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30、31日，连续两天，聂荣臻在马兰招待所主持座谈会，讨论下一步全当量氢弹试验问题，确定1967年的试验任务。
对于这次会议，程开甲印象太深刻了。因为通知他开会的人，敲了很长时间门，才把他从睡梦中叫醒。为了氢弹原理试验，程开甲实在太累了，成功之后，原本以为可以美美地睡上几觉，没有任务，没有会议，没有人打扰，也不需要吃东西，就是睡。可只隔了一天，聂帅就召集他们开会。所以几十年后，他还半开玩笑地“埋怨”聂帅，当时没让他睡足。
座谈会上，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这次氢弹原理试验是成功的，这条路子走对了，所采用的氢弹设计原理，是中国氢弹技术的一项重要的突破性成就，下一步采用这个原理，争取在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一次百万吨级全威力的氢弹空爆试验。并且确定采取空投的方式，进行全威力氢弹试验。
在那个时候，确定第一颗氢弹空投，是一个值得自豪的壮举。美国1952年第一颗氢弹“迈克”，是在地面上试验的，1954再次爆炸的第二颗氢弹“布拉”’，也是放在比基尼岛的地面上爆炸的，直到1956年才用飞机空投。
空投氢弹，安全难度要求很高。此前中国用轰炸机投过原子弹，取得了一些经验，但是氢弹的爆炸当量比原子弹大上百倍，从弹体下落的轨迹、到投弹高度、飞机退出线路、机舱内改装等等，一系列技术问题，都很复杂。
聂荣臻总结发言，他说：“在空投氢弹试验成功后，再研制用于导弹的氢弹核弹头。这些设想待我报告中央，再作最后决定。总之，不论遇到什么困难，1967年，必须引爆氢弹，而且越快越好！”
开完这个会，聂荣臻就回北京了。回到北京第二天，他来到北京航空学院。因为北航的红卫兵早就放话要批斗他，他也答应从基地回来，就和大家见个面，接受大家批判。
他去基地之前，有人就说他，是想给自己脸上贴金。还有人说，他是害怕人民群众，借机躲出去。那时候说什么的都有。聂荣臻想的是，不管别人说什么，只要让他工作，氢弹的事不耽误就行。
到了北航，在大操场上，造反派头头指挥学生们，抢搭了一个批斗台，挂着“火烧聂荣臻”、“万炮齐轰聂荣臻”等大幅标语。台下有很多人。天很冷，聂荣臻穿着棉军大衣，戴着大棉帽，秘书们把他搀扶到台上，他上来就说：“我愿意把我身上的缺点错误都烧光，那样，我可以更好地为党工作。你们有人说要烧焦我，可别烧焦啊！烧焦了，我就没法工作了。”
折腾了大半天，聂荣臻才得以脱身。回到家，他的心脏病又犯了。
位于北京花园路的核武器研究院，朱光亚、彭桓武、邓稼先、于敏、周光召等人又在为氢弹设计而呕心沥血。众人从核试验基地回来不久，在彭桓武的指导下，全威力氢弹的理论设计方案，进展得很顺利，不出意外，1967年2月份就可以确定。这个进度让二机部都感到意外。在青海金银滩的李觉、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人听说后，倍受鼓舞。
为了这个方案，大家都拼了，一天当两天用，他们的眼睛，都是红红的。
有一天，彭桓武抱着一摞外文报刊来到理论部大办公室。周光召问他，有什么新发现。他说：“西方媒体都在猜测，法国什么时候爆炸氢弹。我猜测——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967年爆响氢弹。”
邓稼先一听，有点急了：“这么说，法国有可能抢在我们前面？”
彭桓武说：“很有可能。”
众人面面相觑。邓稼先等人找到朱光亚，提出，我们的试验时间应该提前。于敏也建议说，我们应该争取响在法国前面。大家都提出，能不能向中央反应一下。
朱光亚有些犯难，因为原定计划是1967年10月1日前炸响，各单位都是按照这个时间表来进行的。
彭桓武说：“我们抓紧点，7月1日前炸响，怎么样？”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叫好。朱光亚表示，如果能响在法国前面，那一定是件有意义的事。计划提前至7月1日之前，光我们着急不行，还要国防科委、核试验基地、空军等方方面面都同意才行。他会尽快把这个设想报告部里，然后报告国防科委和聂帅。
在金银滩核研制基地，为了赶进度，郭永怀建议，为了争取时间，第一颗氢弹充分利用已有的一套原子弹航弹壳，因陋就简，只进行必要的加工改造，不再重新设计制造新的航弹壳，这样还能节省一笔经费。
不久，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中央专委会，由张震寰汇报氢弹试验准备情况和试验安排。他汇报说，这次试验采用轰—6甲型飞机为运载工具，空投带降落伞的航弹，预定在距地面3000米高度上空爆炸，俗称为机、伞、弹试验方式。按照理论设计，氢弹的爆炸威力在150万吨至300万吨梯恩梯当量之间。目前，各有关方面的准备工作，正加紧进行，总的看，进展顺利。国防科委在与二机部、核试验基地、空军等单位仔细研究后，建议批准在7月1日前，进行这次试验，争取响在法国前面。
周恩来问：“荣臻同志，你的意见呢？”
聂荣臻回答：“我完全同意。”
周恩来总结道：“那就定下来，7月1日前炸响。这次试验威力大，爆炸点高，确保投弹飞机的安全和试验场区内、外的安全，是保证试验成功的重要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