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7月，清朝的遗老遗少们像过节一样，纷纷活跃起来。他们纷纷从箱底翻出清朝时候的服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有的没有清朝衣帽，就争着到旧货店高价购买，甚至连唱戏用的服装和装殓死人的寿衣，也被抢购一空。有的辫子已经剪掉了，就装上用马尾巴做的假发辫，摇摇摆摆，丑态百出。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军阀张勋带领他的辫子军进入北京，拥立末代皇帝溥仪复位，复辟了帝制。所以遗老遗少们才上演了一幕幕丑剧。事情要从“府院之争”说起。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共同执掌北京政府。其实当时中国是军阀割据的局面，各个军阀都投靠帝国主义，寻找靠山。黎元洪投靠了英美，段祺瑞投靠了日本。这时欧洲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为抢夺德国在中国的利益，极力怂恿段祺瑞政府对德国宣战；而英美担心这样一来会使日本独占中国，他们的利益有受损害的危险，就指使黎元洪反对中国参战，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府院之争”。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争执，实际是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
后来“府院之争”愈演愈烈，段祺瑞要求解散国会，而黎元洪下令解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整个北京都闹翻了天。为了能消灭对方，府院双方都极力拉拢各军阀势力，张勋则是被他们拉拢的主要对象。
黎元洪认为，张勋本来是找德国人做靠山的，他肯定反对段祺瑞的势力；可段祺瑞想，张勋向来是赞成帝制反对共和的，如把他拉拢过来，黎元洪这个共和国总统是无论如何也当不成的。于是，两人同时给张勋发电，要求他带着辫子军进京，调解府院之争。
张勋接到两人的邀请电后，大为欢喜，认为恢复大清帝国的机会到了。他先派手下心腹刘廷深到北京，和清朝复辟势力秘密串通。然后他带领五千名“辫子军”从徐州出发，第二天就到了天津。
他先去拜见段祺瑞，段祺瑞怂恿张勋赶快带兵进京下手，并表示支持张勋复辟清朝。张勋得到段祺瑞的支持，胆子更壮了，就撕下“调停”的假面具，限黎元洪在三天之内解散国会，否则就打进北京。
黎元洪本想请张勋来为自己解围，没想到请来的却是自己的仇敌。请鬼容易退鬼难啊！他只好下令解散国会。
听说张勋要进京，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和复辟分子们乐坏了，他们做梦都盼着“复国”呢！末代皇帝溥仪还派人跑到天津，催促张勋赶快动身进京。张勋果然神气十足地到北京来了。
张勋进京的第二天，黎元洪派人去请他。张勋到总统府后，趾高气扬地命令黎元洪说：“把优待清室的条件（指保留皇帝称号、每年拨款四百万元、仍旧住在故宫等）写进宪法，把孔教定为国教，我的军队要增加二十个营。”黎元洪无可奈何，一一点头答应。
接着，张勋就叫手下的人给各省督军发电报，让他们取消独立，天津的“独立各省总参谋处”也要取消。他自己则穿上清朝时的官服，戴上红顶花翎，到故宫去给溥仪“请安”，鼓动溥仪重新上台。溥仪给他很多赏赐，张勋更是感激涕零，决心加快复辟步伐。
过了不久，保皇党首领康有为和清朝遗老也都集中到北京来了。他们和张勋一起秘密商定了复辟计划：一是要搞突然袭击，不可前怕狐狸后怕狼，畏首畏尾；二是要不计成败，孤注一掷，失败了就撤退到内蒙，继续干下去；三是决定7月1日凌晨动手。1917年6月30日晚上，张勋带领辫子军进了北京城，立刻占领了要害地点，实行全城戒严。他又派人去找黎元洪，要他把大权交给清廷。黎元洪拒绝交出权力，赶忙跑到日本公使馆去避难。
7月1日清晨，张勋穿着蓝纱袍、黄马褂，戴着红顶花翎和朝珠，率领康有为、王士珍等五十多人来到故宫。已经穿戴齐整的溥仪出宫升殿，坐上了“龙座”，阶下的辫子兵高呼：“万岁！万万岁！”张勋等分班趴在地上，向溥仪行三跪九叩礼，口称奴才。礼毕，张勋上句不接下句，结结巴巴地念了一遍《吁请复辟折》，算是演完了“朝贺”的礼仪。
接着，复辟小朝廷连续颁发康有为写好的一道道“谕旨”，宣布改中华民国为“大清帝国”，当年为宣统九年，五色旗改为黄龙旗，由溥仪“临朝听政，收回大权”等等。接着就大封复辟“功臣”，张勋“功劳”最大，封为内阁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康有为和其他复辟人物，也各有封赏。
清朝的遗老遗少一听说已经复辟，弹冠相庆，纷纷穿上清朝时候的服装，拖着长辫子，摇摇摆摆，丑态百出。
但是，复辟帝制毕竟不得人心，社会各界纷纷声讨。孙中山在上海召集革命党人开会，宣布和复辟势力不共戴天。
段祺瑞看到通过张勋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的目的已经达到，也翻过脸来变成了反复辟的“先锋”。他打出“再造共和”的旗号，在天津组织了自任总司令的“讨逆军”。
段祺瑞的讨逆军分别从天津和保定出发进攻北京，张勋的辫子军节节败退溃散。躲在日本公使馆的黎元洪因为做了一件错事，不好意思再当总统，就发布命令，让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任命段祺瑞为总理，并派人把总统的大印交给段祺瑞。段祺瑞打进北京，复辟狂们又脱下袍褂翎顶，把辫子盘在头上，纷纷逃散。
张勋见大势已去，只好逃到荷兰公使馆躲藏起来。溥仪再次宣布退位。
喧嚣了十二天的张勋复辟丑剧，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外交家顾维钧
顾维钧（1888年—1985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外交家，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中华民国的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早年留学美国，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任外交部参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下旬，日本对德宣战，借机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着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其他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对日本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那一年，顾维钧才二十七岁。
1918年冬，顾维钧与其他几位中方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五席，其他一些国家三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两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做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
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战败国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国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西方的圣地一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巴黎和会的三巨头——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中国代表团的形势十分不利。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外交总长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三十六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三十三岁的顾维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