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仍在继续。
1967年2月份的一天夜里，核武器研究院一批与氢弹有关的绝密资料，被二机部的造反派装上汽车拉走了。
聂荣臻已经上床休息，得到报告，他腾地一下坐进来，马上要通了傅崇碧的电话。赶巧，傅崇碧当夜在作战值班室值班。聂荣臻斩钉截铁地命令说：“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把材料搞回来！”
傅崇碧随即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总理也是这个态度。于是，傅崇碧指派副司令员刘光甫具体负责，组织了100多人，连夜分乘10多辆汽车四处去追讨，自己在家坐镇指挥。
傅崇碧后来回忆说：“这中间，聂老帅几乎是每过一个小时打次电话，问：材料追回来了没有？他都没有睡觉，不停地过问这个事情。我说还没有，还没有音讯。一晚上他就问了4次，亲自打电话，最后快到天明了，把这些材料追回来了，给他报告了，他很高兴。说：这些材料无论如何要严格封闭起来，不能让造反派乱动。”
聂荣臻又给周恩来打电话作了汇报，这才放心休息。
2月23日，西宁市发生了死亡100多人的大规模武斗。设在西宁市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技工学校，也有一部分学生卷入这次武斗事件，导致伤亡。金银滩那边，闻听此事，基地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对立因此加剧，金银滩秩序更加混乱，有可能失控。
要命的是，那几天正在基地召开氢弹试验前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关氢弹研制，尤其是几乎所有的著名核科学家都在那里，如果出了乱子，后果不堪设想。
聂荣臻得到国防科委报告，心急如焚，直接来到人民大会堂找到周恩来，提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核武器研制基地科研生产、氢弹试验准备工作，必然要受到影响，蒙受巨大损失，科技人员也要遭殃。
周恩来问：“你有什么考虑？”
聂荣臻答：“就近调一个团，立即对那里实行军事管制。”
周恩来思考一阵，点点头。
聂荣臻又说：“还要请空军马上派一架专机去西宁，把参加会议的核科学家全部接回北京。”
周恩来同意，并说：“专机到达之前，先把专家转移到市区安全的地方。”
聂荣臻说：“正在转移。”
周恩来点点头，拿起桌子上的红色电话机，直接给空军司令吴法宪打电话，让他马上派飞机到西宁接人。
第二天，专家们乘坐的专机平安抵京后，聂荣臻才稍稍放下心来。
这一阵，聂荣臻正为所谓“二月逆流”问题而苦恼，明明是与林彪、江青集团倒行逆施的反动行为而抗争，明明是为维护稳定国家大局，却被反诬为“二月逆流”，就连毛泽东都信了江青一伙的鬼话，聂荣臻的检讨怎么也写不下去，他神情凄苦，气愤地把笔丢在桌子上。
核武器研制基地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也坐火车来北京了，请求中央领导接见，周恩来已经同意在京西宾馆见。聂荣臻听说后，执意要去，身边有人好意劝他，“二月逆流”的事，正在风头上，还是少出头露面好，反正心脏一直不好，窝在家里，理由充分。他一拍桌子：“既然我现在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防科委主任、国家科委主任，科学研究的事，我就要管到底！”
说罢，他坐车去了。
京西宾馆大会议厅内，周恩来、聂荣臻、罗舜初、张震寰、李觉等坐在主席台上。坐在下面的，是核武器研制基地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各有十几人。他们分开坐，阵营分明，时不时互相仇视地瞪一眼。
接见开始后，先由聂荣臻宣布一个决定。决定说，核武器研制基地，是我们国家极为重要的地方，担负着国家十分重要的研究设计和试验任务。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正常的科研、生产秩序受到影响，工厂的安全受到威胁。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此十分关切。经周总理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核武器研制基地实行军事管制。别人不得夺权，不准串连，“文化大革命”运动，只准在8小时工作以外时间进行，违者将受纪律处分。
两派的人，有些不满地议论几句，但迫于现场威严的气氛，很快住了口。
接下来，由周恩来讲话，他说，革命群众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和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做好团结工作，实现大联合。我希望研制基地广大群众、干部，在军管小组领导下，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搞好基地当前十分重要的研究设计与试验任务。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他们当然也有缺点，但你们不能随便冲击他们、批斗他们，更不能随便抄家。眼下，氢弹研制、生产正是关键时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家，一切都应以这项工作为重。据说，法国就要进行氢弹试验了，我们怎么办？只能是快马加鞭，争取抢在法国前面。
两派的人，各自议论一阵。一派的头头站起来说：“我们强烈要求，加快氢弹研究步伐，抢在法国之前！”
另一派的头头也站起来说：“我们也强烈要求，加快研制氢弹，抢在法国前面！”
两派在这个问题上，居然出奇地一致。这真有点出人意料。
1967年3月份起，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先后向核工业重要生产厂、研究所、工地共签发22份电报。在中央的关怀下，氢弹研制工作尽管在文革中举步维艰，却也从未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