开创者；1902年，在上海联络各业巨商，创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并任总理，成为中国近代商会组织的开创者；并在上海、天津等重要商埠广开公司。也就是说严信厚不仅是近代“宁波帮”的开山鼻祖，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化的积极推进者。
于是江北的历史可以这样解读，开埠前江北是浙东手工棉纺织业的中心，“机杼之声，毗户相闻”，每逢市集，街市上都是背着腰机、棋盘等土布的人大声叫卖；通商后价廉物美的洋布、洋纱充斥宁波市场（大概一斤洋纱等于一斤棉花的价值），传统手纺业受到沉重的打击，机户纷纷破产，“巡行百里，不闻机声”。而严信厚的通久源轧花厂，改变了江北的屈辱。严信厚把湾头下江一个原来手工轧棉花的工场改建为机器轧花厂，然后进口400台日本新式大踏板轧花机，将慈溪、余姚等产棉区收购的大批籽棉，轧成皮棉，出口到国外。1888年8月的《捷报》曾这样报道：“是中国为工业制造而使用动力机器第一次成功的尝试。”实业救亡，引进西方的工业元素的过程中，民化大开。据载，当时一些无知的绅士和保守的百姓担心修建厂房、使用蒸汽机会破坏风水，都起来反对；为说服民众，严信厚让他们选了五名代表，乘轮船到上海，参观了外国人的一些工厂，这才打消他们的顾虑。
严信厚还改变了宁波的金融格局。他在上海创办源丰润票号，是中国商帮票汇业中最具声望的票号，源丰润票号遍布大江南北，形成较为新型的钱庄网络，著名的票号有上海恒隆、德源，杭州寅源、崇源，汉口裕源，兰溪瑞亨、宝泰，金华裕亨慎和宁波的信源、衍源、永源、五源、泰源、鼎恒、复恒、泰生等等。众多的宁波票号使得江厦街的金融业达到历史的最繁荣阶段，“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的俗语正是由此而生。而其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引进国外金融制度和经营管理方式，使宁波的民族金融业走入新的时代；对整个中国来讲，则是打破了当时外国银行独霸金融市场的局面。
严信厚对宁波新文明的设计远远不止这一些，他本身还是一个传统的儒家学者。他的父亲严恒，曾结合七巧图及书法艺术，独创了“七巧书法”，在严恒族孙、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作跋的著作《听月山房七巧书谱》中，详细介绍了这种似画如字的七巧书谱，着实是一种让人称奇的智慧。严恒是一个诗人，著有《听月楼诗钞》，是一个画家，善画芦雁。在这样一位父亲的影响下，严信厚的古典诗文造诣极其深厚，而且其得书画真传，亦工书善画，画也以芦雁沼泽著名，撰有《小长芦馆集帖》12卷。坊间流传严信厚为胡雪岩赏识，正是源于他画的芦雁，慧眼独具的胡雪岩认为他有“非市伶比也”的风雅品格，于是把他推荐给李鸿章。有这样富人文素养、又处于洋务运动核心圈的人物，重视引入西方教育、开化乡土就显得非常自然了。1897年，严信厚与宁波知府程云俶等商议，决定设立中西式的储才学堂，这个学校以“革新图强，储备人才”为办学宗旨，注重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开设了格致（理化）、数学、译学（外语）等课程。校长（当时称监堂）为慈城名儒杨敏曾。在第一批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的北京大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何育杰教授，曾任《天铎报》主笔和北大教授的洪佛矢，北大教授叶叔眉，南社诗人费公直，民国时期曾任财政总长的李思浩等人。储才学堂即今宁波中学的前身。这个富而好施的人物，第一个预见运河文明即将衰退。如果浙东运河价值消逝，就意味着宁波对内陆的辐射力消失，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地理优势将消失殆尽。这位心急如焚的智者，也是一个坚实的行动者。他捐巨款在宁波修筑铁路，1912年沪杭甬铁路宁波至慈溪（今慈城）试通车。据载当时在宁波江北岸槐树路傅家衢头的宁波火车站（今江北公园处）举行庆典大会，极一时之盛。严信厚也经营航运，但他的生意主要是内河航运；真正主宰江北外滩航运权的是另一个慈溪人——虞洽卿。虞洽卿1909年发起创办“宁绍轮船公司”，在宁波帮的帮助下，取代了英国太古公司在沪甬轮渡上的垄断；1914年创办三北轮船公司，1926年买进了宁兴轮，成为沪甬线上的执牛耳者；并盘进了英商鸿安轮船公司，开辟了南北洋航线，成为全国性大航运企业。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未能改变作为内河与海洋文明交杂的宁波港的衰退趋向，正如严信厚想筑到杭州的铁路在民国期间最终没有完成，江北的火车站旋即在日本人的炮火中炸毁；尤其是上海港崛起后，宁波的地理优势被取代，宁波人、外国人转赴宁波码头，热闹一时的江北岸逐渐冷清下来。宁波港再次热闹要等1978年以后北仑港的崛起。
至此我们已经叙说了三个时代，一个是诸侯创建的军港文明，一个是士大夫创建的儒家慈湖文明，一个是商人创立的外滩文明。这三个时代文明种类迥异，但都属于城市文明，也就是说江北文明发展史的核心是城市文明的发展史。江北以开放兼容的气度，将从外移植而入的文明迅速消融在本土之中，从而达到自身文明的生生不息。这个过程，有一条清晰的路线，那就是一步步走向大海。这条曲折的路线其实也最经典地展示了宁波文明前行的轨迹：从会稽的附属，走向城市独立个性的发展；从儒家文明的全面融入、繁荣，走向儒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第三个时代虽然没有带来宁波文明飞跃式发展，留到现在的外滩已经不是原初意义上的港口，但它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对江北城市格局与经济、文化有着深刻影响。比如江北的马路大都是与外滩平行南北纵贯，江北的房子是宁波最不讲究南北朝向的，而是随路而建，时时流露出欧派的心态；江北的航运企业是宁波最多的，当今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海运公司都在江北；毕竟是在江北，宁波完成了一个旧式商帮到一个举足轻重的近代企业家群体的转变过程。宁波人至今非常沉迷于外滩往日驳杂交错的文化，严氏山庄外，外滩的江堤上支起一排排大阳伞，阳伞下时尚男女、老外悠闲地吸着饮料，西洋的音乐随风飘散，这是一幅极其惬意的、充满怀旧意味的生活画卷。
收拾这样厚重的文化，江北迎来新的创造时代。外滩文明随着历史的前涌已经不可能重演，宁波轮船码头的最后一班渡轮在2001年6月完成了使命，轮船码头大楼已经成为宁波美术馆。尽管孔浦以外江北岸的轮船码头还鳞次栉比，一片繁忙，然而时代已经不可遏抑地发展到大港文明的阶段。江北的发展之路在哪里，这片宁波帮的发迹之地，从外滩的渡口走出一大批掀起时代潮流人物的地方，将走向何方？也许经过一段时间沉寂的江北将在历史新的跃进时期起飞。近几年，江北大动作频出，新江北已然构建：东部大学城崛起；湾头高端商务区初露端倪，而且湾头有望成为宁波最美丽、最高档次的城市休闲商务区；慈城新城、洪塘新城打造；跨过姚江的大桥一座座飞架，杭甬高铁的建造等等，这一切宣告着新三江口时代即将到来。相信江北作为宁波的智力中心、航运中心、商务中心、人居中心、都市农业中心的地位将逐渐确立；在构建智能港的时代中，江北依旧是宁波眺望未来大开眼界的一个窗口。我们的眼睛在搜寻新文明的创始者，有很多人纷纷走入眼帘，他们都在创造中，我们相信这也是一个充满设计感的时代，涌现英雄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一定有一个领军人物，支撑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值得一说的是江北区政府对文化打造功夫相当精湛。外滩的改造，总体整旧如旧，重新集聚了人气。市场交易、码头进出的繁忙消逝了，然而品味提升了，天主教堂前大手笔的绿地，使教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庄严与静美；商人、书画收藏家王德溶的私宅“石门山馆”变成了“紫林坊”，里面收藏的宁波能工巧匠们的作品，让人惊叹不已；石库门的西式雕花保存得非常好，连本地鄞县梅雨红石作的门框，黑漆厚重的木门和一副副黄铜的门环都保存了下来；轮船码头，成了宁波城市展览馆与宁波市美术馆，两者交相辉映，可以在这里了解宁波的古往今来，以及今后城市规划的方向；白沙码头改成了大型的夜宵广场，可以品尝地道的宁波海鲜；不远处重建了宁波的消逝已久的湖泊——日湖。宁波开辟的三江夜游，可以说大半的景色在江北，从姚江大闸、大剧院到外滩，再到宁波美术馆，朝江北张望的灯光不是最亮丽的，但绝对是最静谧、最深沉、最有风味、也最有内涵的。这一望可能让人久久停驻，因为思绪不经意间飞跃百年、千年，层层叠叠的记忆，幻化成一道道隽永的风景向你走来；一个城市只有这些才有宏阔的审美空间，这是多少现代化的城市所缺失的啊。
慈城的打理也非常不错。灵山山谷中的保国寺依旧古木葱翠，非常欣赏寺院中参天的银杏古树，以及放生池上“一碧涵空”四个飘逸的题字；冬官坊、恩荣坊、世恩坊、冯岳彩绘台门的那些雕刻还是那么漂亮；孔庙、县衙还是旧时的幽深；冯恒大、永大的年糕，泰昌南货店的四时茶食，还是那小时的滋味；城隍庙里常有草台班子的演出；清道观里常有名士来讲传统文化；慈湖边的走马楼酒店做得非常有特色，四合院可以营造这样优雅的风味，让我们怀念慈城“聚兴楼”酒楼旧时兴隆的景象；每年一届的中华慈孝节，使得整个中国同回首民族传统，共讲述母慈子孝人间大爱的故事。这样的城市真有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