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苏军闪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让全世界为之震惊，也给社会主义阵营中“不听话”的国家敲响了警钟。国际上甚至有人认为，莫斯科这是杀鸡给北京看。
1968年前后，苏联就在中蒙边境地区部署完毕带有核弹头的中远程导弹，其目的，是为了有朝一日摧毁中国的导弹试验基地、核试验基地，以及其它一些战略设施。
1969年3月2日，中苏珍宝岛之战爆发，两国的边防部队进入了实战状态。两国关系也进入到最危险的时刻。
1969年6月5日，苏联组织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75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聚集到莫斯科。苏共的主要意图是驱逐中国共产党，宣布中国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及各国共产党的共同敌人。但这一意图遭到许多代表团的反对，苏共的意图没有得逞。
但是这个阶段，种种迹象表明，苏联正迫不及待地加紧行动，准备对中国发动一场规模难以预料的核大战。
一天，周恩来赶到中南海游泳池，与毛泽东一块分析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苏联是蓄谋已久，亡我之心不死。他说：“以前我们打笔墨官司，打得不亦乐乎，我们不怕。现在又要兵戎相见，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天塌不下来！它不是非常想进来吗？可以，我放它一马，但是，要想再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喽！”
周恩来说，前一段，苏联国防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和美国国防部部长莱尔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在五角大楼进行了会谈。根据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的分析，苏联很可能意图和美国联手对付我们。
毛泽东认为，美国人不会那么傻，它会上勃列日涅夫这个当？他问：“老帅们还有什么意见？”
周恩来回答：“四位老帅还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为此，他们建议中央，尽快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缓和中美关系，打开我国外交战略的新局面。”
毛泽东久久地沉思着，良久才道：“老帅们的意见，可以试试。但是，别忘了和越南等几位老朋友先打打招呼，毕竟人家还在美国制造的水深火热之中嘛。”
1969年7月23日，周恩来接到一份报告，说是广东方面抓获了两名乘游艇进入中国领海的美国人，把他们当成中央情报局派出的间谍，关了起来。后经查实，那两人是到香港旅游度假，不小心误入中国领海的。现仍在关押中。
周恩来指示：“立即放人。”
美国国务院对这件事很快作出了反应，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到中国旅行的限制。
在这个特殊时刻，中美两个敌对了近30年的国家，彼此抛出了橄榄枝。
1969年8月20日晚，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接到了勃列日涅夫打来的电话后，紧急约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两人在华盛顿的一家酒店见了面，多勃雷宁传达了国内的意见：“中国对苏联的战争挑衅，已经到了我们无法容忍的地步，面对‘黄祸’入侵，苏联准备对中国战略目标做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以便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我奉命征求贵国对这一行动的意见。”
基辛格惊骇地望着多勃雷宁，不顾资深外交官的风度，一下子站了起来：“核打击？……”
多勃雷宁郑重地点点头。
基辛格愣怔片刻，复又坐下：“难以置信，真是难以置信……不是开玩笑吧？这个计划太可怕了，大使阁下。”
多勃雷宁也是神色紧张而不安地说：“国务卿阁下，请听我讲完。我们保证只攻击军事目标，决不伤及无辜生命。核当量的施放肯定会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不会造成环球大气污染，也不会破坏生态平衡。希望美国能予以理解，我们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的……”
基辛格面色有些惊恐地坐在那里，久久一言不发。
告别时，基辛格说：“我本人现在对此无可奉告。但是请大使相信，我会立即报告总统。”
基辛格匆匆离去。多勃雷宁望着基辛格的背影，掏出手帕擦汗。
基辛格立即向尼克松总统报告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的计划，白宫在紧急磋商后，出于对美国世界战略利益的长远考虑，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尼克松原本是一个老牌的反共分子，他入主白宫不久，就发生了苏军入侵捷克事件。他访问欧洲，在巴黎，戴高乐毫不客气地给他上了一课。戴高乐说：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最大的敌人并不是红色中国，而是苏联。尼克松虽然是一个坚定的反共老手，他上任后迫于国内压力想早点结束越南战争，这时他终于明白，戴高乐的话是对的。他对戴高乐说：我们现在要解决的很多问题，不同红色中国打交道是行不通的。
戴高乐当时还说过：中国一旦被怀有野心的苏联打败，发生另外一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那么，西方的灾难也就临头了。
捷克事件后，西方担心的就是中国成为下一个捷克，因为尽管中国对苏态度强硬，但双方的胜败优劣是非常明显的。尼克松和戴高乐都清楚，正由于有一个强大的不服软的中国与苏联抗衡，美国和西方才从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接下来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基辛格与多勃雷宁交谈之后，尼克松召开了国家安全紧急会议，研究这个突发的事情。会议决定，除了予以明确的回绝苏联外，还得想办法把苏联的企图告之中国，以避免巨大灾难的来临。
用什么方式告之中国？有两个途径，一是由媒体披露，二是由美国驻波兰大使通报给中国驻波兰大使。
以上内幕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步披露出来。后来叛逃到西方的前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认为，没有发生核袭击，原因在于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做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准备。
但美国人认为，中国充分的准备，与美国的提醒，不无关系。
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约翰？纽豪斯撰写的《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和美国前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所著的《权利的终结》中，也都曾披露这样的细节。由此看来，苏联果真要准备对中国下手。如今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可能对此不以为然，但在当时，其紧张气氛是足以令人窒息的。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一则消息，标题用醒目大字排出：“苏联欲对红色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内容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导弹，携带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酒泉导弹基地、罗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长春等重要战略目标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
周恩来认为，无风不起浪，这则消息不会是空穴来风。陈毅等四位老帅判断，如果苏联动手，它发动核袭击的时间很可能在国庆节之际，老帅们倾向于取消往年形成惯例的群众集会，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亮相，风险太大——苏联核导弹一旦飞来，用于防备的有效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
听到这些议论，毛泽东淡淡一笑：“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苏联要扔原子弹，那位尼克松总统很紧张呀，我可不紧张。国庆节不搞集会，就是让人家笑我们有点怕嘛。我还是要上天安门。”
周恩来说：“主席，还是防着点为好。”
毛泽东沉思一阵：“他们让我们紧张，我们可不可以也放它两颗？吓唬一下他们嘛。”
周恩来报告说，我们原本就计划最近要搞两次核试验。毛泽东指示，照常进行，不要早，也不要晚，过节前几天就挺合适，但是不要发公报，一来避免刺激他们，二来让他们摸不清底细。
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越南参加完胡志明葬礼，回国途中在北京首都机场降落，与周恩来会见。周恩来警告说：“如果你们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到底！”
1969年9月23日，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区，随着一声沉闷的轰鸣，大山剧烈震颤，烟尘腾空而起。中国成功进行了第一次平洞地下核试验。
1969年9月29日，在核试验基地的空投试验场，一架强5型飞机成功空投一枚氢弹，爆炸的火光和蘑菇云冲天而起……
中国接连进行两次核试验之后，一反常态，像什么事没有发生一样，一直保持沉默，西方种种五花八门的猜测接踵而来。美联社评论说：“中共最近秘密进行两次核试验，其相隔时间之短及秘而不宣的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们在这一时刻进行核试验，并非为了得到某种成果，而很可能是临战前的一种演习和检测……”
1969年10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检阅了游行队伍。与此同时，远在戈壁滩深处的导弹试验基地也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一场核战争的阴影，悄悄散去了。
1972年，莫斯科宣称，它曾4次使中国免遭美国的核打击；1973年春，美国官员暗示，美国同中国的接触，使中国摆脱了苏联核武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对此，中国人十分清楚，使中国面临严重威胁的，正是这两个以救星面目出现的国家，而拯救中国的，正是中国人们所特有的骨气和志气。
