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斯汀太太是个尖酸刻薄的女人，她爱管闲事，野心勃勃，却又吝啬而愚蠢。她是利物浦一位初级律师的女儿（她的父母一共生了五个女儿）。伯纳德·贾斯汀是在伦敦北部做巡回审判时认识她的。那时候他风华正茂，她的父亲说他前途无量。结果，他没有。他辛苦工作，又有能力，却无心往上爬。贾斯汀太太瞧不起他，但她认识到（尽管是很痛苦地认识到），只有靠他，自己才能获得成功。她扮演了赶车人的角色，驱赶着自己的丈夫在她想走的路上朝前走。她总对他不停唠叨，毫不留情。她发现，如果她想让他做某件事，而这件事又是他不愿意做的，那就唠叨得他不得安生，到最后，等他筋疲力尽了，他就妥协了。至于她自己这边，凡是能用得上的人，她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结交。她恭维地夸奖那些给丈夫辩护聘书的初级律师和他们的妻子，跟她们打得一团火热；她朝法官和他们的妻子献媚；对于那些前途光明的政客，她更是煞费苦心。
二十五年来，贾斯汀太太在家里宴请过的人，无一不是博得了她的好感的。她会定期举办盛大的宴会，但她的吝啬和野心一样强烈。她讨厌花钱。她总是为自己花一半的钱就把宴会办得漂漂亮亮而沾沾自喜。她的菜肴种类繁多，精致讲究，却花不了多少钱。她相信，人们在享受菜肴、高谈阔论之时，绝不会注意他们喝的是什么。她把起泡的德国摩泽尔白葡萄酒用餐巾纸裹着，以为客人们会把它当香槟喝掉。
伯纳德·贾斯汀的业务量虽然不大，却还过得去。他的那些后辈早就超过他了。贾斯汀太太让他竞选国会议员，可竞选的费用需要党内成员共同负担。这次她的吝啬又战胜了她的野心——她不愿意出那么多钱去伺候那些选民。作为候选人，伯纳德·贾斯汀向那些数不清的基金会捐献的钱总是差那么一点点。结果，他落选了。尽管成为议员的妻子脸上要风光得多，可这次贾斯汀太太还是强忍住了内心的失望。凭借丈夫的参选人身份，她结识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她的交际圈又扩大了不少，她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满意。她心里很清楚，伯纳德这辈子都没希望进国会。她想让他参选，只是觉得这么做可能会为他赢得所在党派的感激，而竞争两三个没有胜算的席位肯定会让他得到这些的。
可他仍是个初级律师，很多比他年轻的人早就当上了王室的法律顾问。他也得成为王室的法律顾问，一方面是因为他几乎没有希望成为法官，另一方面也是为她考虑——每次跟在那些比她年轻十来岁的太太屁股后头去参加宴会时，她的脸上就羞臊得不行。可她丈夫的顽固劲儿又上来了。都这么多年了，她还是没习惯这一点。他怕当了王室的法律顾问之后就没活儿干了。他跟她说，到手的东西总比没到手的东西强得多，她却反驳说，谚语是精神贫乏者最后的庇护所。他提醒她，这么一来，他的薪水可能要减半；他也知道，跟她争论是一点儿用也没有的。她听不进去。她说他没胆子，搞得他不得安生，最后，还是像往常一样，他妥协了。他申请了王室的法律顾问，而且马上就当上了。
他的担心应验了。他不是当首席律师的料，而上门的生意也少得可怜。他将失望隐藏起来，就是怪他的妻子也是在心里头怪。或许他变得更沉默了，不过在家里的时候，他总是沉默着的，家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变化。他的几个女儿只把他视为收入的来源；他拼死拼活，累得像狗一样，为她们提供吃的、住的、穿的、假期和这样那样的东西，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可现在，因为他的失误，钱不那么充裕了，他感觉到孩子们的冷漠中又增添了几分嘲讽和恼怒。她们从未想过要扪心自问，这个一大早就出去上班，晚上回家只是为了换换衣服、吃点东西的备受压抑的小个子男人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对她们而言，他只是个陌生人，不过就因为他是她们的父亲，她们就把他爱她们、养育她们视为理所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