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含有部分血腥内容，胆小勿入）
今天，我遭受到了物理层面上，十七年来最痛的一次经历。
激光拔甲。
春节的时候自己剪了一次指甲，结果一不小心剪深了，我也没有太在意。没过几天那个地方开始发灰，指甲的颜色也不太正常，偶尔还有一些疼痛感。可是疫情期间为了这点小事去医院，显然不够明智。
我拖到了三月份。这个时候这个脚趾头已经开始变肿了，去了三个医院，问了六个医生，得出来的结论都不一样，最后一个给我开了一些药膏，我抹了抹，不仅没有什么效果，那个脚趾头甚至越来越种，像是一个胡萝卜头，轻轻以碰就会有黄色的脓水流出来，吓得我只敢一瘸一拐地走路。
今天挂了主任医师的号，对方瞅了一眼，给我写了一个科室：“去激光科做手术。”我懵懵懂懂地接过纸条，一个人在医院里头转悠，这个激光科根本没有被写在医院科室中，似乎根本不存在。我不小心走到了一个神奇的分区，一群大着肚子的男人女人一脸奇怪地看着我，我抬头一看：“B超检查”。
我默默退了出去，又问了一堆人，折腾了半小时才找到。原来激光科是之前的说法，这个科室的学名叫做外科手术室。
我交了费之后坐在医院的长椅上，想起国际孤独评判表中，一个人做手术是第十级，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老爸在外地出差，老妈在单位忙得像失了火一样，我除了自己一个人进手术室，别无他选。
医生是一个很和蔼的老头，耐心地给我交代了取药交费的所有步骤。我进了狭小的通道，到了手术室。惨白的灯光在灰绿色的手术台上照出一圈白光，我小心的把自己惨兮兮的脚放在了白色光晕中，那片惹祸的指甲无辜地杵在那，似乎对自己的罪行一无所知。
打麻药的疼痛我还能忍，当时划伤手臂缝针时打了我被打了二十多针麻药，都是把我鲜血淋漓的伤口掀开，然后在皮肉深处戳针的。那种感觉就像是用指甲揪起自己的一小块皮，旋转720度后再往外拉，活生生扯掉那块皮肉。
打了两针之后我咬着牙挺了过来，但是医生却自己“咦”了一声，还没等我问他已经开始解释：“你的脚趾里脓水太多了，麻药根本打不进去。”
我无话可说，又挨了七针，打空了一盒麻药后，医生觉得差不多了，他捏了捏我的脚趾，触感迟钝却清晰地传入到我的大脑，我忽然意识到，这个麻药，可能依旧没有打进去。
但容不得我多说，那边医生已经拿起了那个仿佛电焊枪枪头的东西，开始对着我的指甲边缘喷，一瞬间，剧烈的灼烧感让我瞬间五雷轰顶，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一小块粉红色的皮肉瞬间变得焦黑，发出了“滋滋”的声音。医生拿起了那把闪着凶光的长嘴剪刀，连皮带肉地从我指甲中穿过，一刀落下，鲜血喷涌，混着黄色的脓水，弄湿了一个脚趾，我大脑顿时一片空白，连哭泣和喊叫都忘了。
然而还没有完，指甲底部还有一小块连着，医生用剪刀夹着那块指甲转了转，我疼得撕心裂肺，鲜血一股一股冒了出来。怎么拧都拧不下来后，医生重新拿起了激光枪，我已经可以闻到自己皮肉的糊味，终于，有什么轻轻掉落了。我用膝盖抵着额头，没有哭，已经一身汗了。
这个时候，自己总会格外怜惜自己，想找一个人诉诉苦撒撒娇，但是爸妈都不在。
我又一次被丢下了。
小学的时候爸爸妈妈的事业稍微有了一些起色，每天总是早出晚归，我外公的亲妹妹，也就是我的阿婆，刚好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就承担起了管我晚饭的任务。
阿婆是开洗衣店和裁缝店的，那个时候机器生产已经逐渐代替了传统的手工制衣，那架曾经让她颇引以为傲的缝纫机，已经很久都没有动过了。我不过一二年级，放了学就自己走到阿婆家，在那个阴暗逼仄的缝纫室里腾一个角落坐下写作业。作业太少了，二十分钟就能搞定，写完时天还是明晃晃的，而阿婆已经开始炒菜了，这时我就要搬个小板凳坐在洗衣店的门口，客人来的时候招呼一声。
这种工作极其无聊，我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像一只小狗一样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过往的人。我在等一个一个声音，那是我爸妈的摩托车的声音，为了省钱，他们买了一个没人要的二手货，不仅没有正经牌照，那个大油箱还总是会发出轰轰的声音，一阵浓烟喷过，行人总是避之不及。
但那却是我的福音，那轰隆隆的声音代表着，我爸妈要回来了，要来接走我这个“小要饭的”了。
对，那就是在阿婆家吃饭时我的角色，一个父母“一事无成穷困潦倒”，每天“厚着脸皮来要饭”“只知道吃”的角色。饭桌上听着阿婆阿公对我爸妈的评头论足，我往往一言不发，只是吃菜。我不敢夹肉，我心里清楚自己的地位。
钱么，总是能最快检验一段感情。爱情也好，亲情也罢，穷人，总是不配拥有的。
后来小学时大家看《红楼梦》，没有几个人喜欢林黛玉，觉得她爱哭娇气心思敏感，只有我喜欢她，甚至理解她。因为我知道，“寄人篱下”这四个字，应该怎么写。
唯一一次哭，大概是阿婆阿公为了是否继续让我在这吃饭开始吵架，阿公气不过，随手拿了一个烟盒砸在我身上。烟盒是空的，很轻，没什么分量。它轻轻掉在地上的时候，我却觉得有什么跟着一起掉了。
我不做声地跑了出去，在夜色中终于蹲下身子，开始低声地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